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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運
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挽粟
運載芻稿令疾至，故曰飛芻。挽粟，謂引車船也。音晚，起於黃、腄
音誰。東萊二縣、琅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
言沿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北河，今朔方之北河也，率三十鍾而致一石
六斛四斗為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
。
漢興，高帝時，漕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婁敬說帝都關中。張良曰：「關中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敬說是也。」孝文時，賈誼上說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為奉地，鏹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遂調均發徵，至無狀也。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所苦甚多也。」 孝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至十餘鍾致一石。其後，東滅朝鮮，置滄海郡，人徒之眾，擬西南夷。又衛青擊匈奴，取河南地
今朔方
。復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
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於帝曰：「異時關東運粟，漕水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傍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此損漕省卒，而卒肥關中之地，得榖。」上以為然，發卒穿渠以漕運，大便利也。其後，番系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底柱之險，敗亡甚多，而亦頗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阪下皮氏，今絳郡龍門縣。汾陰、蒲阪，今河東郡寶鼎、河東二縣，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僡棄地，度可得榖二百萬石以上。榖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底柱之東，可無復漕。」上又以為然，發卒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到，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
時越人徙者以田予之，其租稅入少府，其入未多，故謂之稍
。其後，又有人上書欲通褒斜道
褒、斜，二水名。褒水東流，南入沔，今漢中郡褒城縣。斜水北流入渭，今武功縣及扶風郡
。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言：「抵蜀從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入渭。如此，漢中榖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上以為然，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
武帝作柏梁臺，宮室之修，由此日麗。徒奴婢眾，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
元封元年，桑弘羊請令民入粟補吏、贖罪，他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榖。
按：漢初，致山東之粟，不過歲數十萬石耳。至孝武，而歲至六百萬石，則幾十倍其數矣。雖征斂苛煩，取之無藝，亦由河渠疏利，致之有道也。
昭帝
元鳳二年，詔：「曰前年減漕三百萬石。」三年，詔曰：「民被水災，頗匱於食，其止四年勿漕。」 孝宣即位，歲數豐穰，耿壽昌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榖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等郡榖，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天子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榖，築倉理船，費直二萬萬餘萬萬，億也，有動眾之功，恐生旱氣，人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帝不聽，漕事果便。
光武北征，命寇恂守河內，收四百萬斛以給軍，以輦車驪駕，轉輸不絕。
虞詡為武都太守，開漕船道，而水運通利。
明帝
永平十三年，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跡。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建武時，光武欲修之而未果。其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兗、豫百姓怨歎。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水者，乃詔發卒數十萬，遣景與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堤，自榮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潰漏之患。費以百億計。
