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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自去年著《新民說》，其胸中所怀抱欲發表者，條目不下數十，而以《公德篇》托始焉。論德而別舉其公焉者，非謂私德之可以已。謂夫私德者，當久已為盡人所能解悟能踐履，抑且先圣昔賢，言之既已圓滿纖悉，而無待末學小子之嘵嘵詞費也。乃近年以來，舉國囂囂靡靡，所謂利國進群之事業，一二未睹，而末流所趨，反貽頑鈍者以口實，而曰新理想之賊人子而毒天下。噫，余又可以無言乎！作《論私德》。
一 私德与公德之關系
私德与公德，非對待之名詞，而相屬之名詞也。斯賓塞之言曰：“凡群者皆一之積也，所以為群之德，自其一之德而已定。群者謂之拓都，一者謂之么匿。拓都之性情形制，么匿為之，么匿之所本無者，不能從拓都而成有，么匿之所同具者，不能以拓都而忽亡。”（按：以上見候官嚴氏所譯《群學肆言》。其云拓都者，東譯所稱團体也：云么匿者，東譯所稱個人也。）諒哉言乎，夫所謂公德云者，就其本体言之，謂一團体中人公共之德性也；就其构成此本体之作用言之，謂個人對于本團体公共觀念所發之德性也。夫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婁，群聚聾不能成一師曠，聚群怯不能成一烏獲，故一私人而無所私有之德性，則群此百千万億之私人，而必不能成公有之德性，其理至易明也。盲者不能以視于眾而忽明，聾者不能以听于眾而忽聰，怯者不能以戰于眾而忽勇，故我對于我而不信，而欲其信于待人，一私人對于一私人之交涉而不忠，而欲其忠于團体，無有是處，此其理又至易明也。若是乎今之學者，日言公德，而公德之效弗睹者，亦曰國民之私德，有大缺點云爾。是故欲鑄國民，必以培養個人之私德為第一義；欲從事于鑄國民者，必以自培養其個人之私德為第一義。
且公德与私德，豈嘗有一界線焉，區划之為异物哉！德之所由起，起于人与人之有交涉。（使如《魯敏遜漂流記》所稱，以孑身獨立于荒島，則無所謂德，亦無所謂不德。）而對于少數之交涉，与對于多數之交涉，對于私人之交涉，与對于公人之交涉，其客体雖异，其主体則同。故無論泰東、泰西之所謂道德，皆謂其有贊于公安公益者云爾；其所謂不德，皆謂其有戕于公安公益者云爾。公云私云，不過假立之一名詞，以為体驗踐履之法門。就泛義言之，則德一而已，無所謂公私；就析義言之，則容有私德醇美，而公德尚多未完者，斷無私德濁下，而公德可以襲取者。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公德者，私德之推也。知私德而不知公德，所缺者只在一推；蔑私德而謬托公德，則并所以推之具而不存也。故養成私德，而德育之事思過半焉矣。
二 私德墮落之原因
私德之墮落，至今日之中國而极。其所以致此之原因，甚复雜不得悉數，當推論其大者得五端：
（一）由于專制政体之陶鑄也。孟德斯鳩曰：“凡專制之國，間或有賢明之主，而臣民之有德者則甚希。試征諸歷史，乃君主之國，其號稱大臣近臣者，大率畢庸劣卑屈嫉妒陰險之人，此古今東西之所同也。不宁惟是，苟在上者多行不義，而居下者守正不阿，貴族專尚詐虞，而平民獨崇廉恥，則下民將益為官長所欺詐所魚肉矣。故專制之國。無論上下貴賤，一皆以變詐傾巧相遇，蓋有迫之使不得不然者矣。若是乎專制政体之下，固無所用其德義，昭昭明甚也。”夫既競天擇之公例，惟适者乃能生存。吾民族數千年生息于專制空气之下，苟欲進取，必以詐偽；苟欲自全，必以卑屈。其最富于此兩种性質之人，即其在社會上占最优胜之位置者也；而其稍缺乏者，則以劣敗而澌滅，不复能傳其种于來裔者也。是故先天之遺傳，盤踞于社會中，而為其公共性，种子相熏，日盛一日，雖有豪杰，几難自拔，蓋此之由。不宁惟是，彼跼蹐于專制之下，而全軀希寵以自滿足者，不必道，即有一二達識熱誠之士，苟欲攘臂為生民請命，則時或不得不用詭秘之道，時或不得不為偏激之行。夫其人而果至誠也，猶可以不因此而磷緇也，然習用之，則德性之漓，固已多矣。若根性稍薄弱者，几何不隨流而沈汨也。夫所謂達識熱誠欲為生民請命者，豈非一國中不可多得之彥哉！使其在自由國，則大政治家，大教育家，大慈善家，以純全之德性，溫和之手段，以利其群者也。而今乃迫之使不得不出于此途，而因是墮落者十八九焉。嘻，是殆不足盡以為斯人咎也！
