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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攘制禦之策（上）《詩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
臣按：或處乎內，或居乎外，天造地設而以山川為之疆域，所以別生分類而使之毋相混淆、毋相侵越也。是以自古聖帝明王必嚴內外之辨，所以治內者必詳必慎而無一事之不備，所以治外者必嚴必密而無一隙之可乘，此其所以憂勤於其始而逸樂於其終也歟。
又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孫覺曰：「《小雅》，王道之序，凡其所言皆紀綱人倫，惠養萬物，君臣相遇以誠而知群下之樂苦，遣使勞還，恩意愈篤，反覆以自治為先，故能周道中興，夷狄遠跡。夫以夷狄之患雖盛，王所不能免，惟知自治者為能勝之。」臣按：孟子謂「王者之跡熄而《詩》亡」，推而言之，可見王道盛時治跡昌熾，而《詩》之為《詩》，所以宣暢歌詠於朝廷燕饗之際、歡欣和悅以通群下之情、恭敬齋莊以發先王之德者，無非和平正大之音，內治既修而外治無不舉。自《小雅》之詩廢則內治不修矣，內治不修則紀綱廢弛、政教乖亂，又何以治外哉？
又曰：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
臣按：成康既沒，周室漸微，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於彘，儼狁內侵，逼近京邑。宣王即位，內修政事，外攘夷狄，遂使文、武、成、康之盛復其舊焉。夫以帝王為治，先內而後外，必內之政事既無不修，然後外之夷狄攘斥焉，是知內修者外攘之本也。
漢文帝時，太子家令晁錯言：「臣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常流之水）〉，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穀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音完）〉葦竹蕭〈（蒿也）〉，草木蒙籠，枝葉茂接，此矛鋋延〈（鐵把）〉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厄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臣按：錯此言地形各有所宜，與夫兵卒相當之數，而卒歸其過於不習勒卒、將不省兵。夫將能省兵則器械無不利矣，卒能習勒則兵無不可用矣。
錯又言曰：「臣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險道傾仄〈（古側字）〉，且馳且射，風雨罷勞，饑渴不困，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材官騶〈（矢之善者）〉發，矢道同的〈（同一中的）〉，下馬地鬥，劍戟相接，去就相薄〈（迫也）〉，此中國之長技也。然兵，凶器；戰，危事。以大為小，以疆為弱，在俯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來歸誼者，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帥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而各用其長技，衡〈（橫也）〉加之以眾，此萬全之術也。」臣按：錯謂兵凶戰危，以大為小，以強為弱，在俯仰之間。臣愚以為，用兵之變，豈但大小、強弱之間可易置而已哉？生死興亡在呼吸頃耳，其蹉跌也不但不振而已，其為悔也何可及哉？是以帝王之道必出於萬全，必先事而深思，不臨事而後悔也。
宣帝元康三年，先零羌與諸羌解仇交質，上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製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也。」哀帝建平中，匈奴單于上書願朝，哀帝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可且勿許。揚雄上書諫曰：「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不可不察也。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以秦始皇之強、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眾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大也，又堅固也）〉畫〈（計策）〉之臣甚眾，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高後時，匈奴悖慢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得解。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匈奴地名）〉之北哉？以為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匈奴中山）〉之壑而不悔也。至太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以擊之，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不得高枕安寢也。至元康、神爵之間，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匍匐）〉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顓製。自此之後，欲朝者不拒，不欲者不強，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肄以惡，其強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屍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匈奴真中國之堅敵，前世重之滋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臣按：揚雄此書，前漢所以處匈奴者備於此矣，但其所謂單于歸義，陳見於前，以為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則過矣。夫荒服之外，禮教所不及者，聖王所不臣，必欲使冠帶以列位、稽顙而來朝，以此為遺後之策，以此為足以慰神靈之想望，是乃秦皇、漢武誇大喜功之私心，非帝王大中至正之道也。
王莽時，匈奴入雲中塞，諸將在邊未敢出擊，嚴尤諫曰：「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狁內侵，至於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匈奴之侵譬猶蚊虻之螫，驅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劉貺曰：「嚴尤辨而未詳，班固詳而未盡，推其至當，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何以言之？荒服之外，聲教所不逮，其叛不為之勞師，其降不為之釋備，嚴守禦、險走集，使其欲為寇而不能，欲為臣而不得也，『惠此中夏，以綏四方』，周之道也，故曰周得上策。《易》稱『王侯設險以守其國』，築長城，守障塞，所以設險也，趙簡子起長城，燕、秦亦築長城，以限中外，秦兼天下，益理城塹，城全國滅，人歸咎焉，後魏築長城，議者以為人治一步，方三千里役三十萬人，不旬朔而獲久逸，故曰秦得中策。漢以宗女嫁匈奴，而高祖亦審魯元不能止趙王之逆謀，謂能息匈奴之叛，非也，且冒頓手殺其親而冀其不與外祖爭強，豈不惑哉？然則知和親非久安計而為之者，以天下初定，紓歲月之禍耳，武帝時中國？安，北寇益希疏而絕之，此其時也，方更縻耗華夏，連兵積年，故嚴尤以為下策。」臣按：嚴尤謂後世征戎有三策，謂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不知其所謂上策者，果何代有之乎？意者必如虞之無怠無荒而四夷來王，周之明王慎德而四夷咸賓，然後為上策乎。夫虞周之事，化之也非征之也，若夫命將征之之策，臣竊以為