致堂胡氏曰：「世言隋煬帝開汴渠以幸揚州。文士考《禹貢》言堯都冀州，居河下流，而八都貢賦重於用民力，故每州必記入河之水。獨淮與河無相通之道，求之故跡而不得，乃疑汴水自禹以來有之，不起於隋。世既久遠，或名鴻溝，或名官渡，或名汴渠，大概皆自河入淮，故淮可引江湖之舟以達於冀也。今據《後漢書》，則平帝時己有汴渠，曰'河、汴決壞'，則謂輸受之所也。至是，發卒四十萬修渠堤，則平地起兩岸，而汴水行其中也。十里立一水門，更相洄注，則以節制上流，恐河溢為患也。是正與今之汴渠制度無異，特未有導洛之事耳。史曰'渠堤自榮陽而東'，則上疑其為鴻溝，下疑其為官渡者，恐未得其要。官渡直黃河也，故袁、曹相距，沮授曰：'悠悠黃河，吾其濟乎！'汴渠自西而東，鴻溝乃橫亙南北，故曰未得其要也。獨所謂自禹以來有汴者，此則不易之論也。」 漢丞相諸葛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
木牛，其法：「方腹曲脛，一腳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住，可大用，而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群行者二十里。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腳，橫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刻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攝者為牛鞦軸。牛御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三十里，而人不大勞，牛不飲食。」流馬亦有尺寸之數。
先公曰：「邸閣者，倉稟之異名歟！魏晉以來多稱之。《晉史‧景紀》言，蜀將姜維寇狄道，帝曰：'姜維攻羌，收其質任，聚榖作邸閣訖而復轉行至此'云云。是邸閣者，倉稟之名耳。」 魏齊王
正始四年，司馬宣王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
今淮陽郡至壽春郡
。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宣王從之，乃開廣漕渠。東南有事，興眾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
語在《屯田篇》
。
晉武帝太始十年，鑿陝南山，決河，東注洛以通運漕
雖有此詔，竟未成功
。
懷帝
永嘉元年，修千金堨於許昌以通運。
成帝
咸和六年，以海賊寇抄，運漕不繼，發王公以下千餘丁，各運米六斛。
穆帝時，頻有大軍，糧運不繼，制王公己下十三戶共借一人，助度支運。
趙王虎以租入殷廣，轉輸勞煩，令中倉歲入百萬斛，餘皆儲之水次；令刑贖之家得以錢代財帛，無錢聽以榖麥，皆隨時價輸水次倉。
後魏自徐揚內附之後
徐州，今彭城。揚州，今壽州，仍代經略江淮。於是轉運中州，以實邊鎮，百姓疲於道路。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需，應機漕引。此費役微省。時三門都將薛欽上言：「計京西水次汾、華二州，恒農、河北、河東、平陽等郡，年常綿絹及貲麻皆折公物，雇車牛送京，道險人敝，費公損私。略計華州一車，官酬絹八疋三丈九尺，別有私人雇價布八十疋；河東一車，官酬絹五疋二丈，別有私人雇價布五十疋。自餘州郡，雖未練多少，推之遠近，應不減此。今求車取雇絹三疋，市木造船，不勞采斫。計船一艘，舉十三車，車取三疋，合有三十九疋，雇作首並匠及船上雜具食直，足以成船。計一船賸二七十八疋，布七百八十疋。又租車一乘，官格二十斛成載；私人雇價，遠者五斗布一疋，近者一石布一疋。准其私費，一車有布遠者八十疋，近者四十疋。造船一艘，計舉七百石，准其雇價，應有千四百疋。今取布三百疋造船一艘，並船上覆理雜事，計一船有賸布千一百疋。又其造船之處，皆須鋸材人功，並削船茹，依功多少，即給當州郡門兵，不假更召。汾州有租庸調之處，去汾不過百里，華州去河不滿六十，並令計程依舊酬價，車送船所。船之所運，唯達㵢陂。其陸路後㵢陂至倉門，調一車雇絹一疋，租一車布五疋，則於公私為便。」詔從之，而未能盡行也。
孝文
太和七年，薄骨律鎮將刁雍上表曰：「奉詔高平、安定、統萬薄骨律鎮，今靈武郡。高平，今平涼郡。安定，即今郡。統萬，即朔方郡也及臣所守四鎮，出車五千乘，運屯榖五十萬斛，付沃野鎮以供軍糧。臣鎮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往來，猶以為難，設令載榖二十石，每至深沙，必至滯陷。又榖在河西，轉至沃野，越渡大河，計奉五千乘運十萬斛，百餘日乃得一返，大廢生人耕墾之業。車牛艱阻，難可全至，一歲不過三運，五十萬斛乃經三年。臣聞鄭、白之渠，遠引淮海之粟，溯流數千里，周年乃得一至，猶稱國有儲糧，人用安樂。求於〈山牽〉𡶁山在今平涼郡高平縣，今笄頭山語訛亦曰汧沌山，即〈山牽〉〈山屯〉山也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為一船，一船勝二十斛，一舫十人，計須千人。臣鎮內之兵，率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牽上，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從三月至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計用人工輕於車運十倍有餘，不費牛力，又不廢田。」詔曰：「知欲造船運榖，一冬即成，大省人力，既不費牛，又不廢田，甚善。非但一運，自可永以為式。」 隋文帝
開皇二年，以京師倉稟尚虛，議為水旱之備，詔於蒲、陝、虢、熊、伊、洛、鄭、懷、邠、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
熊州，今福昌縣。伊州，今陸渾縣。洛州，今絳縣。餘縣並今郡
置募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
衛、陝、華並今郡，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倉部侍郎韋瓚，向蒲、陝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經底柱之險，達於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四年，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
即今西京城也
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便之。
煬帝
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榖、洛水達於河。又引河通於淮海。自是天下利於轉輸。四年，又發河北諸郡百餘萬眾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