（二）由于近代霸者之摧鋤也。夫其所受于數千年之遺傳者既如此矣，而此數千年間，亦時有小小之污隆升降，則帝者主持而左右之，最有力焉。西哲之言曰：“專制之國，君主万能。”非虛言也。顧亭林之論世風，謂東漢最美，炎宋次之，而歸功于光武、明、章，藝祖、真、仁。（《日知錄》卷十三云：
“漢自孝武表章六經之后，師儒雖盛而大義未明，故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遍天下。
光武有鑒于此，乃尊崇節義，敦厲名實，所舉用者莫非經明行修之士，而風俗為之一變。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党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雞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于東京者。”又云：
“《宋史》言士大夫忠義之气，至于五季變化殆盡。藝祖首褒韓通，次表衛融，以示意向。真、仁之世，田錫、王禹稱范种淹、歐陽修諸賢以直言。讜論倡于朝，于是中外荐紳知以名節為高，廉恥相尚，盡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變，士投袂起而勤王，臨難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節相望。）且從而論之曰：“觀哀、平之可以變而為東京，五代之可以變而為宋，則知天下無不可變之風俗。”此其言雖于民德污隆之總因，或有所未盡乎，然不得不謂為重要關系之一端矣。嘗次考三千年來風俗之差异，三代以前，邈矣弗可深考，春秋時猶有先王遺民，自戰國涉秦以逮西漢，而懿俗頓改者，集權專制之趨勢，時主所以芻狗其民者，別有術也。戰國雖混濁，而猶有任俠尚气之風。及漢初而摧抑豪強，朱家、郭解之流，漸為時俗所姍笑，故新莽之世，獻符閹媚者遍天下，則高、惠、文、景之播其种也。至東漢而一進，則亭林所論，深明其故矣。及魏武既有冀州，崇獎跅馳之士，于是權詐迭進，奸偽萌生，（建安甘二年八月下令：求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
光武、明、章之澤，掃地殆盡，每下愈況，至五季而极，千年間民俗之靡靡，亦由君主之淫亂有以揚其波也。及宋乃一進。藝祖以檢點作天子，頗用專制力，挫名節以自固。（君臣坐而論道之制，至宋始廢。蓋范質輩与藝祖并仕周，位在藝祖上：及人宋為宰相而遠嫌自下也。）而真、仁守文，頗知大体，提倡士气。宋俗之美，其大原因固不在君主，而君主亦与有力焉。胡元之篡，衣冠涂炭，純以游牧水草之性馳驟吾民，故九十年間，暗無天日。
