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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田賦之制
元宗
開元八年，頒庸調法於天下。
是時天下戶未嘗升降，監察御史宇文融獻策，括籍外羨田、逃戶，自占者給復五年，每丁稅錢千五百。以攝御史分行括實。陽翟尉皇甫憬上書，言其不可。帝方任融，乃貶憬為盈川尉。諸道所括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州縣希旨，張虛數，以正田為羨，編戶為客，歲終籍錢數百萬緡。
沙隨程氏曰："按唐令文，授田每年十月一日，裏正預造簿，縣令總集應退應授之人，對共給授。謂如裏正管百丁，田萬畝。立法之意，欲百家仰事俯育，不致困乏耳。因制租、調以祿君子，而養民之意為多。律文脫戶者有禁，漏口者有禁，浮浪者有禁，占田違限者有禁，官司應授田而不授、應課農桑而不課者有禁，但使後世謹守高祖、太宗之法，其為治豈易量哉！中間法度廢弛，凡史臣所記時弊，皆州縣不舉行法度耳。時天下有戶八百萬，而浮客乃至八十萬，此融之論所以立也。使融檢括剩田以授客戶，責成守令不收限外之賦，雖古之賢臣何以加諸？雖有不善，其振業小民，審修舊法，所得多矣。故杜佑作《理道要訣》，稱融之功。當是時，姚崇、宋璟、張九齡輩皆在，豈雷同默默者邪！故唐人後亦思之。然陸贄稱租調法曰：'不校閱而眾寡可知，是故一丁之授田，決不可令輸兩丁之賦。非若兩稅，鄉司能開闔走弄於其間也。'史臣曰：'州縣希融旨，空張其數，務多其獲。'蓋與陸贄之說背馳，豈史臣未稽其實邪？"
開元十六年，詔每三歲以九等定籍。
先是，揚州租、調以錢，嶺南以米，安南以絲，益州以羅、紬、綾、絹供春采。因詔江南以布代租，凡庸、調、租、資課皆任土所宜。以江淮轉輸有河洛之艱，而關中蠶桑少，菽麥常賤，乃命庸、調、資課皆以米，兇年樂輸布絹者從之。河南、北不通運州，租皆以絹，代關中調、課，詔度支減轉運。
天寶五載，詔貧不能自濟者，每鄉免三十丁租、庸。
天寶中，應受田一千四百三十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頃十三畝。
按：十四年有戶八百九十萬餘，計定墾之數，每戶合得一頃六十餘畝。至建中初，分遣黜陟使按比墾田田數，都得百十餘萬畝。
代宗
寶應元年，租庸使元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比諸道猶有貲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擇豪吏為縣令而督之。不問負之有無，貲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十取八九，謂之"白著"。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民有蓄榖十斛者，則重足以待命，或相聚山林為群盜，縣不能制
盜袁晁起浙東，攻陷諸郡，眾近二十萬，經二年，李光弼討平之。
廣德元年，詔一戶三丁者免一丁，庸、稅、地稅依舊。凡畝稅二升，男子二十五為成丁，五十五為老，以優民。
大歷元年，詔天下苗一畝稅錢十五，市輕貨給百官手力課。以國用急，不及秋，苗方青則徵之，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畝二十，通名青苗錢。又詔上都秋稅分二等，上等畝稅一斗，下等六升，荒田畝稅二升。五年，始定法：夏，上田畝稅六升，下田畝四升；秋，上田畝稅五升，下田畝三升，荒田如故，青苗錢畝加一倍，而地頭錢不在焉。
大歷四年，敕："天下及王公以下，今後宜準度支長行旨條，每年稅錢：上上戶四千文，上中戶三千五百，上下戶三千，中上戶二千五百，中中戶二千，中下戶千五百，下上戶一千，下中戶七百，下下戶五百文。其見任官，一品準上上戶稅，九品準下下戶稅，餘品並準此依戶等稅。若一戶數處任官，亦每處依品納稅。其內外官，仍據正員及占額內闕者稅，其試及同正員文武官，不在稅限。百姓有邸店、行鋪及爐冶，應準式合加本戶二等稅者，依此稅數勘責徵納。其寄莊戶，準舊例從八等戶稅，寄住戶從九等戶稅，比類百姓，事恐不均，宜遞加一等稅。其諸色浮客及權時寄住戶等，無問有官無官，亦在所為兩等收稅，稍殷有者準八等戶稅，餘準九等戶稅。如數處有莊田，亦每處稅。諸道將士莊田，既緣防禦勤勞，不可同百姓例，並一切從九等輸稅。"
按：以錢輸稅而不以榖帛，以資力定稅而不問身丁，人皆以為行兩稅以後之弊，今觀此，則由來久矣。
