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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帝王，其立五嶽之祭，不必皆於山之巔；其祭四瀆，不必皆於其水之源也。東嶽泰山於博，中嶽泰室於嵩高，南嶽灊山於灊，西嶽華山於華陰，北嶽恒山於上曲陽，皆於其山下之邑。然四嶽不疑而北嶽疑之者，恒山之綿亙幾三百里，而曲陽之邑於平地，其去山趾又一百四十里，此馬文升所以有改祀之請也。
河之入中國也自積石，而祠之臨晉；江出於岷山而祠之江都；濟出於王屋而祠之臨邑，先王制禮，因地之宜而弗變也。考之《虞書》：「十有一月朔，巡狩至於北嶽。」《周禮》：「并州其山鎮曰恒。」《爾雅》：「恒山為北嶽。」注並指為上曲陽。三代以上雖無其跡，而《
史記
》云：「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為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邦。《
漢書
》云：「常山之祠於上曲陽。」應劭《風俗通》云：「廟在中山上曲陽縣。」《後漢書》：「章帝元和三年春二月戊辰，幸中山。遣使者祠北嶽於上曲陽。」《郡國志》：「中山國上曲陽，故屬常山。恒山在西北。」則其來舊矣。《水經注》乃謂此為恒山下廟，漢末喪亂，山道不通，而祭之於此。則不知班氏已先言之，乃孝宣之詔太常，非漢末也。《魏書》：「明元帝泰常四年秋八月辛未，東巡，遣使祭恒嶽。太武帝太延元年冬十一月丙子，幸鄴。十二月癸卯，遣使者以太牢祀北嶽太平真君。四年春正月庚午，至中山。二月丙子，車駕至於恒山之陽，詔有司刊石勒銘。十一年冬十一月，南征，徑恒山，祀以太牢。文成帝和平元年春正月，幸中山，過恒嶽，禮其神而反。明年，南巡，過石門，遣使者用玉璧牲牢禮恒嶽。」夫魏都平城，在恒山之北，而必南祭於曲陽，遵古先之命祀而不變者，猶之周都豐鎬，漢都長安，而東祭於華山，仍謂之西嶽也。故吳寬以為帝王之都邑無常，而五嶽有定。歷代之制，改都而不改嶽。太史公所謂「秦稱帝都咸陽，而五嶽四瀆皆並在東方」者也。《隋書》：「大業四年，秋八月辛酉，帝親祠恒嶽。」《唐書》定州曲陽縣：「元和十五年，更恒嶽曰『鎮嶽』，有嶽祠。」又言：「張嘉貞為定州刺史，於恒嶽廟中立頌。」予嘗親至其廟，則嘉貞碑故在。又有唐鄭子春、韋虛心、李荃、劉端碑文凡四，範希朝、李克用題名各一，而碑陰及兩旁刻大曆、貞元、元和、長慶、寶曆、太和、開成、會昌、大中、天祐年號某月某日祭，初獻、亞獻、終獻某官姓名凡百數十行。宋初，廟為契丹所焚。
淳化二年
重建，而唐之碑刻未嘗毀。至宋之醮文碑記尤多，不勝錄也。自唐以上徵於史者如彼，自唐以下得於碑者如此，於是知北嶽之祭於上曲陽也，自古然矣。古之帝王望於山川，不登其巔也，望而祭之，故五嶽之祠皆在山下；而肆覲諸侯，考正風俗，是亦必於大山之陽，平易廣衍之地，而不在險遠曠絕之區也明甚。且一歲之中，巡狩四嶽，南至湘中，北至代北，其勢有所不能。故《爾雅》諸書並以霍山為南嶽，而漢人亦祭於灊；禹會諸侯於塗山。塗山，近灊之地也。《水經注》曰：「上曲陽故城，本嶽牧朝宿之邑也。古者天子巡狩常山，歲十一月至於北嶽，侯伯皆有湯沐邑以自齋潔。周衰，巡狩禮廢，邑郭仍存。秦以立縣，縣在山曲之陽，是曰曲陽。有下，故此為上矣。」而文升乃謂宋失雲中，始祭恒山於此，豈不謬哉！五鎮惟醫無閭最遠，自唐於柳城郡東置祠遙禮，而宋則附祭於北嶽之祠。然則宋人之遙祭者，北鎮也，非北嶽也。
世之儒者，唐宋之事且不能知也，而況與言三代之初乎？先是，倪嶽為禮部尚書，已不從文升議，而萬曆中，沈鯉駁大同撫臣胡來貢之請，又申言之，皆據經史之文而未至其地。予故先至曲陽，後登渾源，而書所見以告後之人，無惑乎俗書之所傳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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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文升疏曰：「《虞書》：肇十有二州，蓋每州表山之高大者以為鎮，而恒山為北嶽，在今大同府渾源州。歷秦、漢、隋、唐俱於山所致祭。五代河北失據，宋承石晉割賂之後，以白溝為界，遂祭恒山於真定府曲陽縣，文之曰：地有飛來石。不經甚矣。然宋都汴，而真定為其北邊，是亦不得已權宜之道也。迨我太祖高皇帝建都金陵，視真定為遠，因循未曾厘正。文皇帝遷都北平，真定反在都南，當時禮官不能建明，尚循舊陋，禮官罪也。夫《周禮》曰：恒山為并州鎮，在正北。《一統志》曰：恒山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又渾源廟址猶存，故老傳說，的的不虛，乞行禮部再加詳考。如臣言是，行令山西並大同巡撫官員斟酌工費，於渾源州恒山廟舊址增修如制，以祀北嶽。撰文勒石，昭示將來。」渾源之說始於此。自成化以前，初無此語。端肅似未曾見十七史者，道聽塗說，一至於此。渾源之廟並無古跡，不知作於何時。如泰山、華山之上亦各有宮，而大廟俱在其下，特曲陽相距稍遠，而今制又分直隸、山西二轄，人遂因此疑之。疏中所云「故老傳說」，正足見其不出於史書，而得諸野人之口。後人知其不通，乃更為之說云：舜北狩，大雪，止於曲陽。有石飛來，因而望祀。不知此誰見之而誰傳之？蓋又文升之蛇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