及明而一進。明之進也，則非君主之力也。明太祖以刻鷙之性，摧鋤民气，戮辱臣僚，其定律至立不為君用之條，令士民毋得以名節自保，以此等專制力所挫抑，宜其惡果更烈于西漢，而東林复社，舍命不渝，鼎革以后，忠義相屬者，則其原因別有在也（詳下節）。下逮本朝，順、康間首開博學鴻詞以縶遺逸，乃為《貳臣傳》以辱之。晚明士气，斫喪漸盡，及夫雍、乾，主權者以悍鷙陰險之奇才，行操縱馴扰之妙術，摭拾文字小故以興冤獄，廷辱大臣耆宿以蔑廉恥，（乾隆六十年中大學士尚侍供奉，諸大員無一人不曾遭黜辱者。）又大為《四庫提要》、《通鑒輯覽》等書，排斥道學，貶絕節義，自魏武以后，未有敢明目張膽變亂黑白如斯其甚者也。然彼猶直師商、韓六蝨之教，而人人皆得喻其非，此乃陰托儒術芻狗之言，而一代從而迷其信。嗚呼！何意百煉鋼，化為繞指柔。百余年前所播之惡果，今正榮滋稔熟，而我民族方刈之，其穢德之□千古而絕五洲，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三）由于屢次戰敗之挫沮也。國家之戰亂，与民族之品性最有關系，而因其戰亂之性質异，則其結果亦异。今先示其類別如下：
[1]
內亂者，最不祥物也。凡內亂頻仍之國，必無优美純洁之民。當內亂時，其民必生六种惡性：一曰僥幸性。才智之徒，不務利群，而惟思用險鷙之心術，攫机會以自快一時位。
二曰殘忍性。草薙禽獮之既久，司空見慣，而曾不足以動其心也。三曰傾軋性。彼此相閱，各欲得而甘心，杯酒戈矛，頃刻倚伏也。此三者桀黠之民所含有性也。四曰狡偽性，朝避猛虎，夕避長蛇，非營三窟，不能自全也。五曰涼薄性。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于至親者尚不暇愛，而遑能愛人，故仁質研喪澌滅以至于盡也。六曰苟且性。知我如此，不如無生，暮不保朝，假日偷樂，人人自危，無复遠計，馴至与野蠻人之不知將來者無以异也。此三者柔良之民所含有性也。當內亂后，其民亦生兩种惡性：一曰恐怖性。痛定思痛，夢魂猶噩，膽汁已破，勇气全銷也。二曰浮動性。久失其業，無所依歸，秩序全破，難复故常也。故夫內亂者，最不祥物也。
以法國大革命，為有史以來惊天動地之一大事業，而其結果乃至使全國之民，互相剚刃于其腹，其影響乃使數十年以后之國民，失其常度。史家波留謂法國至今不能成完全之民政，實由革命之役，斫喪元气太過，殆非虛言也。
內亂之影響，則不論胜敗。何也？胜敗皆在本族也，故恢复平和之后，無論為新政府、舊政府，其亂后民德之差异，惟視其所以勞來還定、補救陶治者何如。而暫亂偶亂者，影響希而補救易；久亂頻亂者，影響大而補救難。此其大較也。
若夫對外之戰爭則异是。其為主動以伐人者，則運有全在軍隊，而境內安堵焉，惟發揚其尚武之魂，彭舞其自尊之念。故西哲曰：戰爭者，國民教育之一條件也，是可喜而非可悲者也。其為被動而伐于人者，其影響雖与內亂絕相類，而可以變僥幸性為功名心，變殘忍性為敵愾心，變傾軋性而為自覺心，乃至變狡偽性而為謀敵心，變涼薄性而為敢死心，變苟且性而為自保心。何也？內亂則已無所逃于國中，而惟冀亂后之還定；外爭則決生死于一發，而怵于后時之無可回复也。
故有利用敵國外患以為國家之福者，雖可悲而非其至也。外爭而自為征服者，則多戰一次，民德可高一級。德人經奧大利之役，而愛國心有加焉，經法蘭西之役，而愛國心益有加焉。日本人于朝鮮之役、中國之役亦然。皆其例也。若夫戰敗而為被征服者，則其國民固有之性，可以驟變忽落而無复痕跡。夫以斯巴達強武之精神照耀史乘，而何以屈服于波斯之后，竟永為他族藩屬，而所謂軍國民之紀念，竟可不复睹也。波蘭當十八世紀前，泱泱几霸全歐，何以一經瓜分后，而無复种民固有之特性也。燕趙古稱多慷慨悲歌之士，今則過于其市，順民旗飄颭焉。問昔時屠狗者，闃如矣，何也？自五胡、元魏、安史、契丹、女直、蒙古、滿洲以來，經數百年六七度之征服，而本能湮沒盡矣。夫在專制政体之下，既已以卑屈詐偽兩者為全身進取之不二法門矣，而況乎專制者之复非我族類也。故夫內亂与被征服二者，有一于此，其國民之人格，皆可以日趨卑下，而中國乃積數千年內亂之慣局，以膿血充塞歷史，日伐于人而未嘗一伐人，屢被征服而不克一自征服，此累變累下种种遺傳之惡性，既已彌漫于社會，而今日者又适承洪楊十余年惊天動地大內亂之后，而自歐勢東漸以來，彼征服者又自有其征服者，且匪一而五六焉，日瞬耽于我前，國民之失其人性，殆有由矣。
