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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經術以為教（上之中）《書》曰：詩言志。
朱熹曰：「心之所之謂之志，心有所之必形於言，故曰『詩言志』。」臣按：此萬世言詩之始。先儒謂自有天地萬物而詩之理已寓，嬰兒之嬉笑、童子之謳吟皆有詩之情而未動也，桴以蕢、鼓以土、籥以葦皆有詩之用而未文也，康衢順則之謠、元首股肱之歌皆詩也，故曰「詩言志」。至於五子述大禹之戒，相與歌詠，傷今而思古，則變風、變雅已備矣。
《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朱熹曰：「心之所之謂之志，而《詩》所以言志也。」臣按：先儒謂此一節言《詩》之自出。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朱熹曰：「事有得失，《詩》因其實而諷詠之，使人有所創艾興起，至其和平怨怒之極，又足以達於陰陽之氣而致災召祥，蓋其出於自然而不假人力，是以入人深而見功速，非他教之所及也。」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朱熹曰：「先王指文、武、周公、成王，是指風、雅、頌之正經常也。女正乎內，男正乎外，夫婦之常也。孝者子之所以事父，敬者臣之所以事君，《詩》之始作，多發於男女之間而達於父子君臣之際。故先王以《詩》為教，使入興於善而戒其失，所以道夫婦之常而成父子君臣之道也。三綱既正則人倫厚、教化美而風俗移矣。」臣按：先儒謂夫婦之經者孝敬之成也，蓋天下之道祇從夫婦中出，而夫婦之道又祇從中正中來，以此氣象事親則成孝，事君則成敬，由是而人倫厚、教化美、風俗移，皆出於《詩》之功用也。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朱熹曰：「此一條本出於《周禮》大師之官，蓋三百篇之綱領管轄也。風雅頌者，聲樂部分之名也，風則十五《國風》，雅則大、小《雅》，頌則三《頌》也；賦、比、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賦者直陳其事，比者以彼狀此，興者托物興詞。蓋眾作雖多而其聲音之節、製作之體不外乎此，故大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則凡《詩》之節奏、指歸皆將不待講說而直可吟詠以得之矣。」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朱熹曰：「風者，民俗歌謠之詩，如物被風而有聲，又因其聲以動物也。上以風化下者，《詩》之美惡其風皆出於上而被於下也。下以風刺上者，上之化有不善則在下之人又歌詠，其風之所自以譏其上也。凡以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政事而主於文詞，不以正諫而托意以諫，若風之被物，彼此無心而能有所動也。」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朱熹曰：「國異政、家殊俗者，天子不能統諸侯，故國國自為政；諸侯不能統大夫，故家家自為俗也。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朱熹曰：「情者性之動，而禮義者性之德也。動而不失其德，則以先王之澤入人者深，至是而猶有不忘者也。然此言亦其大概有如此者，其放逸而不止乎禮義固已多矣。」是以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朱熹曰：「形者體而象之之謂，《小雅》皆王政之小事，《大雅》則言王政之大體也。頌皆天子所製郊廟之樂歌，《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所謂四始也。《詩》之所以為《詩》者，至是無餘蘊矣，後世雖有作者，其孰能加於此乎？邵子曰『刪《詩》之後，世不復有《詩》矣』，蓋謂此也。」臣按：先儒謂《詩》之作其來遠矣，至夫子刪《詩》則無餘蘊，後世作者連篇累牘，學之者可以興觀群怨乎？用之者可以正得失、動天地、厚人倫、美教化乎？後人讀之者又果可以達於政而專對乎？至於風雲之狀、月露之形則固無益於事矣，若夫哀淫愁怨、導欲增悲則又非徒無益也。邵子之言，警人深矣。嗚呼，後之有作者，當以三百篇為主而不為無實之虛言，雖其體製不皆盡合於古，而亦可以得古詩人之意之仿佛矣乎。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
朱熹曰：「六德，中、和、祗、庸、孝、友。六律，謂黃鍾至無射六陽律也，大呂至應鍾為六陰律，與之相間，故曰六間。」又曰：「六呂其為教之本末，猶舜之意也。」《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方愨曰：「詩所以言志，風所以從上，詩言之哀樂足以見民風之厚薄，民風之厚薄足以知上政之得失，故命大師陳詩焉。」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猶蓋也）〉之，曰思無邪。」朱熹曰：「《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思無邪，《魯頌·沄》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誌，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臣按：「思無邪」一言雖足以盡蓋一《詩》之義，然學者須於三百五篇一一各考究其義，使無一之不盡，然後蔽以此三言以為誦《詩》三百之要，則可以言《詩》矣。苟顓顓然曰吾思無邪，而於古人之旨趣訓詁略不究心，而曰吾通經矣，可乎哉？
