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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文籍
泰山封禪文字萬家，周有外史專掌三皇五帝之書，則古人文籍不必盡減今時。顧世類弗傳者，良由洪荒始判，楮墨未遑，重以祖龍烈焰，煨燼之中，僅存如線。漢世諸儒稍加綴拾，劉氏《七略》遂至三萬餘卷。考諸班氏《藝文》，西京製作才十二三耳。世以「臯、夔、稷、契，何書可讀」，然乎否耶？
古史之謬
譙周《古史考》以炎帝與神農各為一人，羅泌《路史》以軒轅與黃帝非是一帝，史皇與蒼頡乃一君一臣。共工氏或以為帝，或以為伯而不王。祝融氏或以為臣，或以為火德之主。楊朱云：「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見或聞，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至哉言乎!
四嶽為一人
孔平仲以四嶽為一人，通為二十二人之數，此說甚妙。《
漢書
》三公一人為三老，次卿一人為五更。註云：五更，知五行者。安知四嶽非知四方者乎！書內有百揆四嶽，以四嶽為四人，則百揆亦須百人矣。今翰林有五經博士，欽天監有五官挈壺，亦只一人。益信孔平仲之言矣。
堯不誅四兇
《
史記
》本紀：「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戒；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故其言時有可考。自漢以來，儒者失之，四族者若皆窮奸極惡，則必見誅於堯之世，不待舜而後誅明矣。屈原有云：「鯀幸直以忘身。」則鯀蓋剛而犯者耳。使四族者誠皆小人也，安能用之以變四夷之族哉？由此觀之，四族未嘗誅死，亦不廢棄，但遷之遠方，為要荒之君耳。如左氏所言，皆後世流傳之過。若堯之世，有大奸在朝而不能去，則堯不足為堯矣。
許由讓天下非難
堯禪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天下，後世皆高之。陳眉公有云：當堯之時，盡大地是洪水，盡大地是獸蹄鳥跡。禹荒度八年，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方得水土漸平，教民稼穡。此時百姓甚苦，換鮮食、艱食、粒食三番境界，略有生理。蓋洪荒天地，只好盡力生出幾個聖人，不及鋪張妝點，粗具得一片乾坤草稿而已，何曾有受用處？茅茨不剪，樸角不斫，素題不枅；大路不畫，越席不緣；太羹不和，鉶簋之食，聊以充饑；鹿裘之衣，聊以禦寒。不唯無享天下之樂，而且有叢天下之憂，堯黧舜黑，固其宜耳。許由亦何所艷羨而受之也哉？嗟乎！今之天下濃，濃則誨盜；古之天下淡，淡則拱手以與人而人不納。老氏有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其許由之謂乎？
〈
[夏君憲曰：此論甚新。但堯時洪水為害，致天子粗衣惡食，許由一荒山匹夫，其所受用又可知已。今之田畯家，隻雞斗黍，便起爭攮，何曾有濃艷可羨得來？千乘可讓，簞豆動色，人之賦性殊哉！巢、許之辭，總是一邊之見，然亦不可強也。]
〉
巢、許非曠士
王維云：古之高者曰許由掛瓢，巢父洗耳。耳非駐聲之地，聲非染耳之迹。惡外者垢內，病物者自戕。此尚不能至於曠士，豈入道之門也!
