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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民政，有不可復者三焉。自祖宗以來，論事者嘗以為言，而為政者嘗試其事矣。然為之愈詳，而民愈擾，事之愈力，而功愈難，其故何哉？
古者隱兵於農，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安平之世，無廩給之費，征伐之際，得勤力之士。此儒者之所歎息而言也。然而熙寧之初，為保甲之令，民始嫁母贅子，斷壞支體，以求免丁。及其既成，子弟挾縣官之勢以邀其父兄，擅弓劍之技以暴其鄉黨。至今河朔、京東之盜，皆保甲之餘也。其後元豐之中，為保馬之法，使民計產養馬。畜馬者眾，馬不可得。民至持金帛買馬於江淮，小不中度，輒斥不用。郡縣歲時閱視可否，權在醫駔，民不堪命。民兵之害，乃至於此。此所謂不可復者一也。
《周官·泉府》之制：「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為之息。」貸而求息，三代之政，有不然者矣。《詩》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而《孟子》亦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古蓋有是道矣，而未必有常數，亦未必有常息也。至於熙寧青苗之法，凡主客戶得相保任，而貸其息，歲取十二。出入之際，吏緣為奸，請納之勞，民費自倍。凡自官而及私者，率取二而得一，且私而入公者，率輸十而得五。錢積於上，布帛米粟賤不可售，歲暮寒苦，吏卒在門，民號無告。二十年之間，民無貧富，家產盡耗。此所謂不可復者二也。
古者治民，必周知其夫家田畝、六畜、器械之數，未有不知其數而能制其貧富者也，未有不能制其貧富而能得其心者也。故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眾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至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永業，皆取之於官。其斂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世亂法壞，變為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夫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田之在民，其漸由此，貿易之際，不可復知，貧者急於售田，則田多而稅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田少而稅多。僥幸一興，稅役皆弊。故丁謂之紀景德，田況之紀皇祐，皆以均稅為言矣。然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畝，審肥瘠，以定賦稅之入。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抉私隱，崇告訐，以實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逃絕，均虛數，虐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為國斂怨，所得不補所失，事不旋踵而罷。此所謂不可復者三也。
故臣愚以謂為國者，當務實而已，不求其名，誠使民盡力耕田，賦輸以養兵，終身無復徵戍之勞，而朝廷招募勇力強狡之民，教之戰陣，以衛良民，二者各得其利，亦何所不可哉？富民之家，取有餘以貸不足。雖有倍稱之息，而子本之債，官不為理。償還之日，布縷菽粟，雞豚狗矰，百物皆售，州縣晏然處曲直之斷，而民自相養，蓋亦足矣。至於田賦厚薄多寡之異，雖小不齊，而安靜不撓，民樂其業，賦以時入，所失無幾。因其交易，而質其欺隱，繩之以法，亦足以禁其太甚。
昔宇文融括諸道客戶，州縣觀望，虛張其數，以實戶為客，雖得戶八十餘萬，歲得錢數百萬，而百姓困敝，實召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此？凡此三者，皆儒者平昔之所稱頌，以為先王之遺法，用之足以致太平者也。然數十年以來，屢試而屢敗，足以為後世好名者之戒耳。
惟嘉祐以前，百役在民，衙前大者主倉庫，躬饋運，小者治燕饗，職迎送，破家之禍，易如反掌。至於州縣役人，皆貪官暴吏之所誅求、仰以為生者，先帝深究其病，鬻坊場以募衙前，均役錢以雇諸役，使民得闔門治生，而吏不敢嗬問。有司奉行，不得其當，坊場求數倍之價，役錢取寬剩之積，而民始困躓，不堪其生矣。
今二聖鑒觀前事，知其得失之實，既盡去保甲、青苗、均稅，至於役法，舉差雇之中，惟便民者取之，郡縣奉承，雖未即能盡，而天下之民，知天子之愛我矣。故臣於《民賦》之篇，備論其得失，俾後有考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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