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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進士之舉，惟本朝尤盛，而沿革不一：開寶六年，因徐士廉伐鼓訴訟，太祖御講武殿覆試
【原註】講武殿卽今崇政殿，覆試自此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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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詩，自太平興國二年，呂蒙正榜始。分甲，自太平興國八年，王世則榜始。賜袍、笏，自大中祥符中，姚曄榜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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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宴，自呂蒙正榜始。賜同出身，自王世則榜始。賜別科出身，自咸平三年，陳堯咨榜始。唱名，自雍熙二年，梁灝榜始。封彌、謄錄、覆攷、編排，皆始于景德、祥符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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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齊，大中祥符八年，舉進士第一，眞宗臨軒，見其舉止端重，顧謂宰相寇準曰：「得人矣！」特詔金吾給騶從，使傳呼道上，因以爲例。
開寶六年，翰林學士李昉知貢舉，放進士及諸科及第者凡三十八人。下第進士徐士廉自陳屈抑，卽詔貢部以入等進士幷終場經學人，竝親覆于殿廷，內出《未明求衣賦》《懸爵待士詩》，進士宋準等一百二十七人竝放及第。昉所放，退落者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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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授昉太常寺卿。御試舉人，自此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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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祥符元年，貢士萬二千人，眞宗自擇太子少保晁迥知貢舉。
仁宗慶曆二年，詔罷殿試。時臣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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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沿隋、唐之制，設進士科，取采賢俊，雖至公之道過于前代，而得人之實或所未至。蓋自咸平、景德後，條約漸密，然省試有三長，殿試有三短：省試主文者四五人，皆兩制辭學之臣，又選館閣官數人，以助攷校，復有監守、巡察、糊名、謄錄，上下相警，不能容毫釐之私，一長也。又引試凡三日，詩賦可以見辭藝，策論可以見才識，四方之士，得以盡其所蘊，二長也。又貢院凡兩月餘，日研究差次，必窮功悉力，然後奏號，三長也。殿試攷校之官多不精愼，一短也。一日試詩賦論三題，不能盡人之才，二短也。攷校不過十日，不暇研究差次，三短也。或云：『省試放榜，則恩歸有司；殿試唱第，則恩出主上。』是忘取士之實，而務收恩之名也。歷代取士，悉委有司，獨後漢文吏課箋，奏而上之端門，亦未聞天子親試也。至唐武后載初之年，始有殿試，此安足法哉！往時未有糊名謄錄之制，主文者尚可專取捨，今既無以容其私，則殿試未見所長。請自今南省放榜，必恐恩歸有司，則宜如天聖二年貢舉，先令攷定高下，以混榜引于殿廷，然後賜第，則與殿試無異矣。」因降是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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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忠獻公、宋景文公同召試中選。是時王德用帶平章事，例當謝，自謙空疏。德用曰：「亦曾見程文，誠空疏，少年更宜學問。」二公大不堪，景文至曰：「吾屬見一老衙官，是納誨也。」後二公俱大名，德用已卒，忠獻謂景文曰：「王公雖武人，尚有前輩激勵成就後學之意。」樂律