帝堯善愛其子
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而與舜，世皆謂聖人至公無我。竊謂帝堯此舉，固所以愛天下，尤所以愛丹朱也。異時雲行雨施，萬國咸寧，虞賓在位，同其福慶，其所以貽丹朱者至矣。若使其以傲虐之資，輕居臣民之上，則毒痛四海，不有南巢之放，必有牧野之誅，尚得為愛之乎？曾子曰：「君子愛人以德。」龐德公曰：「吾遺子孫以安。」堯之於子，亦若是則已矣。
瞽、象殺舜之由
虞氏自幕故有國，至瞽叟亦無違命，則粗能守其國者也。其欲殺舜，蓋欲廢嫡立幼；而象之欲殺其兄，亦欲奪嫡故爾。不然，豈以匹夫之微、愛憎之故，而遽殺人哉！然則舜固有國之嫡，而乃為耕稼陶漁之事何居？或者見逐於父母，故勞役之，或避世嫡不敢居，而自歸於田漁耳。故雜書有謂：舜見器之苦惡而陶河濱，見時之貴糴而販負夏。孔子曰：「耕漁陶販，非舜事也，而往為之，以救敗耳」。此說雖出雜書，實得聖人之意。瞽、象之欲殺舜，在初年之間；而堯之舉舜，則在其克諧之後。《
史記
》反覆重出而莫之辯，固也。然
孟子
當時亦不辯萬章之失，何也？蓋孟子不在辯世俗訛傳之跡，而在於發明聖人處變之心。則其事跡之前後有無，固不必拘拘也。
納於大麓非山麓
《
孔叢子
》：「宰我問：『《書》云：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艱，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清陽和，五星來備，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此說與註疏合，意古相傳如此。今以大麓為山麓，是堯納舜於荒險之地，而以狂風霹靂試其命，何異於茅山道士之鬥法哉！
象刑辨
《舜典》曰：「象以典刑。」《臯陶》曰：「方施象刑惟明。」是唐虞固有象刑矣。而去古既遠，說者不一。荀況記時之人語曰：「象刑，墨黥，慅嬰，共艾畢，菲對屨，殺赭衣而不純也。」漢文帝詔除肉刑曰：「有虞氏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不犯。」此二說者，皆訛傳也。禹之稱舜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曰：「怙終賊刑」，「刑故無小」，是豈嘗不殺不刑哉！荀況有云：「以為治耶，則人固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數語雖堯、舜復出，無以易也。然則象刑云者，是必模寫用刑物象以明示民，使知愧畏耳。禹鑄鼎象物，使民知奸回，亦此意。
舜葬蒼梧考
世傳舜葬於蒼梧，此說可疑。或者日：舜既禪位於禹，何緣復自巡狩，至於南蠻之地，且葬於此？後人以《書》有「陟方乃死」一語，誤會之耳。「陟方」即升遐上仙之異名，然既曰「陟方」，又曰「乃死」，亦贅。孟子不云「舜卒於鳴條」乎？此一大證佐也。按：湯與桀戰於鳴條，則去中原不遠。《家語·五帝德篇》曰：「舜陟方嶽，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何孟春註云：「陳留縣平丘有鳴條亭，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去鳴條不遠。」乃知所謂蒼梧，非九嶷之蒼梧也。以《家語》「方嶽」言之，《書》或遺「嶽」字。其說足祛千古之惑。
《禹貢》為古今地理之祖
《
禹貢
》一書，作於虞夏之際，乃千百年談地理者，卒莫能外也。是故大賢如孟子，其論洪水曰：「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是江有通淮之道矣。及考之《禹貢》，則曰「沿於江海，達於淮泗」。是江未嘗有達淮之理。蓋吳王夫差掘溝以通於晉，而江始有達淮之道，孟子蓋指夫差所掘之溝以為禹跡也明矣。博洽如史遷，其作《河渠書》曰：「斯為二渠，復禹舊迹。」是以二渠出於禹者也。及考之禹跡，河自龍門至於大陸，皆為一流。至秦，河決魏都，始有二流。子長蓋誤指秦時所決之渠以為禹迹也明矣。吁！《禹貢》之書，不過數千言耳，古今言地理抵牾，莫不於此取質焉，後此者其可舍之而不為依據乎？夫《禹貢》所以不可及者何？神聖之掰畫，原非後儒所能仿佛；且也州不系於方城，而系之山川，所以千古如一日，而莫之能違也。
