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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君子，因天下之治，以安其成功；因天下之亂，以濟其所不足。不誣治以為亂，不援亂以為治。援亂以為治，是愚其君也；誣治以為亂，是脅其君也。愚君脅君，是君子之所不忍而世俗之所徼幸也。故莫若言天下之誠勢，請言當今之勢。當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於安，亂而不至於危，紀綱粗立而不舉，無急變而有緩病，此天下之所共知而不可欺者也。然而世之言事者，為大則曰無亂，為異則曰有變。以為無亂，則可以無所復為，以為有變，則其勢常至於更製，是二者皆非今世之忠言至計也。今世之弊，患在欲治天下而不立為治之地。夫有意於為治而無其地，譬猶欲耕而無其田，欲賈而無其財，雖有鋤耰車馬、精心強力，而無所施之。故古之聖人將治天下，常先為其所無有而補其所不足，使天下凡可以無患而後徜徉翱翔，惟其所欲為而無所不可，此所謂為治之地也。為治之地既立，然後從其所有而施之。植之以禾而生禾，播之以菽而生菽，藝之以松柏梧檟，叢莽樸樕，無不盛茂而如意。是故施之以仁義，動之以禮樂，安而受之而為王；齊之以刑法，作之以信義，安而受之而為霸；督之以勤儉，厲之以勇力，安而受之而為強國。其下有其地而無以施之，而猶得以安存。最下者，抱其所有倀倀然無地而施之，撫左而右動，鎮前而後起，不得以安全而救患之不給。故夫王霸之略，富強之利，是為治之具而非為治之地也。有其地而無其具，其弊不過於無功。有其具而無其地，吾不知其所以用之。昔之君子，惟其才之不同，故其成功不齊。然其能有立於世，未始不先為其地也。古者伏羲、神農、黃帝既有天下，則建其父子，立其君臣，正其夫婦，聯其兄弟，殖之五種，服牛乘馬，作為宮室、衣服、器械，以利天下。天下之人，生有以養，死有以葬，歡樂有以相愛，哀戚有以相吊，而後伏羲、神農、黃帝之道得行於其間。凡今世之所謂長幼之節、生養之道者，是上古為治之地也。至於堯舜三代之君，皆因其所闕而時補之。故堯命羲和曆日月以授民時，舜命禹平水土以定民居，命益驅鳥獸以安民生，命棄播百穀以濟民饑。三代之間，治其井田溝洫步畝之法、比閭族黨州鄉之製，夫家卒乘車馬之數，冠昏喪祭之節，歲時交會之禮，養生除害之術，所以利安其人者，凡皆已定而後施其聖人之德。是故施之而無所齟齬。舉今《周官》三百六十人之所治者，皆其所以為治之地，而望人之德不與也。故周之衰也，其《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由此言之，幽、厲之際天下亂矣，而文、武之法猶在也。文、武之法猶在，而天下不免於亂，則幽、厲之所以施之者不仁也。施之者不仁而遺法尚在，故天下雖亂而不至於遂亡。及其甚也，法度大壞，欲為治者，無容足之地，泛泛乎如乘舟無楫而浮乎江湖，幸而無振風之憂，則悠然唯水之所漂，東西南北非吾心也，不幸而遇風則覆沒而不能止。故三季之極，乘之以暴君，加之以虐政，則天下塗地而莫之救。然世之賢人，起於亂亡之中，將以治其國家，亦必於此焉先之。齊桓用管仲，辨四民之業，連五家之兵，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相地而衰征，山林川澤各致其時，陵阜陸墐各均其宜，邑鄉縣屬各立其正，舉齊國之地，如畫一之可數。於是北伐山戎，南伐楚，九合諸侯，存邢衛，定魯之社稷，西尊周室，施義天下，天下稱伯。晉文反國，屬其百官，賦職任功，輕關易道，通商寬農，懋穡勸分，省財足用，利器明德，舉善援能，政平民阜，財用不匱。然後入定襄王，救宋衛，大敗荊人於城濮，追齊桓之烈，天下稱之曰二伯。其後子產用之於鄭，大夫種用之於越，商鞅用之於秦，諸葛孔明用之於蜀，王猛用之於符堅，而其國皆以富強。是數人者，雖其所施之不同，而其所以為地者一也。夫惟其所以為地者一也，故其國皆以安存。惟其所施之不同，故王霸之不齊，長短之不一。是二者不可不察也。當今之世，無惑乎天下之不躋於大治而亦不陷於大亂也，祖宗之法具存而不舉，百姓之患略備而未極，賢人君子不知尤其地之不立，而罪其所施之不當、種之不生，而不知其無容種之地也，是亦大惑而已矣。且夫其不躋於大治與不陷於大亂，是在治亂之間也，徘徊彷徨於治亂之間而不能自立，雖授之以賢才，無所為用，不幸而加之以不肖，天下遂敗而不可治。故曰：莫若先立其地，其地立，而天下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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