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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楮之幣（下）玄宗開元二十二年秋，仿漢文不禁私鑄，敕百僚詳議可否，錄事參軍劉秩議曰：「《管子》謂刀布為下幣，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若舍之任人，則上無以禦下，下無以事上。夫物賤則傷農，錢賤則傷賈，故善為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繇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繇乎是，奈何而假之人？」又曰：「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不重禁不足以懲，息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況啟其源乎？是設陷阱而誘之入也。」臣按：利之在天下固不可禁，亦不可不禁，漢文帝放鑄而海內富庶，唐高宗私鑄者抵死、鄰保從坐，亦不聞其大治，何也？利之為利，處義之下、害之上，利以為人則上和於義而利在其中，利以為己則下流於害而未必得利，是故聖人之制事無往而不以義，惟義是主，擇其有利於人者而定為中制，使天下之人皆蒙其利而不罹其害焉。天地間為利之途轍孔多，錢也者寓利之器，昔人所謂貧可使富、賤可使貴、死可使生之，具神通之物也。上之人苟以利天下為心，必操切之使不至於旁落，上焉者不至為劉濞以滅家，下焉者不至為鄧通以亡身，則利權常在上，得其贏餘以減田租、省力役，又由是以賑貧窮、惠鰥寡，使天下之人養生喪死皆無憾，是則人君操利之權資以行義，使天下之人不罹其害而獲其利也。《易》曰「利者義之和」，豈不信然。所謂操之之權奈何？劉秩曰：「物賤則傷農，錢賤則傷賈，故善為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繇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繇乎是。」是也。
憲宗元和中，敕禁私貯，見錢不許過五千貫。
臣按：昔人有言買田者誌於吞並，故必須上之人立法以限其頃畝，蓄錢者誌於流通，初不煩上之人立法以教其懋遷也。憲宗徒以錢重物輕之故，立畜錢之限，不亦甚乎！
五代周世宗以久不鑄錢，民多銷錢為器皿及佛像，乃立監鑄錢，凡民間銅器、佛像皆毀以鑄錢。
世宗謂侍臣曰：「佛以善道化人，苟誌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者豈所謂佛乎？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臣按：世宗毀佛像以鑄錢，毅然不惑，可謂剛明之主。
宋初錢文曰「宋元通寶」，太平興國後又鑄「太平通寶」，自後改元必更鑄，以年號為文。
臣按：鑄錢以年號為文始於劉宋孝建，宋自開寶每更一號必鑄一錢，故每帝皆有數種錢，最多者仁宗也，在位四十二年，九改年號而鑄十種錢。嗚呼，鑄銅以為錢，國固享其利矣，然銅炭於何所出、工作以何人用，不免取之於民，民得無受其害乎？矧供給官吏，監督匠役，鎔液耗損、造作違式、輦運致遠，吏民因之而得罪破家者何所不有，繇是觀之，則是以古人利民者害民，民未見其利而先受其害已。我聖祖未建極之前即創「大中通寶」，既登基之後又鑄「洪武通寶」，暨太宗鑄「永樂通寶」、宣宗鑄「宣德通寶」，百年之間僅此四種錢，自時厥後未聞有所鑄造，然未見民用之乏、國用之虧也。
宋自王安石為政，始罷銅禁，奸民日銷錢為器，邊關海舶不復譏錢之出，國用日耗。