帝賚良弼
傅說事，世咸疑之，以為夢而得賢可也，或否焉，亦將立相之與？且天下之貌相似亦多矣，使外象而內否，亦將寄以鹽梅舟楫之任與？審如是，則叔孫之夢豎牛，漢文之夢鄧通，卒為身名之累，夢果可憑與？或者又云：武丁嘗遁於荒野而後即位，彼在民間已知說之賢矣，一旦欲舉而加之臣民之上，人未必帖然以聽也，故徵之於夢焉。且商俗信鬼，因民之所信而導之，是賢人所以成務之幾也。此說辨矣而亦非。蓋所云夢賚者，實帝感其恭默之誠而賚之也。其性情治者其夢寐不亂，乃可以孔子夢周公同觀。鄭文夢鹿而得真鹿，心誠於得鹿者尚可以得，況誠於求賢而有不得者乎？
伊尹放君之誤
陳越石云：「商甲不惠於天下，其臣放之。後能改過，復歸於亳。善矣不可以為法。如日蝕不吐，河清難俟，中原之鹿將佚，時乘之龍待駕，於臣之業何如？又況乎體非金石而冒霧露，如懷失國之垢以損其身，則弑君之謗消無日矣。殷之君臣亦幸而成耳。噫！浞浞接踵，羿羿比肩，後之為人臣者，其始也未嘗不伊不周，其終也未嘗不羿不浞，皆取伊、周以為蒿矢也。」越石此論似矣，尚未深考。按孫季昭《示兒編》云：「《書》所載伊尹放太甲於桐，放當作教，以其篆文相近故訛爾。」其論甚偉，可息紛紛之疑。勾曲外史張天雨取其說，書於伊尹古像之後。
微子不奔周
微子左牽羊，右把茅，皆必無之事。肉袒面縛，蓋出左氏之誣也。史曰：「微子抱祭器而入周。」既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而後面縛乎？況武王伐紂，非伐微子，則面縛銜璧，當在武庚，亦非微子事也。即抱器入周，亦必無之事。劉敞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論語》云「去之」者，去紂都而遁於荒野也。一時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而獨不及微子，以微子遁野未之獲也。迨武庚再叛，卒於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而微子於此義始不可辭耳。前曰奔周之說，毋乃疏謬已乎!
夷、齊辨
《
論語
》「為衛」、「千駟」二章，孔子所以稱夷、齊者，事無始末，莫知其何所指，雖有大儒先生，亦不得不取證於《
史記
》。蓋孔子之後，尚論古人無如孟子。孟子止言伯夷，不及叔齊。其於伯夷也，大概稱其制行之清，而於孔子此二章之意，亦未有所發。唯《史記》後孔、孟而作，成書備而記事富。如子貢「夷、齊何人」之問，孔子「求仁得仁」之對，倘不得《史記》以知二子嘗有遜國俱逃之事，則夫子不為衛君之微意，子貢雖知之，後世學者何從而知之也？然遷好奇而輕信，反滋來者無窮之惑。《論語》稱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未嘗言其以餓而死也，而史遷何自知之？餓者豈必皆至於死乎？且首陽之隱，未見其必在武王之世，安知其不以逃國之時至首陽也？孤竹小國，莫知的在何所，而首陽在河東之蒲阪。《
詩
》之《唐風》曰：「采苓采苓，首陽之巔。采苦采苦，首陽之下。」或者即此首陽，蓋晉地也。夷、齊逃國，倉卒而行，掩人之所不知，固宜無所得食，然亦不必久居於此。唯其遜國俱逃，事大卓絕，故後世稱之，指其所嘗棲止之地曰：「此仁賢之迹也夫？」是首陽之傳，久而不泯，何必曰死於此山而後見稱耶？《論語》此章，本自明白，於景公言死，而於首陽不言死。況其所以深取夷、齊者，但舉其辭國一節而意自足。若曰夫子取其不食周粟以餓而死，則此章本文之所無也。若諫伐一事，尤為舛繆。使果有之，夷、齊當諫於未舉事之初，不當俟其戎車既駕，而後出奇駭眾於道路也。太公與己均為大老，出處素與之同，不於今日，白首如新，方勞其匆匆，扶去於鋒刃將及之中也。乃紀傳摹寫二子冒昧至前，太公營救之狀，殆如狂夫出鬥，群小號呶。而迂怪儒生，姓名莫辨，攘臂其間，陳說勸止。嗟乎殆哉！其得免於死傷也，稍有識者所不為，謂夷、齊為之乎！遷於《史記》才有一字之增，而遂與《論語》略無一字之合。使果如是，《采薇》一歌，足發明武未盡善，而孔則刪之；食粟之恥，有大於不聽惡聲，而孟則置之，揆之事理，胡刺繆也！然則遷豈無所據乎？曰：遷自言之矣。所謂「予悲伯夷之誌，睹逸詩可異焉」者，此遷之所據，乃一傳之病源也。逸詩者，「西山采薇」之章也。夫古詩稱采草木蔬茹於山者甚多，豈皆有所感憤而不食人粟者乎？且詩言西山，不言首陽，不當以附會《論語》之所云也。是此詩誤遷而遷誤後世也。