今范陽郡
。自是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五年，於西域之地置西海、鄯善、且末等郡
逐吐谷渾得其地，並在今酒泉、張掖、晉昌郡之北，今悉為北狄之地
。譴天下罪人，配為戍卒，大開屯田，發四方諸郡運糧以給之。七年冬，大會涿郡。分江淮南配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別以舟師濟滄舳，艫數百里。並載軍糧，期與大兵會於平壤
高麗所都
。置洛口回洛倉，穿三千三百窖，窖容八千。
致堂胡氏曰：「隋煬積米，其多至二千六百餘萬石，何凶旱水溢之足虞！然極奢於內，窮武於外，耕桑失業，民不聊生，所謂江河之水不能實漏甕。倉窖充盈，適足為重斂多藏之罪耳。」 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自高宗以後，歲益增多，而功利繁興，民亦罹其弊矣。初，江淮漕租米至東都輸含嘉倉，以車或馱陸運至陝。而水行來遠，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故其率一斛得八斗為成勞。而陸運至陝才三百里，率兩斛計庸錢千。民送租者，皆有水陸之直，而河有三門底柱之險。
顯慶元年，苑西監褚朗議鑿三門山為梁，可通陸運。乃發卒六千鑿之，功不成。其後，將作大匠楊務廉又鑿為棧，以挽漕舟。挽夫繫二鈲於胸，而繩多絕，挽夫輒墜死，則以逃亡報，因繫其父母妻子，人以為苦。
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朝集京師，元宗訪以漕事，耀卿條上。便宜，曰：「江南戶口多，而無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入斗門，四月己後，始渡淮入汴，常苦水淺，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漲，須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檣阻隘。江南之人，不習河事，轉雇河師水手，重為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今漢、隋漕路，瀕河倉稟，遺跡可尋。可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則舟無停留，而物不耗失。此甚利也。」元宗初不省。二十一年，耀卿為京兆尹，京師雨水，榖踴貴，元宗將幸東都，復問耀卿漕事，耀卿因請罷陝陸運，而置倉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輸粟於倉而去，縣官雇舟以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輸其東倉，而陸運以輸西倉，復以舟漕，以避三門之水險。元宗以為然，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元宗大悅，拜耀卿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轉運使，以鄭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蕭炅為副使，益漕晉、絳、魏、濮、邢、貝、濟、博之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傭錢三十萬緡。是時，民久不罹兵革，物力豐富，朝廷用度亦廣，不計道里之費，而民之輸送所出水陸之直，增以「函腳」、「營窖」之名，民間傳言用斗錢運斗米，其糜耗如此。及耀卿罷相，北運頗艱，米歲至京師才百萬石。三十五年，遂罷北運。而崔希逸為河南陝運使，歲運百八十萬石。其後，以太倉積粟有餘，歲減漕數十萬石。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底柱為門以通漕，開其山巔為挽路，燒石沃醯而鑿之。然棄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其水漲，以人挽舟而上。天子疑之，遣宦者按視，齊物厚賂使者，還言便。齊物入為鴻臚卿，以長安令韋堅代之，兼水陸運使。堅治漢、隋運渠，起關門，抵長安，通山東租賦。乃絕灞滻，並渭而東，至永豐倉與渭合。又於長樂坡瀕苑牆鑿潭於望春樓下，以聚漕舟。堅因使諸舟各揭其郡名，陳其土地所產寶貨諸奇物於栿上。先時民間唱俚歌曰「得體紇那邪」。其後寶符於桃林，於是陝縣尉崔成甫更《得體歌》為《得寶弘農野》。堅命舟人為吳、楚服，大笠、廣袖、芒僴以歌之。成甫又廣之為歌辭十闋，自衣闕後綠衣、錦半臂、紅抹額，立第一船為號頭以唱，集兩縣婦女百餘人，鮮服靚妝，鳴鼓吹笛以和之。眾艘以次輳樓下，天子望見大悅，賜其潭名曰廣運潭。是歲，漕山東粟四百萬石。自裴耀卿言漕事，進用者常兼轉運之職，而韋堅為最。初，耀卿興漕路，請罷陸運，而不果廢。自景雲中，陸運北路分八遞，雇民車牛以載。開元初，河南尹李傑為水陸運使，運米歲二百五十萬石，而八遞用車千八百乘。耀卿罷久之，河南尹裴迥以八遞傷牛，乃為交揚兩遞，濱水處為宿場，分官總之，自龍門東山抵天津橋為石堰以遏水。其後大盜起，而天下匱矣。肅宗末年，史朝義兵分出宋州，淮運於是阻絕，租庸鹽鐵溯漢江而上。河南尹劉晏為戶部侍郎，兼句當度支、轉運、鹽鐵、鑄錢使，江淮粟帛，繇襄、漢越商於輸京師。及代宗出陝州，關中空窘，於是盛轉輸以給用。
廣德二年，廢句當度支使，以劉晏顓領東都、河南、淮西、江南東西轉運、租庸、鑄錢、鹽鐵，轉輸至上都，度支所領諸道租庸觀察使，凡漕事亦皆決於晏。晏即鹽利雇傭分利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繇潤州陸運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繇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為歇僒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填闕船」，米斗減錢九十。調巴、蜀、襄、漢麻枲竹蓧為綯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無棄者。未十年，人人習河險。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輕貨自揚子至汴州，每馱費錢二千二百，減九百，歲省十餘萬緡。又分官吏主丹陽湖，禁引溉，自是河漕不涸。大曆八年，以關內豐穰，減漕十萬石，度支和糴以優農。晏自天寶末掌出納，監歲運，知左右藏，主財榖三十餘年矣。及楊炎為相，以舊惡罷晏，轉運使復歸度支，凡江、淮漕米，以庫部郎中崔河圖主之。