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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賦之常
《禹貢》：冀州，厥賦惟上上錯
〈
（上上，第一等。錯，雜也。謂雜出第二等也）〉
；兗州，厥賦貞
〈
（貞，正也。賦以最薄者為正）〉，厥貢漆絲
〈
（兗地宜漆宜桑）〉，厥篚
〈
（竹器，盛布帛者）〉
織文
〈
（錦綺之屬）〉
；青州，厥賦中上
〈
（第四等）〉，厥貢鹽絺
〈
（細葛）〉，海物惟錯
〈
（非一種也）〉
；徐州，厥賦中中
〈
（第五等）〉，厥貢惟土五色
〈
（五方之土以為土封）〉，夏翟
〈
（染雉羽為五色）〉、孤桐
〈
（以為琴瑟材）〉、浮磬
〈
（石露水濱可為磬者）〉、蠙珠
〈
（珠為服飾）〉
暨
〈
（及也）〉
魚
〈
（用祭祀）〉，厥篚玄纖縞
〈
（玄，赤黑色。纖、縞皆繒）〉
；揚州，厥賦下上上錯
〈
（第七等雜出第六等）〉，厥貢惟金三品
〈
（金、銀、銅）〉，瑤琨
〈
（玉石）〉、筿簜
〈
（竹可為矢及管者）〉、齒革
〈
（可以成車甲）〉、羽毛
〈
（可以為旌旄）〉，惟木
〈
（可以備棟宇）〉，島夷卉服
〈
（今木綿）〉，厥篚織貝
〈
（木綿之精好者）〉，厥包
〈
（裹也）〉
橘柚
〈
（小曰橘，大曰柚）〉，錫貢
〈
（待錫命而後貢）〉
；荊州，厥賦上下
〈
（第三等）〉，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
〈
（三木名）〉，礪、砥
〈
（皆磨石）〉、砮
〈
（石砮）〉、丹
〈
（砂也）〉，惟箘簵
〈
（竹也）〉、楛
〈
（木名，可為矢）〉，包匭（匣）菁茅
〈
（供縮酒者）〉，厥篚玄纁
〈
（絳色幣也）〉、璣
〈
（珠不圓者）〉、組
〈
（綬類）〉
；豫州，厥賦錯上中
〈
（第二等雜出第一等）〉，厥貢漆、枲、絺、鸑，厥篚纖、纊
〈
（細綿）〉
；梁州，厥賦下中三錯
〈
（第八等雜出第七等、九等）〉，厥貢紘
〈
（玉磬）〉、鐵
〈
（柔鐵）〉、銀
〈
（白銀）〉、鏤
〈
（剛鐵）〉、砮
〈
（石砮）〉、磬
〈
（石磬）〉、熊、羆、狐、狸、織皮
〈
（四獸之皮及毳毛可織為罽者）〉
；雍州，厥賦中下
〈
（第六等）〉，厥貢球琳
〈
（美玉）〉、琅玕
〈
（石之似珠者）〉
。
蔡沈曰：「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貢。是篇有貢有賦而獨以貢名篇者，孟子曰『夏後氏五十而貢，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為常』，則貢又夏後氏田賦之總名。」臣按：國家之用度皆取於民，而取民之大綱曰賦、曰貢而已。二者之制在唐虞已有之，至夏後氏之世始詳焉，蓋以禹未治水之前地猶未平，物之生者未繁，田之辟者未盡，至是水土既平，始可以任土作貢，分田定稅焉。九州各有賦有貢，凡賦諸侯以供其國用者也，凡貢諸侯以獻於天子者也。大禹成功之後，條陳九州所有以為定法，孔子刪《書》特載之於《夏書》之首，以示法天下，俾後世之有土有民者，取民之制視此為準焉。凡外此而別為名目，如後世之進奉、和買、勸借之類，皆非中正之道、天下經常之制也。
〈
（此兼言貢賦）〉
五百里甸服
〈
（畿甸之地）〉
。百里賦納總
〈
（禾本全）〉，二百里納銍
〈
（禾半稿）〉，三百里納秸
〈
（半稿去皮）〉，服
〈
（總結上皆有服役之事）〉，四百里粟
〈
（納穀）〉，五百里米。
朱熹曰：「甸，治田也。畿內天子之田，其民主為天子治田事，故謂之甸服。近粗而遠精，畿內專言田賦者，畿內不封諸侯，故田賦入於天子。」蔡沈曰：「內百里為最近，故並禾本總賦；之外百里次之，隻刈禾半槁納也；外百里又次之，去槁粗皮納也；外百里為遠，去其穗而納穀；外百里為尤遠，去其穀而納米，蓋量其地之遠近而為納賦之輕重、精粗也。」馬端臨曰：「《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之，甸服有米粟之輸而餘四服俱無之，說者以為王畿之外八州俱以田賦，所當供者市易所貢之物，故不輸粟，然則土貢即租稅也。」臣按：虞夏之世天子之田止於畿甸，所謂五百里，四方相距各千里也。田賦之入止於米粟，近地則並其本槁取焉，蓋米以食人，槁以飼馬，無非以為國用也。然其取之也，因其地之遠近各有輕重之等、精粗之異，非若後世一概取之，無所分別焉。
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
