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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禮
《漢‧藝文志》曰：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制
師古曰：「委曲防閑，每事為制也」。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韋昭曰：《周禮》三百六十官也。三百，舉成數也。臣瓚曰：禮經三百，謂冠、婚、吉、兇。《周禮》三百，是官名也。師古曰：「禮經三百，韋說是也。威儀三千，乃謂冠、婚、吉、兇，蓋《儀禮》是。」。」及周之衰，諸侯將逾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孟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後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
蘇林曰：里名也
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瘉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
師古曰：「瘉與愈同。愈，勝也。」劉氏曰：「孔氏學七十篇，即安國所得壁中書也。學七十，當作學十七，五十六篇除十七，正多三十九也。」。
《隋‧經籍志》曰：漢初，有高堂生傳十七篇，又有古經，出於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而又得《司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陰陽》之記，並無敢傳之者。唯古經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自高堂生至宣帝時，後蒼最明其業，乃為《曲臺記》。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沛人慶普，於是有大戴、小戴、慶氏三家並立。後漢唯曹元傳慶氏，以授其子褒。然三家雖存並微，相傳不絕。漢末，鄭玄傳小戴之學，後以古經校之，取其於義長者作注，為鄭氏學。其《喪服》一篇，子夏先傳之，諸儒多為注解，今又別行。而漢時有李氏得《周官》，《周官》蓋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時，劉歆始置博士，以行於世。河南緱氏杜子春受業於歆，因以教授。是後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玄，玄作《周官注》。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敘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逐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融，又為之注。今《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小戴記》四十九篇，凡三種。唯《鄭注》立於國學，其餘並多散亡，又無師說。
※《漢志》：凡《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
按三代之禮，其流傳於漢世，《周官》、《儀禮》、《戴記》三書而已，《藝文志》所述皆三書也。然其末則以《古封禪群祀》二十二篇、《封禪議對》十九篇、《漢封禪群祀》三十六篇、《議奏》三十八篇繼之，而皆以為《禮》家。按封禪，秦、漢之事，難廁其書於禮經之後，今析入《儀注》門。凡削四家，一百一十五篇云。
《隋志》：一百三十六部，一千六百二十二卷
通計亡書，二百一十一部，二千一百八十六卷
。
《唐志》：六十九家，九十六部，一千八百二十七卷
失姓名七家，元行沖以下不注錄十六家，一百九十五卷
。
《宋三朝志》：四十部，一千五十六卷
內十一部入《儀注》門
。