及田悅、李惟嶽、李納、梁崇義拒命，舉天下兵討之，諸軍仰給京師。而李納、田悅兵守渦口，梁崇義扼襄、鄧，南北漕引皆絕，京師大恐。江淮水陸轉運使杜佑以秦、漢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絕蔡河，至陳州而合，自隋鑿汴河，官漕不通，若導流培岸，功用甚寡；疏雞鳴岡首尾，可以通舟，陸行才四十里，則江、湖、黔中、嶺南、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繇白沙起東關，曆潁、蔡，涉汴抵東都，無濁河溯淮之阻，減故道二千餘里。會李納將李洧以徐州歸命，淮路通而止。戶部侍郎趙贊又以錢貨出淮迂緩，分置汴州東西水陸運兩稅鹽鐵使，以度支總大綱。貞元初，關輔宿兵，米斗千錢，太倉供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釀酒，以飛龍駝負永豐倉米給禁軍，陸運牛死殆盡。德宗以給事中崔造敢言，為能立事，用為相。造以江、吳素嫉錢榖諸使顓利罔上，乃奏諸道觀察使、刺史選官部送兩稅至京師，廢諸道水陸轉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以度支、鹽鐵歸尚書省，宰相分判六尚書事。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侍郎吉中孚判度支諸道兩稅。增江、淮之運，浙江東、西歲運米七十五萬石，復以兩稅易米百萬石，江西、湖南、鄂岳、福建、嶺南米亦百二十萬石，詔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淮南節度使杜亞運至東、西渭橋倉。諸道有鹽鐵處復置巡院，歲終宰相計課最。崔造厚元琇，而韓滉方領轉運，奏國漕不可改。帝亦雅器滉，復以為江淮轉運使。元琇嫉其剛，不可共事，因有隙。琇稱疾罷，而滉為度支、諸道鹽鐵、轉運使，於是崔造亦罷。滉遂劾琇常饋米淄青、河中，而李納、懷光倚以構叛，貶琇雷州司戶參軍，尋賜死。是時，汴宋節度使春夏遣官監汴水，察盜灌溉者。歲漕經底柱，覆者幾半。河中有山號「米堆」，運舟入三門，雇平陸人為門匠，執標指麾，一舟百日乃能上。諺曰：「古無門匠墓。」謂皆溺死也。陝虢觀察使李泌益鑿集津倉山西逕為運道，屬於三門倉，治上路以回空車，費錢三萬緡，下路減半；又為入渭船，方五板，輸東渭橋太倉米至凡百三十萬石，遂罷南路陸運。其後諸道鹽鐵、轉運使張滂復置江淮巡院。及浙西觀察使李錡領使，江淮堰埭隸浙西者，增私路小堰之稅，以副使潘孟陽主上都留後。李巽為諸道轉運、鹽鐵使，以堰埭歸鹽鐵使，罷其增置者。自劉晏後，江淮米至渭橋浸減矣，至巽乃復如晏之多。初，揚州疏太子港、陳登塘，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輒復堙塞。淮南節度使杜亞乃濬渠蜀岡，疏句城湖、愛敬陂，起堤貫城，以通大舟。河益庳，水下走淮，夏則舟不得前。節度使李吉甫築平津堰，以泄有餘，防不足，漕流遂通。然漕益少，江淮米至渭橋者才二十萬斛。以諸道鹽鐵、轉運使盧坦糴以備一歲之費，省冗職八十員。自江以南，補署皆剸厲院監，而漕米亡耗於路頗多。刑部侍郎王播代坦，建議米至渭橋五百石亡五十石者死。其後判度支皇甫鎛議萬斛亡三百斛者償之，千七百斛者流塞下，過者死；盜十斛者流，三十斛者死。而覆船敗輓，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挾為奸，榜笞號苦之聲聞於道路，禁錮連歲，赦下而獄死者不可勝數。其後貸死刑，流天德王城，人不畏法，運米至者十亡七八。鹽鐵、轉運使柳公綽請如王播議加重刑。太和初，歲旱河涸，掊沙而進，米多耗，抵死甚眾，不待覆奏。秦漢時故漕興成堰，東達永豐倉，咸陽縣令韓遼請疏之，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可以罷車輓之勞。宰相李固言以為非時，文宗曰：「苟利於人，陰陽拘忌，非朕所顧也。」議遂決。堰成，罷輓車之牛以供農耕，關中賴其利。故事，州縣官充綱，送輕貨四萬，書上考。開成初，為長定綱，州擇清疆官送兩稅，至十萬遷一官，往來十年者授縣令。江淮錢積河陰，轉輸歲費十七萬餘緡，行綱多以盜抵死。判度支王彥威置縣遞群畜萬三千三百乘，使路傍民養以取傭，日役一驛，省費甚博。而宰相亦以長定綱命官不以材，江淮大州，歲授官者十餘人，乃罷長定綱，送五萬者書上考，七萬者減一選，五十萬減三選而己。及戶部侍郎裴休為使，以河瀕縣令董漕事，自江達渭，運米四十萬石。居三歲，米至渭橋百二十萬石。凡漕達於京師而足國用者，大略如此。其他州、縣、方鎮，漕以自資，或兵所征行，轉運以給一時之用者，皆不足紀。
貞元初，陸贄上奏，言：「邦畿之稅，給用不充，東方歲運租米，冒淮湖風浪之險，溯河、渭湍險之艱，費多而益寡。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煩費損，故有用斗錢運斗米之言。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慮者，則曰每至秋成，但令畿內和糴，既易集事，又足勸農，何必轉輸，徒耗財用。臣以兩家之論，互有短長，各申偏執之懷，俱昧變通之術。若國家理安，錢榖俱富，烝黎蕃息，力役靡施，然後常以羨財，益廣漕運，雖有厚費，適資貧人。貞元之始，巨盜初平，太倉無兼月之儲，關輔遇連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務省腳錢，至使郊畿煙火殆絕，餒殍相望，斯所謂睹近利而不防遠患者也。近歲關輔年榖屢登，數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粟麥，公儲委積，足給數年，農家猶苦榖賤。今夏江淮水潦，漂損田苗，米價倍貴，流庸頗多，關輔以榖賤傷農，宜加價糴榖，以勸稼穡。江淮以榖貴民困，宜減價糶米，以救凶災。今宜糴之處則無錢，宜糶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所謂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米，每斗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入渭橋，每斗船腳又約用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總當錢三百五十文，其米既糙且陳，尤為京邑所賤。據市司月估，每斗只糶得錢三十七而己，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今約計一年和糴之數，可當轉運二年；一斛轉運之資，足以和糴五斛。比較即時利害，運務且合悉停。臣竊慮停運，則舟船無用，壞爛莫修；倘遇凶災，復須轉漕，臨時鳩集，理必淹遲。臣今欲減所轉之數，以實邊儲。其江淮諸道，運米至河陰，河陰運米至太原倉，太原運米至東渭橋，來年各請停所運三之二。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於水災州縣糶之，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僦直六十九萬緡。請令戶部先以二十萬緡付京兆，令糴米以補渭橋倉之闕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糴十萬人一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糴之價；其江、淮米錢僦直，並委轉運使折市綾、絹、絁、綿，以輸上都，償先貸戶部錢，如此，則不擾一人，無廢百事。但於常用之內，收其枉費之資，百萬贏糧，坐實邊鄙，又有勸農振乏之利，存乎其間矣！」 元祐間，東坡蘇氏《
