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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公事跡】〈
歐陽發等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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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公為人天性剛勁，而氣度恢廓宏大，中心坦然，未嘗有所屑屑於事。事不輕發，而義有可為，則雖禍患在前，直往不顧。以此或至困逐，及復振起，終莫能掩。而公亦正身特立，不少屈奪。四五十年之間，氣象偉然蓋天下，而以文章道德為一世學者宗師。故歷事三聖，嘗被眷倚，遂托以天下安危之計。而公亦以身許國，進退出處，士人以為輕重。至於接人待物，樂易明白，無有機慮與所疑忌。與人言，抗聲極談，徑直明辨，人人以為開口可見心腑。至於貴顯，終始如一，不見大官貴人事位貌之體，一切出於誠心直道，無所矜飾，見者莫不愛服。而天資勁正高遠，無纖毫世俗之氣，常人亦自不能與之合也。平生學之所得，以至文章事業，皆明識所及，性所自得，不勞而至，無所勉強。而眾人學之者，終莫能及。其於經術，務明其大本而本於性情，其所發明簡易明白。其論《詩》曰：「察其美刺，知其善惡，以為勸戒，所謂聖人之志者，本也。因其失傳而妄自為之說者，經師之末也。今夫學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盡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闕其所疑，可也。」又云：「今夫學者知前事之善惡，知詩人之美刺，知聖人之勸戒，是謂知學之本而得其要，其學足矣，又何求焉？」公於經術，去取如此，以至先儒注疏有所不通，務在勇斷不惑。平生所辨明十數事，皆前世人不以為非，未有說者。如五帝不必皆出於黃帝，春秋趙盾弒君非趙穿，許世子非不嚐藥，武王之十有一年非受命之年數，及力破漢儒災異五行之說。《正統論》破以秦為偽閏，或以功德，或以國地不相臣屬，則必推一姓以為主之說。以為正者正天下之不正，統者統一天下之不一。至於各據地而稱帝，正朔不相加，則為絕統，惟合天下於一者為正統。統或絕、或續，而正統之說遂定焉。然亦不苟務立異於諸儒，嘗曰：「先儒於經不能無失，而所得已多矣。正其失可也，力詆之不可也。盡其說而理有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非好為異論也。」其於《詩》、《易》，多所發明。為《詩本義》，所改正百餘篇，其餘則曰：「毛、鄭之說是矣，復何云乎。」其公心通論如此。
先公四歲而孤，家貧無資，太夫人以荻畫地，教以書字，多誦古人篇章，使學為詩。及其稍長，而家無書讀，就閭里士人家借而讀之，或因而抄錄，抄錄未畢，而已能誦其書。以至晝夜忘寢食，惟讀書是務。自幼所作詩賦文字，下筆已如成人。兵部府君閱之，謂韓國太夫人曰：「嫂無以家貧子幼為念，此奇兒也，不惟起家以大吾門，他日必名重當世。」及舉進士時，學者方為四六，號時文，公已獨步其間。天聖七年，補國子監生。是秋取解，明年南省試，皆為第一人，由是名重當世。及景討校在西京，與尹公洙偕為古文。已而有詔，戒天下學者盡為古文。獨公古文既行，遂擅天下。四十年間，天下以為模範，一言之出，學者競相傳道，不日之間，流布遠近，外至夷狄，莫不仰服。後進之士，爭為門生，求受教誨。當世皆以為自兩漢後，五六百年，有韓退之；退之之後，又數百年，而公繼出。自李翱、柳宗元之徒，皆不足比。然公之文，備盡眾體，變化開闔，因物命意，各極其工，或過退之。如《醉翁亭記》、《真州東園記》，創意立法，前世未有其體。作《尹公洙志文》，以為尹公文簡而有法，取其意而為之，即得其體。《石先生介墓志》，不多假事跡，但述其平生志意所存，與其大節氣概，讀之如見其人。作《集古錄敘》，今王丞相以謂讀之可辟瘧鬼。
先公既奉敕撰《唐書·紀·志·表》，又自撰《五代史》七十四卷，其作《本紀》，用《春秋》之法，雖司馬遷、班固皆不及也。其於《唐書·禮樂志》，發明禮樂之本，言前世治出於一，而後世禮樂為空名。《五行志》不書事應，悉破漢儒災異附會之說。皆出前人之所未至。其於《五代史》，尤所留心，褒貶善惡，為法精密，發論必以「嗚呼」，曰「此亂世之書也」。其論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此其志也。書成，減舊史之半，而事跡添數倍，文省而事備，其所辨正前史之失甚多。嘉討校今致政侍郎范公等列言於朝，請取以備正史，公辭以未成。熙寧中，有旨取以進御。〈按《神宗實錄》，熙寧五年八月丁亥，詔潁州令歐陽某家，上某所撰《五代史》。
先公筆札，精勁雄偉，自為一家，當世士大夫有得數十字，皆藏以為寶，而未嘗為人書石。
先公平生以獎進賢材為己任，一時賢士大夫雖潛晦不為人知者，知之無不稱譽薦舉，極力而後已。既為當世宗師，凡後進之士，公嘗所稱者，遂為名人。時人皆以得公一言為重，而公推揚誘進不倦，至於有一長者，識與不識皆隨其所長而稱之。至今當世顯貴知名者，公所稱薦為多。今湖州孫正言覺為合肥主簿，未與公相識。郡守怒之，欲捃拾以罪。時胡侍講在太學以屬公，公為作手書與其寮佐，令保全之，遂獲免。福州處士陳烈，素不與公相識。公聞其名，知其行義，屢薦於朝，乞賜召用，朝廷即召烈為國子監直講。
先公嘗言：平生為學所得，惟平心無怨惡為難。故於事未嘗挾私喜怒以為意，雖仇讎之人，嘗出死力擠陷公者，他日遇之，中心蕩然，無纖芥不足之意。嘗曰：「孔子言以直報怨。夫直者，是之為是，非之為非。是非付之至公，則是亦不報也。」先公初貶滁州，蓋錢明逸輩為之。自外還朝，遇明逸於京師，屢同飲宴，不以為嫌。其後公在中書，明逸罷秦州歸，復用為翰林學士。近日小人蔣之奇妄興大謗，及公移青州，其兄之儀知臨淄縣，為二司所不喜，力欲壞之，亦以托公。公察其實無他，力保全之。
先公平生文章擅天下，未嘗以矜人，而樂成人之美，不掩其所長。詩筆不下梅聖俞，而嘗推之，自謂不及，然識者或謂過之。初奉敕撰《唐書》，專成《紀》、《志》、《表》，而《列傳》則宋公祁所撰。朝廷恐其體不一，詔公看詳，令刪為一體。公雖受命，退而曰：「宋公於我為前輩，且人所見不同，豈可悉如己意？」於是一無所易。書成奏御，舊制惟列官最高者一人，公官高，當書。公曰：「宋公於傳，功深而日久，豈可掩其名，奪其功？」於是《紀》、《志》、《表》書公名，而《列傳》書宋公。宋丞相庠聞之嘆曰：「自古文人好相凌掩，此事前所未有也！」先公篤於交友，恤人之孤。梅聖俞家素貧。既卒，公醵於諸公，得錢數百千，置義田以恤其家，且乞錄其子增。尹龍圖洙已卒，公乞錄其子構。孫先生復有《尊王發微》十五卷，有旨進內，未畢而卒。公乞令其家錄進，而推恩其子大年。尹構、孫大年、梅增，皆蒙錄用以官。
天聖初，胥公在漢陽，先公時年二十餘，以所為文謁之。胥公一見奇之曰：「子當有名於天下。」因館於門下，與公偕入京師，及公登第，乃以女妻之。
王文康公知西京，先公為留守推官。一日，當都廳勘事，有一兵士自役所逃歸。文康曰：「勘兵士何謂未斷？」公曰：「合送本處行遣。」文康曰：「似此，某作官處斷過甚多，推官新作官，不須疑。」公曰：「若相公直斷，雖斬亦可，有司則不敢奉行。」一夜，文康夜召，問：「軍人未斷否？」公曰：「未。」文康曰：「幾至誤事。」明日，遂送所屬處。
先公在河南，以文學負當世之名。前後留守，皆名公好賢，莫不傾身禮接。王文康自西京召歸，謂公曰：「今來有例，合舉館職，當奉舉。」遂用王文康公薦，自西京留守推官召試。
范文正公以言事忤大臣，貶知饒州。先公一日遇司諫高若訥於余襄公家，若訥非短范公，以為宜貶。公歸，遂為書與之辯，且責若訥不能論列。若訥繳進其書，遂坐貶為夷陵令。既而余襄公、尹公洙亦連坐被貶。蔡公為《四賢詩》述其事，天下傳之。
先公既坐范公遠貶，數年，復得滑州職官。會范公復起，經略陝西，辟公掌箋奏，朝廷從之。時天下久無事，一旦西邊用兵，士之負材能者，皆欲因時有所施為，而范公以天下重名好賢下士，故士之樂從者眾。公獨嘆曰：「吾初論范公事，豈以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遂辭不往。其於進退不苟如此，以至致位二府，惟以忠義自得主知，未嘗有所因緣憑藉。
先公在館中，遇西邊用兵，天下多事，詣闕上書，為三策，以料賊情，及指陳天下利害甚眾。既而有詔，百官許上封章言事。公上疏言三弊五事，力陳當時之患。仁宗增諫官為四員，先公與蔡公襄、余襄公靖、今致政王尚書素同時遷用。是時陝西用兵已久，京東、西盜賊群起，內外多事。仁宗既進退大臣，遂欲改更闕失，方急於求治。公遇事感激，知無不言。范文正公、杜正獻公、今司徒韓魏公、富鄭公四人同時登用，公屢請召封訪問，責以所為。既而仁宗降手詔，出六條以責諸公，各亦有所陳述。公言諸公所陳，宜力主張，勿為群言所奪。而王文安公為三司使，有為無名詩中之者。公請嚴禁止之，以絕小人流言，搖動朝政之漸，敕出官爵購捕其人。時上欲改更朝政，小人不便，故造作語言動搖，及敕榜出，自此遂絕。是後，上遂下詔勸農桑，興學校，改更庶事之弊。
自范文正公之貶，先公與余襄公等坐黨人被逐，朋黨之說遂起，久而不能解，一時名士皆被目為黨人。公在諫院，為《朋黨論》以獻，群言遂息，大救當時之弊。時天下久安，上下失於因循，一旦陝西用兵，而群賊王倫、張海等所在皆起。先公請遣使者按察州縣，朝廷命諸路轉運使皆兼按察。公言轉運使苟非其人，則按察遂為空名，復條陳按察六事。於是兩府聚議，盡破常例，不次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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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別因一札子中備言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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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州縣多所升降，內外百職振舉。及杜待制杞為京西轉運使，與御史蔡稟同治賊事，公言杞可獨任，無用稟。杞果遂平諸盜，京西無事。
時張溫成方有寵，人莫敢言，因生皇女，染綾羅八千匹。先公上言，乞裁損其恩寵，及其親戚恩澤太頻可以減罷，極陳女寵驕恣以至禍敗之戒。
皇叔燕王薨，議者以國用不足，請待豐年而葬。先公乞減費而葬，以為不肯薄葬，留之以待侈葬，徒成王之惡名，使四夷聞天子皇叔薨，無錢出葬，遂輕中國。有旨，減節浮費而葬。
澧州柿木成文，有「太平之道」四字。先公上言：「今四海騷然，未見太平之象。」又曰：「太平之道者，其意可推。自古帝王致太平，皆有道，得道則太平，失道則危亂。今見其失，未見其得，願陛下憂勤萬務，漸期致理。其瑞木，乞不宣示於外。」慶曆三年，御試進士，以《應天以實不以文》為賦題。公為擬試賦一道以進，指陳當世闕失言，言甚切至。
淮南轉運使呂紹寧，到任便進羨餘錢十萬。公乞拒而不受，以彰朝廷均恤外方，防禦刻剝。
前後所上章疏百餘，其間斥去奸邪，抑絕僥幸，以謂任人不可疑，節制不可不一，當推恩信以懷不服，其事往往施行。
先公以諫官除知制誥。故事：知制誥當先試。有旨更不召試，有國以來不試而受者惟楊文公、陳文惠公與公三人。公既典制誥，尤務敦大體。初作《勸農敕》，既出，天下翕然，人人傳誦，王言之體，遠復前古。
陝西兵役之後，河東困弊，糧草闕少。又有言者請廢麟州，或請移於合河津，或請廢五寨。朝廷命先公視其利害，及訪察一路官吏能否，擘劃經久利害，及計置糧草。公為四議，以較麟州利害，請移兵就食於河濱清塞堡，緩急不失應援，而平時可省饋運，麟州遂不廢。又建言忻、代、岢嵐、火山四州軍，沿邊有禁地棄而不耕，人戶私糴北界斛斗，入中以為邊儲，今若耕之，每年可得三二百萬石以實邊，朝廷從之。此兩事，至今大為河東之利。