《宋兩朝志》：三部，五十二卷
內一部入《儀注》門
。
《宋四朝志》：二十五部，三百六十七卷
內一部入《儀注》門
。
《宋中興志》：六十四家，九十一部，一千二百六十五卷。
※《儀禮注》十七卷
韓文公《讀儀禮》：余嘗苦《儀禮》難讀，且又行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云，然文王、周公之法制具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邪？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於篇，學者可觀焉。惜吾不及其時，揖讓進退於其間。嗚呼，盛哉！
鼂氏曰：《儀禮》十七篇，鄭氏注。西漢諸儒得古文禮凡五十六篇，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為《儀禮》，《喪服傳》一卷，子夏所為。其說曰：「《周禮》為本，聖人體之；《儀禮》為末，聖人履之。為本則重者在前，故《宗伯》序五禮，以吉、兇、賓、軍、嘉為次；為末則輕者在前，故《儀禮》先冠、婚，後喪祭。」《朱子語錄》：知看《儀禮》有緒，甚善。此書雖難讀，然
多是重衣復倫類，若通，則其先後彼此展轉參照，足以互相發明，久之自通貫也。禮書如《儀禮》，尚完備如他書。《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禮，莫不皆然。只是《儀禮》有《士相見禮》，《禮記》卻無《士相見義》。後來劉原甫補成一篇。學《禮記》下言語，只是解他《儀禮》。《儀禮》，不是古人預作一書如此。初間只是以義起，漸漸相襲，行得好，只管巧，至於情文極細密，極周糸致處。聖人見此意思好，故錄成書。今《儀禮》多是士禮。如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乃孔壁所藏之書，其中卻有天子、諸侯禮，所以班固言「愈於推《士禮》以致天子、諸侯之禮。」是班固作《漢書》時，其書尚在。鄭康成亦及見之，今注疏中有引援處，不知是甚時失了。可惜！漢時，儒者專門名家，自一經之外，都不暇講。故先儒為聖經不亡於秦火，而壞於漢儒，其說亦好。溫公論景帝太子既亡，當時若立獻王為嗣，則漢之禮樂制度必有可觀。陳振叔亦人盡得見。其說《儀禮》云：「此乃儀，更須有禮書。《儀禮》只載行禮之威儀，所謂『威儀三千』是也。禮書如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之類，是說大經處。這是禮，須自有個文字。」※《儀禮疏》五十卷
鼂氏曰：唐賈公彥撰。齊黃慶、隋李孟悊各有《疏義》，公彥刪二疏為此書。國朝嘗詔邢昺是正之。
《朱子語錄》曰：《儀禮疏》說得不甚分明。
先公《儀禮注疏》序曰：余生五十八年，未嘗讀《儀禮》之書。一日，從敗篋中得景德中官本《儀禮疏》四帙，正經、注語，皆標起止，而疏文列其下，蓋古有明經學究專科，如《儀禮經注》，學者童而習之，不待屑屑然登載本文，而已熟其誦數矣。王介甫《新經》既出，士不讀書，如余之於《儀禮》者皆是也。然不敢付之茫昧幽冥，將尋訪本書傳抄，庶幾創通大義。然餘老矣，懼其費日力而卒無所補也。長兒《跋》曰：「家有監本《儀禮經注》，可取而附益之，以便觀覽。」意欣然，命之整緝，釐為九帙，手自點校，並取朱氏禮書與其門人高弟黃氏、楊氏諸家續補之，編分章析，條題要其上，遂為完書。拊而嘆曰：「茲所謂《儀禮》者歟！韓昌黎之言，豈欺我哉！其為書也，於奇辭奧旨中，有精義妙道焉；於纖悉曲折中，有明辨等級焉。不惟欲人之善其生，且欲人之善其死；不惟致嚴於冠、昏、朝聘、鄉射，而尤嚴於喪、祭。後世徒以其推《士禮》而達之天子，以為殘闕不可考之書。徐而觀之，一士也，天子之士與諸侯之士不同，上大夫與下大夫不同，等而上之，固有可得而推者矣。周公之經，何制之備也！子夏之傳，何文之奇也！康成之注，公彥之疏，何學之博也！小子識之。」※《古禮》十七卷，《釋文》一卷，《釋誤》三卷
陳氏曰：永嘉張淳忠甫所校，乾道中，太守章貢曾逮仲躬刻之。首有目錄一卷，載大、小戴、劉向篇第異同，以古監本、巾箱本、杭細本、嚴本校定，識其誤而為之序，謂高堂生所傳《士禮》爾。今此書兼有天子、諸侯、卿大夫禮，決非高堂所傳，其篇數偶同。自陸德明、賈公彥皆云然，不知何所據也。
