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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討綏和之義（下）《左傳》：襄公四年，晉悼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魏絳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薦〈（草也）〉居〈（狄人逐水草而居）〉，貴貨易〈（輕也）〉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習也）〉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壞也）〉，四也；鑒於後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
臣按：此後世和戎之始。
襄公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歌鍾二肆
〈
（列也）〉
及其枿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臣按：魏絳所和之戎，戎而入居中國者也，而後世所和之戎則是化外之人，處荒漠不毛之地者也。
漢高祖八年，匈奴數苦北邊，帝患之，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與疲同）〉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弑父代立，妻群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陛下誠以適長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歲時問遺，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可無戰以漸臣也。」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後不可，乃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司馬光曰：「劉敬謂冒頓殘賊，不可以仁義說，而欲與為婚姻，何前後之相違也？帝王之禦外國，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為昏姻也。」臣按：齊景公，一列國之諸侯也，畏吳之強，不得已而以女女（去）吳。吳，泰伯之後，周之同姓，固在九州之域中也，景公猶且為之涕泣焉。堂堂中朝奄有四海之大、土宇之廣、甲兵之強、人士之眾，乃至無策以禦外侮而與之通昏姻。嗚呼，景公不得已而為之，高帝則可以已而不已焉。夫以創業之君任百戰之將馭戎，豈無他策而必割所愛以遺所惡哉？蓋高帝因劉敬之言，劉敬本魏絳之說，後遂祖之以為馭戎上策。夫以闈門窈窕之姿為殊族異鄉之配，田舍翁溺所愛者尚不忍也，孰謂英雄之主如漢高祖、唐太宗者乃忍為之哉？蓋其慕割愛為民之名而不明內外之分、人倫之理故也。
文帝遣陸賈使南越，賜其王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於代，道里遙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後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為變，賴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塚。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與無同）〉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惡，終今以來，通使如故。」賈至南越，佗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
胡寅曰：「賢哉，文帝之不欺也，實言之於德無損而聽者心說而誠服矣。或者誇大其辭，侈耀其事，假於符讖，托於怪神，欲以懾厭肅眾而不知虛誕之可愧也。《易》曰：『謙尊而光卑，不可逾。』文帝有焉。」臣按：天下道理最大且真者誠而已，是誠也可以感天地、格鬼神、洞金石、孚禽魚，南越亦人也，孰謂不可以誠感乎？誠之謂言，真實無妄之謂也。真則無偽，實則無虛，無妄則誠矣。觀漢文帝賜尉佗書，自言其為側室子，而又言高後自臨事，諸呂為變，非但言其身之所自出，而國家不幸之變故亦並及之，千載之下讀之，猶使人心悅而誠服，況同時之人，素不知其故者，一旦得而聞之，寧能不感動其心乎？後世帝王，惟我聖祖開國之初所降詔書與文帝不約而同，一則曰朕本淮右小民，二則曰朕本淮右布衣，其言不一而足，《中庸》謂「惟天下至誠可以參天地、讚化育」，區區小醜，固在其化育之中矣。
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匈奴侮嫚侵掠，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玩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
顏師古曰：「愛人之壯，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為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召幸之，相娛樂，親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臣按：或問朱子曰：「五餌之說何如？」曰：「伊川言宋朝正用此術，契丹分明是被金帛買住了，彼分明是遭餌，但恐金帛盡則復來。」觀此說，則昔人謂誼為迂，誼豈迂者哉？蓋用兵則利在臣下，不用兵而和則利歸其主，此所以樂從也。宋富弼說契丹以歲幣，亦是此意，雖然金帛出於民，國家既竭民力以養兵，而又使出財以為賂，金帛有時而竭，而彼之貪饕無已，一旦無以應其求，則兵端起矣，宋人之於契丹、女真可見也已。此君子作事，所以貴乎謀始而必思為可繼也邪。