商之後獨盛於夏、周
《舜典》所稱伯禹以下二十有二人，而禹之功最大，故踵舜以興，身有天下矣。稷養契教，功亦不在禹下，而於天下未能身有之，唯子孫始繼世光大焉。稷之後為成周，天地文明，萃於一代。契之後亦數生聖賢，而商之賢君，比夏與周又最多者，何也？開辟以來，未有性命之說，至湯始言「降衷」「恒性」也，其萬世道學之祖乎？故不獨能身有天下，即其後王，若太戊、盤庚、武丁，皆能著書立言。雖淩遲之末，猶有三仁焉。微子宜有商而避之，弗父何宜有宋而又避之。至孔父嘉，乃別為公族而受民，五世之後，復生聖人，為萬世帝王之師。是二十二人之中，契之明德，豈夏與周所能及乎！
太王未嘗翦商
太王翦商之說，不知何據。夫太王遷岐，在商帝乙之世。商家中興又五十九年，後二百有六年商始亡，太王安從翦之乎？己猶崎嶇避狄，而謀及商之天下，人情乎？以文王當紂之時，尚自難王，泰伯安得遂有天下耶？議者乃謂太王有是心，泰伯不從，遂逃荊蠻。嗚呼！是何重誣古人也！按《說文》引《詩》作「實始戩商」，解云：福也。蓋謂太王始受福於商而大其國爾。不知後世何以改戩作翦，且《說文》別有翦字，解云：滅也。以事言之，太王何嘗滅商乎！改此者，必漢儒以口相授，音同而訛耳。許氏曾見古篆文，當得其實。但知翦之為戩，則紛紛者自息，若作翦，雖滄海之辨，不能洗千古之惑矣。
武王追王明文
唐梁肅，宋歐陽公、遊定夫，皆有文王未嘗稱王之論。然不過以《語》、《孟》及《泰誓》、《武成》之文，夷、齊、虞、芮、仲連、曹操之事，冥探曲證，仿佛比擬，卒無武王追王之明文。雖蘇、張口舌，人難適從。愚讀太史公《伯夷傳》有曰：「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此非武王追王之明文乎？古稱馬遷良史，其文核，其事實，執此則諸公論說可以盡廢。千古以來，覽者俱未之及，何哉？
《金縢》非古書
讀《書》至《金縢》，反覆詳究，疑其非古《書》也。夫周公面卻二公穆卜，以為「未可戚我先王」矣，乃私告三王，自以為功。此憸人佞子之所為也，而謂周公為之乎？且滋後世刲股醮天之俗。其冊祝有曰：「今我即命於元龜，爾其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夫人有事於先王，而可以珪璧要之乎？又曰：「公歸，乃納冊於金縢之匱中。」蓋卜冊之書，藏於宗廟，啟之則必王與大夫皆弁。既曰周公別為壇墠，則不於宗廟之中明矣；不於宗廟，乃私告也。周公人臣也，何得以私告之冊而藏於宗廟金縢之匱，又私啟之也？又曰：「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夫武王疾瘳，四年而崩，周公居東，二年而歸，凡六年之久。周公尚卜，惡有朝廷六年無事而不啟金縢之匱，至今乃啟之耶？即此五事，反覆詳究，是編非古《書》也必矣。
三監、武庚之叛不同情
三監、武庚之叛，同於叛而不同於情。武庚之叛，意在於復商；三叔之叛，意在於得周也；至於奄之叛，意不過於助商；而淮夷之叛，則外乘應商之聲，內撼周公之子，其意又在於得魯。三叔非武庚不足以動眾，武庚非三叔不足以間周公，淮夷非乘此聲勢又不能以得魯，此所以相挺而起，同歸於亂周也。抑當是時，亂周之禍亦烈矣。武庚挾殷畿之頑民，而三監又各挾其國之眾，東至於奄，南及於淮夷、徐戎，自秦、漢之勢言之，所謂山東大抵皆反者也。其他封國雖多，然新造之邦，不足以御之。故邦君御事，有「艱大」之說，有「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之說，則一時孔急之勢可知。象之欲殺舜，止於亂家，故舜得以全之。管叔之欲殺周公，至於亂國，故成王得以誅之，周公不得以全之也。使管叔而不誅，則凡為王懿親者，皆可以亂天下而無死也，豈治世所宜有哉！
湯、武不可並言