論綱梢欠折利害奏狀
》曰：「臣聞唐代宗時，劉晏為江淮轉運使，始於揚州造轉運船，每船載一千石，十船為一綱，揚州差軍將押赴河陰。每造一船，破錢一千貫，而實費不及五百貫。或譏其枉費，晏曰：'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創置，須謀經久，船場既興，執事者非一，須有餘剩，養活眾人，私用不窘，則官物牢固。'乃於揚子縣置十船場，差專知官十人，不數年間，皆致富贍。凡五十餘年，船場既無破敗，饋運亦不闕絕。至咸通末，有杜侍御者，始以一千石船，分造五百石船二隻，船始敗壞。而吳堯卿者，為揚子院官，始勘會每船合用物料，實數估給，其錢無復寬剩。專知官十家即時凍餒，而船場遂破，饋運不給，不久遂有黃巢之亂，劉晏以一千貫造船，破五百貫為千系人欺隱之資，以今之君子寡見淺聞者論之，可謂疏繆之極矣！然晏運四十萬石，當用船四百隻，五年而一更造，是歲造八十隻也。每只剩破五百貫，是歲失四萬貫也。而吳堯卿不過為朝廷歲寬四萬貫耳！得失至微，而饋運不繼，以貽天下之大禍。臣以此知天下之大計，未嘗不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也。國家財用大事，安危所出，願常不與寒陋小人謀之，則可以經久不敗矣。」 按：西漢與唐俱都關中，皆運東南之粟以餉京師，自河、渭溯流而上，然漢武帝時，運六百萬斛，唐天寶極盛之時，韋堅為水陸運使，僅一歲能致四百萬斛餘。歲止二百五十萬斛。而至德以後，僅百餘萬而已，俱未能如漢之數。且考之《食貨志》，及參以陸、蘇二公之言，則運彌艱，費彌重，豈古今水道有險易之不同邪？當考。
咸通元年，南蠻陷交趾，徵諸道兵赴嶺南。詔湖南水運自湘江入澪渠，並江西水運，以饋行營諸軍。溯運艱難，軍屯廣州乏食，潤州人陳磻石詣闕言：「海船至福建，往來大船一隻可致千石；自福建不一月，至廣州得船數十艘，便可得三五萬石，勝於江西、湖南溯流運糧。」又引劉裕海路進軍破盧循故事。乃以磻石為鹽鐵巡官往揚子縣專督海運，於是軍不闕供。
後唐
同光三年，吏部尚書李琪奏請敕下諸道，合差百姓轉般之數，有能出力運官物到京者，五百石以上，白身授一初任州縣官，有官者依資次遷授，欠選者便與放選，千石以上至萬石者，不拘文武，顯示賞酬。免令方春農人流散，此亦轉倉贍軍之一術也。敕租庸司下諸州，有應募者聞奏施行。
長興二年，敕應沿河船般倉，依北面轉運司船般倉例，每一石於數內與正銷破二升。
四年二月，三司使奏：「洛河水運，自洛口至京，往來牽船下卸，皆是水運，牙官每人管定四十石。今洛岸至倉門稍遠，牙官運轉艱難，近日例多逃走。今欲於洛河北岸別鑿一灣，引船直至倉門下卸，其工役欲於諸軍傔人內差借。」從之。
周
顯德二年，上謂侍臣曰：「轉輸之物，向來皆給斗耗，自漢以來，不與支破。倉稟所納新物，尚破省耗，況水路所般，豈無損失，今後每石宜與耗一斗。」 致堂胡氏曰：「受稅而取耗，雖非良法，誠以給用，猶不使民徒費。今觀世宗之言，則知晉、漢間取雀鼠耗及省耗，未嘗為耗用，直多取以實倉稟耳。比及輸運，其當給耗，反不與之，而或責之綱吏，或還使所出州縣補其虧數，亡身破家，不可勝計，豈為國撫民之道也！不宜取而取者，省耗糜費是也；當予而未嘗予者，漕運斗耗是也。世宗既與之，善矣；省耗應罷而未罷，豈非以多故未及邪？明宗、潞王時，可謂窘匱，猶放逋租數百萬，世宗誠欲蠲除省耗，又何難哉？ 四年，詔疏下汴水，一派北入於五丈河，又東北達於濟。自是，齊、魯之舟楫皆至京師。 六年，命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自京東疏汴水入於蔡河。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袁彥，浚五丈河以通漕運。 宋東京之制：受四方之運者，謂之「船般倉」，曰永豐、通濟、萬盈、廣衍
通濟有四倉，
景德四年
改第三曰萬盈，第四曰廣衍、延豐
舊廣利，景德中改。
大中祥符二年，增第二、順成
舊常豐，景德中改、濟遠
舊常盈，景德中改、富國，凡十倉，皆受江淮所運，謂之東河，亦謂之裏河。曰永濟、永富二倉，受懷、孟等州所運，謂之西河。曰廣濟第一倉，受潁、壽等州所運，謂之南河，亦謂之外河。曰廣積、廣儲二倉，受曹、濮等州所運，謂之北河。受京畿之租者，謂之稅倉。曰廣濟第二倉，受京東諸縣。廣積第一、左右騏驥院、天駟監凡三倉，受京北諸縣。左天廄坊倉受京西諸縣
舊有義豐倉，
大中祥符元年
改
。大盈、右天廄二倉，受京南諸縣。受商人入中者，謂之折中倉，有裏、外河二名，又有茶庫倉，或空則兼受船般斛斗。草場則汴河南北各三所，騏驥、左右天廄坊、天駟監各一所，以受京畿租賦及和市所入。諸州皆有正倉、草場，受租稅、和糴、和市芻粟，並掾曹主之。其多積之處，亦別遣官專掌。凡漕運所會，則有轉般倉。
太祖皇帝
乾德二年，令諸州自今每歲受民租及筦榷所獲之課除支度給用外，凡緡帛之類，悉輦送京師，官乏車牛者，僦民車以給。
六年，令諸州輦送上供錢帛，悉官給車乘，當水運者，官為具舟，不得調發居民，以妨農作。
初，荊湖、江、浙、淮南諸州，擇部民之高貲者部送上供物，民質不能檢御舟人，舟人侵盜官物，民破產以償，乃詔遣牙將部送，勿復擾民。
自江南東，歲漕米數百萬給京師，太宗恐倉吏給受不平，遣皇城卒變服偵邏，廉得永豐倉持量者八輩受賕為奸，悉斬之，監倉免官治罪。
端拱元年，徐休復上言：「京師內外凡大小二十五倉，官吏四百二人，計每歲所給不下四百萬石，望自今米、麥、菽各以一百萬石為一界，每界命常參官、供奉官、殿直各一人，專知、副知各二人，凡七人共掌之。」詔可。
二年，國子博士李覺上言曰：「晁錯云'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蓋不可使至賤，亦不可使至貴。今王都萬眾所聚，導河渠，達淮海，貫江湖，歲運五百萬斛，以資國費，此朝廷之盛，臣庶之福也。近來都下粟麥至賤，倉稟充牣，紅腐相因，或以充賞給，斗直數十，錢此工賈之利而軍農之不利也。夫軍士妻子不過數口，而月給糧數斛，即其費有餘矣。百萬之眾，所餘既多，遊手之民，資以給食，農夫之粟，何所求售？況糧之來也，至遠至艱；官之給也，至輕至易。歲之豐儉，不可預期，儻不幸有水旱之虞，卒然有邊境之急，何以救之？今運米一斛至京師，其費不啻三百錢，諸軍舊日給米二升，今若月賦錢三百，人必樂焉。是一斗為錢五十，計江淮運米工腳，亦不減此數。望明敕軍中，各從其便，願受錢者，若市價官米斗為錢二十，即增給十錢，裁足以當工腳之費，而官私獲利，數月之內，米價必增，農民受賜矣。若米價騰踴，即官復給糧，軍人糶其所餘，亦獲善價，此又戎士受賜矣。不十年，官有餘糧，江外之運，亦漸可省。」上覽奏嘉之。