公羊高曰：「譏始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籍，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行而頌聲作矣。」臣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一言，誠萬世取民之定制。
孟子曰：「夏後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朱熹曰：「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皆以十分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製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一矣。竊料商製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朱熹曰：「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楊時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須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哀公又問於孔子，孔子曰：「薄賦斂則人富。」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對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子富而父貧也。」臣按：先儒謂有若請魯哀公行徹法，欲其節用以厚民也。蓋國家之財皆出於民，君之所用者皆民之所供也，君能節用則薄取而有餘，民之富即君之富也，侈用則盡取而不足，民既貧矣，君孰與守其富哉？有若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孔子所謂「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子富而父貧」，斯二言也最為親切著明，九重之上念茲在茲，以示教於千萬世之聖子神孫，則千萬世之生靈不勝幸甚。
魏文侯時，租賦增倍於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夫貪其賦稅不愛人，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無所傅。」臣按：魏文侯一國之諸侯，疆域有限而用度孔多，尚知課多之害於民，而設為皮毛之喻，況萬乘之尊而富有四海之大者乎？
秦舍地而稅人，收大半之賦，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贍其欲也。二世承之不變，海內潰叛。
臣按：致亂之道多矣，而尤莫甚於厚斂。自三代以來，皆因地而取稅，至秦始舍地而稅人；皆十分而取其一，至秦始十分而取其五行。如是之政，則民之貧者何以為生哉？貧無以為生則不愛其死，是趣民而使之潰叛也。
漢興，天下既定，高祖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文帝十二年，詔賜天下民租之半。
臣按：漢文帝在位再賜天下半租，其後也遂除之而不收者十餘年，當是時豈一切無所用度哉？茲蓋文帝恭儉節用，國有餘蓄之明效也。夫文帝承高祖之後，事事仰成，稍加節約自有贏餘，固無甚難者。我聖祖得國之初，凡事草創，無所因仍，然而免租之詔無歲不下，其視漢文益數焉，豈非難哉？今即御製文集考之，洪武二年二月免租之詔凡三焉，其一謂中原之民久困兵殘，免山東、北平、燕南、河東、山西、河南、秦隴夏、秋二稅，山東二年，其餘一年；其二謂創業之初取辦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四郡，免其租一年；其三謂建都金陵，以太平、鎮江、寧國、廣德為京師之翼，其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再免一年，其廣德及滁州、和州、無為州亦與免一年。洪武三年三月，又詔免應天以至無為州等七郡，徽州、池州、廬州、金華、嚴州、衢州、處州、廣信、饒州九郡及山東、河南二布政司一年。