商之取夏，周之取商，一也。湯崩而太甲不明，甚於成王之幼沖，然夏人帖然，未嘗萌蠢動之心。及武王既喪，商人不靖。觀《鴟鸮》、《小毖》之詩，悲哀急迫，岌岌然若不可以一朝居，何也？湯放桀於南巢，蓋亦聽其自屏於一方而終耳，未至於以黃鉞斬紂之甚也，故夏人之痛不如商人。夫以懷王之死，楚人尚且悲憤不已，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之語，況六百年仁恩之所滲漉者哉！當是時，若非以周公之聖，消息彌縫於其間，商、周之事未可知也。且湯既勝夏，猶有慚德，栗栗危懼，若將隕於深淵。至於武王，則全無此等意思矣。由是論之，湯、武亦豈可並言哉？朱文公云：「成湯《聖敬日躋》與《盤銘》數語，猶有細密工夫。至武王往往並不見其切己事。」此雖儒者之見，亦闡幽之論也。
殷有三人
武王遷頑民於洛邑，封箕子於朝鮮。朝鮮，遼海外徼，去關洛東西數千餘里，名雖不臣，實有屏諸四夷之意，其堤防疑慮可知也。若餘所恨者，更有一事。箕子為紂懿親，不忍言紂之惡是也，《
洪範
》之陳，是亦不可以去乎？然則夫子稱「殷有三仁」者何？不知此「仁」字，非朱紫陽「至誠惻怛」之解。《論語》如此「仁」字凡三見：「井有仁焉」，又「觀過斯知仁矣」，又「其為仁之本歟」，仁當作「人」看。夫子曰「殷有三仁」，蓋言殷有三人如此，具眼者能自辨之。
世官之弊
虞夏用人，止於世族。今觀《商書》，一則曰「敷求哲人」，一則曰「旁招俊彦」。伊尹、萊朱、巫咸、傅說，諸大臣皆非親舊，然則立賢無方，湯蓋用此致治矣。其後周公往往言之，亦未得盡行。管蔡之叛，周公雖逆知之，必不敢言，言則必不用管蔡。當時習俗已久，決謂周公間親間舊，而忠言反為薄論，孟子所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正此謂也。武王數紂之惡，曰「官人以世」。此豈獨紂之罪，自唐虞以來已如此矣。然武王雖惡紂之世官，而亦未能改，積習之常，久則難變也。孟子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逾尊，疏逾戚。」以今言之，何不得已之有？即朝釋耒耜，暮登槐袞，人亦安之矣。又通論之，魯之三桓、鄭之七穆，楚之昭、屈、景，其子孫盤據，苗裔嬋嫣，雖貪如狼、狠如羊、蠢如豕、虣如虎，皆用之。而當時秀民才士，屈於族姓而老死田野者，不知其幾矣，惜哉。至秦用客卿，漢用刀筆，而此弊始除。迨東晉六朝王、謝、崔、盧輩，各據顯位，謂之「華腴膏粱」，又踵前弊矣。南之並韶，北之侯景，皆憤族姓之下，至於作亂。景在江南，求娶於王、謝不得，乃按劍曰：「會須令吳兒女作奴!」雖其兇悍出於天性，致亂亦有由矣。則湯之立賢無方，固虞夏以來所未有也。
封建難復
封建之弊，不特見於周秦之際，而已見於三代之初。蓋舜之時，蠻夷嘗猾夏矣，而命臯陶以修五刑、五流之制。有苗嘗非率矣，雖命禹以徂征，卒之以舞羽幹而格。夫蠻夷、有苗，皆要荒之外，王政所不加者也，而士師足以治之，不戰足以服之，則當時四嶽十二枚所統之國，其謹侯度而不勤征討也審矣。此在唐虞則然也，蓋家天下自夏始。大封同姓，而命之曰藩屏王室，自周始。然三代之封建，豈得已哉！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商，武王不得而易。用是知封建非殷商聖人意也，勢也，故封建之弊，亦遂始於夏而成於周。是以禹一傳而啟，有有扈氏之征，再傳而仲康，有羲和之征。夫有扈之罪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而已，羲和之罪曰「沈湎於酒，畔宮離次」而已。二罪者以法議之，則誅止其身。使其人生於漢世，則一廷尉足以定其罪，而啟與仲康必命六師以征之，且紀其事曰「大戰」，曰「徂征」，又曰「殲厥渠魁，協從罔治」，則兵師之間，所傷眾矣。至於周衰，人心未離而諸侯先叛，天子擁空名於上，而列國擅威命於下，因循痿痹，以至於移祚，謂非封建之弊乎？總之，時不唐、虞，君不堯、舜，終不可復行封建。謂郡縣之法出於秦，而必欲易之者，則書生不識變之論也。夫置千人於聚貨之區，授之以梃與刃，而欲其不為奪攘矯廉，則為之主者，必有伯夷之廉、伊尹之義，使之靡然潛消其不肖之心而後可。茍非其人，則不若藏梃與刃，嚴其檢制，而使之不得以逞。此後世封建之所以不可行，而郡縣所以為良法也。王綰、淳于生之徒，乃欲以三代不能無弊之法，使始皇行之，是教盜跖假其徒以利器，而又與之共處也，則亦不終日而刃劘四起矣。