武帝建元六年，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其議。王恢，燕人，習胡事，曰：「匈奴和親，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韓安國曰：「匈奴遷徙鳥舉，難得而製，今行數千里與之爭利，則人馬疲乏，虜以全制其敝，此危道也，不如和親。」群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許之。
臣按：匈奴求和親，割所愛而與之固不可，而又假以家人子與之，則是待之不以誠也，尤不可。若夫彼不曾侵我也而興兵擊之，則曲在我、直在彼，可不可乎？方其彼之有求也，則正辭以拒之，曰中國女子不習外國水土而又多病，況人生修短不常而女子性質不定，或反因之以成釁隙，不若各守疆界，敦禮義之為久長也。如此復之，非獨善為之辭，理亦當如是也。
宣帝時，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問御史大夫，蕭望之對曰：「《春秋》晉士丐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吊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鹹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成帝河平二年，匈奴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奉獻，罷歸，自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穀永、杜欽以為：「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稱臣朝賀，無有二心，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既享其聘貢之質，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使之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不受，以明日月之信，抑詐諼之謀，懷附親之心，便。」臣按：穀永、杜欽此議得帝王誠信之道，後世邊夷來貢而降，有與此事相同者，宜準此以為法。
光武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遣使貢馬及裘，更乞和親，並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曰：「臣聞孝宣帝敕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卻敵折衝，應對失其數則反為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強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能助南，則亦未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報答之辭，令必有所適。」臣按：孔子言：「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之為賢。」班彪之處北匈奴，蓋有得於先覺之道者矣，其所立稿草委曲明盡，可為後世代言者法。
班固曰：「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後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禦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欲復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為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輾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母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乃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復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為質哉？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境不選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隧備禦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仇，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利而俞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臣按：班固引董仲舒之言和親，謂其不圖萬世之利而俞恃一時之事，斷之曰仲舒之言漏。信乎其漏也，仲舒此言蓋與賈生五餌之說略同，其言與之厚利和親，後世亦有用之以餌禍息爭者矣，然而無益焉。唐人之遣公主、宋人之納歲幣，徒費民財，損國威，其後效果何如也？後之人尚鑒之哉。
魏毋丘儉為安定太守，將之官，魏公操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為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範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為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蓋經事多耳。」臣按：曹操謂羌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此誠練達事體之語也，蓋中國之與外域疆域殊隔，無事時正不必屑屑相與通往來也，非甚不得已，決不可以通使，必不得已，須擇其人，不得其人，寧受其責而不輕啟其途，是何也？善人之難得也。彼不善之小人，昧於大體，惟顧目前，理之可行與否事之可繼與否皆不暇計，往往順適敵情以為身利，假上旨以許予，教敵人以請求，啟其所未知，逄其所欲，為允其所不可必得，既而不副其意，因而啟釁端、開邊隙者，皆此輩為之也。然其中固有怵於利害，苟逭一時者，而亦有反假敵勢以為身榮利，如範陵者。曹公為此言，自謂其經事多，豈不信哉？萬一國家不得已與外國通使，須審擇其人，必知禮義、有氣節、通古今、識事體者，然後遣之，不可專用武弁而必兼之文士，不可專任邊吏而必主之廷臣。