朱子曰：張淳云：「如劉歆所言，則高堂生所得，獨為《士禮》。而今《儀禮》乃有天子、諸侯、大夫之禮，居其大半，疑今《儀禮》非高堂生之書，但篇數偶同耳。」此則不深考於劉說所訂之誤，又不察其所謂《士禮》者，特略舉首篇以名之，其曰推而致於天子者，蓋專指冠、昏、喪、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則士豈有是禮而可推邪！
《朱子語錄》曰：《儀禮》，人所罕讀，難得善本。而鄭《注》賈《疏》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甚疏略。近世永嘉張淳忠甫校定印本，又為一書，以識其誤。號為精密，然亦不能無舛謬。張忠甫所校《儀禮》甚子細，然却於目錄中《冠禮》玄端處便錯了。但此本較他本為最勝。又謂漢初未有《儀禮》之名，疑後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
※《古禮經傳通解》二十三卷 《集傳集注》十四卷
陳氏曰：朱熹撰。以古十七篇為主，而取《大》、《小戴》及他書傳所載系於禮者附入之。二十三卷巳成書，闕《書數》一篇。其十四卷草定，未刪改，曰《集傳集注》云者，蓋此書初名也。其子在刻之南康，一切仍其舊云。
《中興藝文志》：熹書為《家禮》三卷、《鄉禮》三卷、《學禮》十一卷、《邦國禮》四卷、《王朝禮》十四卷。其曰《儀禮經傳通解》者，凡二十三卷，熹晚歲所親定，惟《書數》一篇缺而未補。其曰《儀禮集傳集注》者，即此書舊名，凡十四卷，為《王朝禮》，而《卜筮篇》亦闕。熹所草定，未及刪改。
《朱子語錄》曰：《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禮記》本秦漢上下諸儒解釋《儀禮》之書，又有他書附益於其間。今欲定作一書，先以《儀禮》篇目置於前，而附《禮記》於其後。如《射禮》則附以《射義》，似此類巳得二十餘篇。若其餘《曲禮》、《少儀》，又自作一項，而以類相從。若《疏》中有說制度處，亦當採取以益之。
禮書異時必有兩本，其據《周禮》，分經傳，不多取《國語》雜書、迂僻蔓衍之說者，吾書也。其黜《周禮》，使事無統紀；合經傳，使書無間別；多取《國語》雜記之書，使傳者疑而習者蔽，非吾書也。《答應仁仲書》曰：前賢常患《儀禮》難讀，以今觀之，只是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為一書，故使讀者不能遽曉。今定此本，盡去諸弊，恨不得令韓文公見之也。
先公曰：愚按記不隨經，注疏各為一書，讀者不能遽曉，此猶古《易》之《彖》、《象》、《文言》、《繫辭》各自為書，鄭康成所以欲省學者兩讀，而為今《易》也。文公於禮書之離者合之，於《易》書之合者離之，是亦學者所當知也。
※《古禮經傳續通解》二十九卷
陳氏曰：外府丞長樂黃榦直卿撰。榦，晦庵之壻，號勉齋。始，晦庵著禮書，《喪》、《祭》二禮未及倫次，以屬榦續成之。
《朱子語錄》：賀孫因問：「《祭禮》附《祭儀》，如說孝許多，如何來得？」曰：「便是祭禮難附。兼《祭儀》前所說多是天子禮，若《儀禮》所存，唯《少牢饋食》、《特牲饋食禮》是諸侯大夫禮。兼又只是有《饋食》。若天子祭，便合有初間祭腥等事，如所謂『建設朝事，燔燎膻薌』。若附《儀禮》，此等皆無入頭處。意問欲將《周禮》中天子祭禮逐項作一總腦，却以《禮記》附。如疏中有說天子，皆編出。」因云：「某巳衰老，其間合要理會文字，皆起得個頭在。及見其成與不見其成，皆未可知。萬一不及見此書之成，諸公千萬勉力整理，得成此書，所系甚大。」「古禮於今實是難行，當祭之時，獻神處少，只說酌奠，卒祝、迎尸以後，都是人自食了。主人獻尸，尸又酢主人，酢主婦，酢祝及佐食宰、贊、眾賓等，交相勸酬，甚繁且久。所以季氏之祭，至於繼之以燭。竊謂後世有大聖人者作，與他整理一過，令人蘇醒，不必一一如古人之繁，但放古人大意，簡而易行耳。溫公《儀》人所憚行者，只為閑辭多，長篇浩翰，令人難讀，其實行禮處無多。某嘗修《祭儀》，只就中間行禮處分作五六段，甚簡易曉。後被人竊去，亡之矣。信齋楊氏序曰：昔文公朱先生既修《家》、《鄉》、《邦國》、《王朝禮》，以《喪》、《祭》二禮屬勉齋黃先生編之。先生伏膺遺訓，取向來《喪禮》稿本，精專修改。書成，凡十有五卷。復伏讀，曰：大哉書乎！秦、漢而下未有也。