太祖乾德元年，將有事于南郊，翰林學士竇儼撰定樂章：降神用《高安》，皇帝行禮用《隆安》，奠玉幣用《嘉安》，奉俎用《豐安》，酌獻、飲福並用《禧安》，亞獻、終獻並用《正安》，送神用《高安》之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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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平二年，禮官李育言：「《開寶通禮》載圜丘、宗廟，太樂令率二舞工人就位，文舞陳于縣北，武舞立于縣南。今郊廟，文武二舞工六十八人，方行禮時，文舞既罷，乃捨羽籥，執干戚，以爲武舞。竊惟天子親執圭幣以事天地祖考，可謂極嚴恭矣，而舞者紛然旁午，縱橫于下，進退取捨，蹙迫如此，非所以稱嚴恭之意也。」上曰：「自今郊廟，二舞各用六十四人，以備八佾。」自是二舞之數全矣。
崇寧四年九月，蔡京用魏漢津鑄九鼎，作《大晟》樂。時漢津取身爲度之義，以帝年二十四，當四六之數，取帝中指以爲黃鐘之寸，而生度量權衡以作樂。漢津本剩員兵士，爲范鎭虞候，見其制作，略取之，而京又使劉昺緣飾之
【原註】以上見《楊氏編年》
。嘗攷劉昺《大晟樂論》云：「五季滅裂之餘，樂音散亡。周世宗觀樂懸，問工人不能答，乃命王朴審定制度。其規模鄙陋，聲音焦急，非惟朴之學識不能造微，蓋焦急之音適與時應。藝祖以其聲高，近于哀思，乃詔和峴減下一律。仁宗朝，詔李照與諸儒典治，取京縣黍累尺成律，審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爲法，乃下太常四律。然太府尺乃隋尺也，照知樂聲之高而無法以下之，乃取世俗之尺以爲據，是時樂工病其歌聲太濁，乃私賂鑄工，使減銅齊，實下舊制三律，然照卒莫之辨，于是議者紛然，遂廢不用。皇祐中，命阮逸、胡瑗參定，詔天下知樂者，亟以名聞。逸、瑗減下一律，三年而樂成。言者以其制不合于古，鐘聲弇鬱震掉，不和滋甚，遂獨用之常祀朝會焉。神考肇新憲度，將作禮樂，以文治功。元豐中，采楊傑之論，驛召范鎭、劉几，與傑參議，下王朴樂二律，用仁宗所制編鐘，稽攷古制，是正缺失，煥然詳明，敻出前世焉。然諸儒之議，互有異同，而其論不出于西漢，雖粗能減定，而其律皆本於王朴，未有能超然自得，以聖王爲師者也。魏漢津居西蜀，師事李良，授鼎樂之法，良惟以黃帝后夔爲法，餘代皆有所去取。皇祐中，漢津與房庶以善樂被薦，既至，黍律已成，阮逸始非其說，漢津不得伸其所學。後逸之樂不用，乃退與漢津議指尺，作書二篇，敘述指法，其書行于世。漢津嘗陳其說于太常，樂工憚改作，皆不主其說。逮崇寧初，上以英明濬哲之姿，慨然遠覽，將稽帝王之制，而自成一代之治，乃詔宰臣置僚屬，令講議大政。顧惟大樂之制，訛謬殘缺甚矣，太常以樂器敝壞，遂擇諸家可用者。琴瑟制度，參差不同，簫篴之屬，樂工自備，每大合樂，聲韻淆雜，而皆失之太高。箏、筑、阮，秦晉之樂也，乃列于琴瑟之間；熊羆案，梁隋之制也，乃設于宮架之外。笙不用匏，舞不象成，曲不協譜。樂工率農夫市賈，遇祭祀朝會，則追呼于阡陌閭閻之中，教習無成，懵不知音。議樂之臣，以《樂經》散亡，無所據依，秦漢之後，諸儒自相非議，不足取法，乃博求異人，而以漢津之名達于上焉。高世之舉，適契聖心，乃請以聖上中指三節爲三寸，三三爲九，而黃鍾之律成焉。漢津得之于師曰：『人君代天理物，其所稟賦，必與衆異，然春秋未及，則其寸不足，春秋既壯，則其寸有餘，惟三八之數爲人正，得太簇之律。』今請指之年，適與時應，天其興之乎？前此以黍定律，遷就其數，曠歲月而不能決，今得指法，裁而爲管，尺律之定，曾不崇朝。其聲中正平和，清不至高，濁不至下，焦急之聲，一朝頓革，聞者無不懽忻，調唱和氣，油然而生焉。越崇寧四年八月庚寅，樂成，[9]詔罷舊樂，賜新樂名曰《大晟》。明年冬，致祠于帝鼐殿，有甘露自龍角鬣下降[10]。詔令樂府官屬排設宮架，備三獻九奏，以祗謝景貺，曲再作，有雙鶴迴旋于宮架之上，後再習樂，羣鶴屢至。黃帝大合樂，有玄鶴六舞于前，蓋和聲上達，而後鶴爲之應。傳曰：『不見其形，當察其影。』世之知音者鮮矣，而羽物之祥，可卜其聲和也。蓋聲音之和，上繫人君之壽考，下應化日之舒長，焦急之聲，固不可用于隆盛之世。