唐文宗太和五年，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眾奔成都，李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為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涼阪，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為，況天子乎？」上以為然，詔德裕以其城及悉怛謀等悉歸之吐蕃，吐蕃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至武宗朝，德裕為相，言：「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人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惟此獨存，吐蕃以計陷之，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以並力西邊，憑陵近甸。韋皋欲經略河、湟，須此城為始，急攻數年，卒不可克。臣到西蜀，空壁來歸，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顧盟約？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累表陳論，乞垂矜舍，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將吏對臣無不隕涕，蕃帥即以此人戮於境上，絕忠款之路，快凶虐之情。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司馬光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舍，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以為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為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為向化，在吐蕃不免為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人猶恥之，況天子乎？譬如鄰人有牛逸而入於家，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勸歸者曰『攘之不義也，且致訟』，勸攘者曰『彼嘗攘吾羊矣，何義之拘。牛，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可見矣。」胡寅曰：「司馬公之言過矣，使維州本非唐地，既與之和，棄而不取，姑守信約可耳。本唐之地為吐蕃所侵，乃欲守區區之信，舉險要而棄之，可乎？僧孺所謂三日至咸陽，特以大言怖文宗，非事實也。夫奪吾之地而約以盟，此正蒲人所以要孔子者，不可謂之信也。取我故地，乃義所當為，司馬公不以義斷之而以利害為言，又斥德裕為利、僧孺為義，是皆無所據矣。故以維州歸吐蕃，棄祖宗土宇，縛送悉怛謀，沮歸附之心，僧孺以小信妨大計也。下維州遣兵據之，洗數十年之恥，追獎悉怛謀，贈以官秩，德裕以大義謀國事也。此二人是非之辨也。」臣按：維州悉怛謀之事，司馬氏是僧孺，胡氏是德裕，其所論者牛、李二人已然之是非也，臣請就其未然者而為之處置焉。夫德裕初得悉怛謀之通款，即密以其事聞之，朝廷且致書宰執，俟報下而行焉，報可則行，不可則姑已之，以待機會之來，如此，則不失歸附之心而貽之禍患，且亦不起邊釁矣。不然，若其人既歸其地，已為吾所據，業已如此，不待其請即明言告諭之，歸其地而不予其人，則彼感吾恩信而歸附之人亦不遭慘毒矣。由是觀之，二人者皆有失也，德裕之失在於急功名，僧孺之失在於報私怨，就二人之中而言，則急功名者猶為彼善於此也。嗚呼，假國家之事以行其私，其於私計得矣，如公義何？
范仲淹議和守攻備四策，其和策曰：「元昊未嘗挫衄而輒求通順，實圖休息，所獲者大利，所屈者虛稱，然幹請多端，奸謀未測，國家以生靈為念，不可不納，如唐高祖、太宗應天順人，百戰百勝，猶屈於突厥，當彼主始亡為之舉哀，廢朝三日，遣百僚詣館吊其來使，其屈禮之之甚也。又太宗驅六騎於渭上，見頡利與語，復親與之盟，頡利既退，左右勸擊之，太宗不從，此盛王之謀也。陛下如唐高祖、太宗隆禮謹信以盟好為權宜，選將厲兵以攻守為實事，彼不背盟我則撫納無倦，彼將負德我則攻守皆宜，如此，結好之策未有失也。」臣按：仲淹所謂隆禮謹信以盟好為權宜，選將厲兵以攻守為實事，後世不得已而與和親者當以此言為權度。
以上征討綏和之義。
臣按：昔以謂戰、守、和皆應敵之具而非製敵之本，製敵之本乃在夫可以戰、可以守、可以和，何者？此實其腹心而運夫四肢之道也。蓋盡吾所以治中國者則戰之，中有守、有和，守之中有和、有戰，和之中亦有戰、有守，如環無端，迭相為用，其變不同則其所以應之者亦不一，要令製敵在我而其力常有餘，欲戰則為唐太宗，欲守則為漢光武，欲和則為漢文帝，如斯而已。苟惟先外而後內，執一而廢二，以鏖兵為戰，以畫地為守，以解弛為和，則以戰乃秦氏、隋氏之戰，守乃朱梁之守，而其和乃石晉之和矣。由是觀之，則知戰、守、和之三言者，古今制馭外國之道不出乎此矣，漢人所謂治戎三策者皆在焉。然就其三者而言之，上策莫如守，守而彼侵軼要求不已，然後量彼己、審時勢，或與之戰、或與之和。所以戰者以固吾守，非利其有而侵之；所以和者以安吾守，非畏其強而屈之。是故戰而彼吾服，吾亦不忘戰而一於守；和而彼吾孚，吾亦不忘戰而一於守。戰也、守也、和也，皆應敵之具，而所以用之以製敵者在因其勢、隨其機、應其變，可以戰可以無戰，可以和可以無和，其運用在吾之一心，然要其歸止於守吾之封疆而已，是則三者之中則又以守為本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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