（四）由于生計憔悴之逼迫也。管子曰：“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孟子曰：“民無恒產，斯無恒心，既無恒心，放僻邪侈，救死不贍，奚暇禮義！”嗚呼，豈不然哉，豈不然哉！并世之中，其人格最完善之國民，首推英美，交則日耳曼，之三國者，皆在全球生計界中，占最高之位置者也。西班牙、葡萄牙人，在數百年前，深有強武活潑、沈毅嚴整之气度，今則一一相反，皆由生計之日蹙為之也。其最劣下者，若泰東之朝鮮人、安南人，則生計最窮迫不堪之民也。俄羅斯政府，以鷹瞵虎視之勢，震懾五陸，而其人民稱罪惡之府，黑暗無复天日，（日本人有《露西亞亡國論》，窮形盡相。）亦生計沈窘之影響也。彼虛無党以積年游說煽動之力，而不能得多數之同情，乃不得已而出于孤往凶險之手段，亦為此問題所困也。日本政術，几匹歐美，而社會道德，百不逮一，亦由其富力之進步，与政治之進步不相應也。夫世無論何代，地無論何國，固莫不有其少數畸异絕俗之士，既非專制魔力所能束縛，亦非恒產困乏所能銷磨。雖然，不可以律眾人也。多數之人民必其于仰事俯蓄之外，而稍有所余裕，乃能自重而惜名譽，泛愛而好慈善，其腦筋有余力以從事于學問，以養其稍高尚之理想；其日力有余暇以計及于身外，以發其顧團体之精神。而不然者，朝饔甫畢，而憂夕飧，秋風未來，而泣無褐，雖有仁質，豈能自凍餒以念眾生；雖有遠慮，豈能舍現在以謀將來？西人群學家言，謂文明人与野蠻人之別，在公共思想之有無，与未來觀念之丰缺。而此兩者所以差异之由，則生計之舒蹙，其尤著者也。故貪鄙之性，褊狹之性，涼薄之性，虛偽之性，謅阿之性，暴棄之性，偷苟之性，強半皆由生計憔悴造之。生計之關系于民德，如是其切密也。我國民數千年來，困于徭役，困于災癘，困于兵燹，其得安其居樂其業者，既已間代不一覯；所謂虛偽、褊狹、貪鄙、涼薄、謅阿、暴棄、偷苟之惡德，既已經數十世紀，受之于祖若宗社會之教育；降及現世，國之母財，歲不增殖，而宮廷土木之費，官吏苞苴之費，恒數倍于政府之歲入，國民富力之統計，每人平均額不過七角一分有奇，（据日本橫山雅男氏之統計調查，日幣七十錢有奇。）而外債所負，已將十万万兩（利息在外），以至有限之物力，而率變為不可复之母財，若之何民之可以聊其生也！而況乎世界生計競爭之風潮席卷而來，而今乃始發軔也。民國之腐敗墮落，每下愈況，嗚呼，吾未知其所終极矣！
（五）由于學術匡救之無力也。彼四端者，養成國民大多數惡德之源泉也。然自古移風易俗之事，其目的雖在多數人，其主動恒在少數人，若缺于彼而有以補于此，則雖敝而猶未至其极也。東漢節義之盛，光武、明、章之功，雖十之三，而儒學之效，實十之七也。唐之与宋，其專制之能力相若，其君主之賢否亦不甚相遠，而士俗判若天淵者，唐儒以詞章浮薄相尚，宋儒以道學廉節為坊也。魏晉六朝之腐敗原因，雖甚雜复，而老庄清談宗派，半尸其咎也。明祖刻薄寡恩，挫抑廉隅，達于极點，而晚明士气，冠前古者，王學之功，不在禹下也。然則近今二百年來民德污下之大原，從可睹矣。康熙博學鴻詞諸賢，率以耆宿為海內宗仰，而皆自污貶。茲役以后，百年來支配人心之王學，掃蕩靡存，船山、梨洲、夏峰、二曲之徒，抱絕學，老岩穴，統遂斬矣。而李光地、湯斌，乃以朱學聞。以李之忘親背交，職為奸諛，（李給鄭成功以覆明祀，前人無譏，全謝山始河之。）湯之柔媚取容，欺罔流俗，（湯斌雖貴，而食不御炙雞，帷帳不過枲絅，嘗奏對出，語人曰：生平未嘗作如此欺人語。
