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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之時，無兵役之憂。降及近世，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至於今，而養兵興役之事，皆不得其當，而可為之深憂。蓋古者兵出於農，而役出於民，有農則不憂無兵，而有民則不憂無役。五口之家，常有一人之兵，而二十歲之男，歲有三日之役。故其兵強而費不增，役起而為素具，雖有大兵大役，而不憂事之不集。至於兵罷役休，而無日夜不息之費。其後周衰，井田破壞，陵夷至於末世，天下無復天子之田，皆民之所自有。天下之民不食天子之田，是故獨賦其稅，而不任之以死傷戰鬥之患。天子有養兵之憂，而天下無攻守劬勞之民，以為大憂，故調其財以為養兵之用。而天下之役，凡其所以轉輸漕運、營建興築之事，又皆出於民。當此之時，民之所以供上之令者三：曰「租」，曰「調」，曰「庸」。租者，地之所當出；調者，兵之所當費；庸者，歲之所當役也。故使之納粟於官，以為田之租。人入布帛以為兵之調，歲役其力，不役，則出其力之所直，以為役之庸。此三者農夫皆兼為之，而遊惰末作之民，亦不免於庸調。運重漕遠，天子不知其費，而一出於民。民歲役二旬，而不役者，當帛六十尺，民亦不至於太苦。故隋、唐之間，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此其為法，雖不若三代之兵不待天子之養，然天下之役猶有可賴者，皆民為之也。
及其後世，又不能守，乃始變法而為「兩稅」，以至於今。天下非有田者不可得而使，而有田者之役，亦不過奔走之用，而不與天子之大事。天下有大興築，有大漕運，則常患無以為使。故廣募冗兵以供力役之急，不知擊刺戰陳之法，而坐食天子之奉。由是國有武備之兵，而又有力役之兵，此二者其所以奉養之具，皆出於農也。而四海之遊民，無尺寸之庸調，為農者常使陰出古者遊民之所入，而天子亦常兼任養兵興役之大患。故夫兵役之弊，當今之世，可謂極矣。
臣愚以為，天子平日無事而養兵不息，此其事出於不得已。惟其干戈旗鼓之攻，而後可使任其責。至於力役之際，挽車船，築宮室，造城郭，此非有死亡陷敗之危，天下之民，誠所當任而不辭，不至以累兵革之人，以重費天子之廩食。然當今之所謂可役者，不過曰農也，而農已甚困，蓋常使決天下之費矣。而工商技巧之民，與夫遊閑無職之徒，常遍天下，優遊終日，而無所役屬。蓋《周官》之法，民之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今可使盡為近世之法，皆出庸調之賦，庸以養力役之兵，而調以助農夫養武備之士。而力役之兵，可因其老疾死亡，遂勿復補。而使遊民之丁，代任其役，如期而止，以除其庸之所當入。而其不役者，則亦收其庸，不使一日而闕。蓋聖人之於天下，不惟重乎苟廉而無求，惟其能緩天下之所不給而節其太幸，則雖有取而不害於為義。今者雖能使遊民無勞苦嗟歎之聲，而常使農夫獨任其困，天下之人皆知為農之不便，則相率而事於末。末眾而農衰，則天子之所獨任者愈少而不足於用。故臣欲收遊民之庸調，使天下無僥幸苟免之人，而且以紓農夫之困。苟天下之遊民自不免於庸調之勞，其勢不耕則無以供億其上，此又可驅而歸之於南畝。要知十歲之後，必將使農夫眾多，而工商之類漸以衰息。如此而後，使天下舉皆從租庸調之制，而去夫所謂兩稅者，而兵役之憂，可以稍緩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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