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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卯年，倭賊從浙江由嚴衢過饒州，歷徽州寧國太平而至南京，才七十二人耳。南京兵與之相對兩陣，殺二把總指揮，軍士死者八九百，此七十二人不折一人而去。南京十三門緊閉，傾城百姓皆點上城，堂上諸老與各司屬分守各門，雖賊退尚不敢解嚴。夫京城守備不可謂不密，平日諸勛貴騎從呵擁交馳於道，軍卒月請糧八萬，正為今日爾。今以七十二暴客扣門，即張皇如此，寧不大為朝廷之辱耶？
倭賊既殺敗官兵，此日即宿於板橋一農家。七十二人皆酣飲沈睡。此農家與顧彭山太常莊鄰並，其莊上人親見之。此時若有探細人偵知其實，當夜遣一知事將官，潛提三四百人而往，可以掩殺都盡。但諸公皆不知兵，聞賊至則盛怒而出。一有敗衄則退然沮喪，遁跡匿影唯恐不密。殊不知一勝一負乃兵家之常，古人亦有因敗而為功者，此正用計之時也。而乃甘於自喪，何耶？且又不用細作，全無間諜，遇著便殺，殺敗即退，不知是何等兵法也。
甲寅乙卯年，倭子已焚劫常州，傳言欲窺南京。京城震恐。有言丹陽為南京咽喉之地，南京之守，守在丹陽，須築一堅城以扼之。余曰：此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夫丹陽之所以有關於南京要害者，使丹陽有城。賊人攻丹陽城不下，必不敢越之而至南京。何也？恐丹陽兵之躡其後也。茍不得丹陽城，越之而來，則南京兵當其前，丹陽兵躡其後，句容出一兵搗其中，此之謂腹背受敵，兵家所忌，乃必敗之道也。故能遙為南京聲援，譬如倭子越嘉興而至蘇州，使蘇州兵迎敵，嘉興兵躡之，吳江兵從而搗之。則豈能如此得誌哉？今賊至嘉興，嘉興堅閉城門。興之一戰城下，任其過去，則吳江蘇州當其沖，嘉興方安坐相慶以為無事矣。若但如此，則丹陽雖有城，亦何益於南京勝負之數哉？然此等調度全在總督，而當事諸公曾無一人及此者。可嘆可嘆！
倭寇既去之後，司寇景山錢公在大理。余與之言曰：夫倭寇之來，大江之外有三路可達南都。從常鎮來，則句容其一路也；從宜興來，則秣陵關其一路也；從太平而來，則江陵鎮其一路也。夫古之用兵須得地利。今參贊與守備諸公，當親至其處相度地形，如某處可以屯兵，某處可以會戰，某處可以設伏，皆默識於心。倘一日有警，則差某將官豫先提兵紮營於某處拒敵，某將官於某處策應，某將官於某處設伏。待其既至，則與之爭利。先占山頭，則我為主，彼為客。我以逸，彼以勞。所以制敵者在我矣。萬一不利，則策應兵與伏兵俱起，左右合擊，此兵法之至要，而我之所謂廟勝者蓋不越此。今必待敵人既至，然後遣兵出城。猝然而遇，即與合戰，夫猛虎食人，使其人神全，虎必不能傷。若忽與虎遇，茍非至人，神未有不去者，神去而虎始能食之矣。今出戰之兵，氣未及定，猝與敵遇，神安得不去？神去則萬萬必敗，又豈待智者而後知耶？公當可言之地，可與當事諸公一言之。景山果白之諸公，後亦頗用其說。余初不知之，一日偶見守備何太監，余謝山田舍即何太監舊莊也。何雲：「公莊上楊樹何蕭疏若此？」余雲：「公無事不出城，何由見之？」何雲：「前日與諸公看埋伏耳。」夫既謂之伏，當使人不得知之，但宜托以遊行，潛覓其處，豈可顯言於眾曰：「吾往尋設伏虎耶。」謂之機務，恐不如此。