天禧末，京城所積倉粟一千五百六十萬餘石，草一千七百萬五千餘圍。
國初以來，四河所運粟未有定制。至
太平興國六年，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一百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菽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菽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非水旱大蠲民租，未嘗不及其數。至道初，汴河運米至五百八十萬石。自是，京城積粟盈溢。大中祥符初，至七百萬石
凡漕運，大約其數，亦計臨時移易焉
。凡水運自淮南、江南、荊湖南、北路所運粟，於揚、真、楚、泗州四處置倉以受其輸，既而分調舟船溯流而入京師，置發運使領之。荊湖、江、淮、兩浙以及嶺表金銀、香藥、犀象、百貨亦同之。惟嶺表陸運至虔州而後水運
咸平五年
七月，又命戶部判官淩策，與江南轉運同計度，省自京至廣南香藥驛遞軍士及使臣計六千一百餘人
。陝西諸州菽粟，自黃河三門沿流由汴河而至，亦置發運使領之。陳、潁、許、蔡、光、壽等六州之粟帛，由石塘、惠民河而至。京東十七州之粟帛，由廣濟河而至，皆有京朝官廷臣督之。凡三水皆通漕運，而歲計所賴者，惟汴流焉河北衛川東北有御河達乾寧軍，其運物亦有廷臣主之。川陝諸州金帛，自劍門列傳置，分輦負擔，以至租布、及官所市布，由水運送江陵。自江寧遣綱吏運送京師，咸平中，定歲運六十六萬疋，分為十綱
舊常至數百萬疋
。天禧末，水陸上供金帛、緡錢二十三萬一千餘貫、兩、端、疋，珠寶、香藥二十七萬五千餘斤。諸州歲造運船，至道末三千三百三十七艘，天禧末減四百二十一
虔州六百五，吉州五百二十五，明州一百七十七，婺州一百三，溫州一百二十五，臺州一百二十六，楚州八十七，潭州二百八十，鼎州二百四十一，鳳翔斜穀六百，嘉州四十五
。
止齋陳氏曰：「本朝定都於汴，漕運之法分為四路。江南、淮南、浙東西、荊湖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陝西之粟，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陳、蔡之粟，自閔河、蔡河入汴至京師；京東之粟，自十五丈河曆曹、陳濟及鄆至京師，四河所運惟汴河最重。 景德中，漕東南粟歲不過四百五十萬石，後增至六百萬。天聖中，發運使請所部六路計民稅一石，量糴粟二斗五升，歲可更得二百萬石給京師。仁宗曰：「常賦外增糴，是重擾民。」不許。時江南榖貴民貧，尚書員外郎吳耀卿以為言，詔歲減五十萬，後是三司奏，復增至六百萬。然東南災歉，輒減歲漕數，或百萬或數十萬。又轉移以給他路者時有焉。
慶曆中，詔減廣濟河歲漕一十萬石。後黃河歲漕益減耗，才運菽三十萬石，而歲創漕船，市材木，役牙錢，勞費甚廣；
嘉祐四年，詔罷所運菽，減漕船三百艘。自是歲漕三河而已。
江、湖上供米，舊轉運使以本路綱輸真、楚、泗州轉般倉，載鹽以歸，舟還其郡，卒還其家。而汴舟詣轉般倉漕米輸京師，歲擢運者四。河冬涸，舟卒亦還營，至春復集，名曰放凍。卒得番休，逃亡者少；而汴船不涉江路，無風波沈溺之患。其後發運使權益重，六路上供米團綱發船，不復委本路，獨發運使專其任。文移坌並，事目繁夥，有不能檢察，則吏胥可以用意於其間。操舟者賕諸吏，輒得詣富饒郡市賤貿貴，以趨京師。自是江、汴之舟，合雜混轉無辨矣，挽舟卒有終身不還其家而老死河路者。籍多空名，漕事大敝。皇祐中，發運使許元奏：「近歲諸路因循，糧綱法壞，遂令汴綱至冬出江，為他路轉漕，兵不得息。宜敕諸路增船載米，輸轉般倉充歲計如故事。」於是言利者多以元說為然，朝廷為詔如元奏。久之，而諸路綱不集。
嘉祐三年，復下詔切責有司以格詔不行，及發運使不能總綱條，轉運使不能斡歲入，預敕江、淮、兩浙轉運司，以期年功，各造船補卒，團本路綱，期自
嘉祐五年
汴綱不得復出江。至期，諸路船猶不足。汴綱既不得至江外，江外船亦不得至京師，失商販之利；而汴綱工卒訖冬坐食，苦不足，皆盜毀船材，易錢以自給，船愈壞，漕歲額又愈不及。論者初欲漕卒得歸息，而近歲汴綱多傭丁夫，每船卒不過一二人，至冬當留守船，實無得歸息者。時元罷久矣。後至者數奏請出汴船，執政守前詔不許。御史亦以為言。
治平三年，始詔出汴船七十綱，未幾，皆出江復故。
治平二年，漕粟至京師，汴河五百七十五萬五千石，惠民河二十六萬七千石，廣濟河七十四萬石。又運金帛緡錢入左藏庫、內藏庫者，總其數一千一百七十三萬，而諸路轉移以相給者皆不與焉。繇京西、陝西、河東運薪炭至者，薪以斤計為一千七百一十三萬，炭以秤計為一百萬。是歲，諸路創漕船二千五百四十艘。大約京師歲費粟四百餘萬石，芻四百餘萬圍，粟則漕運之人及畿縣歲賦、商人入中皆在焉，芻亦賦於畿縣，或體量和市。既而罷商人入中粟，至景祐初議復之。論者或謂糴京師，則榖價翔貴，命官度利害，後雖復之，然入中者無幾。芻以體量和市者，遇歲儉則蠲之，前後不可勝數。至和中，一歲凡蠲二十五萬。三司嘗請以布償芻直，登、萊端布為錢千三百六十，沂布千一百。仁宗以取直過厚，命差減其數云。
英宗
治平四年，三司言：「京師粳米支五歲餘，久且陳腐，請令發運司以上供榖五十萬石糶榖貴處，市金帛儲榷貨務，以給三路軍需。」從之。
發運司始於仁宗。時許元自判官為副使，創汴河一百綱，漕荊湖、江、淮、兩浙六路八十四州米至真、揚、楚、泗轉般倉而止，復從通、泰載鹽為諸路漕司經費。發運司自以汴河綱運米入京師。
神宗
熙寧七年，詔委官疏浚廣濟河，增置漕舟，依舊運京東米上供。
宣徽南院使張方平言：「國初，浚河渠三道以通漕運，立上供年額，汴河六百萬石，廣濟河六十二萬石，惠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止給太康、咸平、尉氏等縣軍糧而已，唯汴河運米麥，此乃太倉蓄積之實。近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太倉，大眾之命惟汴河是賴。議者不己，屢作改更，必致汴河日失其舊。願留神慮。以固基本。」 京東察訪鄧潤甫等言：「山東沿海州郡地廣，豐歲則榖賤，可募人為海運。山東之粟可轉之河朔，以助軍食。」詔京東、河北路轉運相度，訖無施行。
薛向為江淮發運使，先是，漕運吏卒上下共為侵盜貿易，甚則託風水沉沒以滅跡。而官物陷折者，歲不減二十萬斛。至向，始募客舟與官舟分運，以相檢察，而舊弊悉去。