不寧惟是，四年五月又有免兩浙、江西之詔，五年十月有免應天等五府之詔，九年二月有免山東、陝右之詔，十一年八月有免太平等六州、宜興等四縣之詔，十二年有全免北平之詔，至十有三年，乃下詔曰：「荷上天眷佑，君主華夷十有三年，倉廩盈、府庫充，今民力未蘇，凡天下今年夏稅、秋糧盡蠲免之。」嗚呼，我聖祖革命建極之初，正創製立度之始，事事未備，凡宮室、禁衛、官署、城池、藩府與夫壇壝、學校、禮樂、器用，一一皆當創置，矧干戈甫定之餘，人民疲困之極，列屯坐食，仰給者眾，分官置吏，祿食者多所費，比於承平之世奚翅千萬，尚有餘貲以資用度，而免租之詔無歲無之，此我聖祖所以結人心、凝天命而培千萬年不拔之基，端有在於此也。矧今承列聖重熙累洽之後，垂拱仰成，百度修舉，不必更有作為，一切事功略加省節，自然有餘。伏願聖明在上，法漢文之儉德，體聖祖之仁心，慎乃儉德，惟懷永圖，使國計常足而有餘蓄，時令有司計國儲之多寡，因歲事之登耗，屢下寬征之詔，以蘇農民之困，所以固結人心者在是，所以培殖國本者在是，宗社生靈不勝大幸。
十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廑〈（古勤字）〉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胡寅曰：「漢至文帝時封國漸眾，諸侯王自食其地，王府所入寡矣。又與匈奴和親，歲致金繒，後數為邊患，天子親將出擊，復因河決有築塞勞費，大司農財用宜不充益矣。而文帝在位十二年即賜民半租，次年遂除之，然則何以足用乎？蓋文帝恭儉，百金之費亦不苟用，宮閫是效，流傳國都，莫有奢侈之習，如之何不富？其財蓋不可勝用矣。然後知導諛逢惡者納君於荒淫，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至於財竭下畔而上亡，其罪可勝誅哉？」臣按：秦、漢之際，其所以興亡者非止一端，大要在得民心與失民心而已，秦取民大半之賦，漢則十五而取一，其後乃盡除之焉。蓋財者民之心，得其財則失其心，苟得民心，吾雖不得其財而其所得者乃萬倍於財焉。嗚呼，有天下國家者其尚鑒秦、漢之所以得失以為取舍哉！
昭帝元鳳二年，令三輔、太常郡得以菽粟當賦。
臣按：以菽粟當賦謂聽以菽粟當錢物也，蓋粟生於地，非一日所能致，錢出於人力，可旬月間而辦也。自古識治體者恒重粟而輕錢，蓋以錢可無而粟不可無故也，後世以錢物代租賦，可謂失輕重之宜、違緩急之序矣。故為國家長久之計者，寧以菽粟當錢物，使其腐於倉庾之中，備之於無用，不肯以錢物當菽粟，恐一旦天為之災，地無所出，金銀布帛不可以充饑，坐而待斃也。
唐初，始定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為本。一曰租，丁男一人授田百畝，但歲納租粟二石；二曰調，每丁隨鄉土所出，歲輸絹或綾絁共二丈、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三曰庸，每丁定役二十日，不役則日為絹三尺。
臣按：自古中國布縷之征惟絲枲、二者而已，今世則又加以木綿焉。唐人調法，民丁歲輸絹綾絁及綿、輸布及麻，是時未有木綿也。宋林勳作《政本書》，匹婦之貢亦惟絹與綿，非蠶鄉則貢布、麻。《元史》種植之制，丁歲種桑棗雜果，亦不及木綿，則是元以前未始以為貢賦也。考之《禹貢》「揚州島夷卉」，服注以為織貝，則虞時已有之，島夷時或以充貢，中國未有也。故《周禮》以九職任民，嬪婦惟治蠶枲而無木綿焉。中國有之，其在宋元之世乎
〈
（元初孟祺作《農桑輯要》云：木綿種於陝右，行之其他州郡，多以土地不宜為解。近世陶九成作《輟耕錄》，亦云閩廣多種木綿，紡緝為布，鬆江民因謀樹藝，覓種於彼）〉
。蓋自古中國所以為衣者絲、麻、葛、褐四者而已，漢、唐之世遠夷雖以木綿入貢，中國未有其種，民未以為服，官未以為調，宋、元之間始傳其種入中國，關、陝、閩、廣首得其利。蓋此物出外夷，閩、廣海通舶商，關、陝壤接西域故也。然是時猶未以為征賦，故宋、元史《食貨志》皆不載，至我朝其種乃遍布於天下，地無南北皆宜之，人無貧富皆賴之，其利視絲、枲蓋百倍焉，臣故表出之使天下後世知卉服之利始盛於今代。
代宗始以畝定稅而斂以夏、秋。
德宗時，楊炎為相，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為定而均收之。