近世以來，儒生習誦，知有《禮記》，而不知有《儀禮》；士大夫好古者知有唐開元以後之《禮》，而不知有《儀禮》。今因其篇目之僅存者，為之分章句，附傳記，使條理明白而易考，後之言禮者有所據依，不至於棄經而任傳，遺本而宗末。王侯大夫之禮，關於綱常者為尤重，《儀禮》既闕其書，後世以來，處此大變者，咸幽冥而莫知其原，取具臨時，沿襲鄙陋，不經特甚，可為慨嘆。今因《小戴·喪大記》一篇，合《周禮》、《禮記》諸書，以補其闕，而王侯大夫之禮，莫不粲然可考，於是《喪禮》之本末經緯，莫不悉備。既而又念《喪禮》條目散闊，欲撰《儀禮·喪服圖式》一卷，以提其要，而附古今沿革於其後。草具甫就，而先生沒矣。嗚呼！此千載之遺憾也。先生所脩《祭禮》，本經則《特牲》、《少牢》、《有司徹》，《大戴禮》則《釁廟》以上四卷未分章句，入注疏，所補者，則自天神地祇、百神宗廟，以至因事而祭者，如建國遷都、巡狩師田、行役祈禳，及祭服祭器。事序始終，其綱目尤為詳備。先生嘗為復言，《祭禮》用力甚久，規模已定，每取其書繙閱而推明之，間一二條，方欲加意修定，而未遂也。嗚呼！《禮》莫重於《喪》、《祭》，文公以二書屬之先生，其責任至不輕也。先生於二書也，推明文王、周公之典，辨正諸儒異同之論，掊擊後世蠹壞人心之邪說，以示天下後世，其正人心，扶世教之功至遠也。而《喪服圖式》、《祭禮》遺稿，尚有未及訂定之遺恨，後之君子有能繼先生之志者，出而成之，是先生之所望也。抑復又聞之先生曰：「始，余創二禮粗就，奉而質之先師，先師喜謂余曰：『君所立《喪》、《祭》，禮規模甚善，他日取吾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其悉用此規模更定之。』」嗚呼！是又文公拳拳之意，先生欲任斯責而卒不果也，豈不痛哉！同門之士，以復預聞次輯之略，不可以無言也，復因敬識其始末，以告來者。《喪禮》一十五卷，前以繕寫，《喪服圖式》，今別為一卷，附於正卷帙之外，以俟君子，亦先生平日之志云。
又曰：嘉定己卯，《喪禮》始克成編，以次將修《祭禮》，即以其書稿本授復，曰子其讀之。蓋欲復通知此書本末，有助纂輯也。復受書而退，啟緘伏讀，皆古今天下大典禮，其關係甚重，其條目甚詳，其經傳異同。注疏抵捂，上下數千百載間，是非淆亂，紛錯甚眾。自此朝披夕閱，不敢釋卷。時在勉齋左右，隨事咨問抄識，以待先生筆削。不幸先生即世，遂成千古之遺憾。日邁月征，今十餘年，南康學宮舊有《家》、《鄉》、《邦國》、《王朝禮》及張侯虙續刊《喪禮》，又取《祭禮》稿本並刊而存之，以待後之學者。故四方朋友，皆有《祭禮》稿本，未有取其書而修定之者。顧復何人，敢任其責。伏自惟念齒髮浸衰，曩日幸有所聞，不可不及時傳述。竊不自揆，遂據稿本，參以所聞，稍加更定，以續成其書，凡十四卷云。
※《集釋古禮》十七卷，《釋宮》一卷，《綱目》一卷
陳氏曰：廬陵李如圭寶之撰。紹興癸丑進士，嘗為福建撫幹。《釋宮》者，經所載堂室、門庭，今人所不曉者，一一釋之。
《中興藝文志》：《儀禮》既廢，學者不復誦習，或不知有是書。乾道間有張淳始訂其訛，為《儀禮識誤》。淳熙中李如圭為《集釋》，出入經傳，又為《綱目》，以別章句之指；為《釋宮》，以論宮室之制。朱熹嘗與之校定禮書，蓋習於禮者。
※《周禮》十二卷
鼂氏曰：鄭玄注。漢武帝時，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得《周官》，有五篇，失《冬官》一篇，乃募以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其闕。至孝成時，劉歆校理秘書，始得序列，著於《錄》、《略》，為群儒排棄，歆獨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跡。永平時，杜子春初能通其讀，鄭眾、鄭興亦嘗傳受，康成皆引之，以參釋異同云。