自西事後，河東賦斂重而民貧，道路嗟怨。先公奏罷十事，以寬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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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見《河東奏事》，謂乞罷和糴米、三司銀之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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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公自河東還，會保州兵叛，遂出為河北都轉運使，別得不下司札子云：「河北宜選有文武材識轉運使二員，密授經略之任，使其熟圖利害，豫為御備。」保州既降，總管李昭亮私取叛兵妻女，通判馮博文等亦往往效之。先公發博文罪，置獄推劾，昭亮恐懼，立令送出。
自保州事後，河北兵驕，少不如意即謀結集，處處有之。上下務在姑息。先公屢乞主張將師每事鎮重，以遏士心，河北卒無事。
保州叛兵既降，其脅從者二千餘人，分隸河北諸州。富鄭公為宣撫使，恐其復生變，欲委諸州同日誅之。方作文書，會先公權知鎮府，遇富公於內黃，富公夜半屏人，密以告公。公曰：「禍莫大於殺降。昨保州叛卒，朝廷許以不死招之，今已戮之矣。此二千人本以脅從，故得不死，奈何一旦無辜就戮？且無朝旨，若諸郡不肯從命，事既參差，則必生事，是趣其為亂也。且某至鎮州，必不從命。」富鄭公遂止。
先公在河北，既被朝廷委任之重，悉力經營，凡一路官吏能否，山川地里，財產所出，兵糧器械，教閱陣法，一一別為圖籍，盡四路之事如在目前。或問公曰：「公以文章儒學名天下，而治此俗吏之事乎！」公曰：「吏之不職，吾所愧也。系民休戚，其敢忽乎？」奏置御河催綱司，通致糧運，以省入中之數。置都作院於磁、相二州，以省諸州兵器之費。既究見河北利害本末，乃一一條列，遍貽書於執政，將大為經畫。未盡行，而公罷去。
慶曆初，仁宗既復四諫之職，拔英俊賢能材德之士，並進於朝。公負天下之望而居其職，仁宗寵異之意獨絕眾人，嘗因奏事，論及當世人材，仁宗不覺謂公曰：「如歐陽某，何處得來！」公乃盡心悉力，思所補報，遇事不避，以至犯忤權貴，排擊奸佞，怨怒隨至，常欲大用而未果。是時中外多事，仁宗意以謂艱難之際，非公不足以辦事，故自諫官奉使河東，委以一路之利害。及保州事作，河北轉運使張р之得罪。公自河東還未數月，復出為河北轉運使，及陛辭之日，仁宗面諭曰：「不久當還，無為久居計。有事但言來，無以中外為限。」公對曰：「在京師所言，尚以風聞，或恐失實，況於在外？」仁宗曰：「有所聞，但言來，行與不行則在此。」及至河北，百事振舉，小人忌公，恐大用。而又杜、范、韓、富同時罷黜，小人匯進。公上疏，極言四人忠實可用而無過，辨明小人誣罔之言，請加任用。於是群小益懼，相與造為謗辭。及詔獄之起，窮究無狀，仁宗亦悟，止奪職知滁州。
南京素號要會，賓客往來無虛日，一失迎候，則議論蜂起。先公在南京，雖貴臣權要過者，待之如一。由是造為語言，達於朝廷。時陳丞相升之安撫京東。因令審察是非。陳公陰訪之民間，得俚語，謂公為照天蠟燭。遠而奏之，上方欲召用，而公丁太夫人憂。
先公初服除，還朝，惟除本官龍圖閣直學士，而無主判。入見日，仁宗惻然，怪公鬢髮之白，問公在外幾年，今年幾何，恩意甚至。公求補外，仁宗曰：「此中見人多矣。為小官時，則有肯盡言，名位已高，則多顧藉。如卿且未要去。」明日以責大臣，即以公判流內銓。是時小人忌公且進用，偽為公乞澄汰內臣札子，傳布中外。內臣人人切齒，判銓六日，楊永德以差船及引見胡宗堯事中公，出知同州。而外議紛紜，論救者眾。上亦開悟。適會劉公沆有札子，乞催宋公祁結絕《唐書》。上曰：「莫不須宋祁否？」劉公曰：「別未有人。」上曰：「歐陽某知同州，臣寮已有文字請留。」劉公曰：「乞自陛下宣諭。」明日朝辭，上殿。上曰：「休去同州，且修《唐書》。」既而曾魯公自翰林學士換侍讀學士、知鄭州，劉公奏歐陽某見未有主判處，乞替曾某會判三班院。上曰：「翰林學士有人未？」劉公曰：「見商量。」上曰：「歐陽某不止一好差遣，亦好一翰林學士，便可替曾某。」遂入翰林，為史官，判三班院。上嘗面問以唐學士院鈴索故事，將議臨幸，其於眷待之意甚厚。
先公在侍從八年，知無不言，屢建議，多見施行。自初還朝，唐公介與諸公方居言職，所言久之未見聽納。公上疏言人君拒諫之失，請採聽言者。其後上遂用諫官言，進退宰相。
時議者方以河患為意，陳恭公在相位，欲塞商胡，開橫壟，回大河於故道。先公上疏言其不可。未幾，恭公罷去，新宰相復用李仲昌議，欲開六塔，全回河流。公兩上疏爭之，不聽，河才成而決，濱、棣、德、博數千里大被其害。仲昌等議者流竄遠方，卒如公議。
至和二年，先公奉使契丹，契丹使其貴臣陳留郡王宗願、惕隱大王宗熙、北宰相蕭知足、尚父中書令晉王蕭孝友來押宴，曰：「此非常例，以卿名重。」宗願、宗熙，並契丹皇叔；北宰相，蕃官中最高者，尚父中書令晉王，是太皇太后弟。送伴使耶律元寧言：「自來不曾如此一並差近上親貴大臣押宴。」嘉祐初，狄武襄公為樞密使。。狄自破蠻賊之後，方振威名。而是時仁宗不豫久之，初康復。而狄得士心，京師訛言●●。先公因水災言武臣典機密，得士心，而訛言可畏，非國之便，請且出之於外，以保全之。未久，狄終以流言不已，罷知陳州。
嘉祐中，復用賈魏公為樞密使。先公言其為人好為陰謀，陷害良士，小人朋附樂為其用，前任相位，累害善人，所以聞其再來，望風畏恐，乞早罷還之舊鎮。其命遂止。
先公在翰林，嘗草《春帖子詞》。一日，仁宗因閒行，舉首見御閣帖子，讀而愛之，問何人作，左右以公對。即悉取皇后、夫人諸閣中者閱之，見其篇篇有意，嘆曰：「舉筆不忘規諫，真侍從之臣也！」自是每學士院進入文書，必問何人當直，若公所作，必索文書自覽。〈先公每述仁宗恩遇，多言此事，雲內官梁實為先公說。《春帖子詞》有云「陽進升君子，險消退小人。聖君南面治，布政法新春」，至今士大夫盡能誦之。及溫成皇后閣帖子云「聖君念舊憐遺族，常使無權保厥家」。
仁宗嘉祐中，先公在翰林，富鄭公在中書，胡侍講在太學，包孝肅公為中丞。士大夫相語曰富公「真宰相」，呼先公字曰「真翰林」，學士胡先生「真先生」，包公「真中丞」，時人謂「四真」。
嘉祐二年，先公知貢舉。時學者為文以新奇相尚，文體大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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僻澀如「狼子豹孫，林林逐逐」之語，怪誕如「周公懲跡禹操奮鍤，傅說負版築，來築太平之基」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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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深革其弊，一時以怪僻知名在高等者，黜落幾盡。二蘇出於西川，人無知者，一旦拔在高等，榜出，士人紛然，驚怒怨謗。其後，稍稍信服。而五六年間，文格遂變而復古，公之力也。
先公知開封府，承包孝肅公之後。包公以威嚴為治，名震京師，而公為治循理，不事風採。或謂公曰：「前政威名震動都下，真得古京兆尹之風採。公未有動人者，奈何？」公曰：「人材性各有短長，豈可舍己所長，勉強其所短，以徇俗求譽？但當盡我所為，不能則止。」既而都下事無不治。
開封府既多近戚寵貴，干令犯禁，而復求以內降苟免。先公既受命，屢有其事，即上奏論列，乞今後求內降以免罪者更加本罪二等。內臣梁舉直私役官兵，付開封府取勘，既而內降放罪，凡三次內降，公終執而不行。
嘉祐三年閏十二月，京師大雪，民凍餒而死者十七八。明年上元，有司以常例張燈，先公奏請罷之。
故事，國史皆在史院；近制，皆進入內。自是每日曆成亦入內，而有司惟守空司。先公請錄本付外，遂如公言，今史院之有國史。自公請也。
先公在密院，與今侍中曾魯公，悉力振舉紀綱，革去宿弊，大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里遠近，更為圖籍之法，邊防久闕屯守者大加搜補，數月之間，機務浸理。
台諫官唐公介、王公陶、范公師道、呂公景初，皆以言事被逐。先公言四人剛正敢言，蹤跡有本末，宜早賜牽復，其後四人遂復進用。
先公在侍從，因嘉趟災，凡再上疏請選立皇子，以固天下根本，言甚激切。及在政府，遂與諸公協定大議。而英宗力辭宗正之命，堅臥久之。諸公同議，不若遂正皇子之名，奏事仁宗前。顧問之際，公獨進曰：「宗室自來不領職事，今外人忽見有此除授，皆知陛下將以為子，不若遂正其名。蓋判宗正寺，降誥敕，得以不受。今立為皇子，只煩陛下命學士作一詔書告天下，事即定矣。」仁宗以為然，大計遂定。及英宗初年，未親政事，慈聖垂簾。危疑之際，公與諸公往來兩宮，鎮撫內外，而公之危言密議，忠力為多。以至英宗親御萬機，內外睦然。
先公天性勁正，不顧仇怨，雖以此屢被讒謗，至於貶逐，及居大位，毅然不少顧惜，尤務直道而行，橫身當事，不恤浮議。是時，今司徒韓魏公當國，每諸公聚議，事有未可，公未嘗不力爭，而韓公亦欣然忘懷，以此與公相知益深。或奏事上前，眾議未合，公亦往返折難，無所顧避。嘗一日獨對，英宗面諭公曰：「參政〈英宗於先朝大臣，多不以名呼，而以官稱。〉性直，不避眾怨，每見奏事與二相公有所異同，便相折難，其語更無回避。亦聞台諫論事，往往面折其短，若似奏事時語，可知人皆不喜也，宜少戒此。」而公又務抑絶僥倖，有以事干公者，或不可行，面為其人分別可否，曰「此事必不可行」。以此人多怨謗，而公安然未嘗少恤，嘗稱故相王沂公之言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每亦曰：「貧賤常思富貴，必履危機，此古人之所嘆也。惟不思而得，既得不患失之者，其庶幾乎？」及濮園議起，非公所獨專，朝廷亦未有定議。而言者妄以非禮之說，指公為主議，公亦不與之較。其後小人彭思永、蔣之奇等造為無根之飛語，欲以危公。自人主而下，朝廷名臣巨公，天下有識之士，皆知因公亮直不隱，得怨于小人，故上連降手詔，詰問思永、之奇，二人引服誣罔，悉皆貶逐。
自嘉祐以後，朝廷務惜名器，而進人之路稍狹。先公屢建言，館閣育材之地，宜盛其選，以廣賢路。遂令兩府人各舉五人，其後中選者十人。
嘗因僧官闕人，內臣陳承禮以寶相院僧慶輔為請，內降從之。舊有著令：僧官必試而補。諸公相與執奏其事，先公進言曰：「補一僧官至為小事，但內降衝改著令，內臣干撓朝政，不可啟其端。且宦女近習，前世常患難於防制，乞絕之於漸。」英宗即欣然嘉納。
契丹降人韓皋謨者，自言太叔使來，言太叔謀取其國，乞中國出兵為應。二府會議其事，時有意主之者，將議從之。先公爭曰：「中國待夷狄，宜以信義為本，奈何欲助其叛亂？使事不成，得以為辭。」主議者大笑曰：「迂儒迂儒！」公力爭之不已，遂止。既而虜中太叔舉事不成而死。
初樞密使闕人，先公以次當拜。時英宗未親政事，二府密議，不以告公。一日待漏院中，公見二相耳語，知其所為，問曰：「得非密院闕人，而某當次補乎？」二公曰然。公曰：「此大不可。今天子不親政，而母後垂簾，事之得失，人皆謂吾輩為之耳。今如此，則是大臣二三人相補置耳，何以鎮服天下？」二公大然公言，遂止。及今致政張太師罷樞密使，英宗復用公，公力辭不拜。
京師百司所行兵民官吏財用之類，皆無總數，中書一有行移，則下有司纂集。先公因暇日，盡以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一日上有所問，宰相以總目為對，公以祀假家居，上遣中貴人就中書閣子取而閱之。
先公平生連典大郡，務以鎮靜為本，不求聲譽。治存大體，而施設各有條理，綱目不亂。非盜賊大獄，不過終日。吏人不得留滯為奸。如揚州、南京、青州，皆大郡多事，公至數日，事十減五六，既久，官宇闃然。嘗曰：「以縱為寬，以略為簡，則事弛廢而民受弊。吾所謂寬者不為苛急，簡者去其繁碎爾。」故所至不見治跡，而民安其不擾。既去，至今追思不已，今滁、揚二州皆有生祠。而公天性仁恕，斷獄常務從寬，嘗云「漢法惟殺人者死，後世死刑多矣」。故凡死罪非已殺人而法可出入者，皆全活之，曰「此吾先君之志也」。其在河北一議，活二千人之命。及晚年在京東奏寬沙門島刑名，設法減其人數，賴以獲全者甚眾。
〈
