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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曰：「臨下以簡，御眾以寬。」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昔漢高帝約法三章，蕭何定律九篇而已。至於文、景，刑措不用。歷魏至晉，條目滋章，斷罪所用，至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而姦益不勝，民無所措手足。唐及五代止用律令，國初加以注疏，情文備矣。今《編敕》續降，動若牛毛，人之耳目所不能周，思慮所不能照，而法病矣。
臣愚謂當熟議而少寬之。人主前旒蔽明，黈纊塞耳，耳目所及，尚不敢盡，而況察人於耳目之外乎？今御史六察，專務鈎考簿書，責發細微，自三公九卿，救過不暇。夫詳於小，必畧於大，其文密者，其實必疎。故近歲以來，水旱盜賊，四民流亡，邊鄙不寧，皆不以責宰相，而尚書諸曹，文牘繁重，窮日之力，書紙尾不暇，此皆苛察之過也。不可以不變。
《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先王之理財也，必繼之以正辭，其辭正則其取之也義。三代之君食租衣稅而已，是以辭正而民服。自漢以來，鹽鐵酒茗之禁，貸榷易之利，皆心知其非而冒行之，故辭曲而民為盜。今欲嚴刑妄賞以去盜，不若捐利以予民，衣食足而盜賊自止。
夫興利以聚財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費以養財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何以言之？民者國之本，而刑者民之賊。興利以聚財，必先煩刑以賊民，國本搖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賞，近歲宮室城池之投，南蠻、西夏之師，車服器械之資，畧計其費，不下五千萬緡，求其所補，卒亦安在？若以此積糧，則沿邊皆有九年之蓄，西夷北邊，望而不敢近矣。趙充國有言：「湟中谷斛八錢。吾謂糴三百萬斛，羗人不敢動矣。」不待煩刑賊民，而邊鄙以安。然為人臣之計，則無功可賞。故凡人臣欲興利而不欲省費者，皆為身謀，非為社稷計也。人主不察，乃以社稷之深憂，而徇人臣之私計，豈不過甚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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