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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今日我感覺莫大的光榮，得有机會在一個關系中國前途最大的學問團体——科學社的年會來講演。但我又非常慚愧而且惶恐，象我這樣對于科學完全門外漢的人，怎樣配在此講演呢？這個講題——《科學精神与東西文化》，是本社董事部指定要我講的。我記得科學時代的笑話：有些不通秀才去應考，罰他先飲三斗墨汁，預備倒吊著滴些墨點出來。我今天這本考卷，只算倒吊著滴墨汁，明知一定見笑大方，但是句句話都是表示我們門外漢對于門內的“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如何欣羡、如何崇敬、如何愛戀的一片誠意。我希望國內不懂科學的人或是素來看輕科學、討厭科學的人，听我這番話得多少覺悟，那么，便算我個人對于本社一點貢獻了。
近百年來科學的收獲如此其丰富：我們不是鳥，也可以騰空：不是魚，也可以入水；不是神仙，也可以和几百千里外的人答話……諸如此類，那一件不是受科學之賜？任憑怎么頑固的人，諒來“科學無用”這句話，再不會出諸口了。然而中國為什么直到今日還得不著科學的好處？直到今日依然成為“非科學的國民”呢？我想，中國人對于科學的態度，有根本不對的兩點：
其一，把科學看太低了，太粗了。我們几千年來的信條，都說的“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德成而上，藝成而下”這一類話。多數人以為：科學無論如何如何高深，總不過屬于藝和器那部分，這部分原是學問的粗跡，懂得不算稀奇，不懂得不算恥辱。又以為：我們科學雖不如人，卻還有比科學更寶貴的學問——什么超凡入圣的大本領，什么治國平天下的大經綸，件件都足以自豪，對于這些粗淺的科學，頂多拿來當一种補助學問就夠了。因為這种故見橫亙在胸中，所以從郭筠仙、張香濤這班提倡新學的先輩起，都有兩句自鳴得意的話，說什么“中學為体，西學為用”。這兩句話現在雖然沒有從前那么時髦了，但因為話里的精神和中國人脾胃最相投合，所以話的效力，直到今日，依然為變相的存在。老先生們不用說了，就算這几年所謂新思潮、所謂新文化運動，不是大家都認為蓬蓬勃勃有生气嗎？試檢查一檢查他的內容，大抵最流行的莫過于講政治上、經濟上這樣主義那樣主義，我替他起個名字，叫做西裝的治國平天下大經綸；次流行的莫過于講哲學上、文學上這种精神那种精神，我也替他起個名字，叫做西裝的超凡入圣大本領。至于那些腳踏實地平淡無奇的科學，試問有几個人肯去講求？學校中能夠有几處象樣子的科學講座？有了，几個人肯去听？出版界能夠有几部有价值的科學書，几篇有价值的科學論文？有了，几個人肯去讀？我固然不敢說現在青年絕對的沒有科學興味，然而興味總不如別方面濃。須知，這是積多少年社會心理遺傳下來！對于科學認為“藝成而下”的觀念，牢不可破，直到今日，還是最愛說空話的人的最受社會歡迎。做科學的既已不能如別种學問之可以速成，而又不為社會所尊重，誰肯埋頭去學他呢？
其二，把科學看得太呆了，太窄了。那些絕對的鄙厭科學的人且不必責備，就是相對的尊重科學的人，還是十個有九個不了解科學性質。他們只知道科學研究所產結果的价值，而不知道科學本身的价值；他們只有數學、几何學、物理學、化學……等等概念，而沒有科學的概念。他們以為學化學便懂化學，學几何便懂几何；殊不知并非化學能教人懂化學，几何能教人懂几何，實在是科學能教人懂化學和几何。他們以為只有化學、數學、物理、几何……等等才算科學，以為只有學化學、數學、物理、几何……才用得著科學；殊不知所有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等，只要夠得上一門學問的，沒有不是科學。我們若不拿科學精神去研究，便做那一門子學問也做不成。中國人因為始終沒有懂得“科學”這個字的意義，所以五十年很有人獎勵學制船、學制炮，卻沒有人獎勵科學；近十几年學校里都教的數學、几何、化學、物理，但總不見教會人做科學。或者說：只有理科、工科的人們才要科學，我不打算當工程師，不打算當理化教習，何必要科學？中國人對于科學的看法大率如此。我大膽說一句話：
中國人對于科學這兩种態度倘若長此不變，中國人在世界上便永遠沒有學問的獨立，中國人不久必要成為現代被淘汰的國民。
二