子夏曰：「『巧笑倩〈（好口輔也）〉兮，美目盼〈（目黑白分也）〉兮，素〈（扮地）〉以為絢〈（采色畫之飾也）〉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朱熹曰：「此逸《詩》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良佐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時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臣按：子貢因論貧富之道而知學問之功，子夏則因論《詩》之繪事後素而知禮後之說，二賢者聖人皆謂其始可以言《詩》。先儒謂始字不可輕放過，謂如此觸類而長，方才可以讀書。然聖人於子貢則先呼其名而繼以告諸往而知來者，於子夏則先曰起予而呼其名繼焉，蓋此理隱然見於言外，因此而可以得彼，此理盎然蘊於胸中，因彼而有以發此，非善學者不能也，而用之以學《詩》尤為親切，故聖人於此皆呼其名而致其親切之訓，學《詩》者其尚以二賢為法。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朱熹曰：「《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鍾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情性之正也。」臣按：先儒謂《關雎》之詩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至於琴瑟友之、鍾鼓樂之，所謂樂而不淫也，哀窈窕、思賢才至於寤寐思服、展轉反側，所謂哀而不傷也。學者玩其辭語、審其聲音而原其性情之際，則亦有以識其所存所發之正也已。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朱熹曰：「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洪興祖曰：「王者跡熄而《詩》亡，其存者繆亂失次，孔子復得之他國以歸，定著為三百五篇，於是雅、頌各得其所。」臣按：《詩》有三經，風、雅、頌，此言雅、頌而不及風者，先儒謂列國各有不正之聲，廟朝所不奏，二《南》亦用之房中耳，故正樂止言雅、頌。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程頤曰：「須是未讀《詩》者授以政不達、使不能專對，既讀《詩》便達於政、便能專對，始是讀《詩》。」又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朱熹曰：「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臣按：《詩》與《易》《書》《春秋》《禮》並為五經，其四經皆出自聖賢之制作刪述，所以紀載聖君賢相、大賢君子之言行事功，惟《詩》之為詩則多裏巷田野、匹夫匹婦歡悲怨怒之言，甚至淫佚悖亂之事亦或有之，顧使羈臣賤妾之辭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格言大訓並列以為經，嗚呼！夫豈無其故哉？蓋以人之生也，性情具於中，誌趣見於外，必假言以發之也，言以發其心之所蘊，誌有所抑揚言不能無短長，心有所喜怒言不能無悲歡，動於心而發之口，有自然之理致，有自然之音響，天機自動，天籟自鳴，此《詩》之所以作也。《詩》之作也，原於天理之固，有出於天趣之自然，作之者應口而出，聲賦之者隨宜而應用，或因之以申吾不容己之情，或由之以發吾不可言之意，或假之以明吾難顯白之事，章不必有定句也，句不必有定字也，言從而理順，聲和而韻協，斯得之矣，固未有所謂義例也，又惡用訓詁為哉？昔孔子既刪《詩》以為經，而又時時雅言以教學者，有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嘗以教其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則是《詩》之為用可以達政事、備問對、資言談可見也。今觀三百五篇而律以諸儒之章旨、訓解，其間言及於政事之施、專對之用、言談之助政不多，有間有一二剟取而施用之亦自有限，不知聖人何故云云也。及考之《大學》《中庸》《孟子》之書，取凡三書所引《詩》言觀之，而又旁及於《禮記》中《學記》《樂記》《表記》《坊記》《緇衣》等篇，與夫《左氏春秋》、劉向《說苑》、《韓詩外傳》諸書一一參考，然後知孔門讀《詩》之法與後世拘於義例而局以訓詁者異焉。曾子述孔子之意作《大學》凡十引《詩》，子思得曾子之傳作《中庸》凡十二引《詩》，孟子學於子思作書七篇凡十二三引《詩》，究其旨義，多與諸儒所訓解之《詩》意不全合，由是以觀聖門教人讀《詩》，必有所授受而出於義例訓詁之外者，三子者相傳必有所自，而左氏之所賦、漢儒之所說，蓋亦非無所因者矣。後之學《詩》者必也本孔、曾、思、孟之所傳，據《論》《學》《庸》《孟》之所引，以為誦《詩》三百之法。是故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性情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本朱子此言以為讀《詩》之常法；《詩》因於事，不遷事以就《詩》，事寓於《詩》，不遷《詩》以就事，不銖銖而析之，不寸寸而較之，取呂氏此言以為用《詩》之活法，夫如此其於孔門學《詩》之法其庶矣乎。雖然，未也，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鳶飛戾天，魚躍於淵」，子思以明上下一理之察，《旱麓》之章旨果若是乎？「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朱子以「敬止」為無不敬而安所止，他日之訓解又何不若是乎？是知讀《詩》之法在隨文以尋意，用《詩》之妙又在斷章而取義也。學者誠以是而求諸三百五篇，則雅無大、小，風無正、變，頌無商、周、魯，苟意會於心，言契乎理，事適其機，或施之政事，或發於語言，或用之出使，與凡日用施為之間，無往而非《詩》之用矣，固不拘拘於義例、訓詁之末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朱熹曰：「小子，弟子也。興謂感發誌，意觀謂考見得失，群謂和而不流，怨謂怨而不怒。人倫之道，《詩》無不備，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臣按：先儒謂《論語》之及《詩》者多矣，而惟此章為備，學者苟於此盡心焉，則有以感發其志意而為善不懈，有以考見其得失而於事無惑，和而不流以處群居之常，怨而不怒以處人倫之變，孝父忠君而於人倫之大者無愧，博物洽聞而於一物之小者不遺。《詩》之為益不既多乎？其為益之多如此，學者所宜盡心也。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麵而立也與。」朱熹曰：「為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麵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臣按：先儒謂《詩》有二《南》，猶《易》有乾坤，學《詩》者自此入，而修齊治平之道皆自此出。此章與誦《詩》三百、小子何莫學夫《詩》，皆明窮經致用之道。
