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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二先生語四
游定夫所錄
善言治天下者，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善修身（一作善言人材）者，不患器質之不美，而患師學之不明。人材不成，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師學不明，雖有受道之質，孰與成之？
行之失，莫甚於惡，則亦改之而已矣。事之失，莫甚於亂，則亦治之而已矣。苟非自暴自棄者，孰不可與為君子？
人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一本云：「明道知扶溝縣事，伊川侍行，謝顯道將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於太學？』顯道對曰：『蔡人鮮習《禮記》，決科之利也。』先生云云，顯道乃止。是歲登第。」注云：「尹子言其詳如此。」）。」先生不好佛語。或曰：「佛之道是也，其跡非也。」曰：「所謂跡者，果不出於道乎？然吾所攻，其跡耳；其道，則吾不知也。使其道不合於先王，固不願學也。如其合於先王，則求之《六經》足矣，奚必佛？」漢儒之中，吾必以揚子為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孫於不虞，以保天命。」「孫于不虞」則有之，「旁燭無疆」則未也。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誅乎？觀於朱泚之事可見矣。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
天下之習，皆緣世變。秦以棄儒術而亡不旋踵，故漢興，頗知尊顯經術；而天下厭之，故有東晉之放曠。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世有以讀書為文為藝者。曰：「為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書謂之藝，則求諸書者淺矣。」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者，氣至之始故也。萬物成形於地，而人成形於父，故以季秋享帝而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時故也。
世之信道篤而不惑異端者，洛之堯夫、秦之子厚而已。
孟子之時，去先王為未遠，其學比後世為尤詳，又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傅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二追復矣（明道）。
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與義之氣睟然達於外，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明道）。
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虧者成之而已。孟子之不受曹交，以交未嘗知道固在我而不在人也，故使「歸而求之」。
孟子論三代之學，其名與《王制》所記不同，恐漢儒所記未必是也。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蓋天理人情，於是為至。舜之於象，周公之於管叔，其用心一也。夫管叔未嘗有惡也，使周公逆知其將畔，果何心哉？惟其管叔之畔非周公所能知也，則其過有所不免矣。故孟子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孟子言舜完廩浚井之說，恐未必有此事，論其理而已。堯在上而使百官事舜於畎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兄，而使二嫂治其棲乎？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
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為徑。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荊棘而已（侍講）。」窮經將以致用也。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今世之號為窮經者，果能達於政事、專對之間乎？則其所謂窮經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問：「『我於辭命則不能』，恐非孟子語。蓋自謂不能辭命，則以善言德行自居矣，恐君子或不然。」曰：「然。孔子兼之，而自謂不能者，使學者務本而已（明道）。」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吾以謂事君若周公可也。蓋子之事父，臣之事君，聞有自知其不足者矣，未聞其為有餘也。周公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所當為也，安得獨用天子之禮乎？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論而非之，以謂「周公其衰矣（侍講）。」師保之任，古人難之。故召公不說者，不敢安於保也。周公作書以勉之，以為在昔人君所以致治者，皆賴其臣，而使召公謀所以裕己也。「復子明辟」，如稱告嗣天子王矣。
工尹商陽自謂「朝不坐，宴不與，殺三人，足以反命」，慢君莫甚焉，安在為有禮？夫君子立乎人之本朝，則當引其君於道，志於仁而後已。彼商陽者，士卒耳，惟當致力於君命，而乃行私情於其間，孔子蓋不與也。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者，疑記者謬。
盟可用也，要之則不可。故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者，特行其本情耳。蓋與之盟與未嘗盟同，故孔子適衛無疑。使要盟而可用，則（一作與）賣國背君亦可要矣。
不知天，則於人之愚智賢否有所不能知，雖知之有所不盡，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不知人，則所親者或非其人，所由者或非其道，而辱身危親者有之，故「思事親不可不知人」。故堯之親九族，亦明俊德之人為先。蓋有天下者，以知人為難，以親賢為急。
《二南》之詩，蓋聖人取之以為天下國家之法，使邦家鄉人皆得歌詠之也。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自齊家始。先言后妃，次言夫人，又次言大夫妻。而古之人有能修之身以化在位者，文王是也，故繼之以《文王》之詩。《關雎》詩所謂「窈窕淑女」，即后妃也，故《序》以為配君子。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關雎》之義如此，非謂后妃之心為然也。
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為政也何有？
古者鄉田同井，而民之出入相友，故無爭鬥之獄。今之郡邑之訟，往往出於愚民，以戾氣相構，善為政者勿聽焉可也。又時取強暴而好譏侮者痛懲之，則柔良者安，鬥訟可息矣（昭遠本連上一段）。
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為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語》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固為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
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
馮道更相數主，皆其仇也。安定以為：當五代之季，生民不至於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雖事仇無傷也。荀彧佐曹操誅伐，而卒死於操。君實以為：東漢之衰，彧與攸視天下無足與安劉氏者，惟操為可依，故俯首從之。方是時，未知操有他志也。君子曰：「在道為不忠，在彧為不智。如以為事固有輕重之權，吾方以天下為心，未暇恤人議己也，則『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為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黽勉於莽、賢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為大丈夫哉？
公山弗擾以費叛，不以召畔人逆黨而召孔子，則其志欲遷善悔過，而未知其術耳。使孔子而不欲往，是沮人為善也，何足以為孔子？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一作敬），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分於道也遠矣。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為有間，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肆恣（一作放肆），此佛之教所以為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
《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學者之分也，有諸己之信屬焉。
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為用而不外焉，可與語道矣。世之所論於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也。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若夫至仁，則天地為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為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為仁之方也。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為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
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為，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為其偏而已矣。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修此道者，「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已。由是而不息焉，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以馴致也。
君子之於中庸也，無適而不中，則其心與中庸無異體矣。小人之於中庸，無所忌憚，則與戒慎恐懼者異矣，是其所以反中庸也。
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