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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始於商、周，盛於漢，沿於晉，濫觴於六朝，廢弛於唐、宋，元複變體，亦詞曲之於詩，似詩而非詩矣。
《
石鼓文
》是古今第一篆法，次則《
嶧山碑
》、《
詛楚文
》。商、周、秦、漢款識、碑帖、印章等字，刻諸金石者，庶幾古法猶存，須訪舊本觀之。其他傳為諸書，及近人翻刻新本，全失古法，不足信也。
商、周款識，內有象形、假借等字，與今意義不同，不深考據，不可妄用。
許氏《說文》為習篆要書，然字畫全非漢法，原刻頗佳。今之《
說文韻譜
》，又出近代翻本，內有新增俗字，與漢意義已自舛悖。《說文》而下，書皆後人鑿說，不可為據。
《
洪武正韻
》正沈韻之失；許氏《說文》正漢字之失。然《正韻》不用於唐詩，《說文》不用於漢印，其理一也。《
泉誌
》載：曆代錢幣之文，可考文字之變。
楊用修曰：“夢英好篆書而無古法，其自序雲：落筆無滯，縱橫得宜，大者縮其勢而漏其白，小者均其勢而伸其畫。此正為病處。”今作印字，亦犯此病，惜不令用修一砭之耳。
王弇州先生曰：“《
夏承碑
》有四分之篆，皇象《
天發神讖碑
》有五分之篆，此即所謂八分篆法。”
字有難措手，不屈曲填滿不能藏拙，一染此習，則流為繆篆。與今字印，直五十步之間耳。餘故曰：“習印當如鍾元常習書，張南本畫火，須出人頭地，若畫虎類狗，固自下乘，而刻鵠者亦是庸夫之見。”
又曰：“表字隻用二字為正。近人或並姓氏於上，若作‘某甫’，古雖有此稱，係他讓美已，卻不可入印。”按古人字印必有姓，今不用姓，亦簡省之法，或可從俗，而“氏”字在宋、元方有，亦非漢、晉、六朝法也。
又曰：“款識字不可作印。三代時卻又未有印。”又曰：“白文印用崔子玉寫《
張平子碑
》上字，及漢器並碑蓋等字為最。”又曰：“唐用朱文，古法盡廢。”又曰：“朱文印或用雜體篆。”按：三代未嚐無印，朱文不始於唐。漢器豈非款識？雜體何施朱文？此餘所不解者。
沈從先曰：“漢、晉印章傳至於今，不啻鍾、王法帖，何者？法帖猶籍二人臨摹，非真手跡；至若印章，悉從古人手出，刀法、章法、字法具在，真足襲藏者也。”
又曰：“奇不欲怪，委曲不欲忸怩，古拙不欲做作。”今人不怪不謂之奇，不忸怩不謂之委曲，不做作不謂之古拙，學無淵源耳。
又曰“‘馮虎’、‘王象’之類以形作字，惡甚。”按：古人多用象形，鳥、獸、龍、虎、人物之類作印，正如今之花押，原無道理，不過防奸偽設耳。豈知其為“王象”、“馮虎”耶？存而不論可也。
蟲魚鳥獸之文，不經師授，八體六書之辨，精入絲毫，少有偽謬，遺譏識者，自當窮究偏旁，博縱形象，既曉篆法，後論運刀。
秦、漢若出宋、元，亦為杜撰。蓋字未見秦、漢以上碑帖印章款識者，定是有故，當細推求古篆，若無，求之漢隸，漢隸再無，則不可作。如以“闇”作“暗”，以“盦”作“庵”，以“鬲”作“窩”之類，皆後人牽強鑿說。
先秦以上印全有字法，故漢、晉莫及。然漢、晉雖以章奪字，而字尚完。其增損不成字樣者，近代印也，不可為法。趙凡夫曰：“今人不會寫篆字，如何有好印？”
摹印家不精《
石鼓
》、款識等字，是作詩人不曾見《
詩經
》、《
楚辭
》，求其高古，可得乎哉！
以商、周字法入漢印晉章，如以漢、魏詩句入唐律，雖不妨取裁，亦要渾融無跡。以唐、元篆法入漢、晉印章，如以詞曲句字入選詩，決不可也。
臨仿古帖，毫髮精研，隨手變化，得魚忘筌。以上皆古人書法，通用於印，則思過半矣。江湖之號、牽涉之語，及科第世家名目入印，唯科第不韻。
使刀如使筆，不易之法也。正鋒緊持，直送緩結，轉須帶方，折須帶圓，無棱角、無臃腫、無鋸牙、無燕尾，刀法盡於此矣。若刻文自小修大，自完修破，如俗所謂飛刀、補刀、救刀，皆刀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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