沙門島罪人，寨主舊敢專殺，故數不多而易制。馬默知登州，務全人命，舉察甚嚴，稍優恤罪人。罪人既多而又不畏本寨，漸恣橫難制，京東議者大患之。有司之意，多欲許令依舊一面處置。公以為朝廷既貸其命，豈可非理殺之，奏請將編敕州名合配沙門島而情稍輕者，只配遠惡州軍，見在島多年情輕者放遠，遂以無事，而人亦獲全。
〉
先公初有太原之命，令赴闕朝見。中外之望，皆謂朝廷方虛相位以待公。公六上章，堅辭不拜，而請知蔡州，天下莫不嘆公之高節。
先公在亳，年才六十一，已六上章乞致仕。而上方眷留，未聽。及在蔡，勤請益堅，遂如素志。公既氣貌康強，而年未及禮制，一旦勇退，近古數百年所未嘗有，天下士大夫仰望驚嘆。公雖退居於家，士論猶望以為輕重。
先公平生以直道見忌於群小，再被貶逐，而未嘗以介意。初在峽州，作至喜亭。及自河北，以小人無名之謗降知滁州，治州泉為幽谷泉，作亭於琅邪山，自號醉翁。及晚年，又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為六一」，自為傳以刻石。
先公平生於物少所嗜好，雖異物奇玩，不甚愛惜，獨好收蓄古文圖書，集三代以來金石銘刻為一千卷，以校正史傳百家訛繆之說為多。藏書一萬卷，雖至晚年，暇日惟讀書，未嘗釋卷。
先公平生著述：《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五代史》七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諸子集以為家書，總目八卷。其遺逸不錄者，尚數百篇，別為編集而未及成。又奉敕撰《唐書·紀》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在館職日，與同時諸公共撰《崇文總目》、《祖宗故事》。
【朱子考歐陽文忠公事跡】余讀廬陵歐文新本，觀其附錄所載行狀、謚議、二刻、四傳，皆以先後為次。而此事跡者獨居其後，豈以公諸子之所為而不敢以先於韓、吳諸公及一二史臣之作邪？此其用意已精，而為法亦嚴矣。然綜其實，則事跡云者正行狀之底本，而碑志、四傳所由出也，向使直指先後之次而以冠於《附錄》之篇，則彼數書者皆可見其因革損益之次第矣，是亦豈不可邪。間又從鄉人李氏得書一編，凡十六條，皆記公事，大略與此篇相出入，疑即其初定之草稿。顧其標題，乃謂公所自記，而凡公字皆以丹筆圍之。此則雖未必然，然於此本亦有可相發明者，因略考其異同有無之互見者，具列於左方。
經術
李本云：「公嘗謂世之學者好以新意傳注諸經，而常力詆先儒。先儒於經不能無失，而其所得者固多矣。正其失可也，力詆之不可也。其語在《詩譜後序》。」又謂：「前儒注諸經惟其所得之多，故能獨出諸家，而行於後世。而後之學者各持好勝之心，務欲掩人而揚己，故不止正其所失，雖其是者，一切易以己說，欲盡廢前人而自成一家。於是至於以是為非，牽強為說，多所乖繆，則並其書不為人所取。此學者之大患也。故公作《詩本義》，止百餘篇而已，其餘二百篇無所改易，曰『毛、鄭之說是也，復何云乎』。又其作《易童子問》，正王弼之失者才數十事耳。其極論《繫辭》非聖人之書，然亦多使學者擇取其是而舍其非可也，便以為聖人之作不敢取舍而盡信之則不可也。其公心通論常如此。」〈
此與定本大旨不異，但書先後詳略有不同者。「系辭」之說，則疑其諸子不敢力主而復自刪之也。
〉
醉翁亭記
李本「未有此體」下有「醉翁亭在琅邪山寺側，記成刻石，遠近爭傳，疲於模打。山僧雲寺庫有氈，打碑用盡，至取僧堂臥氈給用。凡商賈來供施者，亦多求其本，僧問作何用，皆云所過關征以贈監官，可以免稅」，乃屬於「公作《集古錄目序》之上」。
〈
此條疑以其不急而刪之。
〉
修五代史
李本「亂世之書也」下有「吾用春秋之法，師其意不襲其文」十三字。又其「事備」下有「議者以謂公不下司馬遷，又謂筆力馳騁相上下而無駁雜之說。至於《本紀》立法精密，則又遷所不及也。亦嘗自謂『我作《伶官傳》，豈下《滑稽》也』」。
〈
「議者」以下，疑以不欲凌跨古人而刪之。
〉
平心無怨惡
李本云：「公自言學道三十年，所得者平心無怨惡爾。初以范希文事得罪於呂公，坐黨人遠貶三峽，流落累年。比呂公罷相，公始被進擢。及後為范公作《神道碑》，言西事時呂公擢用希文，盛稱二公之賢能釋私憾而共力於國家。希文子純仁大以為不然，刻石時輒削去此一節，云我父至死未嘗解仇。公嘆曰『我亦得罪於呂丞相者』。惟其言，公所以信於後世也。吾嘗聞范公平生自言無怨惡於一人，兼其與呂公解仇，書見在贅集中。豈有父自言無怨惡於一人，而其子不使解仇於地下乎？父子之性相遠如此，信乎？堯朱善惡異也。公為潁州時，呂公之子公著為通判，為人有賢行而深自晦默，時人未甚知。公後還朝，力薦之，由是漸見擢用。陳恭公執中素不善公，其知陳州時，公自潁移南京，過陳，陳拒而不見。公後還朝作學士，陳為首相，公遂不造其門。已而，陳出知亳州，尋還使相，換觀文公，當草制。陳自謂必不得好詞，及制出，詞甚美，至云『杜門卻掃，善避權勢以遠嫌；處事執心，不為毀譽而更守』，陳大驚喜曰：『使與我相知深者，不能道此。此得我之實也。』手錄一本，寄其門下客李中師曰：『吾恨不早識此人！』〈此段疑避呂、范二家子弟因並陳恭公事而去之。竊謂於此尤可以見歐、范之存心與呂、陳之悔過，恐皆不可遺也。〉惟稱蘇梅李本「自謂不及」下有「二人因此名重天下。公惟嘗因醉戲親客曰：『《廬山高》他人作不得，惟韓退之作得。《琵琶前引》退之作不得，惟杜子美作得。《後引》子美作不得，惟太白作得。』公詩播人口者甚多，惟此三篇其尤自喜者也」。
〈
此段恐嫌於誇而去之。
〉
修唐書
李本此段不同者三：一則首云「公於修《唐書》最後至局，專修《紀》、《志》而已，《列傳》則宋尚書祁所修也。朝廷以一書出於兩手，體不能一，遂詔修看詳，《列傳》今刪修為一體」。二則「列官最高者一人」下有「姓名，云某等奉敕撰而」九字。三則「書宋名」下有「此例皆前所未有，自公為始也」十一字，乃屬於「宋相聞之」之上。
〈
此段差詳，疑定本欲刪以從簡耳。
〉
不從范公之辟
李本大同小異，今不復著。
議不廢麟州及許耕棄地
李本大同而文差略，今亦不著。
不誅保州脅從之兵
李本首著為政仁恕之語，大抵與定本別段旨意略同。其末乃云：「為河北轉運使時，所活二千餘人。先是保州屯兵閉城叛命，田況、李昭亮等討之不克，卒招降之。既開城，況等推究反者，殺二千餘人，投於八井。又其次二千餘不殺者，分隸河北州軍。諸事已定，而富相出為宣撫使，懼其復為患，謀欲密委諸州守將同日悉誅之。計議已定，方作文書，會公奉朝旨權知鎮府，與富公相遇於內黃，夜半屏人，以其事告公。公大以為不可，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昨保州叛卒，朝廷已降敕榜，許以不死而招之。八井之戮，已不勝其怨，況此二千人者本以脅從，故得不死，奈何一旦無辜就戮！』爭之不能止，因曰：『今無朝旨，而公以便宜處置，若諸郡有不達事機者以公擅殺，不肯從命，事既參差，則必生事，是欲除患於未萌，而反趣其為亂也。且某至鎮州，必不從命。』富公不得已，遂止。是時小人譖言已入，富、范勢已難安。既而富公大閱河北之兵，將卒多所升黜。譖者獻言：『富某擅命專權，自作威福，已收卻河北軍情，北兵不復知有朝廷矣。』於是京師禁軍，亟亦大閱，多所升擢。而富公歸至國門，不得入遂罷樞密，知鄆州。向若遂擅殺二千人，其禍何可測也。然則公之一言，不獨活二千人之命，亦免富公於大禍也。」〈
此比定本為詳，足以盡見事之曲折。又「譖言已入」之下所系更重，尤不可闕。疑後以不欲形跡當時聽讒之失，而刪去之也。
〉
春帖子
李本云：「內臣梁賜嘗言在內中祗候，見仁宗〈云云〉，末〈云云〉，是歐陽某必索文書自覽，是他人當直則否也。」知開封府
李本末後有：「韓子華謂公，曰外議云：『余材可以更知一個開封府』。」〈
似亦嫌太誇而刪之。
〉
連典大郡
李本曰：「公嘗語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醫之至人家也，僕馬鮮明，進退有禮，為人診脈，按醫書述病証，口辯如傾，聽之可愛，然病兒服藥雲無效，則不如貧醫矣。貧醫無僕馬，舉止生疏，為人言脈口訥不能應對，病兒服藥云疾已愈矣，則便是良醫。凡治人者不問吏材能否，施設何如，但民稱便，即是良吏。』故公為數郡，不見治跡，不求聲譽，以寬簡不擾為意。故所至民便，既去民思。如揚州、南京、青州，皆大郡，公至三五日間，事已十減五六，一兩月後，官府闃然如僧舍。或問公為政寬簡而事不廢弛者何也？曰：『以縱為寬，以略為簡，則弛廢而民受其弊矣。吾之所謂寬者，不為苛急爾；所謂簡者，不為繁碎爾。』識者以為知言。」〈
此比定本語意尤詳備。
〉
濮議初不出於公，及台諫有言，公獨力辨於朝，故議者指公為主議之人。公未嘗自辨，唯曰：「今人以濮議為非，使我獨當其罪，則韓、曾二公宜有愧於我。後世以濮議為是，而獨稱我善，則我宜愧於二公。」公又撰《濮議》四卷，悉記當時論議本末甚詳。又於《五代史記》收晉出帝父敬儒、周世宗父柴守禮事，及李彥詢傳，發明人倫父子之道尤為詳悉。
〈
李本有之而此本無，疑公諸子後已不敢力主其父之論而刪之也。
〉
蔡州妖尼於惠普托佛言人禍福，朝中士大夫多往問之，所言時有驗，於是翕然共稱為神尼。公既自少力排釋氏，故獨以為妖。嘗有一名公，於廣座中稱尼靈異，云：「嘗有牽二牛過尼前者，指示人曰：二牛前世皆人也，前者是一官人，後者是一醫人。官人嘗失入人死罪，醫人藥誤殺人，故皆罰為牛。因各呼其前世姓名，二牛皆應。」一座聞之，皆嘆其異。公獨折之曰：「謂尼有靈，能〈此有闕文。〉萬物之最靈，其尤者為聰明聖智，皆不能自知其前世，而有罪被罰之牛，乃能自知乎？」於是座人皆屈服。
〈
李本有之。所謂名公者，疑指富公。此本無者，蓋為賢者諱也。
〉
公嘗為《杜祁公墓志》，云「簿書出納，為之條目甚密，必使吏不得為奸。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行」。公曰「我之為政亦如此也」。
〈
李本在《連典大郡》之後，此本無。
〉
梅龍圖摯知杭州，作有美堂，最得登臨佳處，公為之作記。人謂公未嘗至杭，而所記如目覽，坐堂上者使之為記，未必能如是之詳也。
〈
李本在《醉翁亭記》之前，此本無
〉
。
右凡十六條，其十二條定本有之而詳略先後或不同，其四條則定本所無而李本有之。其平心、保州、妖尼三事，尤非小補。蓋公平生學問根源出處，大致言行本末，皆已略見於此而無遺矣。
〈
平心、保州、唐書三事，亦見於張邦基《墨莊漫錄》，雲得之公孫建世。望之者，則其出於公於叔弼之徒所記。而學道以下，堯朱以上，必是著手書本語無疑矣。但張誤於陳恭公以下別為一事耳。
〉
獨晚年守青州時，論執青苗一事，尤足以見其剛毅大節始終一致，不以既老而少衰。而公之諸子乃有所避而不敢書，吳丞相作《行狀》因亦不載，至韓魏公作《墓志》乃始見。其嘗有乞不收息及罷提舉官之奏，與其辭太原有守拙循常之語，元討為裕，錄者又不載，志語於附傳。至葉致還朱本之書出，乃反著其不俟報可，擅止散錢，而有特與放罪之詔。又至近歲洪景盧作《四朝史傳》，乃盡見其以是深為王安石所詆，而遂決歸老之計。蓋此一事，凡更六人之手，而三書闕焉。幸其有肯書者，然猶歷三手，越百餘年，而後首末得以粗備。然則士之制行不苟合於當時，而有待於後世者，豈不難哉！抑公之言曰「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蓋俗情之愛惡雖有短長，而公論之光明終不泯沒，此古之君子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與因並記其語，以補此篇之闕，以為有志之士必將有感於斯焉。新安
朱熹
仲晦父書。
【宋史本傳】〔元〕脫脫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及冠，嶷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鎪刻駢偶，水典水忍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元、舜欽、柳開、穆修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修游隨，得唐韓愈遺稿於廢書簏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賾，至忘寢食，必欲並轡絕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始從尹洙游，為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游，為歌詩相唱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