張蒙溪在參贊時，頗好興建。其所置振武營，後遂啟黃林原之變。其他如仙鶴營望江樓等處，所費動以數十萬計。然使一朝有事，實分毫無補於朝廷，無救於地方。又以南都形勢與各營壘刻一石碑以傳，中國刻城南十二伏，城東十二伏，城北十二伏。刻成，江荊石以一本見遺。余語荊石曰：「老子雲：『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昔唐太宗征高麗，命元萬頃為檄文，檄中有不知守鴨綠之險之語。高麗既移兵守鴨綠江，兵不得渡。太宗遂貶謫萬頃。夫謂之曰伏，當使鬼神亦不得而知，顧可傳刻以示人耶？公在部中，當即白之，亟毀其石，無貽有識者之誚。」江亦不言。石至今存。此豈虞詡增竈之意，蓋有余者示之不足，不足者示之有余。諸公或自有見，然非愚陋者之所知也。
甲寅歲，倭寇到柘林，即以余兄弟三家為巢穴，屯紮將一年。本地方劫掠既盡後，往嘉興湖州劫掠。空巢而出，去旬日復歸。府縣聞之，即遣人縱火，而三家百年營構盡付烈焰矣。初報至南都，舍弟頗不平，余意色恬然。蓋此宅既為倭寇所據，已非我之所有。若燒去房室，彼不能駐足，必往他處，則此處田土尚有人耕種，不然則方將安居樂業於此。而居民遠避，田卒汙萊，寧有窮已時耶？顧不如燒之為愈。但當事諸公不能燒於倭賊方在之時，而乃燒於倭賊既去之後，此則深為可忿耳。
陸五臺從總督幕中回，余問之曰；「倭賊之在柘林與在周浦寺中者屯住甚久，不知其亦有斥候否？夜中亦令人巡警否？四周設絆索響鈴否？」雲皆無之。余以為使當事者用計，周遭以鐵蒺藜密布，命細作二三人深夜入賊中舉火。大軍在二裏外但鳴鑼發喊，則此輩驚動自相攻擊，可以殲盡矣。夫山林險阻不以屯兵，正防火攻也。豈有賊住在人家淹頓日久，不知用計焚之，但欲白日與之較力，幾何其不敗衄也哉？
張半洲為總督時，余嘗條列數事。時選部屬為贊畫，儀制郎中盛南橋亦在選中。條列中有肅威刑一事，曰總督受命出師，朝廷給與旗牌。正欲假以生殺之柄，今逗撓軍機與臨陣畏縮，未聞有斬一人以徇者，如此而欲致勝難矣。盛即吐其舌曰：「乃欲使我輩殺人耶。」殊不知殺一人乃所以全千萬人也。今獨惜敗殘數十卒，而不念東南被殺者數千萬人，此數千萬人獨非民命乎？可嘆可嘆！
陸五臺自贊畫幕中返南都，余戲之曰：「公平昔論兵，智略輻輳，此行何寂寂如此。」五臺言：「總制公初不令吾輩畫策。」余問然則要公輩何用，曰終日只理會處文移耳。昔日李文饒因維州之事造籌邊樓，終日上樓計筭敵人。無論用兵，即今人有構訟者，遇一硬對頭，則梳頭也計筭此對頭，吃飯也計筭此對頭，豈有工夫管閑事？況用兵乃朝廷大事，地方之得失百姓之存亡所系，豈有不專心計筭敵人，而終日理會文移哉？文移縱理會得甚詳密，亦何益於勝敗之數？則無怪乎總制諸公憤事之接踵也。
今世將官皆受制於總督。無論賞罰，雖出師之期，亦必請命而行。此甚無謂，蓋用兵機宜在於呼吸之間，正須出其不意，使彼不虞我至而我適至，則彼之氣先奪矣，夫然後可以制勝。今必請之總督，請之巡按，請之兵備，我未及發而彼先知，已自有備。況正合機宜而或相沮撓，未合機宜而或加督促，則我之氣已奪。雖韓信李靖復生，欲其制勝，難矣。聞祖宗朝遣大將提兵，則設一都御史與之督糧，不與兵事，此甚得任將之道。