狁來侵，從而禦之，驅之出境，不復窮追，周得上策矣。秦之築長城，急於成功，輕用民力，內竭中國以喪社稷，固為無策，然使其能因近邊之人，當農隙之時，以漸而修築邊牆以禦戎馬之衝突，劉貺謂之得中策，亦非也。漢武之窮兵黷武，兵連禍結三十餘年，謂之下策也宜哉。雖然，漢人出塞之兵猶因其犯邊而征之也，後世乃有彼本不犯邊而出其不意以掩襲之者，豈非無策之甚哉？又出漢人之下矣。
順帝永和五年，南匈奴吾斯車紐等反，寇西河，詔度遼將軍馬續招降之，大將軍梁商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營守固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臣按：中國與外國各有所長，吾惟用吾之長，而於彼之所長也恒思有以避之，設法用計，隨時趨勢，使彼違所長而以吾所長乘而陵之，鮮不勝矣。
唐太宗貞觀二年，北頡利政亂，薛延陀、回紇等叛之，頡利不能制，會大雪，羊馬多死，民大饑，鄭元璹使還，言於上曰：「戎狄興衰皆以羊馬為候，今突厥民饑畜瘦，將亡之兆也。」群臣多勸上乘間擊之，上曰：「背盟不信，利災不仁，乘危不武，縱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臣按：太宗此言得帝王之道，大哉王言，天地之心也。
貞觀四年，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詔以李大亮為安撫大使，貯糧磧口以賑之，大亮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今招至西突厥，但見勞費，未見有益，況西河州縣蕭條，不堪供億，不如罷之，其或自立君長求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為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收實利也。」上從之。
臣按：大亮此言既知所輕重，又知所內外，朝廷用若人以安撫外夷，豈徒外夷得其安哉，而中國亦將賴之也。
貞觀十八年，突厥候利可汗北渡河，薛延陀惡之，數相攻，候利有眾十萬，不能撫禦其眾，悉南渡河，請處於勝夏之間，上許之。群臣皆曰：「陛下方遠征遼左而置突厥於河南，距京師不遠，豈得不為後慮？願留鎮洛陽，遣諸將東征。」上曰：「彼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且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歸我，其情可見矣。」候利既失眾，輕騎入朝，上以為右武衛將軍。
胡寅曰：「子貢問博施濟眾，堯舜其猶病諸，四海至廣矣，施必極其博，濟必周於眾，聖人心所欲也，而勢有所弗及爾。是故先王畿次中夏，外四夷，雖一視同仁，然必篤近而舉遠也，於是畫為五服，要、荒在外，為之限禁，自堯、舜、三代皆不敢廢。夫聖人之心與天地同，誠必不為猜忌也，而太宗所見特異乎此，是以二帝三王有所未盡耶？夫厚遇降人則於中國將薄矣，推誠異類則於可信者將疑矣，是以有征遼造舟之擾、絕昏仆碑之失，蓋必然之理也。」臣按：胡氏所言，非但為唐太宗也，萬世人君皆當留念焉。
貞觀二十一年，回紇諸部皆來朝請吏，詔以為六府七州各以其酋長為都督、刺史，各賜金繒遣之。諸酋長奏請以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上許之，於是北荒悉平。
范祖禹曰：「舜曰『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又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蓋柔遠能邇，治內安外，而殊俗之民向風慕義，不以利誘、不以威脅而自至矣，故不勞民、不費財。至於後世之君，或仇疾而欲殄滅之，或愛悅而欲招來之，是二者皆非也，何則？彼亦人類也，王者於天地間無所不養，況人類而欲殘之乎？殘之固不可，況不能勝而自殘其民乎？仁人之所不為也，為之者秦始皇是也。山川之所限，風氣之所移，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列為州縣，是崇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得之既以為功，則失之必以為恥，不在於己則在子孫，故有征伐之勞、饋餉之煩，民不堪命而繼之以亡，隋煬帝是也。且國家地非不廣也，民非不眾也，曷若修德行政以惠養之，使男有餘粟、女有餘布，兵甲不試以致太平，不亦帝王之盛美乎。夫有求於外，如彼其難也，無求於外，如此其易也，然而人君常舍所易而行所難，何哉？忽近而喜遠，厭故而謀新，雖或未至於亡而常與之同事，其累德豈細哉？太宗好大無窮，兼蓄夷夏，非所以遺後嗣、安中國之道，此當以為戒而不可慕也。」臣按：范氏此論人主宜留心玩味，則知內外之所關係孰輕孰重、孰緩孰急、孰是孰非，了然於心目之間而為之去取從違，則內安而外靖，本固而末順矣。
德宗時，陸贄上言曰：「陛下忿蕃醜之暴掠，懲邊鎮之空虛，繕甲益兵，庇人保境，此誠雄武之英誌，覆育之仁心，刷憤恥而揚威聲，海內咸望，有必攻之期矣。既而統師無律，制事失權，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亙千里之地，莫相率從，沿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至敵人犯境方馳書奏取裁，行李往來，動輸旬日，比蒙征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小則蹂藉麥禾，大則驅掠人畜，是乃益甲兵而費財用，竟何補侵軼之患哉？夫將貴專謀，軍尚氣勢，訓齊由乎紀律，制勝在於機權，是以兵法有分閫之辭，有合拳之喻，有進退如一之令，有便宜從事之規，故能動作協、變通制，備垂永久，出則同力，居則同心，患難相交，急疾相赴，兵之奉將若四支之衛頭目，將之守境若一家之保室廬，然後可以捍寇仇、護庶、蕃畜牧、辟田疇，天子惟務擇人而任之則高枕無虞矣。吐蕃之比於中國，眾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在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眾合並而我之部分離析，則紀律不一而氣勢不全，節制在朝則謀議多端而機權多失，臣故曰錯置乖當，此之謂乎。」臣按：贄謂吐蕃之比於中國，多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在將，我之號令在朝，彼之兵眾合並而我之部分離析，此非特當時蕃漢用兵之弊，而今世沿邊將領所以守邊而禦敵，其實與之無異焉。善為國者，尚思其所以然而豫為之圖，豈非邊鄙生靈之幸哉。
贄又言曰：「戎狄為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論，備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即敘者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曾莫知威莫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曾莫知德不修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曰要結可以睦鄰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之也；美長城者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捍寇仇，曾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則險之不能恃、城之不能有也；尚薄伐者曰驅遏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曾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遏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也。議邊之要略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有偏駁。