七年，提舉汴河提岸司言：「京東地富，榖粟可以漕運，但以河水淺澀，不能通舟。近修京東河岸，開斗門通廣濟河，為利甚大。今請通津門裏汴河岸，東城裏三十步內，開河一道，及置斗門，上安水磨，下通廣濟河，應接行運。」從之。
八年，詔罷歲運糧百萬石赴西京。先是，導洛入汴，運東南粟以實洛下，至是，戶部奏罷之。
元祐七年，知揚州蘇軾上言：「臣竊見嘉祐中，張方平論京師軍儲云：'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四通八達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之險足恃也，特恃重兵以立國。兵恃食，食恃漕運，漕運一虧，朝廷無所措手足。'因畫十四策。內一項云，糧綱到京，每歲少欠不下六七萬石，皆以折會填償，發運司不復抱認，非祖宗之舊也。臣以此知嘉祐前，歲運六百萬石，而以欠折六七萬石為多。訪聞去歲止運四百五十餘萬石，而欠折之多，約至三十餘萬石，運法之壞，一至於此。臣到任以來，所斷糧綱欠折等人不可勝數，衣糧罄於折會，船車盡於折賣，質妻鬻子，聚為乞丐，散為盜賊，竊計京師及緣河諸郡，例皆如此。蓋祖宗以來，通許綱運，攬載物貨，既免征稅，而腳錢又輕，故物貨流通，緣路雖失商稅，而京師坐獲富庶。自導洛司廢，而淮南轉運司陰收其利，數年以來，官用窘逼，轉運司督迫諸處稅務，日急一日。謹按一綱三十隻船，而稅務那官不過一員，未委如何點檢得三十隻船一時皆遍，而必勒留住岸一船檢點即二十九隻船，皆須住岸伺候。以淮南一路言之，真、揚、高郵、楚、泗、宿六州軍所得糧綱稅錢，不過萬緡。而所在稅務專欄，因金部轉運司許令檢點，緣此為奸，邀難乞取，十倍於官。遂致綱稍皆窮困骨立，亦無復富商大賈肯以物貨委令搭載。以此專仰攘取官米，無有限量，折賣船板，動使淨盡，事敗入獄，以命償官。顯是金部與轉運司違條刻剝，得糧綱稅錢一萬貫，而令朝廷失陷綱運米三十餘萬石，利害皎然。臣聞東南饋運，所系國計至大，故祖宗以來，特置發運司，專任其責，選用既重，威令自行。如昔時許元輩，皆能約束諸路，主張綱運其監司州郡及諸塲務，豈敢非理刻剝邀難？但發運使得人，稍假事權，申明元祐編敕，不得勒令住岸條貫，嚴賜約束行下庶刻薄之吏，不敢取小害大，東南大計自然辦集。 徽宗大觀三年，尚書省言：「六路上供斛斗己令直達，而奉行之吏因循，止將歲貢額斛於真、揚、楚、泗倉廒為卸納摺運之地。又以所管斛斗代諸路歲額不足之數，且欠發運司米一百二十餘萬斛不償。乞將見在斛斗盡令般發赴朝廷。」從之。
轉般之法，東南六路斛斗，自江、浙起綱至於淮甸，以及真、揚、楚、泗，為倉七以聚蓄軍儲。復自楚、泗置汴綱般運上京，以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納上等價錢，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於豐熟以中價收糴。榖賤則官糴，不至傷農，饑歉則納錢，民以為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國家建都大梁，足食足兵之法，無以加於此矣。崇寧初，蔡京為相，始求羨財以供侈費，用所親胡師文為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為戶部侍郎。自是來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錢既竭，不能增糴，而儲積空矣。儲積既空，無可代發，而轉般無用矣。乃用戶部尚書曾孝廣之說，立直達之法。時
崇寧三年
九月二十九日也。孝廣之言曰：「往年南自真州江岸，北至楚州淮堤，以堰瀦水，不通重船，般剝勞費。遂於堰傍置轉般倉，受逐州所輸，更用運河船載之入汴，以達京師。雖免推舟過堰之勞，然侵盜之弊由此而起。天聖中，發運使方仲荀奏請度真、楚州堰為水閘，自是東南金帛、茶布之類直至京師，惟六路上供猶循用轉般法，吏卒糜費與在路折閱，動以萬數。欲將六路上供斛斗，並依東南雜運直至京師或南京府界卸納，庶免侵盜乞貸之弊。自是六路郡縣各認歲額，雖湖南、北至遠處所，亦直抵京師，豐不加糴，歉不代發。方綱米之來也，立法峻甚，船有損壞，所至修整，不得逾時。州縣欲其速過，但令供狀，以錢給之，以至沿流鄉保悉致騷擾，公私橫費，無有紀極。又鹽法已壞，回舟無所得，舟人逃散，船亦隨壞，本法盡廢，弊事百出，良可歎也。」 譚稹言：「伏讀聖訓，自轉般之法廢為直達，歲運僅足。自開歲綱運，不至兩河，所糴所般，數目不多，何以為策？令臣詢訪措置以聞。竊詳祖宗建立真、楚、泗州轉般倉之本意，可謂至密。一則以備中都緩急，二則以防漕渠阻節，三則綱般裝發，資次運行，更無虛日。自其法廢，河道日益淺澀，遂致中都糧儲不繼，仰煩聖訓，丁寧訓飭，謂淮南三轉般倉，今日不可不復，置淮南路泗州，江南路真州，兩浙路楚州。仍乞先自泗州為始，候一處了當，次及真、楚，既有糴本，順流而下，不甚勞費。乞賜施行，然後俟豐歲計置儲蓄，取旨立法轉般，以為永法。」詔：「稹所陳利害甚明，並可依奏。候睦賊平日，令發運司措置施行。」五年二月新，淮南路轉運判官向子諲奏：「轉般之法，寓平糴之意，江、湖有米，則可糴於真；二浙有米，則可糴於揚；宿、毫有米，則可糴於泗。坐視六路之豐歉，間有不登之處，則以錢折斛，發運司得以斡運之，不獨無歲額不足之憂，因以寬民力。萬一運渠旱乾，則近有汴口倉庾，今日所患者，向來糴本歲五百萬緡，支移殆盡，難以全仰朝廷。乞將經制司措置地契、賣糟、量添七色等錢，以樁充糴本，假之數年，可以足用。」六月，詔特支降度牒一百萬貫，香、鹽鈔一百萬貫，付呂淙、盧知原均斛斗，專充應副轉般。令尚書省措置取旨。
大觀以後，或行轉般，或行直達，詔令不一。
政和元年，張根為江西轉運副使，歲漕米百二十萬以給中都。江南州郡僻遠，官吏艱於督趨，根常存三十萬石於本司為轉輪之本，以寬諸郡，時甚稱之。
高宗建炎初，詔諸路綱米以三分之一輸行在所，餘赴京師。二年八月，詔二廣、湖南北、江東西路綱運赴江寧府，福建、兩浙路赴平江府，京畿、淮南、京東西、河北、陝西路及川綱並赴行在。又詔二廣、湖南北綱運如經由兩浙，亦許赴平江府送納；福建綱運經由江東、西，亦許赴江寧府送納。三年閏八月，又詔諸路綱運除見錢並糧斛赴建康府戶部送納外，其金銀絹帛並赴行在所。紹興初，因地之宜，以兩浙粟專供行在，以江東之粟餉淮東，以江西之粟餉淮西，荊湖之粟餉岳、鄂、荊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將輸，而歸其餘行在，錢帛亦然。惟水運有舟楫之勞，陸運有夫丁之擾，雇舟差夫，不勝其弊，民間有自毀其舟楫不願藏舟，自廢其田而不願有田。王事鞅掌，人胥病之，於是申水腳糜費七分錢三分錢法，嚴卸綱無欠復拘留人船之戒，慮擄船之為民害也。既優價雇募客舟矣，又許將一分力勝搭帶私物捐其稅，及於兩浙、江東西、四川瀘敘嘉黔間自造官舟。又揆道里之遠近，灘磧之險阻，置轉般倉；修堰閘，開浚河道。以便漕運。