陳氏曰：按《藝文志》曰：「《周官經》六篇」，本注云「王莽時歆置博士」。顏師古曰「即今之《周官禮》也，亡其《冬官》，以《考工記》足之。」愚嘗疑《周禮》六典與《書·周官》不同，《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二官各有攸司，蓋自唐、虞九官，禹、契所職，則巳然矣。今《地官》於教事殊略，而田野井牧、鄉遂稼穡之事，殆皆司空職耳。《周官》初無邦事之名，今所謂事典者，未知定為何事？書闕亡而以《考工記》足之，天下之事，止於百工而已邪？先儒固有疑於是書者，若林孝存以為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經之書，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為六國陰謀之書。甚者或謂劉歆附益以佐王莽者也。惟鄭康成博覽，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跡，故其學遂行於世。愚按此書多古文奇字，名物度數，可考不誣，其為先秦古書，似無可疑。愚所疑者，邦土邦事灼然不同，其他繁碎駁雜，與夫劉歆、王安石一再用之而亂天下，猶未論也。玄之學出於扶風馬融，而參取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之說。子春，河南緱氏人，生漢末，至永平初尚在，年九十餘，鄭眾、賈逵皆受業焉。大夫者，河南鄭興少贛也。司農者，鄭眾仲師，興之子也。融，字季長。
《朱子語錄》曰：《周禮》一書好看，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裏許，但未敢令學者看。此非是不可學，亦非是不當學，只為學有先後，先須理會自家身心合做底，學《周禮》
自後一截事。而今把來說看，還有一句干涉吾人身心上事否《周禮》規模，皆是周公做，但其言語是他人做。如今時宰相提舉敕令，豈是宰相一一下筆？有不是處，周公須與改。至小可處，或未及改，或是周公晚年作此書。某所疑者，但恐周公立下此法，
不曾行得盡。後世皆以《周禮》非聖人書，其間細碎處雖可疑，其大體直是非聖人做不得。
穎濱蘇氏曰：言周公所以治周者，莫詳於《周禮》，然以吾觀之，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者眾矣，非周公之完書也。何以言之？周之西都，今之關中也；其東都，今之洛陽也。二都居北山之陽，南山之陰，其地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不過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禮》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畫棋局；近郊遠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相距皆百里，千里之方，地實無所容之，故其畿內遠近諸法，類皆空言耳。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一也。《書》稱武王克商，而反商政，列爵惟五，分土為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子產亦云：「古之言封建者，蓋若是。」而《周禮》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與古說異。鄭氏知其不可，而為之說曰：「商野三等，武王增以子、男，其地猶因商之故。周公斥大九州，始皆益之，如《周官》之法。於是千乘之賦，自一成十里而出車一乘，千乘而千成，非公侯之國，無以受之。」吾竊笑之。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並，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為之徒者十有六，封數大國，而天下盡擾，此書生之論，而有國者不為也。《傳》有之曰：「方里而井，十井為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國而千乘，千里之國而萬乘，古之道也。不然，百乘之家，為方百里，萬乘之國，為方數圻矣，故無是也。《語》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千乘，雖古之大國，而於衰周為小，然孔子猶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然則雖衰周，列國之強家，猶有不及五十者矣。