夫時勢有盛衰，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中國強盛而彼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向化，滅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存而撫之、即而敘之也？又如中國強盛而彼棄信忤盟、蔑恩肆毒，諭之不變，責之不懲，安得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國喪亂之時，圖之則彼釁未萌，禦之則我立不足，安得不卑辭降禮、約好通和，啖之以利以引其歡心，結之以親以紓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蓋時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儻或強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勢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雖非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不得已而然也。」臣按：古今制禦之方，不出贄所陳四者之策。但其所謂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以為非安邊之令圖，臣竊以為，中國帝王所以攘外安內之上策，無出於此，而贄以為非令圖，然則圖之令者，豈有過於此哉？
贄又曰：「夫製敵行師，必量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先後。力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永逸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謂固國之本，觀釁而後動者也。頃屬多故，民勞未瘳，而欲廣發師徒，深踐寇境，復其侵地，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饋運不繼之患，儻或撓敗，適所以啟戒心而挫國威，以此為安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勢而務於所難矣。天之授者有分，事無全功；地之產者有物，宜無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長者不可逾，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校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強者乃以水草為邑居，以射獵供飲茹，多馬而尤便馳突，輕生而不恥敗亡，此彼之所長也，而中國乃欲益兵綍乘，角力爭驅，交鋒原野之間，決命尋常之內，以此為禦寇之術，可謂勉所短而較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於無成，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豈不以越天授而違地產、虧時勢以反物宜者哉？將欲去危就安，息費從省，在其慎守所易，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撫寧眾庶，修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柔遠，禁侵鈔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為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修封疆、守要害、塹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鬥，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其大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眾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以長製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舍此不務而反為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鐏授寇者也。」贄又曰：「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者，其病在於謀無定用，眾無適從，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不必行，故令措置乖方，賞責虧度，財匱於眾愛，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製。」又曰：「理兵而措置乖方，馭將而賞罰虧度，製用而財匱，建軍而力分，養士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埸之蟊賊、軍旅之膏肓也。蟊賊不除而但滋之以糞溉，膏肓不療而苟啖之以滑甘，適足以養其害、速其災，欲求稼穡豐登，膚革充美，固不可得也。」臣按：贄此言雖為一時人君告，然而自古及今，守封所以未固，寇戎所以未懲，正坐此六者之失。若夫所謂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不必行，又不止於用兵禦寇而已也，後世人主所以應用不得其人而紀綱廢弛，處製不得其宜而政治乖張，皆以此也。然則人君為治，必欲任得其才，聞者必實，信者必誠，行事必當，其道何繇？曰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
贄又曰：「今四夷之最強盛為中國甚患者，莫大於吐蕃。舉國勝兵之徒，才當中國十數大都而已，其於內虞外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寇邊數則蓋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識迷韜鈴，藝乏趫敏，動則中國懼其眾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機會縻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為眾、以弱為強，變化翕辟在於反掌之內，是猶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夫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為尫，眾散為弱，逗撓離析，兆乎戰陳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其可得乎？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惟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自頃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屬，每候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惟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遜救焚，冀無占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為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臣按：三軍以氣勢為用，氣勢以人心為主，人心不分則氣勢自壯，氣勢既壯則事權歸一，可以折衝於內而制勝於外矣。陸贄論將權之專分而以氣勢壯衰為言，蓋真有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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