德宗時，楊炎為相，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以總之。凡百役之費，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度所取與居者均，使無僥利，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其田畝之稅，以大歷十四年墾田之數為定，而均收之。遣黜陟使按諸道丁產等級，免鰥寡惸獨不濟者，敢加斂以枉法論。舊戶三百八十萬五千，使者按得主戶三百八十萬，客戶三十萬。天下之民，不土斷而地著，不更版籍而得其虛實。歲斂錢二千五十餘萬緡、米四百萬斛以供外，錢九百五十餘萬緡、米千六百餘萬斛以供京師。天下便之。
租庸調法以人丁為本，開元後久不為版籍，法度廢弊。丁口轉死，田畝換易，貧富升降，悉非向時，而戶部歲以空文上之。又戍邊者蠲其租庸，六歲免歸。元宗事夷狄，戍者多死，邊將諱不以聞，故貫籍不除。天寶中，王鉷為戶口使，務聚斂，以其籍存而丁不在，是隱課不出，乃按舊籍，除當免者，積三十年責其租庸，人苦無告，法遂大弊。至德後，天下兵起，人口雕耗，版圖空虛，賦斂之司莫相統攝，紀綱大壞，王賦所入無幾。科斂凡數百名，廢者不削，重者不去，吏因其苛，蠶食於人。富人多丁者以宦、學、釋、老得免，貧人無所入則丁存，故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是以天下殘瘁，蕩為浮人，鄉居土著者，百不四五。炎疾其弊，乃請為兩稅法，以一其制。議者以為租、庸、調，高祖、太宗之法，不可輕改，而帝方任炎，乃行之。自是吏奸無所容，輕重之權始歸朝廷矣。
沙隨程氏曰："開元中，豪弱相並，宇文融修舊法，收羨田以招徠浮戶，而分業之。今炎創以新意，而兼並者不復追正，貧弱者不復田業，姑定額取稅而已，始與孟子之論悖。而史臣詆融而稱炎，可謂淺近矣。贊稱融取隱戶剩田以中主欲，夫隱戶而不出，剩田而不取，則高祖、太宗之法廢矣，流亡浮寄者，何以振業之乎？使賢者當炎之地，宜用融之善，以修舊法，以革時弊；去融之不善，務為簡易，責成守令，而不收籍外之稅，俾高祖、太宗之法弊而復新。戶口既增，租調自廣，此陸贄之論諄復而發者，如斯而已也。且天寶盛時，戶八百餘萬，兵亂之後，至是三百餘萬，既曰土著者百無四五，是主戶十五餘萬，浮客二百八十餘萬也，宜無是理。既不復授田，雖以見居為簿，何益乎？"
按：宇文融、楊炎皆以革弊自任，融則守高祖、太宗之法，炎則變高祖、太宗之法。然融守法而人病之，則以其逼脅州縣，妄增逃羨以為功也。炎變法而人安之，則以其隨順人情，姑視貧富以制賦也。融當承平之時，簿書尚可稽考，乃不能為熟議緩行之規；炎當離亂之後，版籍既已隳廢，故不容不為權時施宜之舉。今必優融而劣炎，則為不當於事情矣。
建中三年，詔增天下稅錢，每緡二百。朱滔、王武俊、田悅合縱而叛，國用不給。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增其本道稅錢，因詔天下皆增之。
貞元八年，劍南節度使韋臯又增稅十二，以增給官吏。
貞元四年，詔天下兩稅審等第高下，三年一定戶。
自初定兩稅，貨重錢輕，乃計錢而輸綾絹。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絹疋為錢三千二百，其後一疋為錢一千六百，輸一者過二。雖賦不增舊，而民愈困矣。度支以稅物頒諸司，皆折本價為虛估給之，而繆以濫惡督州縣剝價，謂之"折納"。復有"進奉"、"宣索"之名，改科役曰"召雇"，率配曰"和市"，以巧避微文，比大歷之數再倍。又癘疫水旱，戶口減耗，刺史析戶，張虛數以寬責。逃死闕稅，取於居者，一室空而四鄰亦盡。戶版不緝，無浮遊之禁。州縣行小惠以傾誘鄰境，新收者優假之，唯安居不遷之民賦役日重。
帝以問宰相陸贄，贄上疏請釐革其甚害者，大略有六。其一曰："國家賦役之法，曰租、曰調、曰庸。其取法遠，其斂財均，其域人固。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法制均一，雖轉徙莫容其奸，故人無搖心。天寶之季，海內波蕩，版圖隳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賦役舊法，行之百年，人以為便。兵興，供億不常，誅求隳制，此時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兩稅新制，竭耗編甿，日日滋甚。陛下初即位，宜損上益下，嗇用節財，而摘郡邑，驗簿書，州取大歷中一年科率多者為兩稅定法，此總無名之暴賦而立常規也。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兩稅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資產少者稅輕，多者稅重。