韓氏、羊舌氏，晉大夫也，其家賦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謂一縣而百乘則可，謂一縣而百里則不可，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二也。王畿之內，公邑為井田，鄉遂為溝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畝，五口而一夫為役，百畝而稅之十一，舉無異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澮三。溝洫之制，至於萬夫，方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溝、洫、澮、川五。利害同而法制異，為地少而用力博，此亦有國者之所不為也。楚
掩為司馬，町原防，井衍沃，蓋平川廣澤可以為井者井之，原阜堤防之間，狹不可井則町之
杜預以町為小頃町
。皆因地以制廣狹多少之異，井田溝洫蓋亦然耳，非公邑必為井田，而鄉遂必為溝洫，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三也。三者既不可信，則凡《周禮》之詭異遠於人情者，皆不足信也。古之聖人因事立法，以便人者有矣，未有立法以強人者也。立法以強人，此迂儒之所以亂天下也。
五峰胡氏曰：謹按孔子定《書·周官》，六卿，「塚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者也。今以劉歆所成《周禮》考之，太宰，「掌建邦之六典」。夫太宰統五官之典，以為治者也，豈於五官之外，更有治典哉，則掌建六典，歆之妄也。太宰之屬六十，小宰也、司會也、司書也、職內也、職歲也、職幣也。是六官之所掌，辭繁而事衣復，類皆期會簿書之末，俗吏掊克之所為，而非贊塚宰，進退百官，均一四海之治者也。古之君國子民者，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故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今《天官》有宰夫者，考郡都鄙縣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闢名者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夫君相守恭儉，不尚末作，使民務本，此足用長財之要也。百官有司，謹守其職，豈敢逾越制度，自以足用長財為事？若劉歆之說，是使百官有司不守三尺，上下交征利，椎剝其民，以危亡其國之道，非周公致太平之典也。古之王者，守禮寡欲，由義而行，無所忌諱，不畏災患。今《天官·甸師》乃曰：「喪事，代王受眚災。」此楚昭、宋景之所不為者也，而謂周公立以為訓，開後王忌諱之端乎？先王之制，凡官府次舍，列於庫門之外，所以別內外，嚴貴賤也。今宮正乃「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眾寡」，又曰「去其奇邪之民」，則是嬪妃、宮吏，眾庶雜處，簾陛不嚴，而內外亂矣。「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鄭玄以為諸吏之適庶，宿衛王宮者也。天子深居九重，面朝後市，謹之以門衛，嚴之以城郭溝池，環之以鄉遂縣都，藩之以侯甸男邦採衛，守之以夷蠻戎狄，周匝四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今周公乃於宮中置諸吏，又以其士庶子衛王宮，何示人不廣，而自削弱如此也！王後之職，恭儉不妒忌，帥夫人嬪婦，以承天子、奉宗廟而已矣。今內宰「凡建國，左右立市」，豈後之職也哉。「內小臣掌王後之命」；「後有好事於四方，則使往。有好令於卿大夫，則亦如之」。「閽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說者以為二官奄者、墨者也。婦人無外事，以貞潔為行。若外通諸侯，內交群下，則將安用君矣。夫人臣尚無境外之交，曾謂後而可乎？古者不使刑人守門，公家不畜刑人，大夫不養，士遇諸塗，弗與之言。周公作《立政》，戒成王以恤左右，綴衣、虎賁，欲其皆得俊