胡寅曰：「鑄錢為器，其利十倍，錢所以權百貨、平低昂，其鑄之也不計費、不謀息，今而銷之，可不禁乎？雖然銷而為器，錢雖毀而器存焉，若夫散而四出，舟遷車轉，入於他國，歸於蠻夷，關防不嚴，法制隳壞，真錢日少、偽錢日多，以不貲之價靡有限之財，雖萬物為銅、陰陽為炭，亦且不給矣。」臣按：劉秩有言：「鑄錢之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之繇在於采用者眾矣。」夫銅以為兵則不如鐵，以為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官禁之則銅無所用，銅無所用則銅益賤，銅賤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而鑄，無因而鑄則公錢不破，公錢不破則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永為利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宋朝鑄錢比前代為多，天下置監鑄錢總二十六處，計其最多之年歲課至五百四十九萬貫，韶州永通一監歲造八十萬貫，他可知矣。大抵國計仰給於此，所以當時銅禁最嚴，銷錢為器者有罪，漏錢出界者抵死，惟其禁銅之嚴，所以致銅之多，銅多則賤，賤則易致，鼓鑄雖煩而民不致於甚困，王安石一變其法而國用日耗，為政者烏可輕變成法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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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言錢）〉
《周禮》：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四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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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成中此其四也）〉
聽稱責以傅別。
臣按：傅別謂券書也，稱謂代之以物，責謂責其所償。此乃後世契券文約之始，特民間私相以為符驗耳，非以交易也，然用券書以通貨物之有無，與後世交會、楮鈔其用雖不同，而其以空文質實貨，其原蓋兆於是矣。
漢武帝元狩四年，有司言縣官用度大空而富商大賈財或累萬金，不佐國家之急，請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並兼之徒。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
臣按：後世楮幣肇端於此。然其用皮為幣用之以薦璧以朝覲聘享爾，非以此為用也，其制雖與後世楮鈔不同，然不用金銀銅錫為幣而以他物代之則權輿於此也。
唐憲宗時，令商賈至京師委錢諸路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
臣按：此楮法所繇起也。然委錢而合券以取而錢，與券猶是二物，非若今之鈔，即以鈔為錢而用之也。
宋太祖時，許商人入錢左藏庫以諸州錢給之，而商旅先經三司投牒乃輸於庫。所繇司計，一緡私刻錢二十。尋置便錢務。
臣按：此即唐人飛錢之法。此法今世亦可行之，但恐奉行者於民之給受有停滯之幣、於錢之出入有減換之弊耳。
真宗時，張詠鎮蜀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為二十二界，謂之「交子」。富民十六戶主之，其後富民人貲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數起。
寇咸守蜀，乞禁交子。轉運使薛田、張若穀議廢交子則貿易不便，請官為置務，禁民私造，詔從其請，置益州交子務。
呂祖謙曰：「益州置交子，此一時舉偏救弊之政，亦非錢布經久可行之制。交子行於蜀則可，於他利害大段不同，何故？蜀用鐵錢，行旅齎持不便，交子之法出於民之所自為，托之於官，所以可行。今則銅錢稍輕，行旅非不可以挾持，欲行楮幣，銅錢卻便、楮券不便，昔者之便，今日之不便。」臣按：自古之幣皆以金若銅，未有用他物者，用楮為幣始於此。且楮之造始於漢，三代以來未有也，其初用之以代木簡竹冊以書字，唐王璵乃用為假錢焚以事神，噫，孰知至是真以代銅錢而為行使之幣哉？作俑者寇咸而成之者薛田、張若穀，以無用之物易有用之物，遂使蔡倫之智與太公之法並行於天下後世，噫，可歎也哉！