不知有藏於襟懷囊篋，物貴而人莫窺者；有場圃囷倉，直輕而眾以為富者；有流通蕃息之貨，數寡而日收其贏者；有廬舍器用，價高而終歲利寡者。計估算緡，失平長偽挾輕費轉徙者脫徭稅，敦本業者困斂求。此誘之為奸，驅之避役也。今徭賦輕重相百，而以舊為準，重處流亡益多，輕處歸附益眾。有流亡則攤出，已重者愈重；有歸附則散出，已輕者愈輕。人嬰其弊。願詔有司與宰相量年支，有不急者罷之，廣費者節之。軍興加稅。諸道權宜所增，皆可停。稅物估賈，宜視月平，至京與色樣符者，不得虛稱折估。有濫惡，罪官吏，勿督百姓。每道以知兩稅判官一人與度支參計戶數，量土地沃瘠、物產多少為二等，州等下者配錢少，高者配錢多，不變法而逋逃漸息矣。"其二曰："播殖非力不成，故先王定賦以布、麻、繒、纊、百榖，勉人功也。又懼物失貴賤之平，交易難準，乃定貨泉以節輕重。蓋為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榖帛，人所為也；錢貨，官所為也。人所為者，租稅取焉；官所為者，賦斂舍焉。國朝著令，租出榖，庸出絹，調出繒、纊、布、麻，曷嘗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今兩稅效算緡之末法，估資產為差，以錢榖定稅，折供雜物，歲目頗殊。所供非所業，所業非所供，增價以市所無，減價以貨所有。耕織之力有限，而物價貴賤無常。初定兩稅，萬錢為絹三疋，價貴而數不多，及給軍裝，計數不計價，此稅少國用不充也。近者萬錢為絹六疋，價賤而數加，計口蠶織不殊，而所輸倍，此供稅多而人力不給也。宜令有司復初定兩稅之歲絹、布疋估為布帛之數，復庸、調舊制，隨土所宜，各修家技。物甚賤，所出不加；物甚貴，所入不減。且經費所資，在錢者獨月俸、資課，以錢數多少給布，廣鑄而禁用銅器，則錢不乏。有糴鹽以入直，榷酒以納資，何慮無所給哉！"其三曰："廉使奏吏之能者有四科：一曰戶口增加，二曰田野墾辟，三曰稅錢長數，四曰率辦先期。夫貴戶口增加，詭情以誘奸浮，苛法以析親族，所誘者將議薄征則遽散，所析者不勝重稅則又亡，有州縣破傷之病。貴田野墾辟，然農夫不增而墾田欲廣，誘以墾殖荒田，限年免租，新畝雖辟，舊畬蕪矣，及至免租年滿，復為汙萊，有稼穡不增之病。貴稅錢長數，重困疲羸，捶骨瀝髓，茍媚聚斂之司，有不恤人之病。貴率辦先期，作威殘人，絲不容織，粟不暇舂，貧者奔逃，有不恕物之病。四病繇考覈不切事情之過。驗之以實，則租賦所加，固有受其損者，此州若增客戶，彼郡必減居人。增處邀賞而稅數加，減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國家設考課之法，非欲崇聚斂也。宜命有司詳考課績，州稅有定，徭役有等，覆實然後報戶部。若人益阜實，稅額有餘，據戶均減十三為上課，減二次之，減一又次之。若流亡多，加稅見戶者，殿亦如之。民納稅以去歲輸數為常，罷據額所率者。增辟勿益租，廢耕不降數。定戶之際，視雜產以校之。田既有常租，則不宜復入兩稅。如此，不督課而人人樂耕矣。"其四曰："明君不厚所資而害所養，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家給然後斂餘財。今督敢促迫，蠶事方興而輸縑，農功未艾而斂榖，有者急賣而耗半直，無者求假費倍。定兩稅之初，期約未詳，屬征役多故，率先限以收。宜定稅期，隨風俗時候，務於紓人。"其五曰："頃師旅亟興，官司所儲，唯給軍食，兇荒不暇振救。人小乏則取息利，大乏則鬻田廬。斂獲始畢，執契行貸，饑歲室家相棄，乞為奴僕，猶莫之售，或縊死道途。天災流行，四方代有。稅茶錢積戶部者，宜計諸道戶口均之。榖麥熟則平糶，亦以義倉為名，主以巡院。時稔傷農，則優價廣糴，榖貴而止；小斂則借貸。循環斂散，使聚榖幸災者無以牟大利。"其六曰："古者，百畝地號一夫，蓋一夫授田不得過百畝，欲使人不廢業，田無曠耕。今富者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強家，為其私屬，終歲服勞，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京畿田畝稅五升，而私家收租畝一石，官取一，私取十，穡者安得足食？宜為定條限，裁租價，損有餘，優不足，此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舍也。"贄言雖切，以讒逐，事無施行者。
