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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友陳敦書，為屋於郡城之隅，而扁之曰「可齋」。
嘉靖四十一年
春，敦書與余同試春官，數來過余，命之為齋記。
念昔與敦書同舉於鄉，考官張文隱公以孔子命題，余一時之論，殆未能盡，嘗欲為敦書質之。孟子曰：「孔子，聖之時也。」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者也。孟子所謂「可」者，言孔子因時應變，而不滯云耳。聖賢之於天下，非能為一定之跡，遭時之所宜，而亦不容不異。孔子之聖，於春秋之世，亦必有以自處者，非謂仕止久速，泛無所適，而特任其所之。余謂孔子既出而不隱，則可以仕，可以久者，孔子之心。特其不可以仕，不得已而止；不可以久，不得已而速耳。速與止，非孔子之心。孔子所自處者，仕與久也，故自謂異於逸民，而「無可無不可」。「無可無不可」者，乃聖人出而應世，與物委蛇之道，非謂其不可而隱也。天佑下民，作之君師，自堯、舜、三代，聖人無不在位者，孔子之自待可知矣。要之，伯夷、伊尹、柳下惠，此三子者，伊尹於孔子為近。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自亳入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孔子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十四年而反魯，其任天下何以異哉？但世無成湯，則伊尹必不能如孔子之出，此其所以不及孔子者。孔子蓋自以文王之文在茲，有不容已，而自大賢以下，若曾閔之徒，則固未嘗使之仕也。其於逸民，亦無譏焉。嗚呼，士生於後世，苟非聖人，則可與不可之間，宜知所審矣。敦書以予言有發《
論語
》、《
孟子
》之義，請書以覽觀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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