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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經術以為教（上之下）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臣按：此言見於唐玄宗所製《孝經序》，其言本何休《公羊傳序》，序之言則出於緯經《孝經鉤命決》也。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胡安國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金履祥曰：「《春秋》起隱公元年己未之歲，止哀公十四年庚申，凡二百四十二年。」又曰：「魯舊自有《春秋》，東遷之後書法失周公製作典禮之意，善惡是非不明，雖弑逆之變亦多不書，其實使為臣者不知此義陷於弑逆之罪而不覺，為人君者不知此義前後有讒賊而不見，故孔子因魯史之舊而修之，使是非褒貶昭然可見，因此而鑒戒明，亂臣賊子懼，致治之法可垂萬世，故謂之作。」臣按：孔子曰「吾志在《春秋》」，是則《春秋》一書誠聖人志向之所在也。聖人之志在於尊王，然有其德而無其位，雖欲尊王將何以行其志哉？於是假魯史作《春秋》以伸吾之志，是以一書之中，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凡所書者無非寓吾尊王之志，而後之訓釋者不知聖人之志之所在，因一事而為一說，非聖人誌矣。惟孟子受學孔子之孫，獨得聖人之志於書法之中，而為之言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即此一言解此一書，聖人之志昭然明白於天下後世矣，諸儒紛紛之說可一洗之。
又曰：「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張栻曰：「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者，亂臣賊子之情偽畢見而討絕之法著焉，施於萬世皆無所遁其跡故也。」臣按：亂臣賊子之所以懼者，以其所行所為悖天子之典禮、犯天子之刑憲也。
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朱熹曰：「王者之跡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為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春秋之時，五伯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已，所謂『筆則筆，削則削，遊、夏不能讚一辭』者也。」尹焞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臣按：《詩》以言志，《春秋》以紀事，理雖同而體製則異也。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豈繼《詩》之具哉？而孟子以是為言，而解者曰「《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夫雅者王者燕享會朝之詩，《春秋》所紀者豈其倫哉？然謂王者跡熄而《詩》亡，謂之跡則似有所指之處，非泛言也。臣竊意以為，先王盛時，諸侯歲朝於天子，考禮正刑以一其德，天子於是考之正之而加賞罰焉。諸侯既朝之後，天子五年一巡守，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其君德之善否、其國政之得失、其民風之美惡見於民俗歌謠之間者皆得以上聞，或刺或美，天子因之而施黜陟、刑賞之典焉。至於周衰，諸侯不復朝覲，天子不復巡守，太師不復采詩，而民間之美刺不復上聞，天子之賞刑不復施於列國矣，所謂《詩》亡也。孔子乃假魯史以作《春秋》，因諸侯之行事加以筆削之公，而寓天子刑賞之意焉。蓋《詩》列十有一國之風，《春秋》亦紀二十有三國之事；《詩》有美刺，《春秋》有褒貶，此《春秋》之作所以繼於《詩》亡之後也歟？或曰平王四十九年《春秋》始作，然《柏舟》《碩人》等詩皆平王以後之作，焉得謂之《詩》亡？曰是時詩雖作於民間，而不采之以聞於天子，有亦如無，雖謂之亡可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朱熹曰：「《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臣按：《春秋》，天子之事也。諸侯有罪，天子正之，義也；天子不自征，命諸侯征之，亦義也。以諸侯伐諸侯而不稟命於天子，則非義矣，此《春秋》所以作也。
《左氏傳》
〈
（成公十四年）〉
：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辭微）〉而顯〈（義顯）〉，誌〈（記也）〉而晦〈（謂約言以記事，事敘而文微）〉，婉〈（曲也）〉而成章〈（篇也）〉，盡而不汙〈（謂盡其事實無所汙曲）〉，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穀梁傳》曰：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莊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議而不辨。」司馬遷曰：「餘聞之董生，周道廢，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去聲）〉，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毫厘，謬以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逆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蘇軾曰：「孔子因魯史記為《春秋》，一斷於禮，凡《春秋》之所褒者禮之所與也，其所貶者禮之所否也，《記》曰：『禮者所以別嫌、明微、定猶與也，而《春秋》一取斷焉。』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不能決者，皆至於《春秋》而定，非定於《春秋》，定於禮也，故太史公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臣按：程頤亦曰：「禮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聖人恐人之入夷狄也，故《春秋》之法極謹嚴，所以謹嚴者，華夷之辨尤切切也。」