河南尹齊抗復論其弊，以為："陛下行兩稅，課納有時，貪暴無所容奸，二十年間，府庫充牣。但定稅之初，錢輕貨重，故陛下以錢為稅。今錢重貨輕，若更有稅名，以就其輕，其利有六：吏絕其奸，一也；人用不擾，二也；靜而獲利，三也；用不乏錢，四也；不勞而易知，五也；農桑自勸，六也。百姓本出布帛，而稅反配錢，至輸時復取布帛，更為三估計折，州縣升降成奸。若直定布帛，無估可折。蓋以錢為稅，則人力竭而有司不之覺，今兩稅出於農人，農人所有，唯布帛而已。用布帛處多，用錢處少，又有鼓鑄以助國計，何必取於農人哉！"疏入，亦不報。
東萊呂氏曰賦："役之制自《
禹貢
》始，可見《禹貢》既定九州之田賦，以九州之土地，為九州之土貢。說者以謂有九州之土貢，然後以田賦之當供者，市易所貢之物。考之於經，蓋自有證。何者？甸服百里賦納總，至於五百里米，自五百里之外，其餘四服米不運之京師，必以所當輸者土貢於天子。以此知當時貢、賦一事，所以冀州在王畿甸服之內，全不敘土貢，正緣已輸粟米。以此相參考，亦自有證。蓋當時寓兵於農，所謂貢賦，不過郊廟賓客之奉，都無養兵之費，故取之於畿甸而足。自大略而言之，三代皆沿此制，夏後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三代之賦略相當，《周官》所載，九畿之貢而已。九州之貢所謂出者半，或三之一，或四之一，或以半輸王府，或以二之一輸王府，或以四之一輸王府。所謂土貢未必能當貢賦之半，留之於諸侯之國，以待王室之用，皆是三代經常之法。所謂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師，說者以為二千五百人為師，亦是一時權時之役。所謂經常之役，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豳詩所謂'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皆是經常之役法如此。用兵軍役寓之井賦乘馬之法，無事則為農，有事則征役。至漢有所謂材官，踐更、過更、卒更三等之制，當時有幹戈之征。及至魏晉，有戶調之名，凡有戶者出布帛，有田者出租賦。後魏亦謂之戶調，在後魏以一夫一婦出帛一疋，在北齊則有一床半床之制，已娶者則一床，未娶者則半床。當時有戶調之名，然役法尚存古制。但至南北朝，增三代之三日至於四十五日。自漢至南北朝，其賦役之法如此。至唐高祖立租庸調之法，承襲三代、漢、魏、南北之制，雖或重或輕，要之規摹尚不失舊。德宗時，楊炎為相，以戶籍隱漏，徵求煩多，變而為兩稅之法。兩稅之法既立，三代之制皆不復見。然而兩稅在德宗一時之間雖號為整辦，然取大歷中科徭最多以為數，雖曰自所稅之外並不取之於民，其後如間架，如借商，如除陌，取於民者不一，楊炎所以為千古之罪人。大抵田制雖商鞅亂之於戰國，而租稅猶有歷代之典制，惟兩稅之法立，古制然後掃地。要得復古，田制不定，縱得薄斂如漢文帝之復田租，荀悅論豪民收民之資，惟能惠有田之民，不能惠無田之民。田制不定，雖欲復古，其道無由。兵制不復古，民既出稅賦，又出養兵之費，上之人雖欲權減，兵又不可不養。兵制不定，此意亦無由而成。要之寓兵於農，賦役方始定。"
按：自秦廢井田之制，隳什一之法，任民所耕，不計多少，於是始舍地而稅人，征賦二十倍於古。漢高祖始理田租，十五而稅一，其後遂至三十而稅一，皆是度田而稅之。然漢時亦有稅人之法。按漢高祖四年，初為算賦，註：民十五以上至六十五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七歲至十五出口賦，人錢二十，此每歲所出也。然至文帝時，即令丁男三歲而一事，賦四十，則是算賦減其三之二，且三歲方徵一次，則成丁者一歲所賦不過十三錢有奇，其賦甚輕。至昭、宣帝以後，又時有減免。蓋漢時官未嘗有授田、限田之法，是以豪強田連阡陌，而貧弱無置錐之地，故田稅隨占田多寡為之厚薄，而人稅則無分貧富。然所稅每歲不過十三錢有奇耳。至魏武初平袁紹，乃令田每畝輸粟四升，又每戶輸絹二疋、綿二斤，則戶口之賦始重矣。晉武帝又增而為絹三疋、綿三斤，其賦益重。然晉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及丁男丁女占田皆有差，則出此戶賦者亦皆有田之人，非鑿空而稅之，宜其重於漢也。自是相承，戶稅皆重。然至元魏而均田之法大行，齊、周、隋、唐因之。賦稅沿革微有不同，史文簡略，不能詳知，然大概計畝而稅之令少，計戶而稅之令多。然其時戶戶授田，則雖不必履畝論稅，只逐戶賦之，則田稅在其中矣。至唐始分為租、庸、調，田則出粟稻為租，身與戶則出絹布綾錦諸物為庸、調。然口分、世業，每人為田一頃，則亦不殊元魏以來之法，而所謂租、庸、調者，皆此受田一頃之人所出也。中葉以後，法制隳弛。田畝之在人者，不能禁其賣易，官授田之法盡廢，則向之所謂輸庸、調者，多無田之人矣。