入朝，為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為當黜。修貽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城節度判官。仲淹使陝西，辟掌書記，修笑而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久之，復校勘，進集賢校理。
慶曆三年，知諫院。時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修首在選中。每進見，帝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修慮善人必不勝，數為帝分別言之。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也，修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目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修乃為《朋黨論》以進，其略曰：「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曰惟君子則有朋。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可謂無朋矣，而紂用以亡。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謂大朋矣，而周用以興。蓋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故也。故為君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故事，必試而後命，帝知修，詔特除之。
奉使河東。自西方用兵，議欲廢麟州以省饋餉。修曰：「麟州天險，不可廢。廢之，則河內郡縣民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內諸堡，緩急得以應援，而平時可省轉輸，於策為便。」由是州得存。又言：「忻、代、岢嵐多禁地廢田，願令民得耕之，不然將為敵有。」朝廷下其議，久乃行，歲得粟數百萬斛。凡河東賦斂過重民所不堪者，奏罷十數事。
使還，會保州兵亂，以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陛辭，帝曰：「勿為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為間。」賊平，大將李昭亮、通判馮博文私納婦女，修捕博文繫獄，昭亮懼，立出所納婦。兵之始亂也，招以不死，既而皆殺之，脅從二千人分隸諸郡。富弼為宣撫使，恐後生變，將使同日誅之，與修遇於內黃，夜半，屏人告之故。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脫一郡不從，為變不細。」弼悟而止。
方是時，社衍等相繼以黨議罷去，修慨然上疏曰：「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眾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一求瑕，惟指以為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必須此說，方可傾之。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臣為朝廷惜之。」於是邪黨益忌修，因其孤甥張氏獄傅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居二年，徙揚州、潁州。復學士，留守南京，以母憂去。服除，召判流內銓，時在外十一年矣。帝見其發白，問勞甚至。小人畏修復用，有詐為修奏乞澄汰內侍為奸利者。其群皆怨怒，譖之，出知同州，帝納吳充言而止。遷翰林學士，俾修《唐書》。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爾。」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尚為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畢事，向之囂薄伺修出，聚噪於馬首，街邏不能制。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
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
旬月，改群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修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河決商胡，北京留守賈昌朝欲開橫壟故道，回河使東流。有李仲昌者，欲導入六塔河，議者莫知所從。修以為：「河水重濁，理無不淤，下流既淤，上流必決。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爾。橫壟功大難成，雖成將復決。六塔狹小，而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堤峻防，疏其下流，縱使入海，此數十年之利也。」宰相陳執中主昌朝，文彥博主仲昌，竟為河北患。台諫論執中過惡，而執中猶遷延固位。修上疏，以為「陛下拒忠言，庇愚相，為聖德之累」。未幾，執中罷。狄青為樞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訛言籍籍。修請出之於外，以保其終，遂罷知陳州。修嘗因水災上疏曰：「陛下臨馭三紀，而儲宮未建。昔漢文帝初即位，以群臣之言，即立太子，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唐明宗惡人言儲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亂，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其後建立英宗，蓋原於此。
五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修在兵府，與曾公亮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里遠近，更為圖籍。凡邊防久缺屯戍者，必加搜補。其在政府，與韓琦同心輔政。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東宮猶未定，與韓琦等協定大議，語在《琦傳》。英宗以疾未親政，皇太后垂簾，左右交構，幾成嫌隙。韓琦奏事，太后泣語之故，琦以帝疾為解，太后意稍不釋。修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邪？」太后意稍和。修復曰：「仁宗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而之罷。
修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執政，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台諫官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是怨誹益眾。帝將追崇濮王，命有司議，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大國。修引《喪服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降三年為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眾同。太后出手書，許帝稱親，尊王為皇，三夫人為後。帝不敢當。於是御史呂誨等詆修主此議，爭論不已，皆被逐。惟蔣之奇之說合修意，修薦為御史。眾目為奸邪，之奇患之，則思所以自解。修婦弟薛宗孺有憾於修，造帷薄不根之謗摧辱之，展轉達於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章劾修。神宗初即位，欲深譴修，訪故宮臣孫思恭，思恭為辨釋。修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思永、之奇，問所從來？辭窮，皆坐黜。修亦力求退，罷為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明年，遷兵部尚書、知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辭不拜，徙蔡州。
修以風節自持，既數被污蔑，年六十即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散青苗錢，為安石所詆，故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忠。
修始在滁州，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天資剛勁，見義勇為，雖機阱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遂流離，至於再三，志氣自若也。方貶夷陵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於是仰天嘆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也。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數郡，不見治跡，不求聲譽，寬簡而不擾，故所至民便之。或問：「為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為寬，以略為簡，則政事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為苛急；簡者，不為繁碎耳。」修幼失父，母嘗謂曰：「汝父為吏，常夜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吾問之，則曰：『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修聞而服之終身。
為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獨騖，眾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為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軾、轍，布衣屏處，未為人知。修即游其聲譽，謂必顯於世。篤於朋友，生則振掖之，死則調護其家。
好古嗜學，凡周、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編殘簡，一切掇拾，研稽異同，立說於左，的的可表証，謂之《集古錄》。奉詔修《唐書·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蘇軾敘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為知言。