之人。今反以隱宮刑餘近日月之側，開亂亡之端乎？寺人內豎，賤人，非所貴也。女祝，掌宮中禱祠禳示會之事。夫祭祀之禮，天子、公卿、諸侯、大夫、士行之於外，後妃、夫人、嬪婦供祭服籩豆於內。凡天地宗廟、山川百神，祀有典常，又安用此麼麼禱祠禳示會於宮中？此殆漢世女巫執左道入宮中，乘妃姬爭妒，與為厭勝之事耳，劉歆乃以為太宰之屬，置於王宮，其誣周公也甚矣。塚宰常以天下自任，故王者內嬖嬪婦敵於後，外寵庶孽齊於嫡，宴游無度，衣服無章，賜與無節，法度之廢，將自此始，雖在內庭為塚宰者，真當任其責也。若九嬪之婦法，世婦之宮具，女御之功事，女史之內政，典婦之女功，乃後夫人之職也，王安石以為統於塚宰，則王所以治內，可謂至公而盡正矣。夫順理而無阿私之謂公，由理而無邪曲之謂正，修身以齊家，此王者治國平天下之定理，所自盡心者也。茍身不能齊家，而以付之塚宰，為王也悖理莫甚焉，又可謂之公正乎？噫！安石真奸人哉！四方貢職，各有定制，王者為天下主財，奉禮義以養天下，無非王者之財也，不可以有公私之異。今大府乃有貳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不幾有如李唐之君受裴延齡之欺罔者乎！玉府，乃有王之金玉良貨賄之藏，不幾有如漢桓、靈置私庫者乎！內府，乃有四方金玉齒革良貨賄之獻，而共王之好賜，不幾有如李唐之君，受四方羨餘之輕侮者乎！王之裘服，宜夫人嬪婦之任也，今既有司裘，又有縫人、屨人等九官，則皆掌衣服者也。膳夫、酒正之職固不可廢，又有臘人、鹽人等十有六官，則皆掌飲食者也。醫師之職固不可廢，又有獸醫等五官，皆醫事也。帷幕次舍之事固不可廢，而皂隸之所作也，亦置五官焉。凡此，既不應冗濫如是，且皆執技以事上役於人者也，而以為「塚宰進退百官，均一四海」之屬，何也？漢興，經五伯七雄，聖道絕滅，大亂之後，陳平為相，尚不肯任廷尉內史之事，周公承文、武之德，相成王為太師，乃廣置宮闈，猥褻衣服飲食技藝之官以為屬，必不然矣。其末則又有夏採之官焉，專掌王崩復土者也。嗚呼！安得是不祥之人哉！禮官臨大變，一時行之可矣，乃預置官以俟王崩而行其職，何不祥之甚也。太宰之屬，六十有二，考之未有一官完善者，則五卿之屬可知矣。而可謂之經，與《易》、《詩》、《書》、《春秋》配乎！
按：《周禮》一書，先儒信者半，疑者半。其所以疑之者，特不過病其官冗事多，瑣碎而煩擾耳。然愚嘗論之，經制至周而詳，文物至周而備，有一事必有一官，毋足怪者。有如閹、閽、卜、祝，各設命官；衣、膳、泉、貨，俱有司屬。自漢以來，其規模之瑣碎，經制之煩密，亦復如此，特官名不襲六典之舊耳，固未見其為行《周禮》，而亦未見其異於《周禮》也。獨與百姓交涉之事，則後世惟以簡易闊略為便，而以《周禮》之法行之，必至於厲民而階亂，王莽之王田、市易，介甫之青苗、均輸是也。後之儒者，見其效驗如此，於是疑其為歆、莽之偽書而不可行；或以為無《關雎》、《麟趾》之意，則不能行。愚俱以為未然。蓋《周禮》者，三代之法也，三代之時，則非直周公之聖可行，雖一凡夫亦能行之；三代而後，則非直王莽之矯詐、介甫之執愎不可行，而雖賢哲亦不能行。其故何也？蓋三代之時，寰宇悉以封建，天子所治不過千里，公侯則自百里以至五十里，而卿大夫又各有世食祿邑，分土而治，家傳世守。民之服食日用，悉仰給於公上，而上之人所以治其民者，不啻如祖父之於其子孫，家主之於其臧獲。田土則少而授，老而收，於是乎有鄉遂之官。又從而視其田業之肥瘠，食指之眾寡，而為之斟酌區畫，俾之均平
如上地家七人之類是也
。貨財則盈而斂，乏而散，於是乎有泉府之官。又從而補其不足，助其不給，或賒或貨，而俾之足用。所以養之者如此。司徒之任，則自卿大夫、州長，以至閭胥、比長，自遂大夫、縣正，以至里宰、鄰長，歲終正歲，四時孟月，皆徵召其民，考其德藝，糾其過惡，而加以勸懲。司馬之任，則軍有將，師有帥，卒有長。四時仲月，則有振旅治兵，茇舍大閱之法，以旗致民，行其禁令而加以誅賞。所以教之者如此。上下蓋弊弊焉，察察焉，幾無寧日矣。然其事雖似煩擾，而不見其為法之弊者，蓋以私土子人，痛癢常相關，脈絡常相屬，雖其時所謂諸侯卿大夫者，未必皆賢，然既世守其地，世撫其民，則自不容不視為一體；既視為一體，則奸弊無由生，而良法可以世守矣。自封建變而為郡縣，為人君者宰制六合，穹然於其上，而所以治其民者，則諉之百官有司、郡守縣令。