乃欲按籍而徵之，令其與豪富兼並者一例出賦可乎？又況遭安、史之亂，丁口流離轉徙，版籍徒有空文，豈堪按以為額？蓋當大亂之後，人口死徙虛耗，豈復承平之舊？其不可轉移失陷者，獨田畝耳。然則視大歷十四年墾田之數以定兩稅之法，雖非經國之遠圖，乃救弊之良法也。但立法之初，不任土所宜，輸其所有，乃計綾帛而輸錢。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遂至輸一者過二，重為民困。此乃掊刻之吏所為，非法之不善也。陸宣公與齊抗所言固為切當，然必欲復租、庸、調之法，必先復口分、世業之法，均天下之田，使貧富等而後可，若不能均田，則兩稅乃不可易之法矣。又歷代口賦、皆視丁、中以為厚薄。然人之貧富不齊，由來久矣。今有幼未成丁，而承襲世資，家累千金者，乃薄賦之；又有年齒已壯，而身居窮約，家無置錐者，乃厚賦之，豈不背繆？今兩稅之法，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尤為的當。宣公所謂："計估算緡，失平長偽，挾輕費轉徙者脫徭稅，敦本業不遷者困斂求，乃誘之為奸，毆之避役。"此亦是有司奉行者不明不公之過，非法之弊。蓋力田務本與商量逐末，皆足以致富。雖曰逐末者易於脫免，務本者困於徵求，然所困猶富人也，不猶愈於庸調之法不變，不問貧富，而一概按元籍徵之乎？蓋賦稅必視田畝，乃古今不可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只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蓋雖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遂至重為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自兩稅之法行，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其出於楊炎而少之乎？
又按：古今戶口之數，三代以前姑勿論。史所載西漢極盛之數，為孝平
元始二年，人戶千一百二十三萬三千。東漢極盛之時，為桓帝
永壽三年，戶千六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
此《通典》所載之數，據《東漢書‧郡國誌》，計戶一千六百七萬九百六則多《通典》五百八十三萬有奇，是又盛於前漢矣。
三國鼎峙之時，合其戶數不能滿百二十萬，昔人以為才及盛漢時南陽、汝南兩郡之數。蓋戰爭分裂，戶口虛耗，十不存一，固宜其然。然晉太康時，九州攸同，不可謂非承平時矣，而為戶只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自是而南北分裂，運祚短促者，固難稽據，姑指其極盛者計之，則宋文帝元嘉以後，戶九十萬六千八百有奇；魏孝文遷洛之後，只五百餘萬，則混南北言之，才六百萬。隋混一之後，至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有奇；唐天寶之初，戶八百三十四萬八千有奇。隋唐土地不殊兩漢，而戶口極盛之時，才及其三之二，何也？蓋兩漢時，戶賦輕，故當時郡國所上戶口版籍，其數必實；自魏晉以來，戶口之賦頓重，則版籍容有隱漏不實，固其勢也。南北分裂之時，版籍尤為不明，或稱僑寄，或冒勛閥，或以三五十戶為一戶茍避科役，是以戶數彌少。隋唐混一之後，生齒宜日富，休養生息莫如開皇、貞觀之間，考覈之詳莫如天寶，而戶數終不能大盛。且天寶十四載所上戶，總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而不課戶至有三百五十六萬五千五百。夫不課者鰥寡、廢疾、奴婢及品官有蔭者皆是也，然天下戶口，豈容鰥寡、廢疾、品官居其三之一有奇乎？是必有說矣。然則以戶口定賦，非特不能均貧富，而適以長奸偽矣。又按漢元始時，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千三十六頃，計每戶合得田六十七畝百四十六步有奇；隋開皇時墾田千九百四十萬四千二百六十七頃，計每戶合得田二頃有餘。夫均此宇宙也，田日加於前，戶日削於舊，何也？蓋一定而不可易者田也，是以亂離之後容有荒蕪，而頃畝猶在。可損可益者戶也，是以虛耗之餘，並緣為弊，而版籍難憑。杜氏《通典》以為我國家自武德初至天寶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漢室，而人戶才比於隋氏，蓋有司不以經國馭遠為意，法令不行，所在隱漏之甚。其說是矣，然不知庸、調之征愈增，則戶口之數愈減，乃魏晉以來之通病，不特唐為然也。