后為圣祖所覺，蓋公孫弘之流也。）而以為一代開國之大儒，配食素王，未流所鼓鑄，豈待問矣。后此則陸隴其、陸世儀、張履祥、方苞、徐乾學輩，以媕婀夸毗之學術，文致期奸，其人格殆猶在元許衡、吳澄之下，所謂《國朝宋學淵源記》者，殆盡于是矣。而乾嘉以降，閻、王、段、戴之流，乃標所謂漢學者以相夸尚，排斥宋明，不遺余力。夫宋明之學，曷嘗無缺點之可指摘，顧吾獨不許鹵莽滅裂之漢學家容其喙也。彼漢學則何所謂學？昔乾隆間內廷演劇，劇曲之大部分，則誨亂也，誨淫也，皆以触忌諱，被呵譴，不敢進，乃專演神怪幽靈、牛鬼蛇神之事，既借消遣，亦無愆尤。吾見夫本朝二百年來學者之所學，皆牛鬼蛇神類耳，而其用心亦正与彼相等。蓋王學之激揚蹈厲，時主所最惡也，乃改而就朱學，朱學之嚴正忠實，猶非時主之所甚喜也，乃更改而就漢學。若漢學者，則立于人間社會以外，而与二千年前地下之僵石為伍，雖著述累百卷，而決無一傷時之語；雖辯論千万言，而皆非出本心之談。藏身之固，莫此為妙。才智之士，既得此以為阿世盜名之一秘鑰，于是名節閒檢，蕩然無所复顧。故宋學之敝，猶有偽善者流；漢學之敝，則并其偽者而亦無之。何也？彼見夫盛名鼎鼎之先輩，明目張膽以為鄉党自好者所不為之事，而其受社會之崇拜、享學界之尸祝自若也，則更何必自苦以強為禹行舜趨之容也。昔王鳴盛（著《尚書后案》、《十七史商榷》等書，漢學家之鉅子也）嘗語人曰：“吾貪髒之惡名，不過五十年；吾著書之盛名，可以五百年。”此二語者，直代表全部漢學家之用心矣。庄子曰：“哀莫大于心死。”漢學家者率天下而心死者也。此等謬种，与八股同毒，盤踞于二百余年學界之中心，直至甲午、乙未以后，而其气焰始衰，而此不痛不痒之世界，既已造成，而今正食其報，耗矣哀哉。！
五年以來，海外之新思想，隨列強侵略之勢力以入中國，始為一二人倡之，繼焉千百人和之。彼其倡之者，固非必盡蔑舊學也，以舊學之簡單而不适應于時勢也，而思所以補助之，且廣陳眾義，促思想自由之發達，以求學者之自擇。而不意此久經腐敗之社會，遂非文明學說所遽能移植。于是自由之說入，不以之增幸福，而以之破秩序；平等之說入，不以之荷義務，而以之蔑制裁；競爭之說入，不以之敵外界，而以之散內團；權利之說入，不以之圖公益，而以之文私見；破坏之說入，不以之箴膏肓，而以之滅國粹。斯賓塞有言：“衰世雖有更張，弊泯于此者，必發于彼；害消于甲者，將長于乙。合通群而核之，弊政害端，常自若也。是故民質不結，禍害可以易端，而無由禁絕。”嗚呼！吾觀近年來新學說之影響于我青年界者，吾不得不服斯氏實際經驗之言，而益為我國民增無窮之沉痛也。夫豈不拔十得一，能食新思想者之利者，而所以償其弊殆僅矣。《記》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与學禮。”又曰：“橘在江南為橘，過江北則為枳。”夫孰意彼中最高尚醇美、利群進俗之學說，一入中國，遂被其偉大之同化力汩沒而去也。要而論之，魏晉間清談乾嘉間之考据，与夫現今學子口頭之自由、平等、權利、破坏，其挾持絕异，其性質則同。而今之受痼愈深者，則以最新最有力之學理，緣附其所近受遠受之惡性惡習，擁護而灌溉之，故有清二百年間民德之變遷，在朱學時代，有偽善者，猶知行惡之為可恥也；在漢學時代，并偽焉者而無之，則以行惡為無可恥也。及今不救，恐后此歐學時代，必將有以行惡為榮者，今已萌芽于一小部分之青年矣。夫至以行惡為榮，則洪水猛獸，足喻斯慘耶？君子念此，膚粟股栗矣。
中國歷代民德升降表（略）
中國歷代民德升降原因表（附）
三 私德之必要
私德者，人人之糧，而不可須臾离者也。雖然，吾之論著，以語諸大多數不讀書不識字之人，莫予喻也；即以語諸少數讀舊書識舊字之人，亦莫予聞也。于是吾忠告之所得及，不得不限于少數國民中之最少數者。顧吾信夫此最少數者，其將來勢力所磅礡，足以左右彼大多數者而有余也。吾為此喜，吾為此懼，吾不能已于言。