子發，字伯和，少好學，師事安定胡瑗，得古樂鐘律之說，不治科舉文詞，獨探古始立論議。自書契以來，君臣世系，制度文物，旁及天文、地理，靡不悉究。以父恩，補將作監主簿，賜進士出身，累遷殿中丞。卒年四十六。蘇軾哭之，以謂發得文忠公之學，漢伯喈、晉茂先之流也。
中子棐字叔弼，廣覽強記，能文辭。年十三時，見修著《鳴蟬賦》，侍側不去。修撫之曰：「兒異日能為吾此賦否？」因書以遺之。用蔭，為秘書省正字，登進士乙科，調陳州判官，以親老不仕。修卒，代草遺表，神宗讀而愛之，意修自作也。服除，始為審官主簿，累遷職方員外郎、知襄州。曾布執政，其婦兄魏泰倚聲勢來居襄，規占公私田園，強市民貨，郡縣莫敢誰何。至是，指州門東偏官邸廢址為天荒請之。吏具成牘至，棐曰：「孰謂州門之東偏而有天荒乎？」卻之。眾共白曰：「泰橫於漢南久，今求地而緩與之且不可，而又可卻邪？」棐竟持不與。泰怒，譖于布，徙知路州，旋又罷去。元符末，還朝，歷吏部、右司二郎中，以直秘閣知蔡州，蔡地薄賦重，轉運使又為覆折之令，多取於民，民不堪命。會有詔禁止，而佐吏憚使者，不敢以詔旨從事。棐曰：「州郡之於民，詔令苟有未便，猶將建請。今天子詔意深厚，知覆折之病民，手詔止之，若有憚而不行，何以為長吏？」命即日行之。未幾，坐黨籍廢。十餘年卒。
論曰：三代而降，薄乎秦、漢，文章雖與時盛衰，而藹如其言，燁如其光，叭縉湟簦蓋均有先王之遺烈。涉晉、魏而弊，至唐韓愈氏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歐陽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頹波，息千古之邪說，使斯文之正氣，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兩人之力也。愈不獲用，修用矣，亦弗克究其所為，可為世道惜也哉！
【神宗實錄本傳〈墨本〉】歐陽修字永叔，唐太子率更令詢之後。詢四世孫琮為吉州刺史，又八世生萬，為吉州安福令。其子孫或居安福，或居廬陵。萬之八世孫觀，修父也，徙居永豐。
修四歲而孤，母鄭氏有女節，以荻畫地，教修書字。稍長，從鄰里借書讀，或手抄之，抄未竟而成誦。舉進士，有聲，補西京留守推官。召試學士院，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
修為人質直閎廓，見義敢為，機阱在前，直行不顧。每放逐困櫻輒數年，及復振起，終不改其操。范仲淹貶知饒州，論救者眾，諫官高若訥獨不言。修以書責若訥，言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以聞，謫峽州夷陵令，徙光化軍乾德令，改武成軍節度判官。遷太子中允、館閣校勘，修《崇文總目》、《禮書》。《總目》成，改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數論天下事。陝西用師，上三策以揣敵情，及指陳利害甚眾。詔百官上封事，又上疏言三敝五事，力陳當時之所宜憂者。以貧求補外，得通判滑州。仁宗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召修知諫院。是時西師久，京東、西群盜起，中外騷然。仁宗既進退大臣，欲遂改更諸事，范仲淹、杜衍、韓琦、富弼皆輔政。修屢請召對咨訪，責以所為。仁宗降手詔，出六條，後遂下詔勸農桑，興學校，多所更革。用修同修起居注，閱月，拜右正言、知制誥。
初，呂夷簡罷相，夏竦為樞密使，復奪之，代以杜衍，同時進用富弼、韓琦、范仲淹等。石介作《慶曆聖德詩》，言退奸不易，進賢之難，而終篇意在夏竦。竦尤不悅，因與其黨造為黨論，目仲淹、衍及修為黨人。修乃上《朋黨論》，其大略言：「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君子有朋也。」又上疏言：「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相繼罷去，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眾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一求瑕。唯是指以為朋，則可一時盡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必須此語方可傾之。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臣所以為陛下惜之也。」為黨論者，尤惡修異己，又善言其情狀，至使內侍藍元震上疏言：「范仲淹、歐陽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謂之『四賢』，斥去未幾，復升天衢。『四賢』得時，遂引蔡襄以為同列，下則以國家爵祿為己私惠，上則朋黨膠漆皆聚本朝。設使逐人私黨，不過十數，同心醜正，已為五六十人，相依為重，將紊紀綱。九重至深，萬機至重，何由察知？」賴仁宗終不之信。
修之使河東，以陝西用兵久，河東芻糧不足，言者請廢麟州，或請移治合河津，或請廢五寨。修為四議以較麟州利害，請移兵就食於濱河清塞堡，緩急不失應援，平時可省饋運，麟州得不廢。又建言忻、代、岢嵐、火山四郡有禁地，棄而不耕，民私糴虜中，以應軍須，今悉耕之，歲可得數百萬石以實邊。又言河東民故貧，軍興以來賦斂尤重，行路嗟怨，條上可罷者數十事，以寬民力。
修自河東還，會保州兵叛，出修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保州平，大將李昭亮私納婦女，通判馮博文等竊效之。修捕博文繫獄，昭亮皇恐，立出之。自保州之變，河北兵驕，小不可意則思亂，人情務在姑息。修乞假將帥權重，以消未萌。保塞之脅從者二千餘人，分隸河北，夏竦為宣撫使，曰是去禍而遺根也，欲以便宜誅之。修權知成德軍，遇之於內黃，竦夜半屏人以告修。修曰：「禍莫大於殺降。昨保州叛卒，朝廷許以不死，今戮之矣。此曹本以脅從故得脫，奈何一旦殺無辜二千人？既非朝旨，諸郡且不肯從，緩之則籍籍必生變，是趣之為亂也。」遂止。河決澶淵，陳執中欲塞商胡，決橫隴故道。修言功大必不可成，徒勞人。執中罷，文彥博復用李仲昌議，欲開六塔河。修言六塔河不能吞伏，且復決，再爭之不得，既而濱、棣、德、博數千里皆被害。
初，修出河北，仁宗面諭曰：「勿為久居計。有事言來。」修對曰：「諫官乃得風聞，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職罪也。」仁宗曰：「有事但以聞，勿以中外為詞。」為黨論者愈益惡之。修妹適張龜正，龜正無子而死，有龜正前妻之女才四歲，無所歸，以俱來。及笄，修以嫁族兄之子晟。張氏後在晟所與奴奸，事下開封府，獄吏附致其言以及修。乃以戶部判官蘇安世、內侍王昭明雜治之，卒無秋毫。乃坐用張氏奩中物買田立歐陽氏券，左遷知制誥、知滁州。久之，遷起居舍人、知揚州，徙潁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知應天府，以母憂去。既免喪，入見，仁宗惻然，怪修發白，問在外幾年，今年幾何，恩意甚至。命判流內銓。小人恐修復用，偽為修奏，乞澄汰內侍兩省挾威令為奸利者。書騰都下，宦者人人切齒，楊永德者陰以言中修，出知同州。外議不平，論救者眾。遂留刊修《唐書》，為翰林學士，加史館修撰，勾當三班院。改侍讀學士、知蔡州，未行，復為翰林學士，判太常寺。
修在朝，以獎進天下士為己任，延譽尉薦，極其力而後已。於經術，治其大旨，不為章句，不求異於諸儒。景討校與尹洙皆為古學。已而有詔，戒天下學者為文使近古，學者盡為古文，而修之文章遂為天下宗匠。蜀人蘇洵嘗論修文章「詞令雍容似李翱，切近適當似陸贄」，而修之才亦似過此二人。人至修作《唐書·志》、《五代史》，敘事不愧劉向、班固也。權知貢舉，文士以新奇相尚，文體大壞，修深革其弊，前以怪僻在高第者黜之幾盡，務求平淡典要。士人初怨怒罵譏，中稍信服，已而文格變而復正。
拜右諫議大夫，判尚書禮部，又判秘閣秘書省，加兼侍讀，辭不受。同修玉牒，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儀之後，一切循理，不事風採。或以為言，修曰：「人材性各有短長，實不能舍所長強其所短。」以給事中罷，同提舉諸司庫務，改群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為樞密副使，與曾公亮同力振舉紀綱，革去宿弊，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幾何，地里近遠，皆為圖籍。未幾，參知政事，預定策立英宗為皇子事，見《韓琦傳》。
英宗初年，未親政事，慈聖光獻太后垂簾。修與二三大臣佐佑兩宮，鎮撫四海，執政聚議事有未可，修未嘗不力爭，台諫官至政事堂論事，往往面折其短。英宗嘗面稱修曰「性直不避眾怨」。修亦嘗稱誦故相王曾之言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自嘉桃院螅朝廷務惜名器，而進人之路稍狹。修屢建言：「館閣育材之地，人材既難得，而又難知，則當博採而多畜之，時冀一得於其間，則傑然出為名臣矣，餘亦不失為佳士也。」遂詔韓琦、曾公亮、趙概及修各舉五人，其後中選者多在清近，朝廷亦稍收其用矣。京師百司所行兵民官吏財用皆無總數，中書一有行移，則下有司考會。修因暇日，盡以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上有所問，宰相以總目對，修以奉祠假家居，上遣內侍就中書閣取而閱之。
蔣之奇言修帷箔事，事連其長子婦，修杜門請付有司案治。詔詰問之奇語所從來，之奇言得之彭思永。思永言出於風聞，曖昧無實，嘗戒之奇勿言。天子為其辭窮，降思永知黃州，之奇監道州酒，遣中使手詔慰安修。修遂稱疾，力解機務，以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年六十矣。乞致仕者六，不從。遷兵部尚書、知青州。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三辭不受。徙知蔡州，以老病乞骸骨，章數上，乃為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卒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太常初謚曰文，常秩曰修有定策之功，請謚文忠，乃用之。
方英宗亮陰，而修以治平元年五月，建議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詔須大祥後議之。二年四月，乃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詳議，而有司以為宜准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朝廷以典禮未稱，下尚書省集三省、御史臺官議奏，而皇太后手書以議事詰責執政，於是手詔罷議，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御史呂誨等彈奏修首開邪議，琦、公亮、概附會不正，請如有司所議。而修論「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並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已而皇太后出手書，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游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仍尊濮安懿王為皇，三夫人並稱後。是日手詔，欲遵慈訓稱親，而不敢當追崇之典。誨及范純仁、傅堯俞、趙瞻、趙鼎論列不已。英宗問執政當如何？修對曰：「御史以為理難並立，臣等有罪，即留御史。若以臣等為無罪，則取聖旨。」英宗猶豫良久，乃令出御史，而曰「不宜責之太重」。蔣之奇者私論濮園事，與修合，修薦之。時已用王值人薦御史孫昌齡、郭源明、黃照，又特批以之奇為御史，論者以此短修。修議濮園事雖不叶群議，觀修結髮立朝，讜直不回，身任眾怨，至於白首，而謗訕不已，卒以不污，年六十，以論政不合，固求去位，可謂有君子之勇。而言者指修既為執政，行私以專寵祿，亦過矣。