昔李照欲下其律，乃曰：『異日聽吾樂，當令人物舒長。』熙之樂固未足以感動和氣如此，然亦不可謂無其意矣。自藝祖御極，知樂之聲高，歷一百五十餘年，而後中正之聲乃定，蓋奕世修德，和氣薰蒸，一代之樂，理若有待，壽考舒長之應，豈易量哉！」四年八月庚寅，崇政殿奏新樂，詔曰：「道形而下，先王體之，協于度數，播于聲詩。其樂與天地同流，雅頌不作久矣。朕嗣承令緒，荷天降康，四海泰定，年穀順成。南至夜郎牂牁，西踰積石青海，罔不率俾。禮樂之興，百年于此。然去聖逾遠，遺聲復存。逎者得隱逸之士于草茅之賤，獲《英莖》之器于受命之邦，適時之宜，以身爲度，鑄鼎以起律，因律以制器，按協于庭，八音克諧。蓋祖宗積累之休，上帝克相，豈朕之德哉！昔堯有《大章》，舜有《大韶》，三代之王，亦各異名。今追千載而成一代之制，宜賜名曰《大晟》。朕將薦郊廟，享鬼神，和萬邦，與天下共之，豈不美歟？其舊樂勿用。」《實錄》不載，《詔旨》亦不載，本紀於辛卯日書「賜新樂名《大晟》，置府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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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卯，大理卿曹調、少卿李孝稱、中書舍人張閣、許光凝，各以本職進對，上謂閣曰：「昨日新樂如何？」閣對曰：「昨日所按《大晟樂》，非特八音克諧，盡善盡美，至于樂莫不皆應古制。竊聞初按時已有翔鶴之瑞，與簫韶九成、鳳凰來儀亦何以異，臣無知識，聞此和聲，但同鳥獸蹌舞而已。」閣因奏被旨以古州等處納土，差官奏告永昭、永厚陵，上曰：「古州是古牂牁夜郎之地。」閣對曰：「牂牁夜郎接連南陸，最爲荒遠，所謂上仁所不化者。今不緣征誅文告之煩，舉國內屬，非陛下文德誕敷，何以致此。今告功諸陵，在天之靈亦當顧享。」次光凝奏云：「昨日按新樂，臣忝侍從之末，得遇榮觀，不勝幸甚。」上曰：「八音甚諧。」光凝曰：「此聖德所致，可謂『治世之音安以樂』。至如陛下收復青唐，趙懷德歸順，近古州二千餘里盡內附，今正功成作樂之時。」上曰：「盡出詒謀。」光凝曰：「神考厲精庶政，今陛下收其成效，若非陛下善繼善述，何以致此？」九月乙未朔，以九鼎成，御大慶殿受賀，始用新樂。
大觀四年，八月丁卯，御制《大晟樂記》云：「在藝祖時，常詔和峴；在仁宗時，常詔李照、阮逸；在神考時，常詔范鎭、劉几。然老師俗儒，末學昧陋，不達其原，曾不足以奉承萬一，以迄於今。朕仰繼先烈，推而明之。蓋古之作樂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制作各不同。故文王作周，大勳未集，則虡業之聲不可行于武成之後；武王嗣武，卒其功伐，則《大武》之聲不可施于太平君子持盈守成之日。周雖舊邦，樂名三易。朕承累聖之謀，述而作之，有在乎是。然奮乎百世之下，以追千古之緒，遺風餘烈莫有存者。夙夜以思，賴天之靈，祖宗之休，李良之弟子，出於卒伍之賤，獻黃帝后夔正聲、中聲之法；宋成公之《英莖》，出於受命之邦，得其制作範模之度，協於朕志。於是斥先儒累黍之惑，近取諸身，以指爲寸，以寸生尺，以尺定律，而樂出焉。爰命有司，庀徒鳩工，一年制器，三年樂成，而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器備。以崇寧四年八月庚寅，按奏于崇政殿庭，八音克諧，不相奪倫。越九月朔，百僚朝大慶殿稱慶，樂九成，羽物爲之應，有鶴十隻，飛鳴其上，乃賜名曰《大晟》，置府建官，以司掌之。明年冬，備三獻九奏，奉祠鼎鼐，復有雙鶴來儀。自後樂作則鶴至，形影之相召。于以薦壇廟，和萬邦，與天下共之。乃按習於宮掖，教之國子，用之大學辟雍，頒之三京四輔以及藩府焉。及親筆手詔，布告中外，以成先帝之志，不其美歟！孟子曰：『今樂猶古樂。』蓋感人以聲，則無古今之異。四夷之樂，先王所不廢也，雖樂不同，而聲豈有二，古今參用，永爲一代之制。繼周勺之後，革百王之陋，以遺萬世，貽厥子孫，永保用享。大觀庚寅八月一日，宣和殿記。」政和三年五月，御筆手詔：「樂廢久矣。歷世之君，千有餘歲，莫之能述，以迄于今，去古尤遠，循沿五季之舊，非治世之音。祖宗肇造之始，每未遑暇，百年後興，蓋在今日。崇寧之初，納漢津之說，成《大晟》之樂，薦之郊廟，而未施行于燕饗。夫今樂猶古樂也，知樂者知其情而已，循聲以知音，循音以知樂，循樂以知政，所通在政，所同在音，而無古今之異。比詔有司，以《大晟樂》播之教坊，按試于庭，五聲既具，八音始全，無怨滯焦急之聲，有純厚皦繹之美。朕奉承聖謨，立政造事，昭功繼志，一紀于茲，乃者玄圭告成，今則雅樂大備。功成而作，于是始信荷天之休、宗廟遂謀，追三代之盛，成一代之制，以遺萬世，嘉與天下共之。可以所進樂並頒行天下，舊樂悉行禁止。仍令尚書省措置立法行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牒：「奉敕，依已得指揮，並大晟府既頒降，候頒行日，禁止舊樂。」六年閏正月戊申，大晟府奏：「神宗皇帝嘗命儒臣肇造玉磬，藏之樂府。乞令略加磨礱，俾與律合，並造金鐘，專用於明堂，以薦在天之神。」從之。