《孟子》：咸丘蒙問曰：「《詩》云『普〈（遍也）〉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循也）〉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字也）〉害辭〈（語也）〉，不以辭害誌，以意逆〈（迎也）〉誌，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獨立之貌）〉遺〈（脫也）〉』，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程頤曰：「舉一字是文，成句是辭。」張載曰：「知《詩》莫如孟子。以意逆誌，讀《詩》之法也。」朱熹曰：「《詩》，《小雅·北山》之篇也。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雲漢》，《大雅》篇名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又曰：「意謂己意，誌謂詩人之志。逆，迎之也，其至否遲速不敢自必而聽於彼也。」《
史記
》曰：古《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
孔穎達曰：「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之言未可信也。」朱熹曰：「三百五篇其間亦未必皆可施之禮義者，但存其實以為鑒戒耳。」程頤曰：「古之人幼而聞歌頌之聲，長而識美刺之意，故人之學田《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之義，後學豈能興起乎？」又曰：「《周南》《召南》如乾坤，二《南》之詩，蓋聖人取之以為天下國家之法，使邦家鄉人皆得歌詠之也。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自齊家始，故先言后妃，次言夫人，又次言大夫妻，而古人有能修之身以化在位者，文王是也，故繼之以文王之詩。」又曰：「學者不可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張載曰：「置心平易然後可以言《詩》，涵泳從容則忽不自知而自解頤矣。」又曰：「求《詩》者貴平易，不要崎嶇。蓋詩人之情性溫厚平易，老成其志，平易故無艱之言，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義理存乎其中，以平易求之則思遠以廣，愈艱則愈淺近矣。」謝良佐曰：「學《詩》者須先識得六義，體麵而諷詠以得之。」又曰：「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言，又將以考其情性，非徒考其情性，又將以考先王之澤。蓋法度禮樂雖亡，於此猶能並得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又曰：「《詩》須諷詠以得之，古《詩》即今之歌曲，今之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卻不然，祇為泥章句故也。」歐陽修曰：「《詩》述商周，自玄鳥生民，上陳稷契，下訖陳靈，千五百年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蟲魚之名，與其風俗、方言、訓詁、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遊酢曰：「學詩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如觀《天保》之詩則君臣之義修矣，觀《唐棣》之詩則兄弟之愛篤矣，觀《伐木》之詩則朋友之交親矣，觀《關雎》《鵲巢》之風則夫婦之經正矣。昔王裒有至性，而子弟至於廢講《蓼莪》，則《詩》之興發善心，於此可見矣。」朱熹曰：「《詩經》全體，大而天道精微，細而人事曲折，無不在其中。」又曰：「《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劉瑾曰：「通三百篇而論其大義，則其喜不至瀆、怒不至絕、怨不至亂、諫不至訐，天時日星之大，蟲魚草木之微，人倫綱常之道，風氣土地之宜，神祇祖考之祀，禮樂刑政之施，凡天人相與之理，莫不畢備於一經之中也。」又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詩》何以興，朱熹曰：「讀《詩》見其不美者令人羞惡，見其美者令人興起。」又曰：「讀《詩》之法，祇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布置，務自立說也。」臣按：真德秀有言：「三百篇雖難曉，今諸老先生發明其義，了然可知，如能反覆涵泳，真可以感發其性情，則所謂興於《詩》者，未嘗不存也。」臣竊以謂，古人教胄子率以樂，今世古樂不存，而所謂《詩》者固三代之遺音也，學校之中、閑居遊息之時，俾其歌詠三百篇《詩》，雖其節奏無傳，然即今鄉飲所歌《鹿鳴》之音調稍諧協之，縱不能皆如古人之全，然亦可以仿佛其萬一也，其於興起感發、懲創之道不為無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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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論《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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