修博極群書，好學不倦。集三代以來金石刻為一千卷，校正史氏百家訛謬之說為多。所著《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內·外制》、《奏議》、《四六集》又四十餘卷。
子：發、奕、棐、辯。
【重修實錄本傳〈朱本〉】葉濤
修字永叔，唐太子率更令詢之後。詢裔孫萬為吉州安福令，其子孫因家焉。至修父觀，始徙居永豐。
修四歲而孤，母鄭氏力教以讀書為文。及冠，舉進士，翕然有聲。補西京留守推官，召試學士院，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范仲淹以陳時政得失不顧避，忤宰相意，貶知饒州。論救者甚眾，而諫官高若訥獨含胡不言。修以書質責若訥，至以為「不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大憤，連其書以聞。坐貶峽州夷陵令，徙光化軍乾德令，改武成軍節度判官，遷太子中允、館閣校勘。預修《崇文總目》，書成，改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出通判滑州。
慶曆初，呂夷簡以老病在相位，主斷既久，天下事積成手元弊，不思所以振治。而最後元昊盜邊，陝右師老兵頓。天子憂之，未知所出。一日夷簡罷相，夏竦為樞密使，既除復罷，而更用杜衍。又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擢執政，收攬一時名士，增諫官員，而修首在選中，擢太常丞，知諫院。修極力左右時事，屢請召對執政，責以時所可為。於是仁宗開天章閣，給二府筆札，令具所以施行條上。其後下詔，勸農桑，興學校，於僥幸多所裁革，修之發明居多。是時執政，皆修素所厚善，而修所言事一意徑行，略不以形跡嫌疑顧避，亦卒無懷利附會之實。天下之士知其立朝有本末，質行正直，頗推許之。於是小人自此側目，而黨人之論作矣。初，石介作《慶曆聖德詩》，言進賢退奸之不易，其指以美杜衍等進而竦見黜也。竦既懷不滿，因與其黨造為黨論，目仲淹衍及修為黨人。修乃上《朋黨論》，其大略言：「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如《書》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無朋矣，而紂用以亡。武王之臣三千人，可謂大朋矣，而周用以興。蓋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故也。」俄擢同修起居注，閱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於是為黨論者，惡修レ語其情狀，至使內侍藍元震密上疏，言「范仲淹、歐陽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謂之『四賢』，斥去未幾，復還京師，四賢得時，遂引蔡襄以為同列，以國家爵祿為私惠，膠固朋黨，苟以報謝當時歌詠之德。今一人私黨止作十數，合五六人門下黨與，已無慮五六十人，使此五六十人遞相提挈，不過三二年，布滿要路，則誤朝迷國，誰敢有言，挾恨報仇，何施不可。九重至深，萬機至重，何由察知」。然仁宗終不之信也。
會被旨使河東。河東自陝西兵興，芻糧久不繼，言者屢請廢麟州。修請移兵就食濱河諸堡，使緩急不失應援，平時可省饋運，麟州以故不廢。又建言忻、代州、岢嵐、火山軍，故時並邊皆民田，潘美患虜入寇，乃使民內徙，空其地號禁地，自後虜人歲盜耕不已。請益募民賦田入租，歲可得穀數百萬斛給邊，仍計頃出丁為兵，不者，他日盡為虜所有矣。朝廷從之。
會保州兵叛，出修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仁宗面諭曰：「勿為久居計，有事第言之。」修對以：「諫官乃得風聞，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職罪也。」仁宗曰：「事苟宜聞，豈可以中外為辭耶？」嘗上疏言：「今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相繼罷去，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敗事，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必須誣以專權者，蓋去一善人而眾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以一一求瑕，唯是指以為朋，則可一時盡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方可傾之。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以為陛下惜之也。」於是為黨論者愈益忌之。初，修妹適張龜正，龜正卒，無子而有女。女實前妻所生，甫四歲，以無所歸，其母攜養於外氏，及笄，修以嫁族兄之子晟。會張氏在晟所與奴奸，事下開封獄，獄吏因附致其言以及修。詔以戶部判官蘇安世、內侍王昭明雜治之，卒無狀。乃坐用張氏奩中物置田立歐陽氏券，左遷知制誥、知滁州。久之，遷起居舍人、知揚州，徙潁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知應天府，以母憂去。既免喪，入見，仁宗惻然，怪修發白，問在外幾年，今年幾何，恩意甚至，命判流內銓。小人恐修復用，乃偽為修奏，乞汰內侍挾威令為奸利者，宦者人人忿怨，楊永德者陰以言中修，出知同州。外議不平，仁宗復悟，留刊修《唐書》，為翰林學士，加史館修撰，勾當三班院，改侍讀學士、知蔡州。未行，復為翰林學士，判太常寺。
時文士以磔裂怪僻相尚，文體大壞。及是，修知貢舉，深革其弊，前在高第者盡黜之，務求平淡典要。士人初怨怒罵譏，已而文格卒變。
拜右諫議大夫，判尚書禮部，又判秘閣秘書省。加兼侍讀，辭不受。同修玉牒，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以給事中罷，同提舉諸司庫務，改群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為樞密副使。嘗因水災，凡再上疏請立皇子，言甚激切。未幾，參知政事，與韓琦等協定大議，立英宗。已而英宗力辭宗正之命，修進曰：「宗室不領職事，今忽有此除，天下皆知陛下將以為嗣也，則不若遂正其名。且宗正誥敕付閣門，故得不受；若立為皇子，則止降一詔書，大事定矣，不可辭也。」仁宗以為然，遂下詔。
及英宗以疾未親政事，慈聖光獻太后垂簾，修與二三大臣主國論，每簾前奏事，或執政聚議，事有未可，修未嘗不抗是非力爭。台諫官至政事堂論事，事雖非己出，同列未及啟口，而修已直前折其短。以至士大夫建明利害及所祈請，前此執政多覃偉ⅲ不明白是非，至修必一二數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怨誹者益多。英宗嘗面稱修曰：「性直不避眾怨。」修亦嘗稱誦故相王曾之言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及上即位，御史蔣之奇言修帷箔事，事連其長子婦吳氏。修杜門，請付有司案治。先是修妻之從弟薛宗孺坐舉官被劾，內冀會赦免，而修乃言不可以臣故徼幸，乞特不原。以故宗孺坐免官，而怨修切齒，因構為無根之言，苟欲以污辱修。會劉瑾亦素仇家，乃騰其謗，以語中丞彭思永，思永間以語之奇。之奇始以私議濮王事與修合，而修特薦為御史，時方患眾論指目為奸邪，及得此，因亟持以自解。於是詔詰語所從來，之奇言得之思永，思永以與瑾同鄉里，且相習熟，故力抵以為風聞。天子為其辭窮，降思永知黃州，之奇監道州酒。遣中使手詔慰安修，修遂稱疾，力乞解機務，以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時修年六十，乃連六表乞致仕，不從。遷兵部尚書、知青州，以擅止散青苗錢詔特放罪，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三辭不受。徙知蔡州，以老病乞骸骨，章數上，乃為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卒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師。太常初謚曰「文」，常秩曰「修有定策之功，請加以『忠』」，乃謚曰「文忠」。
初，英宗即位，按祖宗故事追贈宗室尊屬，至濮安懿王，中書以本朝未有故事，請付有司詳議。英宗謙恭重其事，詔須大祥後議之。後乃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詳議，而有司以為王當稱伯，改封大國，朝廷以典禮未正，再下尚書省集議，而皇太后手書以議事詰責執政。於是手詔權罷議，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御史呂誨等彈奏修首開邪議，琦、公亮、概附會不正，請如有司所議。修論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已而皇太后出手書曰：「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游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仍尊濮安懿王為皇，三夫人並稱後。」是日手詔，欲遵太后手書稱親，而不敢當追崇之典。誨及范純仁、傅堯俞、趙瞻、趙鼎論列不已。英宗問執政當如何？修對曰：「御史以為理難並立，若以臣等有罪，即留御史；若無罪，則惟聖旨是聽。」英宗猶豫良久，乃令出御史。其後修著《濮議》，引《喪服記》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報者，齊衰期也。謂之降服，親不可降，降者，降其外物爾，喪服是也。其必降者，示有所屈也，以其承大宗之重，尊祖而為之屈爾，屈於此以伸於彼也。生莫重於父母，而為之屈者，以見承大宗者亦重也，此以義制者也。父子之道，天性也。臨之以大義，有可以降其外物，而本之於至仁，則不可絕其天性。絕人道而滅天理，此不仁者之或不為也。故聖人制服，為降三年為期，而不沒其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此以仁存心者也。」又曰：「今議者欲以為人後之故，使一旦反視父母若未嘗生我者，其絕之已甚矣。使其真絕之歟，是非人情也；迫於義而偽絕之歟，是仁義者教人為偽者也。」所議大略如此。
國朝接唐、五代末流，文章專以聲病對偶為工，剽剝故事，雕刻破碎，甚者若俳優之辭。如楊億、劉筠輩，其學博矣，然其文亦不能自拔於流俗，反吹波揚瀾，助其氣勢，一時慕效謂其文為昆體。時韓愈文，人尚未知讀也，修始年十五六，於鄰家壁角破簏中得本，學之。後獨能擺棄時俗故步，與司馬遷、賈誼、揚雄、劉向、班固、韓愈、柳宗元爭馳逐，侵尋乎其相及矣。是時尹洙與修亦皆以古文倡率學者，然洙材下，人莫之與。至修文一出，天下士皆向慕，為之惟恐不及，一時文字大變從古，庶幾乎西漢之盛者，由修發之。然至論《易》，則以《系辭》非孔子之言，論《周禮》，則疑非周公所作，是以君子之愛其文者，猶嘆息於斯焉。
修性剛直，處善惡，黑白分明，於當路有權勢者，雖知其設機阱見待，必直前觸發之不顧。其放逐流離至數年者，屢矣，而復振起，志氣故自若也。
修雖以文雄一時，然無忌前好勝之氣，喜推轂賢士而身下之，一時聞人多出其門。嘉碳洌朝廷進人之路狹，修建言以館閣多蓄人材，後詔韓琦、魯公亮各舉六人，歐陽修、趙概各五人，一時得士為多。
修集三代以來金石刻為一千卷，頗是正訛謬。所著《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內·外制》、《奏議》、《四六集》又四十餘卷。
子：發、奕、棐、辯。