科學精神是什么？我姑從最廣義解釋：“有系統之真知識，叫做科學，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統之真知識的方法，叫做科學精神。”這句話要分三層說明：
第一層，求真知識。知識是一般人都有的，乃至連動物都有。科學所要給我們的，就爭一個“真”字。一般人對于自己所認識的事物，很容易便信以為真；但只要用科學精神研究下來，越研究便越覺求真之難。譬如說“孔子是人”，這句話不消研究，總可以說是真，因為人和非人的分別是很容易看見的。譬如說“老虎是惡獸”，這句話真不真便待考了。
欲證明他是真，必要研究獸類具備某种某种性質才算惡，看老虎果曾具備了沒有？若說老虎殺人算是惡，為什么人殺老虎不算惡？若說殺同類算是惡，只听見有人殺人，從沒听見老虎殺老虎，然則人容或可以叫做惡獸，老虎卻絕對不能叫做惡獸了。譬如說“性是善”，或說“性是不善”，這兩句話真不真，越發待考了。到底什么叫做“性”？什么叫做“善”？
兩方面都先要弄明白。倘如孟子說的性咧、情咧、才咧，宋儒說的義理咧、气質咧，鬧成一團糟，那便沒有標准可以求真了。譬如說“中國現在是共和政治”，這句話便很待考。欲知他真不真，先要把共和政治的內容弄清楚，看中國和他合不合。譬如說“法國是共和政治”，這句話也待考。欲知他真不真，先要問“法國”這個字所包范圍如何，若安南也算法國，這句話當然不真了。看這几個例，便可以知道，我們想對于一件事物的性質得有真知灼見，很是不容易。要鑽在這件事物里頭去研究，要繞著這件事物周圍去研究，要跳在這件事物高頭去研究，种种分析研究結果，才把這件事物的屬性大略研究出來，算是從許多相類似容易混雜的個体中，發現每個個体的的特征。換一個方向，把許多同有這种特征的事物，歸成一類，許多類歸成一部，許多部歸成一組，如是綜合研究的結果，算是從許多各自分离的個体中，發現出他們相互間的普遍性。經過這种种工夫，才許你開口說“某件事物的性質是怎么樣”。這便是科學第一件主要精神。
第二層，求有系統的真知識。知識不但是求知道一件一件事物便了，還要知道這件事物和那件事物的關系，否則零頭斷片的知識全沒有用處。知道事物和事物相互關系，而因此推彼，得從所已知求出所未知，叫做有系統的知識。系統有二：一豎，二橫。橫的系統，即指事物的普遍性——如前段所說。豎的系統，指事物的因果律——有這件事物，自然會有那件事物；必須有這件事物，才能有那件事物；倘若這件事物有如何如何的變化，那件事物便會有或才能有如何如何的變化；這叫做因果律。明白因果，是增加新知識的不二法門，因為我們靠他，才能因所已知，推見所未知；明白因果，是由知識進到行為的向導，因為我們預料結果如何，可以選擇一個目的做去。雖然，因果是不輕容易譚的：第一，要找得出證据；第二，要說得出理由。因果律雖然不能說都要含有“必然性”，但總是愈逼近“必然性”愈好，最少也要含有很強的“蓋然性”，倘若僅屬于“偶然性”的便不算因果律。
譬如說：“晚上落下去的太陽，明早上一定再會出來。”說：
“倘若把水煮過了沸度，他一定會變成蒸汽。”這等算是含有必然性，因為我們積千千万万回的經驗，卻沒有一回例外；而且為什么如此，可以很明白說出理由來。譬如說：“冬間落去的樹葉，明年春天還會長出來。”這句話便待考。因為再長出來的并不是這塊葉，而且這樹也許碰著別的變故再也長不出葉來。譬如說：“西邊有虹霓，東邊一定有雨。”這句話越發待考。因為虹霓不是雨的原因，他是和雨同一個原因，或者還是雨的結果。翻過來說：“東邊有雨，西邊一定有虹霓。”這句話也待考。因為雨雖然可以為虹霓的原因，卻還須有別的原因湊攏在一處，虹霓才會出來。譬如說：“不孝的人要著雷打。”這句話便大大待考。因為雖然我們也曾听見某個不孝人著雷，但不過是偶然的一回，許多不孝的人不見得都著雷，許多著雷的東西不見得都不孝；而且宇宙間有個雷公會專打不孝人，這些理由完全說不出來。譬如說：“人死會變鬼。”這句話越發大大待考。因為從來得不著絕對的證据，而且絕對的說不出理由。譬如說：“治极必亂，亂极必治。”這句話便很要待考。因為我們從中國歷史上雖然舉出許多前例，但說治极是亂的原因，亂极是治的原因，無論如何，總說不下去。
譬如說：“中國行了聯省自治制后，一定會太平。”這話也待考。因為聯省自治雖然有致太平的可能性，無奈我們未曾試過。看這些例，便可知我們想應用因果律求得有系統的知識，實在不容易。總要積無數的經驗——或照原樣子繼續忠實觀察，或用人為的加減改變試驗，務找出真憑實据，才能确定此事物与被事物之關系。這還是第一步。再進一步，凡一事物之成毀，斷不止一個原因，知識甲和乙的關系還不夠，又要知道甲和丙、丁、戊……等等關系。原因之中又有原因，想真知道乙和甲的關系，便須先知道乙和庚、庚和辛、辛和壬……等等關系。不經過這些工夫，貿貿然下一個斷案，說某事物和某事物有何等關系，便是武斷，便是非科學的。科學家以許多有證据的事實為基礎，逐層逐層看出他們的因果關系，發明种种含有必然性或含有极強蓋然性的原則，好象拿許多結實麻繩組織成一張网，這网愈織愈大，漸漸的函蓋到這一組知識的全部，便成了一門科學。這是科學第二件主要精神。