〈
[楊升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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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曰：封建起於黃帝，而封建非黃帝意也；土官起於孔明，而土官非孔明意也，勢也。封建數千萬年，至秦而廢。土官歷千百年，川之馬湖安氏，弘治中以罪除；廣之田州岑氏，正德中以罪除，而二郡至今利之。倘有言復二氏者，人必群唾而眾咻之矣。封建之說，何以異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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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田不可行
井田未易言也。周制，凡授田，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二百畝，再易之地三百畝，則田土之肥瘠所當周知也。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則民口之眾寡所當周知也。農民每戶授田百畝，其家眾男有餘夫，年十六則別受二十五畝。士、工、商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每口受二十畝，則其民或長或少，或為士，或為商，或為工，又所當周知也。為人上者，必能備知閭裏之利病詳悉如此，然後授受之際，可以無弊。蓋古之帝王，分土而治，自公、侯、伯、子、男以至孤卿、大夫，所治不過百里之地，皆世其土，子其人。又如邾、莒、滕、薛之類，亦皆數百年之國，而土地不過五七十里，小國寡民，法制易立。有國者授其民以百畝之田，壯而畀，老而歸，不過如後世富家，以祖父世有之田，授之佃客，程其勤惰以為予奪，校其豐兇以為收貸，其東阡西陌之利病，皆以少壯之所習聞，雖無俟乎考核，而奸弊自無所容矣。降及戰國，大邦凡七，而幺麽之能自存者無幾，諸侯之地愈廣，人愈眾，井田之法雖未全廢，而其弊已不可勝言。故孟子云：「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育妻子。」又云：「暴君汙吏，慢其經界。」可見當時未嘗不授田，而諸侯之地廣人眾，考核難施，故法制廢弛、奸弊滋多也。至秦人盡廢井田，任民所耕，不計多少，而隨其所占之地以致賦。蔡澤言：「商君決裂井田，廢壞阡陌，以靜百姓之業而一其誌。」夫曰靜曰一，則可見周授田之制，至秦時必是擾亂無章、輕重不均矣。漢既承秦，而卒不能復三代井田之法，蓋守令之遷除其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還授其奸弊無窮。雖慈祥如龔、黃、召、杜，精明如趙、張、三王，既不久於其政，則豈能悉其土地民俗之所宜，如周人授田之法乎？則不過受成於吏手，安保其無弊？後世蓋有爭田之訟，歷數十年而不決者矣，況官授人以田，而欲均平乎？是以晉太康時，雖有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之制，而史不詳言其還受之法。未幾五胡雲擾，則已無所究詰。直至魏孝文始行均田，然其立法之大概，亦不過因田之在民者而均之，不能盡如三代之制。一傳而後，政已圮亂。齊、周、隋因之，得失無以大相遠。唐太宗口分世業之制，亦多踵後魏之法，且聽其買賣而為之限。至永徽而後，則兼並如故矣。蓋自秦至今，千九百餘年，其間能行授田、均田之法者，自北魏孝文至唐初，才三百年，而其制盡隳矣。何三代貢、助、徹之法，千餘年而不變也？蓋有封建足以維持井田故也。封建廢而欲復井田，不其難乎！