漢之時，戶口之賦本輕，至孝宣時又行蠲減，且令流徒者復其賦，故膠東相王成遂偽上流民自占者八萬餘口以僥顯賞。若如魏、晉以後之戶賦，則一郡豈敢偽占八萬口，以貽無窮之逋負乎？陸宣公又言："先王制賦入，必以丁夫為本，無求於力分之外，無貸於力分之內。故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飾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如是，故人安其居，盡其力。"此雖名言，然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均是人也，而才藝有智愚之不同；均營生也，而時運有屯亨之或異。蓋有起窮約而能自致千金，其餘力且足以及他人者；亦有蒙故業而不能保一簪，一身猶以為累者，雖聖人不能比而同之也。然則以田定賦，以家之厚薄為科斂之輕重，雖非盛世事，而救時之策不容不然，未宜遽非也。
貞元三年，時歲事豐稔，上因畋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時豐，何故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詔書優恤，徒空文耳。"憲宗末年，度支、鹽鐵與諸道貢獻尤甚，有助軍及平賊賀禮、上尊號賀物。穆宗即位，一切罷之，兩稅外加率一錢以枉法贓論。然務姑息，賞賜諸軍不可勝紀，用不能節。
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為患，至穆宗時四十年。當時為絹二疋半者為八疋，大率加三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帝亦以貨輕錢重，民困而用不充，詔百官議革其弊。議者多請重挾銅之律，戶部尚書楊於陵言："大歷以前，淄青、太原、魏博雜鉛鐵以通時用，嶺南雜以金、銀、丹砂、象齒，今一用泉貨，故錢不足。今宜使天下兩稅、榷酒、鹽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錢，悉輸以布帛榖粟，則人寬於所求，然後出內府之積，收市廛之滯，廣山鑄之數，限邊裔之出，禁私家之積，則貨日重而錢日輕矣。"宰相善其議。由是兩稅、上供、留州皆易以布帛、絲纊，租、庸、課、調不計錢而納布帛，惟鹽酒本以榷率計錢，與兩稅異，不可去錢。
時貨輕錢重，與留州、送使，所在長吏又降省估使就實估，以自封殖，而重賦於人。裴垍為相，奏請天下留州、送使物，一切令就省估，其所在觀察使仍以其所蒞之郡租賦自給，若不足，方許徵於支郡、其諸州送使額變為上供，故疲人稍息肩。
會昌元年，敕："今後州縣所徵科斛斗，一切依額為定，不得隨年檢責。數外加有荒閑陂澤山原，百姓有人力能墾辟耕種，州縣不得輒問所收苗子，五年不在稅限，五年之外依例納稅。於一鄉之中，先填貧戶欠闕，如無欠闕，則均減眾戶合徵斛斗，但令不失元額，不得隨田加率。仍委本道觀察使每年收成之時，具管內墾田頃畝及合徵科斗數，分析聞奏。數外有剩納人戶斛斗，刺史以下重加懲貶。"
大中二年，制："諸州府縣等納稅，祇合先差優長戶車牛，近者多是權要富豪悉請留縣輸納，致使貧單之人卻須雇腳搬載。今後其留縣並須先饒貧下不支濟戶，如有違越，官吏重加科殿。"
四年，制："百姓兩稅之外，不許分外更有差率，委御史臺糾察。其所徵兩稅疋段等物，並留州、留使錢物，納疋段虛實估價及見錢，從前皆有定制。如聞近日或有於虛估疋段數內實徵，估物及其間分數，亦不盡依敕條、宜委長吏切守，如有違越必議科懲。又青苗兩稅本系田土，地既屬人，稅合隨去。從前赦令，累有申明，豪富之家尚不恭守。以後州縣覺察，如有此比，須議痛懲，地勒還主，不理價直。"
按：兩稅不徵粟帛而徵錢，吏得為奸以病民。穆宗時嘗復舊制徵粟帛矣，今復有此令，豈又嘗變易邪？計貨徵錢，必有估直，而估乃有虛實之異。舞文如此，今禁其於定制外多科，固不若仍復粟帛之徵，則自不能多求於定數之外也。
昭宗末，諸道多不上供，惟山南東道節度使趙匡凝與其弟荊南留後匡明委輸不絕
詳見《國用門》
。