第三層，可以教人的知識。凡學問有一個要件，要能“傳与其人”。人類文化所以能成立，全由于一人的知識能傳給多數人，一代的知識能傳給次代。我費了很大的工夫得一种新知識，把他傳給別人，別人費比較小的工夫承受我的知識之全部或一部，同時騰出別的工夫又去發明新知識。如此教學相長，遞相傳授，文化內容，自然一日一日的擴大。倘若知識不可以教人，無論這項知識怎樣的精深博大，也等于“人亡政息”，于社會文化絕無影響。中國凡百學問，都帶一种“可以意會，不可以信傳”的神秘性，最足為知識擴大之障礙。例如醫學，我不敢說中國几千年沒有發明，而且我還信得過确有名醫。但總沒有法傳給別人，所以今日的醫學，和扁鵲、倉公時代一樣，或者還不如。又如修習禪觀的人，所得境界，或者真是圓滿庄嚴。但只好他一個人獨享，對于全社會文化竟不發生絲毫關系。中國所有學問的性質，大抵都是如此。這也難怪。中國學問，本來是由几位天才絕特的人“妙手偶得”——本來不是按步就班的循著一條路去得著，何從把一條應循之路指給別人？科學家恰恰相反，他們一點點知識，都是由艱苦經驗得來；他們說一句話總要舉出證据，自然要將證据之如何搜集、如何審定一概告訴人；他們主張一件事總要說明理由，理由非能夠還原不可，自然要把自己思想經過的路線，順次詳敘。所以別人讀他一部書或听他一回講義，不惟能夠承受他研究所得之結果，而且一并承受他如何能研究得此結果之方法，而且可以用他的方法來批評他的錯誤。方法普及于社會，人人都可以研究，自然人人都會有發明。這是科學第三件主要精神。
三
中國學術界，因為缺乏這三种精神，所以生出如下之病證：
一、籠統。標題籠統——有時令人看不出他研究的對象為何物。用語籠統——往往一句話容得几方面解釋。思想籠統——最愛說大而無當不著邊際的道理，自己主張的是什么，和別人不同之處在那里，連自己也說不出。
二、武斷。立說的人，既不必負找尋證据、說明理由的責任，判斷下得容易，自然流于輕率。許多名家著述，不獨違反真理而且違反常識的，往往而有。既已沒有討論學問的公認標准，雖然判斷謬誤，也沒有人能駁他，謬誤便日日侵蝕社會人心。
三、虛偽。武斷還是無心的過失。既已容許武斷，便也容許虛偽。虛偽有二：一、語句上之虛偽。如隱匿真證、杜撰假證或曲說理由等等。二、思想內容之虛偽。本無心得，貌為深秘，欺騙世人。
四、因襲。把批評精神完全消失，而且沒有批評能力，所以一味盲從古人，剽竊些緒余過活。所以思想界不能有彈力性，隨著時代所需求而開拓，倒反留著許多沈澱廢質，在里頭為營養之障礙。
五、散失。間有一兩位思想偉大的人，對于某种學術有新發明，但是沒有傳授与人的方法，這种發明，便隨著本人的生命而中斷。所以他的學問，不能成為社會上遺產。
以上五件，雖然不敢說是我們思想界固有的病證，這病最少也自秦漢以來受了二千年。我們若甘心拋棄文化國民的頭銜，那更何話可說！若還舍不得嗎？試想，二千年思想界內容貧乏到如此，求學問的涂徑榛塞到如此，長此下去，何以圖存？想救這病，除了提倡科學精神外，沒有第二劑良藥了。
我最后還要補几句話：我雖然照董事部指定的這個題目講演，其實科學精神之有無，只能用來橫斷新舊文化，不能用來縱斷東西文化。若說歐美人是天生成科學的國民，中國人是天生成非科學的國民，我們可絕對的不能承認。拿我們戰國時代和歐洲希腊時代比較，彼此都不能說是有現代這种嶄新的科學精神，彼此卻也沒有反科學的精神。秦漢以后，反科學精神彌漫中國者二千年；羅馬帝國以后，反科學精神彌漫于歐洲者也一千多年。兩方比較，我們隋唐佛學時代，還有點“准科學的”精神不時發現，只有比他們強，沒有比他們弱。我所舉五种病證，當他們教會壟斷學問時代，件件都有；直到文藝复興以后，漸漸把思想界的健康恢复轉來，所謂科學者，才种下根苗；講到枝葉扶疏，華實爛漫，不過最近一百年內的事。一百年的先進后進，在歷史上值得計較嗎？
只要我們不諱疾忌醫，努力服這劑良藥，只怕將來升天成佛，未知誰先誰后哩！我祝禱科學社能做到被國民信任的一位醫生，我祝禱中國文化添入這有力的新成分，再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