況夫井田之制，溝澮洫塗甚備，凡為此者，非塞溪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含、徙城郭、易疆隴不可為也。縱使盡能得平原曠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十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使其地盡為井田，盡為溝洫，已而又為民作屋廬於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遷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自非至愚，孰肯以數十年無用之精神，行萬分不一成之事乎？知時變者，可以思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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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中郎區博諫王莽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今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絕迹，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區博之言，可謂至論。宋儒張橫渠必欲行井田，且曰「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嗚呼！何言之易也！朱子猶惜其有志未就而卒，智不如區博遠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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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書紀周穆王之賢
夫子定《書》，自周成、康後，獨存穆王作《君牙》、《冏命》、《呂刑》三書，欲知穆王用人與其訓刑之意。如是明審，可知穆王之為人不墜先烈矣。韓退之作《徐偃王廟碑》，乃曰「偃王……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當此之時，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得八龍騎之西遊，同王母宴於瑤池之上，砍謳忘歸。」諸侯贄於徐庭者三十六國。如退之說，則夫子所取三篇可以無傳。今觀穆王三篇，其命君子為大司徒，則自謂文、武、成、康之遺緒，其心憂危，若蹈虎尾、涉春冰，必賴股肱心膂而為之輔翼也。其命伯冏為太仆正，則自謂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至有「仆臣諛，厥後自聖」之言，非惟見任君牙、伯冏之得人，且知其飾躬畏咎也。其命呂刑以侯也，則歷告以謹刑罰、恤非辜。雖當耆年，而其心未嘗不在民。反謂之「不在天下」，何耶？《呂刑》中有云：「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言時已老矣，而猶荒度作呂刑以誥四方，荒度之義，與荒度土功同。太子晉稱周無道者，曰夷、厲、宣、幽而不及穆，可為明證。
周過其歷之謬
自古有天下之長久唯周。論者亦謂周過其歷，此未之深考耳。武王滅殷百八十七年而厲王流彘，稱共和者十四年，國無主也。而宣王立至幽王十一年犬戎滅周，合前共二百五十七年。周轍東而天下不復宗矣，似擁虛器，不亡猶亡也。漢以二百一十年，唐以百二十餘年，宋以百五十餘年，俱有中斷之厄，治日少而亂日多，蓋自古記之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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