【神宗舊史本傳】歐陽修字永叔，吉州永豐人。四歲孤，母鄭，教讀書為文。中進士第，補西京留守推官。召試學士院，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范仲淹以言事忤宰相，貶知饒州，論救者甚眾，而諫官高若訥獨不言。修以書責之，以為不知恥。若訥怒，連其書以聞。坐貶峽州夷陵令，徙光化軍乾德令，改武成軍節度判官。遷太子中允、館閣校勘，預修《崇文總目》，書成，改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出通判滑州。
慶曆初，呂夷簡老病，在相位，天下事積成手元弊。元昊盜邊，陝右師老兵頓，天子憂之。一日，夷簡罷相。夏竦為樞密使，既除復罷。而更用杜衍，又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擢執政，收攬一時名士，增諫官員，修首在選中，擢太常丞、知諫院。修力□時事，屢請責執政以時所可為者。於是仁宗開天章閣，給二府筆札，令具所以施行條上。其後下詔勸農桑，興學校，抑僥幸，修之發明居多。是時執政，皆修素所厚善，而修所言事一意徑行，不以形跡嫌疑顧避。天下之士知其立朝有本末，質行正直，眾頗推許。小人自此側目，而黨人之論興矣。初，石介作《慶曆聖德詩》，言進賢退奸之難，其指以美杜衍等進而竦見黜也。竦既懷不滿，因與其黨造為黨論，目仲淹、衍及修為黨人。修乃上《朋黨論》，其大略言：「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如《書》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無朋矣，而紂因以亡。武王之臣三千人，可謂大朋矣，而周用以興。蓋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故也。」擢同修起居注，閱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於是為黨論者惡修レ語其情狀，使內侍藍元震密上疏，言「范仲淹、歐陽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謂之『四賢』，斥去未幾，復還。四人得志，遂引襄為同列，以爵祿為私惠，膠固朋黨，轉相汲引，不過三二年，布滿要路，則誤朝迷國，誰敢有言」。仁宗不聽。
會被旨使河東。自陝西兵興，芻糧久不繼，言者屢請廢麟州。修請移兵就食於濱河諸堡，使緩急不失應援，平時可省饋運，麟州以故不廢。又建言忻、代州、岢嵐、火山軍，故時並邊皆民田，潘美患虜入寇，乃使民內徙，空其地，自後虜人盜耕不已。請益募民賦田入租，歲可得穀數百萬斛給邊，仍計頃出丁為兵，不者，他日盡為虜所有矣。從之。
會保州兵叛，出修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仁宗面諭曰：「勿為久計，有事第言之。」修對以：「諫官乃得風聞，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職罪也。」仁宗曰：「事苟宜聞，豈可以中外為辭？」嘗上疏言：「今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相繼罷去，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敗事，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則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則誣以專權。蓋去一善人而眾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一一求瑕，唯是指以為朋，則可盡逐。至如自古大臣，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方可傾之。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臣所以為陛下惜之也。」於是為黨論者愈益忌之。初，修妹適張龜正，卒，無子而有女。女實前妻所生，甫四歲，以無所歸，其母攜養於外氏，及笄，修以嫁族兄之子晟。會張氏與奴奸，事下開封獄，獄吏因附致其言以及修。詔以戶部判官蘇安世、內侍王昭明雜治之，卒無狀。乃坐用張氏奩中物買田立歐陽氏券，左遷知制誥、知滁州。久之，遷起居舍人、知揚州，徙潁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知應天府，以母憂去。既免喪，入見，修老矣，發白。仁宗惻然，問在外幾年，今年幾何，恩意甚渥，命判流內銓。小人恐修復用，乃偽為修奏乞汰內侍挾威令為奸利者，宦者人人忿怨，楊永德者陰以言中修，出知同州。仁宗悟，留刊修《唐書》，為翰林學士，加史館修撰，勾當三班院，改侍讀學士、知蔡州。未行，復為翰林學士，判太常寺。時文士以磔裂怪僻相尚，修知貢舉，深革其敝，前在高第者盡黜之，務求平淡典要，舉子皆造言謗之。已而文亦卒變。
拜右諫議大夫，判尚書禮部，又判秘閣秘書省，加兼侍讀，辭不受。同修玉牒，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以給事中罷，同提舉諸司庫務，改群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為樞密副使。嘗因水災，凡再上疏請立皇子，言甚激切。未幾，參知政事，與韓琦等協定大議，立英宗。已而英宗力辭宗正之命，修進曰：「宗室不領職事，今忽有此除，天下皆知陛下將以為嗣也，不若遂正其名。且宗正誥敕付閣門，故得不受；若立為皇子，則止降一詔書，大事定矣，不可辭也。」仁宗以為然，遂下詔。
及英宗以疾未親政事，慈聖光獻太后垂簾，修與二三大臣主國論，每簾前奏事，或執政聚議，有未可，修未嘗不抗是非力爭。台諫官至政事堂論事，事雖非己出，同列未及啟口，而修已直折其短。以至士大夫建明利害及所祈請，前此執政多覃偉ⅲ不明白是非，至修必一二數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怨誹者益多。英宗嘗面稱修曰：「性直不避眾怨。」修亦嘗稱誦故相王曾之言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及上即位，御史蔣之奇言修帷箔事，連其長子婦吳氏。修杜門，請付有司按治。先是修妻之從弟薛宗孺坐舉官被劾，內冀會赦免，而修乃言不可以臣故僥幸，乞特不原。以故宗孺坐免官，怨修，因構為無根之言欲以污辱之。會劉瑾亦素仇家，乃騰其謗，以語中丞彭思永，思永以語之奇。之奇始以私議濮王事與修合，而修特薦為御史，時方患眾論指目為奸邪，及得此，因亟持以自解。於是詔詰語所從來，之奇言得之思永，以與瑾同鄉，故力抵以為風聞。上為其辭窮，降思永知黃州，之奇監道州酒。遣中使手詔慰安修，修遂稱疾，力乞解機務，以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時修年六十，乃連六表乞致仕，不從。遷兵部尚書、知青州。修嘗薦王安石於朝，及安石執政，助神宗有為，修不悅。常平法下，乃以擅止散青苗錢，詔釋其罪，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三辭不受。徙知蔡州，以老病乞骸骨，章數上，乃為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卒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師。太常初謚曰「文」，常秩曰「修有定策之功，請加以『忠』」，乃謚曰「文忠」。
初，英宗即位，追贈宗室尊屬，至濮安懿王，中書以本朝未有故事，請付有司詳議。英宗謙恭重其事，詔須大祥後議之。後乃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詳議，而有司以為王當稱伯，改封大國，朝廷以典禮未正，再下尚書省集議，而皇太后手書以議事詰責執政。於是手詔權罷議，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御史呂誨等彈奏修首開邪議，琦、公亮、概附會不正，請如有司議。修論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理。已而皇太后出手書曰：「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游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仍尊濮安懿王為皇，三夫人並稱後。」是日手詔，欲遵太后手書稱親，而不敢當追崇之典。誨及范純仁、傅堯俞、趙瞻、趙鼎論列不已。英宗問執政當如何？修對曰：「御史以為理難並立，若以臣等有罪，即留御史；若非罪，則惟聖旨是聽。」英宗乃令出御史。其後修著《濮議》，引《喪服記》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報者，齊衰期也。謂之降服，親不可降，降者，降其外物爾，喪服是也。其必降者，示有所屈也，以其承大宗之重，尊祖而為之屈爾，屈於此以伸於彼也。生莫重於父母，而為之屈者，以見承大宗者亦重，此以義制者也。父子之道，天性也。臨之以大義，有可以降其外物，而本之於至仁，則不可絕其天性。絕人道而滅天理，此不仁者之或不為也。故聖人制服，為降三年為期，而不沒其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此以仁存心者也。」又曰：「今議者欲以為人後之故，使一旦反視父母若未嘗生我者，其絕之已甚矣。使其真絕之歟，是非人情也；迫於義而偽絕之歟，是仁義者教人為偽也。」所議大略如此。
國朝接唐、五代末流，文章專以聲病對偶為工，剽剝故事，雕刻破碎，甚者若俳優之辭。如楊億、劉筠輩，其學博矣，然其文亦不能自拔於流俗，反吹波揚瀾，助其氣勢，一時慕效謂其文為昆體。時韓愈文，人尚未知讀也，修始年十五六，於鄰家壁角破簏中得本，學之。後獨能擺棄時俗故步，與劉向、班固、韓愈、柳宗元爭馳逐。是時，尹洙與修亦皆以古文倡率學者，然洙材下，人莫之與。至修文一出，天下士皆向慕，為之唯恐不及，一時文章大變，庶幾乎西漢之盛者，由修發之。然至論《易》，則以《系辭》非孔子之言，論《周禮》，則疑非周公所作，是以君子之愛其文者，猶嘆息於斯焉。
修性剛直，處善惡，黑白明，遇事直前，不避機阱。其放逐流離者屢矣，而復振起，志氣猶自若也。嘗集三代以來金石刻為一千卷，頗是正訛謬。所著《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內·外制》、《奏議》、《四六集》又四十餘卷。子：發、奕、棐、辯。
史臣曰：《法言》變而有《離騷》。自是而降，相望千百年，其間雖有名世者，而馬遷、韓愈莫能過也。宋興承平百年，士生斯時多矣，然接五代雕琢之習，風聲氣俗尚在也。歐陽修奮然躡二子之後，無愧焉。至其以《繫辭》為非孔子所作，此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浮華者歟！
【四朝國史本傳〈淳熙間進〉】歐陽修字永叔，吉州永豐人。四歲而孤，母鄭氏親誨之學。及冠，嶷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鎪刻駢偶，淟涊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元、舜欽、柳開、穆修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韓愈遺稿於世，學者不復道，修游隨，得於廢書簏中，讀而心慕焉。晝停餐，夜忘寐，苦志探賾，必欲並轡絕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留守錢惟演器其材，不攖以吏事，修以故益得盡力於學。