陸贄曰：「租庸調之法宗本前哲之規模，參考歷代之利害，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法制均一，下不困而上用足。兩稅之法，每州各取大曆中一年科率，錢穀數最多者定為兩稅額，惟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資產少者稅輕，多者稅重。」呂祖謙曰：「田製雖商鞅亂之於戰國，而租稅猶有歷代之典制，惟兩稅之法立，古制然後掃地。」馬端臨曰：「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於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下中，始於楊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壞於鞅，唐租庸調之良法壞於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稱，而後之為國者莫不一遵其法，或變之則反至於煩擾無稽而官與民俱受其病，則以古今異宜故也。」臣按：馬端臨又言賦稅必視田畝乃古今不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祇是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蓋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遂至重為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自兩稅之法行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其出於楊炎而少之乎？由馬氏斯言觀之，則是兩稅之法實得古人取民之意，後世徒以陸贄之言而非之，贄之言蓋不欲苟變當時之法，故極言其法之弊耳。臣竊以謂，土地萬世而不變，丁口有時而盛衰，定稅以丁稽考為難，定稅以畝檢核為易，兩稅以資產為宗未必全非也，但立法之初謂兩稅之外不許分毫科率，然兵興費廣不能不於稅外別有征求耳，此時之弊非法之弊也。自唐立此法之後至今行之，遂為百世不易之制。我朝稽古定制，以天下之墾田定天下之賦稅，因其地宜立為等則，征之以夏者謂之稅、征之以秋者謂之糧，歲有定額、家有常數，非若唐人遇有百役之費先度其數而賦於人也；隨其田之寬狹取其稅之多寡，非若唐人以一年之科率最多者以為額也；其額數則具於黃籍，總於戶部，其征輸期限則責之藩服州縣，非若唐人別設兩稅使以總之也。若夫丁口之稅百無取焉，惟逐戶編為裏甲，十年一度輪差，其餘年分官司有所營為，隨時起集傭倩，事已即休，所謂絹布之調無有也，不役之絹無有也。其法一定而可守其額百世而不虧，吏不能以為奸，民不至於重困，陸贄所謂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斂財也均、其成人也固、其裁規也簡、其備患也周，此六言者我祖宗取民之制真足以當之矣，彼租庸調法烏可與同日語哉？
憲宗時，李渤上言：「臣過渭南，聞長源鄉舊四百戶，今才百餘戶，閿鄉縣舊三千戶，今才千戶，其他州縣大率相似。跡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戶稅攤於比鄰，致驅迫俱逃。此皆聚斂之徒剝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乞降詔書絕攤逃之弊，盡逃戶之產稅不足者乞免之，計不數年，人皆復於農矣。」臣按：《呂氏春秋》曰：「竭澤而漁，豈不得魚？明年無魚。」李渤所謂惟思竭澤不慮無魚，其言蓋本諸此。蓋以取稅於民如取魚於澤也，澤以養魚必常有所養斯常有所生，苟取具目前，竭其所養之所、空其所生之物則一取盡矣，後何所繼乎？後世取民大率似此而攤稅之害尤毒，非徒一竭而已，且將竭之至再至三而無已焉，不至水脈枯而魚種絕不止也，何則？中人一家之產僅足以供一戶之稅，遇有水旱疾厲不免舉貸逋欠，況使代他人倍出乎？試以一里論之，一里百戶，一歲之中一戶惟出一戶稅可也，假令今年逃二十戶，乃以二十戶稅攤於八十戶中，是四戶而出五戶稅也；明年逃三十戶，又以三十戶稅攤於七十戶中，是五戶而出七戶稅也；又明年逃五十戶，又以五十戶稅攤於五十戶中，是一戶而出二戶稅也。逃而去者遺下之數日增，存而居者攤與之數日積，存者不堪，又相率以俱逃，一歲加於一歲，積壓日甚，小民何以堪哉？非但民不可以為生而國亦不可以為國矣。為今之計奈何？曰李渤謂盡逃戶之產稅不足者免之，是固然矣，然民雖去而產則存，宜斟酌具為常法。每歲十月以後，詔布政司委官一員於所分守之地親臨州縣，俾官吏、裏胥各具本縣、本裏民數逃去開除者若干、移來新收者若干，其民雖逃其產安在，明白詳悉開具，即所收以補所除，究其產以求其稅，若人果散亡、產無蹤跡，具以上聞，核實除免，如李渤所言，絕攤逃之弊。如此，則民生既安，國用亦足矣。