古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若南都之險唯在長江，夫倭寇入海口，抵龍江關但四五百裏。設中原有警，從襄樊順流而下，直搗建康，或自淮揚而來，只一水之隔，使守在江上，猶有險可據。若已渡江奄至城下，則我已失其險。而朝廷所設重兵十萬之眾，如鼠在穴中坐而待斃耳。今江上之守，獨操江有少兵，亦甚單弱。南京兵部略不幹與，而宿重兵於無用之地，甚非長筭。余嘗與趙大周先生言之，大周謀於六科諸公，科中即建言，要以兵部侍郎帶管操江。然此議亦未允當。蓋操江都御史亦不可革，但當開府於儀真，督率鎮江儀真等衛軍，專一校閱水戰。南京於京營中抽選一萬余人，給以行糧，以兵部一侍郎領之，亦在江上教習水戰。茍一時有事，彼此策應，則長江之守，庶幾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救，而祖宗根本之地始為有恃矣。科中建白既欠周詳，後朝廷下南京大小九卿議報，兵部推奸避事，懼其委任責成。擔子頗重，多方阻之，其議遂寢。
夫以長江之勢言之，荊門為之首，狼山為之尾，而九江安慶是其脊。當使其如常山之蛇，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然後長江之險始為我有，人不得而共之矣。觀古來戰爭之時，自中原窺長江者凡有數處。由南陽鄧州以至襄陽，其一道也。昔劉玄德投荊州將出樊鄧，三顧孔明於南陽者是也。由夷陵荊門以出荊州，其一道也。昔劉玄德迫於曹公，走當陽長阪者是也。自東西蜀出峽，順流而下，其一道也。昔司馬氏既定蜀遂取吳，所謂王濬樓船下益州者是也。由公安夏口以出武昌，其一道也。由壽春合肥出濡須，又一道也。昔孫權徙治秣陵，聞曹公將來侵，作濡須塢以拒之。又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魏乃命曹休出洞口，曹仁出濡須，夏候尚圍南郡者是也。自鳳陽盱眙道滁州由和州渡，又一道也。我高皇帝之取金陵者是也。自淮安而南，越高郵以至儀真，又一道也，昔魏文帝觀濤於廣陵，臨江而嘆曰：長江天塹，固天之所以限南北者是也。其他如常德沔中皆沮洳之地，若由鄱陽湖出湖口而來，亦一道也，昔陳友諒兵夜至石頭城者是也。今雖以社稷靈長之福，四海寧晏，固萬萬無虞，然豈可不預為之慮耶？夫留都祖宗根本重地，所關固甚大，況隔岸即餉道之咽喉也。昔孫恩廬循廣中之寇數至京口，嘗貽宋武帝以益智糉。宋武帝以續命湯報之，用相嘲調。今廣中之寇頗為猖獗，倘或流劫他處，由福建而犯浙直，則自狼山以抵京口一帆可至，特頃刻聞耳。萬一稍侵餉道，能不遺當寧南顧之憂耶？
然祖宗所以宿重兵於都城，而不為江上設備者，蓋以高皇帝當定鼎之初，南有張士誠方谷珍，西有陳友諒陳友定，皆患在肘腋。況元之遺孽尚在朔漠，明玉珍在蜀，梁王在雲南，方事討除，未遑遠略。至建文朝，則齊黃以書生當國，欲效賈生更制度定章程，改易官名，裁損宗藩，不三年而難作。成祖既靖內難，即徙都於燕，又將拓定三邊。經制宣大榆林延綏諸處，以為門庭之衛，視南方之事為稍緩矣。況天下當二祖創造之始，威德宣布，四方懾服，罔敢幹紀，故承平以至於今。然治久防亂，則講之正在今日也。蓋操江須假以重權，於北京都察院擇一有才力者任之。其開府當在儀真，若以為去上流稍遠，則或於九江、安慶諸處，其宛子城與沿江各衛皆以屬之。湖廣與九江蘇常兵備亦聽其調遣節制，則彼得以稍展其效。而江上有事，朝廷亦可以責成之也。今仍住紮南京，而江上衛所與之絕無相關，其所理者唯江上群偷耳。夫緝捕盜賊乃一縣尉之任，何必設都御史哉？況沿江之守，分布雖密，略無總統。萬一有警，則有首尾腹背分為數截，彼此推調，莫肯用命。而祖宗根本之重，朝廷饋餉之急，顧當責之誰耶？則亦不可謂之細故也。此固杞人之憂，知不足為社稷至計，聊書之以備采擇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