光啟三年，張全義為河南尹。初，東都經黃巢之亂，遺民聚為三城以相保，繼以秦宗權、孫儒殘暴，僅存壞垣而己。全義初至，白骨蔽地，荊棘彌望，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麾下才百餘人，乃於麾下選可使者十八人，命曰"屯將"，人給一旗一榜，於舊十八縣中令招農戶自耕種，流民漸歸。又選可使者十八人，命曰"屯副"，民之來者綏撫之，除殺人者死，餘但加杖，無重刑，無租稅，歸者漸眾。又選諳書計者十八人，命曰"屯判官"。不一二年，每屯戶至數千，於農隙選壯者教之戰陣，以禦寇盜。關市之賦，迨於無籍。刑寬事簡，遠近趨之如市。五年之後，諸縣戶口率皆歸復，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其勝兵大縣至七千人，小縣不減二千人，乃奏置令佐以治之。全義明察，人不能欺，為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采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眾杖之。或訴以乏人牛，則召鄰裏責之曰："彼誠乏人牛，何不助之？"由是鄰裏有無相助，比戶有積蓄，在洛四十年，遂成富庶。
按：唐末盜賊之亂，振古所未有，洛陽四戰之地，受禍尤酷。全義本出郡盜，乃能勸農力本、生聚教誨，使荒墟為富實。觀其規畫，雖五季之君號為有志於民者所不如也。賢哉！
後唐莊宗即位，推恩天下，除百姓田租，放諸場務課利欠負者。而租庸使孔謙悉違詔督理，更制括田竿尺，盡率州使公廨錢。天下怨苦，民多流亡，租稅日少。
容齋洪氏《隨筆》曰："朱梁之惡，最為歐陽公《五代史記》所斥詈，然輕賦一事，《舊史》取之，而《新書》不為拈出。其語云：'梁祖之開國也，屬黃巢大亂之餘，以夷門一鎮，外嚴烽候，內辟汙萊，厲以耕桑，薄其租賦，士雖苦戰，民則樂輸，二紀之間，俄成霸業。及末帝與莊宗對壘於河上，河南之民雖困於輦運，亦未至流亡，其義無他，蓋賦斂輕而邱園可戀也。及莊宗平定梁室，任吏人孔謙為租庸使，峻法以剝下，厚斂以奉上，民產雖竭，軍食尚虧，加以兵革，因以饑饉，不三四年，以致顛隕，其義無他，蓋賦役重而寰區失望故也。'予以事考之，此論誠然，有國家者之龜鑒也。《資治通鑒》亦不載此一節。"
吳徐知誥為淮南帥，以宋齊邱為謀主。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民甚病之。齊邱以為錢非耕桑所得，使民輸錢，是教之棄本逐末也，請蠲人口錢，自餘稅悉收榖帛紬絹，疋直千錢者，稅三十。知誥從之，由是曠土盡辟，國以富強。
容齋洪氏《隨筆》曰："自用兵以來，民間以見錢紐納稅直，既為不堪，然於其中所謂和買折帛，尤為名不正而斂最重。偶閱大中祥符間太常博士許載著《吳唐拾遺錄》，所載多諸書未有者，其《勸農桑》一篇正云：吳順義年中，差官興販簿，定租稅，厥田上上者，每一頃稅錢二貫一百文，中田一頃稅錢一貫八百，下田一頃千五百，皆足陌見錢，如見錢不足，許依市價折以金銀。並計丁口課調，亦科錢。宋齊邱時為員外郎，上策乞虛擡時價，而折紬、絹、綿本色，曰：'江淮之地，唐季以來戰爭之所，今兵革乍息，黎甿始安，而必率以見錢，折以金銀，此非民耕鑿可得也。必興販以求之，是為教民棄本逐末耳。'是時絹每疋市價五百文，紬六百文，綿每兩十五文、齊邱請絹每疋擡為一貫七百，紬為二貫四百，綿為四十文，皆足錢，丁口課調，亦請蠲除。朝議喧然沮之，謂虧損官錢，萬數不少。齊邱致書於徐知誥曰：'明公總百官，理大國，督民見錢與金銀，求國富庶，所謂擁篲救火，撓水求清，欲火滅水清可得乎？'知誥得書，曰：'此勸農上策也。'即行之。自是不十年間，野無閑田，桑無隙地。自吳變唐，自唐歸宋，民到於今受其賜，齊邱之事美矣。徐知誥亟聽而行之，可謂賢輔相，而《九國志‧齊邱傳》中略不書，《
資治通鑒
》亦佚此事。今之君子為國，唯知浚民以益利，豈不有〈回見〉於偏閏之臣乎！"
同光三年，敕："魏府小傋豆稅，每畝減收三升。城內店宅園圃，比來無稅，頃因偽命，遂有配征。後來以所徵物色，添助軍裝衣賜，將令通濟，宜示矜蠲。令據緊慢去處。於見輸稅絲上，每兩作三等，酌量納錢，貴與充本回圖，收市軍裝衣賜，其絲永與除放。"
吏部尚書李琪上疏曰："臣聞古人有言：榖者人之司命，地者榖之所生，人者君之所理。有其榖則國力備，定其地則人食足，察其人則徭役均。知此三者，為國之急務也。軒黃以前，不可詳記，自堯堙洪水，禹作司空，於是辯九等之田，收什一之稅，其時戶口一千三百餘萬，定懇田約九百二十萬頃，為太平之盛。及殷革夏命，重立田制，每私田十畝，種公田一畝，水旱同之，亦什一之義也。洎周室立井田之法，大約百里之國，提封萬井，出車千乘，戎馬四千匹，畿內兵車萬乘，馬四萬匹。以田法論之，亦什一之制也。故當成康之時，比堯舜之朝，戶口更增二十餘萬，非他術也，蓋三代之前皆量入以為出，計農以立軍，雖逢水旱之災，而有兇荒之備。降及秦、漢，重稅工商，急關市之征，倍舟車之算，人口既以減耗，古制猶復兼行，按此時戶口尚有一千二百餘萬，懇土亦一千八百萬餘頃。至乎三國並興，兩晉之後，則農夫少於軍眾，戰馬多於耕牛，供軍須奪於農糧，秣馬必侵於牛草，於是天下戶口，祗有二百四十餘萬。洎隋文之代，與漢比崇，及煬帝之年，又三分去一。