〈
（以上賦稅）〉
《書》：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蔡沈曰：「慎德，一篇之綱領也。方物，方土所生之物。明王慎德，四夷咸賓，其所貢獻惟服食器用而已，言無異物也。」臣按：武王克商之後，西旅獻獒，召公以為非所當受，作此書以戒武王。謂夫明德之君能慎其德，故致四夷咸來賓服，若遠若近皆獻其方土所生之物，然所獻者衣服、飲食、器具、用度之物而已。所以然者，以物表德，獻有常之物所以表有常之德也，苟以異物進焉則非常矣，必其君無有常德而玩好之偏聞諸中外，故遠人亦以是覘之歟。嗚呼，人主之好惡有關於心德者，如此可不慎哉？
《周禮》：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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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犧牲、包茅之屬）〉，二曰嬪貢
〈
（絲枲之屬）〉，三曰器貢
〈
（錢鐵、石珝之屬）〉，四曰幣貢
〈
（玉馬、皮帛之屬）〉，五曰材貢
〈
（栝柏、筿簜之屬）〉，六曰貨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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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玉、龜貝之屬）〉，七曰服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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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絺紵之屬）〉，八曰斿貢
〈
（羽毛可以為旌旄者）〉，九曰物貢
〈
（所產雜物）〉
。
楊時曰：「太宰以九賦斂財賄，以九式均節財用，以九貢致邦國之用，則理財真宰相之職也。蓋古之制國用者量入以為出，故以九賦斂之而後以九式均節之，取之有藝、用之有節，然後足以服邦國而制其用。致者使其自致也，若天王求車求金，則非自致也。然則先王所謂理財者，亦均節之使當而已矣，徒紛紛較其贏餘以為宰相之職，則非其義也。」林之奇曰：「先王制貢，因其地之所宜而為政之序，亦以遠近詳略為差，傳曰上以共祭祀之物使侯服貢之，則上先下後之意；內以共嬪婦之物使甸服貢之，則內先外後之意。傳曰先王之制貢，則近無不聽、遠無不服者，凡以此道也。」葉時曰：「《周禮》之言致貢，亦《禹貢》之任土作貢也。任者任其所有而不強其所無，致者聽其自至而不強其不來。蓋人君昭德之致於侯邦，則諸侯服食器用之任自奔走，入貢之不暇，自有不求而自至者，聖人何嘗強之使貢哉？」林椅曰：「致邦國之用者非用物不貢，則珍禽異獸不育於國，以萬民惟正之供，不貴異物、賤用物也。」臣按：太宰九貢致邦國之用，謂之致者言自至而已，非有所求也；謂之用者言適於用而已，非無用也。蓋自祀貢以至於物貢，固非無用之物，而亦非有意而求，其諸異乎後世人主之求之歟？
《春秋》：桓公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左丘明曰：「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車服上之所以賜下）〉，天子不私求財〈（諸侯有常職貢）〉。」穀梁赤曰：「古者諸侯時獻於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征求。求車，非禮也。」胡安國曰：「王畿千里，租稅所入足以充費不至於有求，四方諸侯各有職貢不至於來求，經於求賻、求車、求金皆書曰求，垂後戒也。古之君人者必昭儉德以臨照百官，尊卑登降各有度數，示等威、明貴賤，民誌既定之後皆安其分而無求，兵刑寢矣。及侈心一動，莫為防製，必至於亢不衷，官失德，廉恥道喪，寵賂日章，淪於危亡而後止也。」臣按：遣使需索之謂求，求者下之乞於上，不足者資於有餘之謂也。巍巍天子，居九重之上，有四海之富，乃遣使需求於人，則是示貪風於天下，開賄道於方國，其失自上，豈小故哉？