為守令者，率三歲而終更，雖有龔、黃之慈良，王、趙之明敏，其始至也，茫然如入異境，積日累月，方能諳其土俗，而施以政令，往往期月之後，其善政方可紀，才再期而已及瓜矣。其有疲懦貪鄙之人，則視其官如逆旅傳舍，視其民如飛鴻土梗，發政施令，不過授成於吏手，既授成於吏手，而欲以《周官》之法行之，則事煩而政必擾，政擾而民必病。教養之恩惠未孚，而追呼之苛嬈巳極矣，是以後之言善政者必曰事簡。夫以《周禮》一書觀之，成周之制未嘗簡也。自土不分胙，官不世守，為吏者不過年除歲遷，多為便文自營之計。於是國家之法制率以簡易為便，慎無擾獄市之說，治道去太甚之說，遂為經國庇民之遠猷。所以臨乎其民者，未嘗有以養之也，茍使之自無失其養，斯可矣。未嘗有以教之也，茍使之自毋失其教，斯可矣。蓋壤土既廣，則志慮有所不能周；長吏數易，則設施有所不及竟。於是法立而奸生，令下而詐起，處以簡靖，猶或庶幾；稍涉繁夥，則不勝其瀆亂矣。昔子產聽鄭國之政，其所施為者，曰「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此俱《周官》之法也。然一年而輿人誦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而誦之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按鄭國土地褊小，其在後世則一郡耳。夫以子產之賢智，而當一郡守之任，其精神必足以周知情偽，其念慮必足以洞究得失，決不至如後世承流宣化者之以茍且從事也。而周制在當時亦未至盡隳，但未能悉復先王之舊耳。然稍欲更張，則亦未能遽當於人心，必俟磨以歲月，然後昔之謗ゥ者轉而為謳歌耳。況賢不及子產，所蒞不止一郡，且生乎千載之後。先王之制久廢，而其遺書僅存，乃不察時宜，不恤人言，而必欲行之乎，王介甫是也。介甫所行，變常平而為青苗，諉曰「此《周官·泉府》之法也。」當時諸賢極力爭之，蘇長公之言曰：「青苗雖云不許抑配，然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巳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蘇少公之言曰：「出納之際，吏緣為奸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受責如此，則鞭笞必用，而州縣多事矣。」是皆言官與民賒貸之非便也。蓋常平者，糴糶之法也；青苗者，賒貸之法也。糴糶之法，以錢與粟兩相交易，似未嘗有以利民，而以官法行之，則反為簡便。賒貸之法，捐錢以予民，而以時計息取之，似實有以濟民，而以官法行之，則反為繁擾。然糴糶之說始於魏文侯，常平之法始於漢宣帝，三代之時，未嘗有此。而賒貸之法，則《周官·泉府》明言之，豈周公經制，顧不為其簡易者，而欲為其繁擾者乎？謂《周禮》為不可信之書，則《左氏傳》言鄭饑，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鐘；宋饑，司城子罕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齊陳氏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則春秋之時，官之於民，固有賒貸之事也。雖當時未嘗取二分之息，如青苗之為，然熙寧諸賢所言，非病其取息之多也，蓋以為貧者願貸，貸無之而不能償，則虧官；富者不願貸，抑配予之，而並令保任貧者，代償所逋，則損民。兩無所益，固不若常平之交手相付，聽從民便之，為簡易兩得也。然左氏所述鄭、宋、齊之事，謂之善政，以為美談，未嘗見其有熙豐之弊，何也？蓋鄭、宋、齊，列國也，其所任者，罕氏、樂氏、陳氏，則皆有世食祿邑，與之分土而治者也。介甫所宰者，天下也；其所任者，六七少年，使者四十餘輩，與夫州縣小吏，則皆干進徇時之徒也。然非鄭、宋、齊之大夫盡賢，而介甫之黨盡不肖也。蓋累世之私土子人者，與民情常親，親則利病可以周知，故法雖繁，而亦足以利民。暫焉之承流宣化者，與民情常疏，疏則情偽不能洞究，故法雖簡而猶懼其病民也。以青苗賒貸一事觀之，則知《周禮》所載，凡法制之瑣碎煩密者，可行之於封建之時，而不可行之於郡縣之後。必知時適變者，而後可以語通經學古之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