天聖中，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緡為額，至神宗時改交子務為錢引務。
臣按：交子每三年一換謂之界，更換之際，新舊相易，上下相關，不免勞擾，我朝鈔法一定而不更，可謂便矣。
神宗朝，皮公弼言：「交子之法，以方寸之紙飛錢致遠，然不積錢以為本，亦不能以空文行。」臣按：宋朝交會皆是用官錢為本，至金、元之鈔始取料於民，不復以錢為本矣。
高宗紹興三十年，戶部侍郎錢端禮被旨造會子，內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兌會子，輸左藏庫。
臣按：宋朝交子至是更名會子，不特此也，又謂之錢引，又謂之關子，又謂之關會，其實一而已矣。考夫唐之飛錢，合券特以通商賈之厚齎貿易者，蓋執券以取錢，而非以券為錢也。宋自真宗以後蜀始有交子，高宗以後東南始有會子，而始直以紙為錢矣。
高宗論交子之弊曰：「如沈該稱提之說，但官中常有百萬緡，遇交子減價自買之，即無弊矣。」戴埴曰：「錢與楮猶權衡也，有輕重則有低昂，分毫之力不與焉。蓋錢與楮皆本無用，可以貿有用之物則人用之，使如古所謂粟易械器、械器易粟，有無可以相易，則何資於錢？如古所謂治田百畝，歲用千五百之類，小大粗足，則何資於楮？自物貨難於阜通，於是假圜法以流轉，故言錢則曰平準，所以見有是錢必有是物而後可準平也，錢多易得則物價貴踴，此漢唐以後議論也。自商賈憚於般挈，於是利交子之兌換，故言楮則曰稱提，所以見有是楮必有是錢以稱提之也，楮多易得則金錢貴重，此宋紹興以後議論也。平準、稱提皆以權衡取義，而低昂有在於重輕明矣。陸贄謂錢多則輕，必作法以斂之；趙開謂楮多則輕，必用錢以收之。今日病在楮多不在錢少，如欲錢與楮俱多則物益重矣，且未有楮之時，諸物皆賤，楮愈多則物愈貴，計以實錢猶增一倍。蓋古貿通有無止錢耳，錢難得則以物售錢而錢重，錢易得則以錢售物而錢輕，復添楮以佐錢，則為貿通之用者，愈多而物愈貴。古人惟重本政，穀粟、桑麻及諸食用物本也，錢末也，楮又末之末。柳宗元言平衡曰『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此秤提大術也。」臣按：稱提之說猶所謂平準也，平準以幣權貨之低昂，而稱提則以錢權楮之通塞。今世鈔法遇有不行，亦可準此稱提之法，出內帑錢以收之則流行矣。
紹興末年，會子行未有兩淮、湖廣之分，乾道初，戶部侍郎林安宅乞別給會子印付淮南州軍行使，不得越至他路。
馬端臨曰：「置會子之初意非即以會為錢，蓋以茶鹽鈔引之屬視之〈（今中鹽猶有倉鈔）〉而暫以權錢耳。然鈔引則所直者重而會子則止於一貫，下至三百、二百鈔，引隻令商人憑以取茶鹽，必須分路，會子則公私買賣支給無往而不用，且自一貫造至二百，則是明以代見錢矣。又況以尺楮而代數斤之銅，齎輕用重，千里之遠、數萬之緡，一夫之力克日可到，則何必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使後來或廢或用，號令反覆，民聽疑惑哉？」臣按：宋朝會子始有川引，其後又有淮會、湖會。嗚呼！交會之設，以虛易實、以假博真，固非聖人以至誠治天下之意，而況又拘其地以限之，惟欲足吾用，不復顧義之可否與民之有無，三代以前無此事也。
金循宋四川交子法，置交鈔，自一貫至十貫五等謂之大鈔，自一百至七百五等謂之小鈔，以七年為限，納舊易新。其後罷七年厘革之限，字有昏者方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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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鈔之制，外為闌，作花紋其上，衡書貫，例左書號、右書料，其外篆書曰「偽造者斬，告捕者賞」，衡闌下書中都交鈔庫準尚書、戶部文移及納錢換鈔、納鈔換錢等官司，四圍畫龍鶴為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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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按：楮幣在唐謂之券，在宋謂之交、會，而鈔之名則始於此，今世鈔式蓋權輿於茲云。考宋之交、會，南渡後取紙於徽池，猶是別用紙為之，而印文書字於其上，金元之鈔則是以桑皮就造為鈔而印以字紋也。