王通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舍則無所折衷矣。」又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韓愈曰：「《春秋》謹嚴。」又曰：「孔子之作《春秋》，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程頤曰：「《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韓子之言深得其旨。」周惇頤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程頤曰：「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斷例始見法之用。」又曰：「五經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乃窮理之要。」又曰：「《春秋》傳為案，經為斷。」又曰：「以傳考經之事跡，以經別傳之真偽。」又曰：「自伏羲、堯、舜曆夏、商以至於周，或文或質，因襲損益，其變既極，其法既詳，於是孔子參酌其宜以為百王法度之中、製，此其所以《春秋》作也。頤作《春秋傳序》曰：夫子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奧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耳，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遊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臣按：程頤謂「學《春秋》者必優遊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杜預序《左傳》亦曰：「優而柔之使自休之，饜而飫之使自趣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二子之言前後相契，是誠讀書之法，非但《春秋》也。然《春秋》聖人所親筆者，其用意尤深，必如此玩味之然後有所得而造其微也。
張載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為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臣按：公羊、穀梁、左丘明雖及見孔子而不能盡知孔子所以作經之大意，惟孟子以亞聖大賢之資，從學孔子之孫，得其家傳而知其大指所在。張載謂惟孟子為能知之，觀其所謂「《春秋》，天子之事」一言可見，其所知非諸儒所及，諸儒千言萬語皆不出乎此也。
邵雍曰：「《春秋》皆因事而褒貶，非有意於其間，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又曰：「《春秋》為君弱臣強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又曰：「聖人之經，渾然無跡如天道焉，《春秋》錄其事而善惡形於其中矣。」又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過而學《春秋》，則大意立矣。」又曰：「五伯功過不相掩，聖人先褒其功後貶其罪，故罪人有功亦必錄之。」楊時曰：「《春秋》正是聖人處置事處，他經言其理，此經言其用，理既明則其用不難知也。」胡宏曰：「天理人欲莫明辨於《春秋》，聖人教人消人欲復天理莫深於《春秋》。」李侗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胡安國曰：「《春秋》為誅亂臣賊子而作，其法尤嚴於亂賊之黨。」又曰：「通於《春秋》然後能權天下之事。」又曰：「《春秋》之文有事同則詞同者，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詞異則其例變矣。是故正例非聖人莫能立，變例非聖人莫能裁，正例天地之常經，變例古今之通誼，惟窮理精義，於例中見法、法外通例者，斯得之矣。」安國《春秋傳序》曰：「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跡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為己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己所當敘；五禮弗庸，己所當秩；五服弗章，己所當命；五刑弗用，己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己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又曰：「《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朱熹曰：「《春秋》以形而下者說上那形而上者去。」又曰：「《春秋》皆亂世之事，聖人一切裁之以天理。」又曰：「周衰，王者之賞罰不行於天下，諸侯強陵弱、眾暴寡，是非善惡由是不明，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夫子因魯史而修《春秋》，是是而非非，善善而惡惡，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又曰：「《春秋》大指，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字字有義也。」又曰：「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善惡自見。」又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春秋》之大指也。」又曰：「《春秋》本明道正誼之書，後人止較齊晉伯業優劣，反成謀利，大義晦矣。」又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祇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往往不曾講學。