唐太宗文皇帝以四夷初定，百姓未豐，延訪群臣，各陳所見，惟魏徵獨勸文皇力行王道。由是輕徭薄賦，不奪農時，進賢良，悅忠直，天下粟斗直兩錢。自貞觀至於開元，將及九百萬戶，五千三百萬口，墾田一千四百萬頃，比之近古，又多增加。是知救人瘼者，必重斂為病源，料兵食者，以惠能為軍政。仲尼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臣之此言，是魏徵所以勸文皇也，伏惟深留宸鑒。如以六軍方闕，未可輕徭，兩稅之餘，猶須重斂，則但不以折納為事，一切以本色輸官，又不以細配為名，止以正稅加納，則天下幸甚！"敕："本朝徵科唯有兩稅，至於折納，比不施為。宜依李琪所論，應逐稅合納錢物斛斗及鹽錢等，宜令租庸司指揮，並準元徵本色輸納，不得改更，若合有移改，即須具事由聞奏。"
按：
同光三年，是為莊宗既滅梁、蜀之後，驕侈自恣，賞賚無節，倉廩空虛，軍民咨怨，孔謙復行克剝之政，民力重困，而國用不支，將以危亡之時也。然則琪言雖美，詔敕雖再，祗虛文耳。以此疏敘述歷代勸農寬征生聚之事，辭簡而義備，故錄之。
明年，以軍食不足，敕河南尹預借夏秋稅，民不聊生。
明宗
天成元年，赦節文："應納夏秋稅子，先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後祗納正稅數，不量省耗。"
二年，敕："率土黎甿，並輸王稅，逐年生計，祗在春時。深虞所在之方，無知之輩不自增修產業，輒便攪擾鄉鄰，既撓公門，須嚴定制。自今後凡關論認桑土，二月一日後，州縣不得受狀。十月務開，方許論對，準格據理斷割。"
三年，敕："應三京、鄴都諸道州府縣村人戶，自今年七月後，於夏秋田苗上每畝納麯錢五文足陌。"
長興二年，人戶每田畝納農器錢一文五分。
四年五月五日，戶部奏："三京、鄴都、諸道州府，逐年所徵夏秋稅租兼鹽麯折徵，諸般錢榖等起徵，條流如後：
四十七處節候常早，大小麥、〈麥廣〉麥、豌豆五月十五日起徵，八月一日納足。正稅、疋帛錢、鞋、地頭、榷麯、蠶鹽及諸色折科，六月五日起徵，至八月二十日納足。河南府、華州、耀、陜、絳、鄭、孟、懷、陳、齊、棣、延、兗、沂、徐、宿、汝、申、安、滑、濮、澶、襄、均、房、雍、許、邢、洺、磁、唐、隋、郢、蔡、同、鄆、魏、汴、潁、復、鄜、宋、亳、蒲等州。
二十三處節候差晚，隨本處與立兩等期限。
一十六處校晚，大小麥、〈麥廣〉麥、豌豆六月一日起徵，至八月十五日納足。正稅、疋帛錢，鞋、地頭、榷麯、蠶鹽及諸色折科，六月十日起徵，至八月二十五日納足。幽、定、鎮、滄、晉、隰、慈、密、青、鄧、淄、萊、邠、寧、慶、衍。
七處節候尤晚，大小麥、豌豆六月十日起徵，至九月納足。正稅、疋帛錢、鞋、榷麯錢等六月二十日起徵，至九月納足。並、潞、澤、應、威塞軍、大同軍、振武軍。
其月，敕："百姓今年夏苗，委人戶自供通手狀，具頃畝多少，五家為保，委無隱漏，攢連狀送本州具帳送省，州縣不得差人檢括，如人隱欺，許令陳告，其田並令倍徵。"
長興二年
六月，敕："委諸道觀察使，屬縣於每村定有力人戶充村長。與村人議，有力人戶出剩田苗，補貧下不追頃畝。自肯者即據狀徵收，有詞者即排段檢括。自今年起為定額。有經災沴及逐年逋處，不在此限。"
三年十二月，三司奏："諸道上供稅物，充兵士衣賜不足，其天下所納斛斗及錢，除支贍外，請依時估折納綾羅絹帛。"從之。
長興元年，敕："天下州府受納稈草，每束約一文足，一百束納枸子四莖，充積年供使，棗針一莖充稕場院。其草並柴蒿，一束納錢一文。其細絹絁布綾羅，每疋納錢十二文足。絲綿紬線麻皮等，每一十兩納耗半兩。鞋每量納錢一文足。見錢每貫納七文足。省庫收納上件錢物，元條流：見錢每貫納二文足，絲綿納子每一百兩納耗一兩，其諸色疋段並無加耗。"二年，敕："今後諸州府所納稈草，每二十束別納加耗一束，充場司耗折。"
潞王
清泰元年，劉昫命判官鉤考窮覈積年逋欠之數，奸吏利其徵責丐取，故存之。昫具奏其狀，且請察其可徵者急督之，必無可償者悉蠲之。韓昭允極言其便，乃詔："長興以前戶部及諸道逋租三百三十八萬，虛煩簿籍，咸蠲免勿徵。"貧民大悅，而三司悉怨之。
致堂胡氏曰："胥吏利於督租，固小人常情也。長民者士大夫也，不恤百姓，而以胥吏所利者為生財之術，無窮之源，則於胥吏何責焉！前代著令曰：'凡言放稅者，不得過四分，每有水旱，許訴災傷，或下赦令盡蠲之。'而有司徵督如故。農氓不諭，乃有'黃紙放、白紙催'之謠，蓋不知令甲之文也。是則赦令行一時之恩，以收人心；令甲著永久之制，恐失財賦。陰行虐政，陽行惠澤，豈先王之用心哉！三司吏不肯釋除逋負，非獨其利在焉，亦以在上之意，吝於與而嚴於取也。此百姓膏肓之病也。明宗能蠲二百萬緡，潞王能蠲三百萬石，豈非衰亂之時盛德之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