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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之書，惟《戰國策》最古，文最訛舛，自劉向校定已病之。南豐曾鞏再校，亦疑其不可考者。後漢高誘為注，宋尚書郎括蒼鮑彪詆其疏略繆妄，乃序次章條，補正脫誤，時出己見論說，其用意甚勤。愚嘗並取而讀之，高氏之疏略信矣，若繆妄，則鮑氏自謂也。東萊呂子《大事記》，間取鮑說而序次之，世亦或從之。若其繆誤，雖未嘗顯列，而因此考彼，居然自見，遂益得其詳焉。蓋鮑專以《史記》為據，馬遷之作，固采之是書，不同者當互相正，《史》安得全是哉？事莫大於存古，學莫善於闕疑。夫子作春秋，仍夏五殘文；漢儒校經，未嘗去本字，但云「某當作某，某讀如某」，示謹重也。古書字多假借，音亦相通。鮑直去本文，徑加改字，豈傳疑存舊之意哉？比事次時，當有明徵，其不可定知者，闕焉可也，豈必強為傅會乎？
又其所引書，止於《淮南子》、《後漢志》、《說文》、《集韻》，多摭彼書之見聞，不問本字之當否。《史》注自裴、徐氏外，《索隱》、《正義》皆不之引，而《通鑑》諸書亦莫考。淺陋如是，其致誤固宜。顧乃極詆高氏以陳賈為《孟子》書所稱，以伐燕為齊宣，用是發憤更注；不思宣王伐燕，乃《孟子》明文，宣、閔之年，《通鑑》謂史失其次也。鮑以赧王為西周君，而指為正統，此開卷大誤，不知河南為西周，洛陽為東周。韓非子說秦王以為何人，魏惠王盟臼里以為他事，以魯連約矢之書為後人所補，以魏幾、鄢陵為人名，以公子牟非魏牟，以中山司馬子期為楚昭王卿，此類甚多，尚安得詆高氏哉？其論說自謂「翊宣教化」，則尤可議。謂張儀之誑齊、梁為將死之言善，周人詐以免難為君子所恕，張登狡獪非君子所排，蘇代之訑為不可廢，陳軫為絕類離群，蔡澤為明哲保身，聶政為孝，樂羊為隱忍，君王后為賢智婦人，韓幾瑟為義嗣，衛嗣君為賢君，皆悖義害正之甚者。其視名物、人、地之差失，又不足論也。
鮑之成書，當紹興丁卯。同時剡川姚宏，亦注是書，云得會稽孫朴所校，以閣本標出錢藻、劉敞校字，又見晉孔衍《春秋後語》，參校補注，是正存疑，具有典則。《大事記》亦頗引之，而世罕傳，知有鮑氏而已。近時，浚儀王應麟嘗斥鮑失數端，而廬陵劉辰翁盛有所稱許。以王之博洽，知其未暇悉數，而劉特愛其文采，他固弗之察也。呂子有云，觀《戰國》之事，取其大旨，不必字字為據。蓋以游士增飾之詞多，矧重以訛舛乎？輒因鮑注，正以姚本，參之諸書，而質之《大事記》，存其是而正其非，庶幾明事跡之實，求義理之當焉！
或曰，《戰國策》者，六經之棄也。予深辨而詳究之，何其戾？鮑彪之區區，又不足攻也。夫人患理之不明耳！知至而識融，則異端雜說，皆吾進德之助，而不足以為病也。曾氏之論是書曰：「君子之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皆知其不可為，然後以禁則齊，以戒則明。」愚有取焉爾。是非之在人心，天下之公也。是，雖芻蕘不遺；非，雖大儒必斥。愚何擇於鮑氏哉！特寡學謏聞，謬誤復恐類之。世之君子有正焉，固所願也。泰定二年歲乙丑八月日金華吳師道序。
又
《國策》之書，自劉向第錄，逮南豐曾氏，皆有序論以著其大旨。向謂戰國謀士，度時君所能行，不得不然。曾氏譏之，以為「惑流俗而不篤於自信」。故因之推言先王之道，聖賢之法，而終謂「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其論正矣。而鮑氏以為是，特求其故而為之說者。策乃史家者流，善惡兼書，初無決擇，其善者孔、孟之所不能違，若之何置之？鮑之言，殆後出者求備邪？
夫天下之道，王伯二端而已。伯者猶知假義以為名，仗正以為功。戰國名義蕩然，攻鬬併吞，相詐相傾，機變之謀，唯恐其不深；捭闔之辭，唯恐其不工；風聲氣習，舉一世而皆然。間有持論立言不戾乎正，殆千百而一二爾。若魯仲連蓋絕出者，然其排難解紛，慷慨激烈，每因事而發，而亦未聞其反正明本，超乎事變之外也，況其下者乎？當是之時，本仁祖義，稱述唐、虞三代，卓然不為世俗之說者，孟子一人而已。求之是書無有也。荀卿亦宗王者，今唯載其絕春申之書，而不及其他。田子方接聞孔氏之徒，其存者僅僅一言。又何略於此而詳於彼邪？史莫大於《春秋》，《春秋》善惡兼書，而聖人之心，則欲寓褒貶以示大訓。是書善惡無所是非，而作者又時出所見，不但記載之，為談季子之金多位高，則沾沾動色；語安陵嬖人之固寵，則以江乙為善謀，此其最陋者。夸從親之利，以為秦兵不出函谷十五年，諸侯二十九年不相攻，雖甚失實，不顧也。廁《雅》於鄭，則音不純；置薰於蕕，則氣必奪。善言之少，不足以勝不善之多。君子所以舉而謂之邪說者，蓋通論當時習俗之敝，舉其重而名之也。近代晁子《讀書志》，列於縱橫家，亦有見者。且其所列，固有忠臣義士之行，不係於言者。而其繼春秋，抵秦、漢，載其行事，不得而廢，曾氏固已言之，是豈不知其為史也哉？
竊謂天下之說，有正有邪。其正焉者主于一，而其非正者，君子小人各有得焉。君子之於是書也，考事變，究情偽，則守益以堅，知益以明。小人之於是書也，見其始利而終害，小得而大喪，則悔悟懲創之心生。世之小人多矣，固有未嘗知是書，而其心術行事無不合者。使其得是書而究之，則將有不為者矣。然則所謂明其說於天下，為放絕之善者，詎可訾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