公、穀考事甚疏，然義理卻精，二人乃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都不曾見國史。」張栻曰：「《春秋》即事而明天理，窮理之要也。觀其書，取其大義數十，斷為定論而詳味其抑揚、子奪、輕重之宜，則有以權萬變矣。」吳澂曰：「子朱子云：『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讀《春秋》者其亦可以是求之矣。」臣按：孔子刪述六經，其五者皆述前代帝王之作，因其已成之典籍刪而修之者也，惟《春秋》一經乃聖人親手筆削，凡其平生之心術誌意皆聚於一書之中。學者於五經皆當究心，而於此經尤當加意焉。是故天不可測矣，因其運行而測其妙；地不可窺矣，因其生物而窺其大；聖人之心不可求矣，因其跡而求其心，因其用而求其體。《春秋》之經，聖人之跡，而所以權衡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者，其用也即是以求聖人，而聖人全體大用於是乎在矣。
〈
（以上論《春秋》）〉
《禮記》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
朱熹曰：「經禮三百，便是《儀禮》中士冠禮、諸侯冠禮之類，此是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屍、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小目，有三千條。」臣按：經禮謂經常之禮，如冠、昏、喪、祭、朝覲、會同之類；曲禮，委曲之禮，如行禮有進退、升降、俯仰、揖遜之類。《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朱熹曰：「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漢志》曰：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制，故曰經禮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逾越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
韓愈曰：「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之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耶？」真德秀曰：「韓子可謂好古矣，然以為於今無所用，則亦考之未詳也。」朱熹曰：「禮書如《儀禮》尚完備於他書。」又曰：「《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又曰：「《儀禮》，經也；《禮記》，傳也。」又曰：「《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禮，莫不皆然。」又曰：「《儀禮》雖難讀，然倫類若通，則其先後彼此展轉參照，足以互相發明，久之自通貫也。」臣按：朱熹子在跋其書曰：「《儀禮》之為書也，於奇辭奧指中有精義妙道焉，於纖悉曲折中有明辨等級焉，不惟欲人之善其生，且欲人之善其死，不惟致嚴於冠、昏、朝聘、鄉射，而尤嚴於喪、祭。後世徒以其推士禮而達之天子，以為殘闕不可考之書，徐而觀之，一士也，天子之士與諸侯之士不同，上大夫與下大夫不同，等而上之，固有可得而推者矣。」楊復曰：「朱子既修家鄉、邦國、王朝禮，以喪、祭二禮屬門人黃氏，成章十有二卷，大哉書乎！秦漢而下未有也。近世以來儒生習誦，知有《禮記》而不知有《儀禮》，今因其篇目之僅存者為之分章句、附傳記，使條理明白而易考，後之言禮者有所據依，不至於棄經而任傳，違本而逐末。」臣按：古禮之傳於世也有三，《儀禮》《禮記》《周禮》也，後世欲復古禮者必自《儀禮》始，然《儀禮》止有士大夫禮而無有所謂天子禮者，必合彼二禮與他書有及於禮者，然後成全體焉。朱子自輯家鄉、邦國、王朝禮，其餘以付其門人黃幹、楊復，僅以成書，名曰《經傳通解》，然世有欲復古禮者，尚有考於斯書。
〈
（上以論《儀禮》）〉
《文中子》曰：先師
〈
（謂孔子）〉
以王道在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又曰：吾視千載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為政有持循。
臣按：《周禮》一書經制大備，後之為政有所持循，王通之言真得其要矣。自有此書以來，未有能用之者，假而用之者王莽也，輕而用之者蘇綽也，誤而用之者王安石也，至於善用之者則未見其人焉。通謂執此以往專欲用之，竊恐時異勢殊，官政事體、民情土俗不能皆如古，惟精擇其切要者而審行之，以此為持循之則，則可矣。必執其書而一按其制，其流極之弊，安知其不與三子同歸乎？
唐太宗曰：「《周禮》真聖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誠哉言乎！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唐書》曰：《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先聖極由衷之典，法天地而行教化，辨方位而敘人倫，其義可以幽讚神明，其文可以經緯邦國、備物致用，其可忽乎？
臣按：王通，人臣也，執此以往固可見之空言。若夫太宗，人君也，居可致之位、有可為之勢，又當開國創業之初，所謂「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政是可以有為之時也，乃亦付之浩歎，發為空言，所謂說而不繹者歟？
程頤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朱熹曰：「程子謂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度，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到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為王莽矣。」臣按：若程、朱二氏言，則《周官》終無可行之時。須必正身齊家以為之本，則本原其意，持循其制，參酌其宜，以立為一代之法度，持守之堅，積累之久，然後能薰蒸洋溢於天下，使無一人一物不被其化。若必待天下薰蒸洋溢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竊恐極天地混沌，終無可行之期矣。