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帝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無求來獻。」光武下詔曰：「往年已敕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禦，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大官勿復受，明敕下以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者自如舊制。」和帝時，南海獻荔枝、龍眼，奔騰險阻，死者繼路，臨武長唐羌上書陳狀，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敕大官勿復受獻。」臣按：漢家此三詔者，皆不適己之便而有愛民之實，謹表出之以示萬世。
安帝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強熟，或穿屈萌芽，味無所至而大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傳曰非其時不食，自今當奉祠陵廟及給禦者皆須時乃上。臣按：安帝此詔非徒有愛物之仁，亦且得養生之義。順帝永建四年，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大官減膳，珍玩不禦。而桂陽太守文礱，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令封以還之。」臣按：順帝此詔與唐太宗罪權萬紀同一心也，所謂「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文礱見之宜愧死矣。後世人主乃因其臣獻珍異而獎寵之，甚至加以爵祿焉，視順帝豈不遠哉？
隋煬帝幸江都，謁見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薄則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遷通守曆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由是郡縣競務刻剝以充貢獻，民外為盜賊所掠，內為郡縣所賦，生計無遺。
臣按：人君為天之子代天以理民，不能自理，故分命其臣以理之，其所食之祿天祿也、所蒞之職天職也、所治之民天民也，天子不過承天意以予之耳。今顧因其所貢以私奉己者而酬之以官，豈天意哉？人君為此其拂天甚矣，煬帝之為煬也宜哉！
唐制，州府歲市土所出以為貢，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匹，異物滋味、名馬鷹犬非有詔不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
臣按：唐制，州府歲貢土物其價視絹無過五十匹，所貢至薄，其物易供，間加此數亦折租賦，不別征科，及考其所以為貢者，不過藥物、食用而已。祖宗以此為製，後世子孫乃有如代宗之生日貢獻至數千萬加以恩澤者、德宗之臣有日進月進因而得遷官者。嗚呼，祖宗立製之善而子孫猶繼之以不善，況貽謀不善者哉？
太宗謂朝集侯曰：「任土作貢，布在前典，當州所產則充廷實。比聞都督、刺史邀射聲名，厥土所賦或嫌其不善，逾境外求，更相仿效，遂以成俗，極為勞擾，宜改此弊不可更然。」臣按：太宗謂逾境外求極為勞擾，竊以謂郡國貢獻非但逾所任之境而求之為勞擾也，至於道里之遠、輦運之煩，經過州邑起役丁夫、傭倩車馬，官府為之廢政，農作為之妨業，上之所得無幾，計其所費百倍於所貢之物亦有之矣，況又遣使齎貨求之中國之外，越沙漠漲海之涯，其為勞擾又可勝言哉？
憲宗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卻，學士錢徽懇諫罷之，帝密戒，後有獻毋入右銀台門，以避學士。
臣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凡土所生之物何者而非天子之物乎？有之固不足以為誇，無之亦不足以為歉，為萬乘之主而欲人之貢獻，既知其非而禁之，而又不甚卻，復因人言而罷之，而又戒勿使之知。籲，學士雖不知，吾所戒之人則知之矣，非但所戒之人知之，而當世史臣且筆之於冊焉，曆今數百年猶如昨日乎，然人主舉措可不慎哉！
