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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好尚以率民
《尚書·君陳》篇：王若曰：「爾惟風，下民惟草。」蔡沈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君陳克由周公之訓，則商民亦由君陳之訓矣。」臣按：此成王命君陳代周公尹東郊策命之辭，孔子答季康子之問其言本諸此。風譬則君也，草譬則民也，風之為氣勁而力，草之為物柔而弱，以勁而有力之風而加諸柔弱之草，其偃仆之易且速可知矣。人君之居上也其轉移之勢豈止於風，而民之處下也其隨順之形則甚於草矣。人君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則其感孚之妙、轉移之易、順從之速，其猶風之於草，有莫知其然而然矣。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於大猷。
蔡沈曰：「言斯民之生，其性本厚，而所以澆薄者以誘於習俗而為物所遷耳。然厚者既可遷而薄，則薄者豈不可反而厚乎？反薄歸厚，特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為爾。民之於上，固不從其令而從其好，《大學》言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亦此意也。敬典者，敬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道也。在德者，得其典常之道而著之於身也。蓋知敬典而不知在德，則典與我猶二也，惟敬典而在德焉，則所敬之典無非實有諸已，實之感人捷於桴鼓，所以時乃罔不變而信升於大猷也。」臣按：人之生也，其性本有善而無惡，有善故其有生之初無不厚也，逮夫有生之後蔽於外物、誘於習俗，於是乎其厚者始變而薄矣。然向者其所得於天之本然者則固淳如也，在上者誠能敬典而在德，於凡所謂人倫之常道兢兢焉敬恭之而不忽，皆必實而有諸已，凡吾所令於民以為政教者即吾所好以為典常者也，則吾之一身周旋動履於大道之中，由是得於聽聞觀感之下者莫不遷善而改過，變惡以為美、化頑為仁、反薄歸厚，蕩蕩平平皆升進於大道之中無反無側矣。
《君牙》篇：王若曰：「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蔡沈曰：「教之本在君牙之身正也、中也，民則之體而人之所同然也。正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孔子曰：『予率以正，孰敢不正。』周公曰：『率自中。』」臣按：此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之誥命。
《詩序》曰：《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
〈
（小曰羔）〉
羊
〈
（大曰羊）〉
也。羔羊之皮
〈
（所以為裘）〉，素
〈
（白也）〉
絲五紽
〈
（以絲飾裘之名）〉，退食
〈
（退朝而食於家）〉
自公
〈
（從公門而出）〉，委蛇委蛇
〈
（自得之貌）〉
」。
朱熹曰：「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臣按：先儒謂此詩為文王作人之效如春風和氣，所在生輝，故人才之所成就，驗諸在野則赳赳之武夫、公侯腹心，觀諸在朝則委蛇之大夫節儉正直。此文王之化不可以淺深遠近論者也，然則人君一身為風化之本，烏可不慎其所自出哉？
又曰：《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植，綍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朱熹曰：「文王之化始於《關雎》而至於《麟趾》則其化之入人者深矣，形於《鵲巢》而及於《騶虞》則其澤之及物者廣矣。蓋意誠心正之功不息而久，則其薰蒸透徹、融液周遍，自有不能已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故序以《騶虞》為鵲巢之應，而見王道之成其必有所傳矣。」陳鵬飛曰：「始於《鵲巢》之夫婦而人倫正，中於《羔羊》之君臣而朝廷治，人倫既正、朝廷既治，使天下皆被文王之化而有騶虞之仁心，則王道成矣。《禮記·坊記》：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吳澂曰：「言人子善稱親、過稱已則民化之，皆興起而孝於親。」子曰：「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鄭玄曰：「長民，謂天子諸侯也。」葉夢得曰：「老近於親也，近者猶敬於上，則親者民必知孝於下。」《緇衣》：子言之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呂大臨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易事者以好信故也，易知者以用情故也。若上以機心待民，則民亦以機心待其上，奸生詐起，欲刑之不煩不可得矣。」劉彝曰：「上難事則下難知，上易事則下易知，好惡悖於上，喜怒失其常，於是有匿其誠信以為容悅者、屈其忠直以為阿諛者、包其禍心以為詐偽者，苟可以罔上而免其咎罰者，奚所弗至哉？為下如是，可謂難知也。」臣按：上下之分雖殊而人心之理則一，上之人有偏心難事也、有褊心難事也、有私心難事也、有忌心難事也、有疑心難事也、有欲心難事也，下之人深情者難知也、厚貌者難知也、巧言者難知也、令色者難知也、陰私者難知也、隱忍者難知也、藏機者難知也、蓄奸者難知也。為人上者知吾之位尊而權重，人敬憚畏避之不暇，必和顏悅色以待人，開心見誠以示人，傾心輸意以用人，平心易氣以與人，寬仁大度以容人，至誠惻怛以恕人，則在我者易於事矣。知人之難知也，推誠以待之，因事以試之，如孔子所謂「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又如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則人之難知者亦易於知矣。