曆象
太宗詔新曆載六十甲子
至道二年十一月，司天冬官正楊文鑑請于新曆六十甲子外，更增六十年，事下有司，判司天監苗守信等議，以爲無所稽據，不可行用。帝曰：「支干相承，雖止六十，儻兩周甲子，共成上壽之數，使期頤之人得見所生之歲，不亦善乎？」因詔新曆以百二十甲子爲限，自此始。
仁宗朝司天論月蝕分刻
皇祐五年，知制誥王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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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司天監李用晦等狀，十一月望，月蝕十分，七曆並同。復圓在晝，不辨刻，惟驗起虧時刻：內《宣明》算在丑正二刻，《儀天》丑正三刻，《應天》《乾元》寅初一刻後，《大衍》《景福》寅初二刻，而其夜，食寅初四刻，惟《大衍》《景福》稍近。然《景福》算景祐三年四月朔日，食二分強，而《崇天》《乾元》《宣明》不食，後果不食。《大衍曆》算唐開元十二年七月戊午朔日，食八分半；十三年十二月庚戌朔日，食十五分之十三，至日皆不食。所以一行《大衍曆》議云：『假令理曆者因開元二食，曲變交限以就之，則所協甚少，而所失甚多。』用晦等亦不敢指定《大衍》《景福》爲密。緣曆算日交月食，諸曆互有疏密，不可常準的。蓋月日豈不少有盈虧，亦變常不定，曆象必無全密。所謂天道遠而人道邇，古來撰曆名賢，如太史公、洛下閎、劉歆、張衡、杜預、劉綽、李淳風、僧一行等，尚不能窮究，況用晦等淺學，止依古法推步，難爲指定日月所食疏密。又據編修《唐書》官劉羲叟狀，據曆官等稱，參校諸曆，互有疏密，及稱止依古法推步，不敢指定曆準的參定者。古聖人曆象之意，止于恭授人時，雖則豫攷定交會，不必脗合辰刻，故有修德救食之理。天道神變，理非可盡，設謂必可盡耶，則先儒不容自爲疏闊。又《大衍》等七曆所差不多，法數大同而小異，亦是遞相因藉，乘除積累，漸失毫釐。且辰刻更籌，惟據漏刻，或微有遲速，未必獨是曆差。按《隋曆志》，日月食既有起訖早晚，亦或變常，進退于正見前後十三刻半內候之。今止差三刻，或是天道變常，未爲乖謬。又一行于開元中治曆，以《大衍》及李淳風《麟德》、劉綽《皇極》三曆校日食三十七事，《大衍》課第一，所中纔二十二，《麟德》得五，《皇極》得十。以一行聰明博達，時謂聖人，宜攷古今，尚未能盡，如淳風輩，益以疏遠。況聖朝《崇天》曆法，頒用踰三十年，誕布海內，熟民耳目，方將施之無窮，兼所差無幾，不可偶緣天變議改移。詰其本原，蓋亦出于《大衍》。其《景福曆》行於唐季，非治世之法，不可循用。」詔仍用《崇天》曆法。
英宗治平元年三月，賜新曆名曰《明天》，命翰林學士承旨王珪序之。初上卽位，司天監奏《崇天曆》五星之行及諸氣節有差，詔判司天監周琮等七人同造新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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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成，而中官舒易簡、監生石道、李遘，各獻其所造曆。詔翰林學士范鎭、諸王府侍講孫思恭、國子監直講劉攽詳定。周琮等所造最密，乃用其曆，遷琮等各兩官，賜物有差。然琮等曆後亦不可用，而琮等皆奪所得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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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官李自正上《星變圖》，且言月與太白俱犯昴，當有邊兵大起。上謂輔臣曰：「陰陽占候之說，或中或否。紂以甲子亡，武王以甲子興，盛衰之理，何其異也。由是言之，王者當祗畏天道，要在人事應之如何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