五代周太祖命王峻疏四方貢獻珍美食物，下詔悉罷之，詔略曰：「所奉止於朕躬，所害被於庶。」又曰：「積於有司之中，甚為無用之物。」臣按：周太祖此詔可謂切要，讀之使人竦然，唐白居易有詩云「割我心頭肉，市汝眼前恩。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為塵」，可與周祖此詔並傳後世，人主恒心惟而口誦之，天下不勝幸甚。
宋太祖詔，自今長春節及他慶賀不得輒有貢獻。
真宗時，內侍裴愈因事至交州，俾其進龍花蕊，帝怒黜愈。神宗以諸州貢物，耗蠹民力，詔罷之。
孝宗詔，諸路或假貢奉為名，漁奪民利，果實則封閉園林，海錯則強奪商販，至於禽獸、昆蟲、珍味之屬則抑配人戶，致使所在居民以土產之物為苦。仰州軍條具土產合貢之物聞於朝，當議參酌天地、宗廟、陵寢合用薦獻及德壽宮甘旨之奉，止許長吏修貢外，其餘一切並罷，州郡因緣多取以違制坐之。
臣按：宋朝諸帝往往罷貢獻而孝宗一詔尤為悉知其弊，其中仰州軍條具土產合貢之物、止許長吏修貢，然考杜氏《通典》及《唐書·地理志》各載諸郡土貢物件而宋《地理志》及《會要》亦載焉，則是唐、宋州郡所貢土產已有定制，有司每歲合依定制進獻為宜，又何用州軍條上為哉？夫有土則有貢，隨其地之所有而獻之於上，以為朝廷祭祀、宴享之需，是固義之當為，然不可過為需索，以一人口體之奉而貽累千萬人而耗其衣食之資，甚者假公以營私，一人之用才一二而千百人因之而耗費其萬億焉。是以自古愛民之君寧吾一人所欲有所不稱，不忍以吾一人之欲而使千萬人失其所欲焉，是以取於民也有制，而庶邦惟正之供，所供者郊廟祭祀之品、宮闈甘旨之奉、軍國兵戎之需與夫衣服、食物、日用之不可闕者耳。我太祖於國初即定諸州所貢之額，如太常寺之牲幣、欽天監之曆紙、太醫院之藥材、光祿寺之廚料、寶鈔司之桑穰與凡皮角翎鰾之屬，皆有資於國用者也，著為定額，俾其歲辦，外此珍奇玩好皆不取焉，遇有急闕之用則折租以市，其取民也可謂薄矣，凡唐宋以來所謂藩方之羨餘、郡國之進獻、佞幸之珍異一切無有焉，民生斯世一何幸哉！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遣使往馬八國求奇寶。
臣按：《春秋》書天王遣使求車、求金，說者謂其求非所當求，故聖人譏之，然所求者中國之諸侯，車以為乘、金以為賻，猶為有用者也，彼元世祖乃遣使冒不測之險而求無用之物於遐絕之域，世祖在元君中為最賢而猶如此，他又何責哉？臣嘗因是而考古今之所謂寶者，三代以來中國之寶珠、玉、金、貝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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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俗謂海介蟲）〉，漢以後西域通中國，始有所謂木難、琉璃、瑪瑙、珊瑚、琴瑟之類，雖無益於世用然猶可製以為器焉，至元所謂寶者則異於是，是皆瑰石、碎砂之屬，形既不圓，文又不瑩，他無可用者，但可用之麗金銀以為服飾耳，乃至費貲萬億以售之。嗚呼，棄有用之金銀，易無用之砂石，惑亦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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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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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論貢賦之常。
臣按：治國者不能不取於民，亦不可過取於民，不取乎民則難乎其為國，過取乎民則難乎其為民，是以善於製治保邦者必立經常之法，以為養民足國之定制，所謂經常可久、百世而不變者。《禹貢》所載，貢、賦二者是已，若漢之告緡、算舟車之令，唐之借商稅、開架之法，宋之經總制錢之類，是皆罔民取利之具，暫行尚不可，況常乎？臣於「製國用·總論理財之道」之後，即繼以「貢賦之常」者，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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