頤又曰：「《周禮》一書，周公致治之大法在其中，須知道者觀之可決是非也。」張載曰：「《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增入者，如盟詛之類必非周公之意。」臣按：朱熹言「周公當時立下此法卻不曾行得盡，方是個草本」，而孫處亦言「周公之為《周禮》亦猶唐之顯慶、開元禮也，唐人預為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實未嘗行也。惟其未經行，故僅述大略俟其臨事而損益之」。噫，臨事損益之一言，非但周公作書之本意，乃後人用《周禮》之活法也。以《周官》制度為持循之本而又因時隨事以損益之，孰謂《周官》不可行於後世哉？
楊時曰：「《周官》之書，先王經世之務也，不可不講。」朱熹曰：「《周禮》乃周家盛時聖賢製作之書。」又曰：「《周禮》一書，周公立下許多條貫，皆是從廣大心中流出。」又曰：「《周官》編布精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熹又曰：「比閭族黨之法，正周公建太平之基本，一如棋盤相似，枰布定後棋子方有放處。此書大綱是要人主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使天下之民無不被其澤，又推而至於鳥獸草木，無一不得其所而已，不如是不足以謂之裁成輔相，參讚天地。」熹又言於其君曰：「竊見《周禮·天官·塚宰》一篇，乃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處。欲知三代人主正心誠意之學，於此考之可見其實。」臣按：朱熹又謂五峰胡氏以《周禮》為非周公致太平之書，謂如天官塚宰卻管甚宮閫之事，其意祇是見後世宰相請托宮閫、交結近習，以為不可。殊不知此正人君治國平天下之本，蓋宮中、府中宜為一體，凡夫人君之供奉用度，一一皆關白外朝之大臣，則人君固有所憚而不肯為非禮，而左右嬖幸之臣亦有所畏忌而不敢以非禮導其上也。所以格人君非心之萌而致於無過之地，莫切於此，謂此為三代人君正心誠意之學，豈不信然？
范祖禹曰：「天地有四時，百官有六職，天下萬世備盡於此，如網之在綱、裘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苟舍《周官》，未見其可。」臣按：自有《周官》以來，六典之設惟見於我朝，前代雖設六部而宰相之官則未嘗廢也。
呂祖謙曰：「先王之教天下，未始有精粗本末之間也，夫朝不混市、野不逾國、人不侵官、後不敢以奸王之權、諸侯不敢以僭天子之制、公卿大夫不牟商賈之利，六卿九牧相屬而聽命於三公，彼皆民上也，而尺寸法度不敢逾，一毫分守不敢易，所以習民於尊卑等差階級之中，消其逼上無等之心，而寓其道德之意。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賤不亢貴，卑不逾尊，舉一世之人皆安於法度分守之內，誌慮不易，視聽純一，易直淳龐而從上之令。父詔其子、兄授其弟、長率其屬，何往而非五禮、五樂、三物、十二教哉？方位國野、設官分職，何往而非以為民極哉？嘗讀晉之《國語》，每歎絳之富商韋藩木楗過朝之事，以為富商之饒於財，使之澤其車而華其服非不足也，而必易車服於過朝之際，不敢與士大夫混然無別焉。民誌之定而中道之存，成王、周公之遺化固隱然在此也。」臣按：《周禮》一書或以為周公作，或以為非，或謂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陰謀之書，或謂漢儒傳會之說，或謂末世瀆亂不經之書，或作七論七難以排之，朱熹曰：「後人皆以《周禮》非聖人書，其間細碎處雖可疑，其大體直是非聖人做不得。」又曰：「謂是周公親筆做成固不可，然大綱卻是周公意思。」由是觀之，其是與非昭然明白矣。夫自三皇五帝以來，順風氣之宜，因時勢之常，制為法度，以為民立極，一代有一代之制，蓋至周公思兼前王，監視往代，集百聖之大成，立一代之定制，密察而詳，悉曲而嘗，盡而不迂，有以通天下之理、成天下之務、周天下之變，此周公作書之旨也。然而其制度多與他書所載者有不盡合焉者，何也？古人有言，《周禮》一書有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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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司馬之類）〉，有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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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人、匠人之類）〉，有互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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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等品舉之類）〉，有兼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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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孤不備數，教官無府、史、胥、徒）〉，有豫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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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千里封公四、封侯八、伯十一之類）〉，有不常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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