今日踸踔俊發有骨鯁有血性之士，其所最目眩而心醉者，非破坏主義耶？破坏之必能地于今之中國与否，為別問題，姑勿具論。而今之走于极端者，一若惟建設為需道德，而破坏則無需道德，鄙人竊以為誤矣。古今建設之偉業，固莫不含有破坏之性質；古今破坏之偉人，亦靡不饒有建設之精神。實則破坏与建設，相倚而不可离，而其所需之能力，二者亦正相等。苟有所缺，則靡特建設不可得期，即破坏亦不可得望也。今之言破坏者，動引生計學上分勞之例，謂吾以眇眇之躬，終不能取天下事而悉任之，吾毋宁應于時勢而專任破坏焉，既破坏以后，則建設之責，以俟君子，無待吾過慮也。此其心豈不廓然而大公也耶？顧吾以為不惟于破坏后當有建設，即破坏前亦當有建設。苟不爾者，則雖日言破坏，而破坏之目的終不得達。何也？群學公例，必內固者乃能外競，一社會之与他社會競也，一國民之与他國民競也，苟其本社會本國之机体未立、之營衛未完，則一与敵遇而必敗，或未与敵遇而先自敗。而破坏主義之性質，則以本社會本國新造力薄之少數者，而悍然与彼久据力厚之多數者為難也。故不患敵之強，而惟患我之弱。我之所恃以克敵者何在？在能團結一堅固有力之机体而已。然在一社會、一國家，承累年積世之遺傳習慣，其机体由天然發達，故成之尚易。在一党派則反是，前者無所憑借，并世無所利用，其机体全由人為發達，故成之最難。所謂破坏前之建設者，建設此而已。苟欲得之，舍道德奚以哉！
今之言破坏者，動曰一切破坏。此讆言也。吾輩曷為言破坏？曰：去其病吾社會者云爾。如曰一切破坏也，是將并社會而亦破坏之也。譬諸身然，沈痾在躬，固不得不施藥石，若無論其受病不受病之部位，而一切針炙之、攻泄之，剛直自殺而已。吾亦深知夫仁人志士之言破坏者，其目的非在破坏社會，而不知“一切破坏”之言，既習于口而印于腦，則道德之制裁，已無可复施，而社會必至于滅亡。吾亦深知夫仁人志士之言破坏者，實鑒于今日之全社會，几無一部分而無病態也，憤慨之极，必欲翻根柢而改造之。斯固然也。然療病者無論下若何猛劑，必須恃有所謂“元神真火”者，以為驅病之原，苟不爾者，則一病未去，他病复來，而后病必更難治于前病。故一切破坏之言，流弊千百，而收效卒不得一也。何也？苟有破坏者有不破坏者，則其應破坏之部分，尚可食破坏之利，苟一切破坏，則不惟將來宜成立者不能成立，即目前宜破坏者亦卒不得破坏，此吾所敢斷言也。吾疇昔以為中國之舊道德，恐不足以范圍今后之人心也，而渴望發明一新道德以補助之（參觀第五節《論公德》篇），由今以思，此直理想之言，而決非今日可以見諸實際者也。夫言群治者，必曰德、曰智、曰力，然智与力之成就甚易，惟德最難。今欲以一新道德易國民，必非徒以區區泰西之學說所能為力也，即盡讀梭格拉底、柏拉圖、康德、黑智儿之書，謂其有“新道德學”也則可，謂其有“新道德”也則不可。何也？道德者行也，而非言也，苟欲言道德也，則其本原出于良心之自由，無古無今無中無外，無不同一，是無有新舊之可云也。苟欲行道德也，則因于社會性質之不同，而各有所受，其先哲之微言，祖宗之芳躅，隨此冥然之軀殼，以遺傳于我躬，斯乃一社會之所以為養也。一旦突然欲以他社會之所養者養我，談何容易耶？竊嘗舉泰西道德之原質而析分之，則見其得自宗教之制裁者若干焉，得自法律之制裁者若干焉，得自社會名譽之制裁者若干焉。而此三者，在今日之中國能有之乎？吾有以知其必不能也。不能而猶云欲以新道德易國民，是所謂磨磚為鏡、炊沙求飯也。吾固知言德育者，終不可不求泰西新道德以相補助，雖然，此必俟諸國民教育大興之后，而斷非一朝一夕所能獲，而在今日青黃不接之頃，則雖日日聞人說食，而已終不能飽也。況今者無所挾持以為過渡，則國民教育一語，亦不過托諸空言，而實行之日，終不可期，是新道德之輸入，因此遂絕望也。然則今日所恃以維持吾社會于一線者何在乎？亦曰：吾祖宗遺傳固有之舊道德而已。（道德与倫理异，道德可以包倫理，倫理不可以盡道德。倫理者或因于時勢而稍變其解釋，道德則放諸四海而皆准，俟諸百世而不惑者也。如要君之為有罪，多妻之非不德，此倫理之不宜于今者也：若夫忠之德，愛之德，則通古今中西而為一者也。諸如此類，不可枚舉。故謂中國言倫理有缺點則可，謂中國言道德有缺點則不可。）而“一切破坏”之論興，勢必將并取舊道德而亦摧棄之。嗚呼，作始也簡，將畢也巨。見披發于伊川，知百年而為戎。毋曰“吾姑言之以快一時”云爾。汝之言而無力耶，則多言奚為；