元世祖始造交鈔，以絲為本，每銀五十兩易絲鈔一千兩，諸物之直並從絲例。其後又造中統元寶鈔，以十計者四等、以百計者三等、以貫計者二等，每一貫同交鈔一兩，兩貫同白銀一兩。元寶交鈔行之既久，物重鈔輕。
臣按：元交鈔之制，銀五十兩易鈔千兩，是銀一兩直鈔二十兩也，中統元寶鈔兩貫同白銀一兩，其所直銀亦與交鈔同焉。
至正十年，詔曰：「世祖頒行中統交鈔，以錢為文，厥後造至元寶鈔，以一當五，名曰子母相權，而錢實未用。曆歲滋久，鈔法偏虛，物價騰踴，民用匱乏，其以中統、交鈔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準至元寶鈔一貫，仍鑄至正通寶錢與歷代銅錢並用，以實鈔法。」十一年又鑄至正通寶錢，印造交鈔，令民間通用。行之未久，物價騰踴，價逾十倍，既而海內大亂，京師料鈔十錠易鬥粟不可得。
臣按：天生物以養人，付利權於人君，俾權其輕重以便利天下之人，非用之以為一人之私奉也。人君不能權其輕重，致物貨之偏廢，固已失上天付畀之意矣，況設為陰謀潛奪之術，以無用之物而致有用之財以為私利哉？甚非天意矣。自宋人為交、會而金元承之以為鈔，所謂鈔者，所費之直不過三五錢而以售人千錢之物。嗚呼，世間之物雖生於天地，然皆必資以人力而後能成其用，其體有大小精粗，其功力有淺深，其價有多少，直而至於千錢，其體非大則精，必非一日之功所成也，乃以方尺之楮直三五錢者而售之，可不可乎？下之人有以計取人如是者，上之人不能禁之，固已失上之職矣，況上之人自為之哉？民初受其欺，繼而畏其威，不得已而黽勉從之，行之既久，天定人勝，終莫之行，非徒不得千錢之息，並與其所費三五錢之本而失之，且因之以失人心、虧國用而致亂亡之禍如元人者，可鑒也已。然則鈔法終不可行哉？曰何不可行，執其可行不可行之兩端而用其中，斯可行矣。何者？上古之世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中古之世周立圜法，亦兼以黃金、布帛二者為言，雖以王莽亦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後世專用銅楮二者為幣而不準以金銀，是以用之者無權，而行之既久不能以無弊，故其立法之始未嘗不善，然皆以不善終之，古今一律也。本朝製銅錢、寶鈔相兼行使，百年於茲，未之改也，然行之既久，意外弊生，錢之弊在於偽、鈔之弊在於多。革偽錢之策，臣既陳於前矣，所以通行鈔法者，臣請稽古三幣之法，以銀為上幣、鈔為中幣、錢為下幣，以中下二幣為公私通用之具，而一準上幣以權之焉。蓋自國初以來有銀禁，恐其或閡錢鈔也，而錢之用不出於閩、廣，宣德、正統以後，錢始用於西北，自天順、成化以來，鈔之用益微矣。必欲如寶鈔屬鏹之形，每一貫準錢一千、銀一兩以復初製之舊，非用嚴刑不可也。然嚴刑非世所宜有，夫以法治民之形，可行於一時，不若以理服民之心，可施於悠久也。蓋本天之理，制事之義，以為民之利，因時立法，隨時以處中，聖賢制事之權也。竊以為今日製用之法，莫若以銀與錢鈔相權而行，每銀一分易錢十文，新製之鈔每貫易錢十文，四角完全未中折者每貫易錢五文，中折者三文，昏爛而有一貫字者一文，通詔天下以為定制而嚴立擅自加減之罪，雖物生有豐歉、貨直有貴賤，而銀與錢鈔交易之數一定而永不易，行之百世，通之萬方。如此，則官籍可稽而無那移之弊，民誌不惑而無欺紿之患，商出途、賈居市皆無折閱之虧矣。既定此制之後，錢多則出鈔以收錢，鈔多則出錢以收鈔，銀之用非十兩以上禁不許以交易，銀之成色以火試，白者為準，寶鈔、銅錢通行上下而一權之以銀，足國便民之法蓋亦庶幾焉。臣愚私見如此，蓋因其可行不可行之兩端，量度以取中而取裁於上，非敢自以為是而輒變成法也，可行與否，請詢之眾論而斷以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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