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采方相氏之類）〉，有舉其大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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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兩為卒之類）〉，有副相副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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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卿至下，士各隨才高下同治此事）〉，有常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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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法象魏之類）〉，有不常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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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民詢國遷之類）〉
。今觀諸經，其措置規模不徒於弼亮天地、和洽神人，而盟詛讎伐，凡所以待衰世者無不備也；不徒以檢柅君身，防絕禍患，而米鹽絲枲，凡所以任賤役者無不及也。使之維持一世則一世之人安，維持百世則百世之人安，維持千萬世則千萬世之人安。詒謀燕翼，後世豈無僻王，皆賴前哲以免，則周公之用心也，所謂兼三王、監二代，盡在於是。是書之作於周公，與他經不類，《禮記》就於漢儒，則《王制》所說朝聘為文襄時事，《月令》所說官名為戰國間事，曾未若《周禮》之純乎周典也。由此言觀之，則凡後儒疑《周禮》細碎者可以灑然矣，若夫後世用之而往往取敗者，豈是書之過哉？不善用之者過也。觀夫成周享國八百年之久，其末也，周之地不大於邾、莒，一介弁髦，蕞然擁虛器而立於強諸侯之上，環而顧之，皆莫敢萌非分之心，獨何所畏哉？周公之制有以維持之也，此用《周禮》之明效也，彼新莽、荊舒假此以濟其私，烏可因咽而廢食。
吳澂曰：「按周公相成王，建六官、分六職，禮樂政事粲然大備，即其設位言之則曰《周官》，即其制作言之則曰《周禮》。周衰，諸侯惡其害己，滅去其籍，秦孝公用商鞅，政與《周官》背馳，始皇又惡而焚之。漢河間獻王好古學，購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上之，藏於秘府。哀帝時劉歆校理秘書，始著於《錄》《略》，然《冬官》久亡，以《考工記》補之。《考工記》乃前世能識古制者所作，先儒皆以為非，惟歆獨識之，而五官亦復錯雜，傳至於今，莫敢是正。今本《尚書》以考之，《周官》一篇成王董正治官之全書也，執此以考《周禮》之六官，則不全者可坐而判也。夫塚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執此以考天官之文，則其所載非統百官、均四海之事可以知其非塚宰之職也；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執此以考地官之文，則其所載非敷五典、擾兆民之事可以知其非司徒之事也；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執此以考春、夏二官，則凡掌邦禮、邦政者皆其職也，舍此則非其職；司寇掌邦禁、詰奸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執此以考秋、冬二官，則凡掌邦禁、邦土者皆其職也，舍此則非其職。是故天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內史、司士之類，亦有他官之文雜在天官者，如甸師、世婦之類；地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大司樂、諸子之類，亦有他官之文雜在地官者，如閭師、柞氏之類；春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封人、大小行人之類，亦有他官之文雜在春官者，如御史、大小胥之類；夏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銜枚氏、司隸之類，亦有他官之文雜在夏官者，如職方氏、弁師之類；至如掌祭之類，吾知其非秋官之文；縣師、廛人之類，吾知其為冬官之文。緣文尋意以考之，參諸經籍以證之，何疑之有？」臣按：自《周禮》出於漢，六官而亡其一，世儒以《考工記》補冬官亡，未始有異議者。宋淳熙中，俞庭椿始著《復古編》謂司空之篇實雜出於五官之屬，且因司空之復，而六官之訛誤亦遂可以類考。嘉熙間王次點復作《周官補遺》，元泰定中丘葵又參訂二家之說以為成書，吳澂作《三禮考注》，首以是言，且謂冬官未嘗亡，而地官之文實亡也。由是以觀，則冬官本未嘗亡，所亡者冬官首章，所謂「惟王建國」，至「以為民極」二十字，及「乃立冬官司空」至「邦國」二十字，及大司空之職、小司空之職二條，亦如《虞書》之《舜典》實未嘗亡，特失其「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耳。雖然，自隋唐以來立為六部，率以學校屬禮部、財賦屬戶部，行之實亦良便，後世有誌復古以至太平者，師周公之意而不泥其故跡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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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周禮》）〉
以上本經術以為教（上之下）本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
公有领域，因为作者逝世已经遠遠超过1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