入朝，為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時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為當黜。修詒書責之，謂「不知世間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節度判官。仲淹使陝西，辟掌書記，修笑而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為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久之，復校勘，進集賢校理。
慶曆三年，知諫院。時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韓琦、仲淹皆在位，增諫官員，修首在選中。每進見，勸帝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修慮善人必不勝，數為帝分別言之。又上《朋黨論》，其略以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及見利而爭先，則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曰君子有朋。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可謂無朋矣，而紂用以亡。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謂大朋矣，而周用以興。蓋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故也。
修天性疾惡，論事無所回隱，人視之如仇，而愈奮勵不顧。帝獨獎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故事，必試而後命，詔特除之。
奉使河東。自西方用兵，議者欲廢麟州以省饋餉。修曰：「麟州天險，不可廢。廢之，則河內郡縣民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諸堡，緩急得以應援，而平時可省轉輸，於策為便。」由是州得存。又言：「忻、代、岢嵐多禁地廢田，願令民得耕之，不然將為虜有。」朝廷下其議，久乃行，歲得粟數百萬斛。
使還，會保州兵亂，以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陛辭，帝曰：「勿為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帝曰：「但言之，毋以中外為間。」賊平，大將李昭亮、通判馮博文私納婦女。修捕博文繫獄，昭亮懼，立出之。兵之始亂也，招以不死，既而皆殺之，脅從二千人分隸諸郡。富弼為宣撫使，恐後生變，將使同日誅之。與修遇於內黃，夜半，屏人告之故。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脫一郡不從，為變不細。」弼悟而止。
杜衍等相繼罷去，修上疏曰：「此四人者，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小人欲廣陷良善，必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必誣以專權。蓋善人少過，唯指以為黨，則可一時盡逐。今四人一旦罷去，臣為朝廷惜之。」於是邪黨益忌修，因其孤甥張氏獄，傅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居二年，徙揚州、潁州。復學士，召判流內銓，時在外十一年矣。帝見其發白，問勞甚至。又有詐為修奏，乞汰內侍為奸利者，其群皆怨怒，譖之，出知同州。帝納吳充言而止。遷翰林學士。於是富弼、韓琦復用，慶曆故臣稍集，士大夫知天子有致治之意，相賀於朝。修乞蔡州去，帝復納劉敞、趙●言而止。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燕，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爾。」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尚為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畢事，向之囂薄者伺修出，聚噪於馬首，街邏不能制。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
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旬月，改群牧使。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河決商胡，北京留守賈昌朝欲開橫壟故道，回河使東。有李仲昌者，欲導入六塔河。議者莫知所從。修以為：「河水重濁，理無不淤，下流既淤，上流必決。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耳。橫壟功大難成，雖成，將復決。六塔狹小，而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堤峻防，疏其下流，縱使入海，此數十年之利也。」宰相陳執中主昌朝，文彥博主仲昌，竟為河北患。
狄青為樞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訛言籍籍。修請出之於外，以保其終。
嘉祐元年水災，修上疏曰：「陛下臨御三紀，而儲宮未建。昔漢文帝初即位，以群臣之言，即立太子，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唐明宗惡人言儲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亂，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其後建立英宗，蓋原於此。
五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英宗未親政，後太后禦簾，大臣奏事，間有未可，修必力抗是非。台諫官至政事堂，所論或矯異，他執政未及言，已面折其短。朝士建白利害，及凡所求請，必明告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以是怨誹益眾。帝將追崇濮王，命有司訂議，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大國。修引《喪服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降三年為期，而不沒其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眾同。太后出手書，許帝稱親，尊王為皇，三夫人為後。帝不敢當。於是御史呂誨等六人爭論不已，指修為主議，皆被逐。惟蔣之奇之說合修意，修薦為御史。眾目為奸邪，之奇患之，則思所以自解。修婦弟薛宗孺有憾於修，造帷薄不根之謗摧辱之。展轉達於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章劾修。神宗初即位，欲深譴修，訪於故宮臣孫思恭，思恭為辨釋。修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思永、之奇，問所從來？辭窮，皆坐黜。修亦罷為觀文殿學士、知亳州。明年，移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辭不拜，徙蔡州。
修本以風節自持，既數困污蔑，才年六十，即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又以擅止散青苗錢，為王安石所詆，故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薨，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忠。
修始在滁州，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天資剛勁，見義勇為，雖機阱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於再三，志氣自若，不悔也。為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其學推韓愈、孟軻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獨騖，眾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為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軾、轍，布衣屏處，未為人知。修即游其聲譽，謂必顯於世。篤於朋友，生則振掖之，死則調護其家。
好古嗜學，凡周、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篇殘簡，一切掇拾，研稽異同，立說於左，的的可表証，謂之《集古錄》。奉詔修《唐書·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殆與《史》、《漢》相上下。蘇軾敘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為名言。
中子棐，棐字叔弼，廣覽強記，能文詞。年十三時，見修著《鳴蟬賦》，侍於側不去，修撫之曰「兒異時必能為此」，因書以遺之。用蔭為秘書省正字，登進士乙科，念父老不肯仕，強之，乃調陳州判官，終不行。修所為文須人代者，多出其手。修薨，代草遺表，神宗讀而愛之，意修自作也。免喪，始為審官主簿，官制局檢詳官，太常博士，主客考功員外郎。議者患選人員多，請令二十五歲而試於銓，又守選三年而後仕。進士特奏名者，予之官而不使調選。棐曰：「是非朝廷所以立議本意也。且所為議冗官者，欲利士人耳。今加年而使守選，是反害之也。所謂特奏名者非他，儒人老於場屋者也，閔其無成而老，故予之微官，使沾祿而後歸。今乃授之虛名，是終窮之也。」遂得不變。元祐初，以集賢校理為著作郎，判登聞鼓院，復徙職方禮部員外郎、知襄州。曾布執政，其婦兄魏泰恃聲勢來居襄，規占公私田園，強市買，與民爭利，郡縣莫敢誰何。至是，指州門東偏官邸廢址為天荒而請之。吏具成牘至，棐曰：「孰謂州門之東偏而有天荒乎？」卻之。眾共白曰：「泰橫於漢南久，今求地而緩與之且不可，而又可卻邪？」棐竟持不與。泰怒，譖於布，徙知潞州，旋又罷去，奪校理。元符末，還朝，歷吏部、右司二郎中，以直秘閣知蔡州。蔡地薄賦重，轉運使又為覆折之令，多取於民，民不堪命。會有詔禁止，而佐吏憚使者，不敢以詔旨從事。棐曰：「州郡之於民，詔令苟有未便，猶將建請。今天子德意深厚，知覆折之病民，手詔止之。若有憚而不行，何以為長吏？」命即日行之。未幾，坐黨籍廢。十餘年卒，年六十七。
史臣曰：由三代以降，薄乎奏、漢，文章雖與時盛衰，而藹如其言，燁如其光，叭縉湟簦蓋均有先王之遺烈。涉晉、魏而弊，至唐韓愈氏乃復起。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修復起。閼百川之頹波，導之東注，斯文正傳，追步前古，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此兩人足以當之。愈不極于用，修用矣而不極其至。然國朝文風，彬彬至今，修之功，學士大夫相與屍而祝之可也。
本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
公有领域，因为作者逝世已经遠遠超过1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