紹興四年，川陝宣撫吳玠調兩川夫運米十五萬斛至利州，率四十餘千致一斛，饑病相仍，道死者眾。漕臣趙開聽民以粟輸內郡，募舟挽之，人以為便。然嘉陵江險，灘磧相望，夏苦漲流，冬阻淺澀，終歲之運，殆莫能給。玠再欲陸運，帥臣邵溥爭之，且言：「宣司己取蜀民運腳錢百五十萬，其忍復使之陸運乎！」乃卒行水運。總所委官就糴於沿流諸郡，復就興、利、閬州置場，聽客人中賣。又減成都水運對糴米，免四川及京西路請州租以寬之。
綱運之官，其責繁難，人以為憚。故自紹興以來，優立賞格，其有少欠，許糴填補足，其綱欠及一分，才送有司究弊。後來獻說者止欲從窄減作五釐，且以百石論之，五釐止五斗耳，使之全無侵蠹，當風揚擲，亦不免五釐之少，則舉無納足之綱。於是戶部言：「乞將少欠五釐以上，一分以下之人，立限二十日糴填。」 孝宗
淳熙元年，詔：「不以所欠多少，並與放除。其綱米赴倉卸納，以陳易新，不得就舟支遣。其折帛錢綱在路違法借貸重其罰，或借貸官錢收買物貨無償，許估賣出豁其金銀錢帛色額；低次虧損官錢者，行下元買納場吏人名下追理，不得均攤民戶。其有因綱運欠折追降官資者，如本非侵盜，且補納己足，許保明敘復。」 吳氏《
能改齋漫錄
》曰：「本朝東南歲漕米六百萬石，而江西居三分之一，蓋天下漕米多取於東南，而東南之米多取於江西也。」東萊呂氏曰：「古者，天子中千里而為都，公侯中百里而為都。天子之都，漕運東西南北，所貢入者，不過五百里；諸侯之都，漕運所貢入者，不過五十里。所以三代之前，漕運之法不備。雖如《
禹貢
》所載入於渭，亂於河之類，所載者不過是朝廷之路；所輸者不過幣帛九貢之法。所以三代之時，漕運之法，未甚講論，正緣未是事大體重。到春秋之末，戰國之初，諸侯交相侵伐，爭事攻戰，是時稍稍講論漕運之法，然所論者尚只是行運之漕，至於國都之漕，亦未甚論。且如《
管子
》所論，粟行三百里，則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眾有饑色；如孫武所謂千里饋糧，士有饑色，皆是出征轉輸，至其所以輸國都不出五百里、五十里，國都所在各有分，故當時亦尚未講論。惟是後來，秦並諸侯，罷五等，置郡，然後漕運之法，自此方詳。秦運天下之粟，輸之北河，是時，蓋有三十鍾致一石者。地里之遠，運粟之多，故講論之詳，方自此始。後來歷代最盛，無如漢、唐。在漢初，高後、文、景時，中都所用者省，歲計不過數十萬石而足，是時，漕運之法亦未講。到得武帝，官多徒役眾，在關中之粟四百萬猶不足給之，所以鄭當時開漕渠、六輔渠之類，蓋緣當時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講。然當漢之漕在武帝時，諸侯王尚未盡輸天下之粟，至武、宣以後，諸侯王削弱，方盡輸天下之粟，漢之東南漕運，至此始詳。當高帝之初，天子之州郡與諸侯封疆相間雜，諸侯各據其利，粟不及於天子。是時，所謂淮南東道皆天子奉地，如賈生說是漢初如此。至漢武帝時，亦大概有名而無實，其發運粟入關，當時尚未論江淮。到得唐時，方論江淮，何故？漢會稽之地去中國封疆遼遠，開墾者多，粟不入京師，以京師之粟尚不自全，何況諸侯自封殖？且如吳王濞作亂，枚乘之說，言京都之倉不如吳之富，以此知當時殖利自豐，不是運江淮之粟。到唐時，全倚辦江淮之粟。唐太宗以前，府兵之制未壞，有征行，便出兵，其不征行，各自歸散於田野，未盡仰給大農，所以唐高祖、太宗運粟於關中不過十萬。後來，明皇府兵之法漸壞，兵漸多，所以漕粟自此多。且唐睿宗、明皇以後，府兵之法己壞，是故用粟乃多，向前府兵之法未壞，所用粟不多。唐漕運時，李傑、裴耀卿之徒未甚講論，到二子講論，自是府兵之法既壞，用粟既多，不得不講論。且如漢漕系鄭當時之議，都不曾見於高、惠、文、景之世。唐之李傑、裴耀卿之議，都不曾見於高祖、太宗之世，但只見於中、睿、明皇之時，正緣漢武官多役眾。唐中、睿以後，府兵之法壞，聚兵既多，所以漕運不得不詳。大抵這兩事常相為消長，兵與漕運常相關。所謂宗廟、社饗之類，十分不費一分，所費廣者，全在用兵，所謂漕運，全視兵多少。且唐肅宗、代宗之後，如河北諸鎮，皆強租賦不領於度支。當時有如吐蕃、回紇為亂，所用猶多。鎮武、天德之間，歲遣兩河諸鎮，所以全倚辦江淮之粟。議論漕運，其大略自江入淮，自淮入汴，自洛入河，自河入渭，各自征輸，水次各自置倉。如集津倉、洛口倉、含嘉倉、河陰倉，渭橋轉相般運，道途之遠，此法遂壞。自當時劉晏再整頓運漕之法，江淮之道，各自置船，淮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水之曲折，各自便習，其操舟者所以無傾覆之患，國計於是足。所以唐人議論之多，惟江淮為最急。德宗時，緣江淮米不至，六軍之士脫巾呼於道，韓滉運米歲至，德宗、太子置酒相慶。可見唐人倚辦於此，如此其急。唐時漕運，大率三節：江淮是一節，河南是一節，陝西到長安是一節。所以當時漕運之臣，所謂無如此。三節最重者京口。初，京口濟江淮之粟所會於京口，京口是諸郡咽喉處。初時，潤州、江淮之粟至於京口，到得中間，河南、陝西互相轉輸。然而三處惟是江淮最切，何故？皆自江淮發足，所以韓滉由漕運致位宰相，李錡因漕運飛揚跋扈，以至作亂。以此三節，惟是京口最重。所謂漢漕，一時所運，臨時制宜，不足深論。到得宋朝定都於汴，是時，漕運之法分為四路：東南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若是陝西之粟，便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若是陳、蔡一路粟，自惠民河至京師。京東粟自廣濟河至京師。四方之粟有四路，四條河至京師。當時最重者惟是汴河最重，何故？河西之粟，江無阻，及入汴，大計皆在汴；其次北方之粟，自三門、白波入關，自河入汴入京師，雖惠民、廣濟來處不多，其勢也輕。本朝置發漕兩處，最重者是江淮至真州，陸路轉輸之勞；其次北之粟，底柱之門，舟楫之利。若其他置發運，如惠民河、廣濟河雖嘗立官，然不如兩處之重。此宋朝之大略如此。然而宋朝所謂歲漕六百萬石，所專倚辦江淮，其所謂三門、白波之類，非大農仰給之所，惟是江淮最重。在祖宗時，陸路之粟至真州入轉般倉，自真方入船，即下貯發運司，入汴方至京師，諸州回船，卻自真州請鹽散於諸州，諸州雖有費，亦有鹽以償之，此是宋朝良法。凡以江淮往來，遲速必視風勢。本朝發運使相風旗，有官專主管，相風旗合則無罪；如不合，便是奸弊。夫船之遲速，何故以風為旗？蓋緣風動四方，萬里只是一等，所以使得相風旗。真州便是唐時揚子江，後來本朝改號曰真州。運法未壞，諸州船隻到真州請鹽回，其次入汴、入京師。後來發運歲造船，謂之發運官船，與諸州載米發運，申明汴船不出江，諸州又自造船。雖有此約束，諸州船終不應付，因此漕法漸壞，惟發綱發運未罷。及蔡京為相，不學無術，不能明考祖宗立法深意，遂廢改鹽法，置直達江，無水處不如此。是時奸吏多，雖有運漕之官，不過催督起發，其官亦有名而無實。大抵用官船逐處漕運時，便都無奸計。若用直達江，經涉歲月長遠，故得為奸，所費甚多，東南入京之粟亦少。故太倉之粟少似東南蓄積，發運有名無實，此召亂之道也。本朝漕運之法壞自蔡京，東京發運本原大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