汝之言而有力耶，遂將以毒天下。吾愿有言責者一深長思也。
讀者其毋曰：今日救國之不暇，而嘵嘵然談性說理何為也。諸君而非自認救國之責任也，則四万万人之腐敗，固已久矣，而豈爭區區少數之諸君。惟中國前途，懸于諸君，故諸君之重視道德与蔑視道德，乃國之存亡所由系也。今即以破坏事業論，諸君亦知二百年前英國革命之豪杰為何如人乎？
彼克林威爾實最純洁之清教徒也。亦知百年前美國革命之豪杰為何如人乎？彼華盛頓所率者皆最質直善良之市民也。亦知三十年前日本革命之豪杰為何如人乎？彼吉田松陰、西鄉南洲輩，皆朱學、王學之大儒也。故非有大不忍人之心者，不可以言破坏；非有高尚純洁之性者，不可以言破坏。雖然，若此者，言之甚易，行之實難矣。吾知其難而日孜孜焉，兢業以自持，困勉以自勖，以忠信相見，而責善于友朋，庶几有濟。若乃并其所挾持以為破坏之具者而亦破坏之，吾不能為破坏之前途賀也。吾見世之論者，以革命熱之太盛，乃至神圣洪秀全而英雄張獻忠者有焉矣，吾亦知其為有為而發之言也。然此等孽因，可多造乎？造其因時甚痛快，茹其果時有不胜其苦辛者矣。夫張獻忠更不足道矣，即如洪秀全，或以其所標旗幟，有合于民族主義也，而相与頌揚之。究竟洪秀全果為民族主義而動否，雖論者亦不敢為作保證人也。王莽何嘗不稱伊、周，曹丕何嘗不法禹、舜，亦視其人何如耳？大抵論人者必于其心術之微。其人而小人也，不能以其与吾宗旨偶同也，而謂之君子。如韓侂胄之主伐金論，我輩所最贊者，然贊其論不能贊其人也。其人而君子也，不能以其与吾宗旨偶牾也，而竟斥為小人。王猛之輔苻秦，我輩所最鄙者，然鄙其事不能抹煞其人也。尚論者如略心術而以為無關重輕也，夫亦誰能尼之，但使其言而見重于社會也，吾不知于社會全体之心術，所影響何如耳。不宁惟是而已，夫鼓吹革命，非欲以救國耶？人之欲救國，誰不如我，而國終非以此“瞎鬧派”之革命所可得救，非惟不救，而又以速其亡。此不可不平心靜气而深察也。論者之意，必又將曰：非有瞎鬧派開其先，則實力派不能收其成。此論之是否，屬于別問題，茲不深辯。今但問論者之意，欲自為瞎鬧派，且使听受吾言者悉為瞎鬧派乎？恐君雖欲自眨損，而君之地位固有所不能也，即使能源，而舉國中能瞎鬧之人正多，現在未來瞎鬧之舉動亦自不少，而豈待君之入其間而添一蛇足也，而更何待君之從旁勸駕也。況君之言，皆与彼無瞎鬧之資格者語，而其有瞎鬧之資格者，又非君之筆墨勢力范圍所能及也。然則吾儕今日，亦務為真救國之事業，且養成可以真救國之人才而已。
誠如是也，則吾以為此等利口快心之言，可以已矣。昔曹操下教，求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彼其意，豈不亦曰吾以救一時云爾。而不知疾風所播，遂使典午以降，廉恥道喪，五胡迭侵，元魏憑陵，黃帝子孫勢力之墜地，即自茲始。
此中消息，殆如銅山西崩，洛鐘東應，感召之机，銖黍靡忒。
嗚呼，可不深懼耶！可不深懼耶！其父攫金，其子必將殺人，高C城C中高髻，四方必高一尺。今以一國最少數之先覺，號稱為得風气之先者，后進英豪，具爾瞻焉，苟所以為提倡者一誤其途，吾恐功之万不足以償其罪也。古哲不云乎：“兩軍相對，哀者胜矣。”今日稍有知識稍有血性之士，對于政府而有一重大敵，對于列強而复有一重大敵，其所以兢兢業業蓄養勢力者宜何如？實力安在？吾以為學識之開通、運動之預備，皆其余事，而惟道德為之師。無道德觀念以相處，則兩人且不能為群，而更何事之可圖也。自起樓而自摧燒之，自蒔种而自踐踏之，以云能破坏則誠有矣，獨惜其所破坏者，終在我而不在敵也。曾文正者，近日排滿家所最唾罵者也，而吾則愈更事而愈崇拜其人。吾以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猶壯年，則中國必由其手而獲救矣。彼惟以天性之极純厚也，故雖行破坏可也；惟以修行之极嚴謹也，故雖用權變可也。故其言曰：“扎硬寨，打死仗。”曰：“多條理，少大言。”曰：“不為圣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獲，但問耕耘。”彼其事業之成，有所以自養者在也；彼其能率厲群賢以共圖事業之成，有所以孚于人且善導人者在也。吾党不欲澄清天下則已，苟有此志，則吾謂《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夫以英、美、日本之豪杰證之則如彼，以吾祖國之豪杰證之則如此，認救國之責任者，其可以得師矣。
吾謂破坏家所破坏者，往往在我而不在敵，聞者或不慊焉。蓋倡破坏者，自其始斷未有立意欲自破坏焉者也，然其勢之所趨多若是。此不徒在异党派有然也，即同党派亦然。此其何故歟？竊嘗論之。共學之与共事，其道每相反，此有志合群者所不可不兢兢也。當其共學也，境遇同，志趣同，思想同，言論同，耦俱無猜，謂相將攜手以易天下。及一旦出而共事，則各人有各人之性質，各人有各人之地位，一到實際交涉，則意見必不能盡同，手段必不能盡同。始而相規，繼而相爭，繼而相怨，終而相仇者，往往然矣。此實中西歷史上所常見，而豪杰所不免也。諺亦有之：“相見好，同住難。”
在家庭、父子、兄弟、夫婦之間，尚且有然，而朋友又其尤甚者也。于斯時也，惟彼此道德之感情深者，可以有責善而無分离，觀曾文正与王璞山、李次青二人交涉之歷史，可以知其故矣。讀者猶疑吾言乎，請懸之以待足下實際任事之日，必有不胜其感慨者。夫今之志士，必非可以個個分离孤立，而能救此瀕危之國，明也。其必協同運動，組成一分業精密、團結鞏固之机体，庶几有濟。吾思之，吾重思之，此机体之所以成立，舍道德之感情，將奚以哉！將奚以哉！
且任事者，最易漓汨C汩C人之德性，而破坏之事，又其尤甚者也。當今日人心腐敗達于极點之時，机變之巧，迭出相嘗，太行孟門，豈云巉絕。曾文正与其弟書云：“吾自信亦篤實人，只為閱歷世途，飽更事變，略參些机權作用，倒把自家學坏了。”以文正之賢，猶且不免，而他更何論也。故在學堂里講道德尚易，在世途上講道德最難。若夫持破坏主義者，則更時時有大敵臨于其前，一舉手，一投足，動須以軍略出之，而所謂軍略者，又非如兩國之交綏云也。在敵則挾其無窮之威力以相臨，在我則偷期密約，此遷彼就，非极机巧，勢不能不歸于劣敗之數，故破坏家之地位之性質，嘗与道德最不能相容者也。是以躬親其役者，在初時或本為一极朴實极光明之人，而因其所處之地位、所習之性質，不知不覺，而漸与之俱化，不一二年，而變為一刻薄寡恩、机械百出之人者有焉矣，此實最可畏之試驗場也。然語其究竟，則凡走入刻薄机詐一路者，固又斷未有能成一事者也。此非吾摭拾《宋元學案》上理窟之空談，實則于事故上證以所見者所歷者，而信其結果之必如是也。夫任事者修養道德之難既若彼，而任事必須道德之急又若此，然則當茲沖者，可不栗栗耶，可不孳孳耶！《詩》曰：“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息息自克，猶懼未能挽救于万一，稍一自放，稍一自文，有一落千丈而已。 問者曰：今日國中种种老朽社會，其道德上之黑暗，不可思議，今子之所論，反乃偏責備于新學之青年，新學青年，雖或間有不德，不猶愈于彼等乎？答之曰：不然。彼等者，無可望無可責者也，且又非吾筆墨之勢力范圍所能及也。中國已亡于彼等之手，而惟冀新學之青年，致死而之生之，若青年稍不慎，而至与彼等同科焉，則中國遂不可救也。此則吾嘵音瘏口之微意也。
这部作品在1931年1月1日以前出版，其作者1929年逝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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