大抵知人則哲，雖堯猶以為難，下之人誠不易知也，上之人苟能一待之以誠而不藏機蓄智以為牢籠駕馭之術，則在我者易事而在彼者不難於知矣，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願，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詩》作「邦」）〉作孚。』」陳澔曰：「《緇衣》，鄭國風，美鄭武公之詩。《小雅·巷伯》，寺人刺幽王之詩。《大雅》，《文王》之篇。」呂大臨曰：「好賢必如《緇衣》之篤則人知上之誠好賢矣，不必爵命之數勸而民自起願心以敬上；惡惡必如《巷伯》之深則人知上之誠惡惡矣，不必刑罰之施而民自畏服。文王好惡得其正而一出乎誠心，故為天下之所儀刑，德之所以孚乎下也。」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陳祥道曰：「言之化人也淺，故不從其所令；行之感人也深，故從其所行。好惡出於正則彼皆從而正，好惡出於非則彼皆從而非，猶表端而影端、表枉而影枉也，故謂民之表。」馬耇孟曰：「令者令之於民，行者行之於己，其所行者若此、其所令者若彼，民不從其若彼之令而從若此之行，則是上之好惡下之所取以為正而不可以不慎也。」臣按：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焉者矣，甚者甚於君也。林林之眾、蠢蠢之民無所知識，見上之所好者在此則從而趨赴之、仿效之，始雖一二而終至於千萬，始雖涓滴而終至於滔天，所謂甚焉者如是。噫，人君之好尚起於一念之偏私、頃刻之順適，而不知天下之人從風而靡，遂因之而成風俗，或以之而致亂亡，然則君人者其好尚可不謹哉？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誌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陳澔曰：「章誌者明吾好惡之所在也，貞教者身率以正也。所誌所教莫非尊仁之事，以此為愛民之道，是以民皆感其子愛之心，致力於行己之善，而悅其上如子從父母之命也。」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方愨曰：「民以君為心者言好惡從於君也，君以民為體者言休戚同於民也。體雖致用於外然由於心之所使，故曰心好之身必安之；心雖為主於內然資乎體之所保，故曰心以體全亦以體傷。」陳祥道曰：「體從心者也，民從君者也，故上臨之以莊則下亦舒矣，上臨之以肅則下亦敬矣。心以體率，心不在焉則視而弗見、聽而弗聞，豈非心好之身必安之之謂乎？君所以率民者也，君好仁則下莫不仁，君好義則下莫不義，苟君不為之則民無從焉。體衛心者也，體全則心與之全，體傷則心與之傷，故曰心以體全亦以體傷。民衛君者也，民歸之然後可以君，天下民去之則亦不能以獨君矣，故曰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臣按：《緇衣》此篇即心體相須以喻君民相資之意，以見肢體之運動皆由心神之主使，亦猶庶民之休戚皆由君上之好惡也。然肢體之運動，心神固資之以為榮衛，然而運動之極至於疲廢而痿痹焉，則人心之神亦因之而傷損矣。人民之供役，人君固資之以為奉養，然而役使之過至於貧苦而怨叛焉，則人君之國亦因之而喪亡矣。所謂君以民存亦以民亡，此二言者為人上者宜常書於座右以為朝夕之儆，以比丹書之戒焉。
《春秋左氏傳》：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孔穎達曰：「所好必善，所惡必惡，在上者所好所惡不有過愆，則下民知所適歸，言皆知歸於善也。」臧武仲曰：「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何禁乎？」陸贄曰：「凡上之所為以導下也，上所不為以檢下也。上所不為而下或為之，然後可以設峻防、置明辟；若上為之而下亦為之，固其理也，又何禁乎？」臣按：武仲此言雖為季武子而發，然萬世之下居人上者立法制、明禁令，必先有諸己然後為之，夫然則所令無不行、所禁無不止矣。苟徒知責人而不知責己，是豈《大學》絜矩之道哉？
《論語》：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朱熹曰：「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己，孝於親、慈於眾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為善。」張栻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臣按：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謂之使者是有意於毆使其民也。聖人答之以莊、孝慈及舉善、教不能，而加之以則之一辭，蓋謂在上者能如此臨之以莊而孝而慈而舉善、教不能，則民自有如此感應，初非有所使亦不待於使而然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范祖禹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臣按：《書》曰「表正萬邦」，上者表也，下者影也，表正則影正矣。先儒謂政之所以得名，以其能以正己者正人也，己不能正焉能正人哉？居人上者誠能以正存心、以身率先天下，則近而群臣、遠而萬民，孰敢以不正哉？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朱熹曰：「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臣按：非其有而取之，盜也，非獨謂貨財，凡吾之所不當有者而有之皆是盜之事。康子患人盜他人所有之貨物而欲弭之，聖人告之以不欲。所謂不欲者，凡吾所嗜好用度，苟理之不可為、義之不當為、分之不得為而恃吾之勢以多取之、乘吾之力以強劫之、恣吾之材以妄為之，皆是盜也。吾為大盜而禁小民之不為小盜，豈理也哉？所謂雖賞之不竊，乃假設之言。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朱熹曰：「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尹焞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張栻曰：「在上者志存於殺，則固已失長人之本矣，烏能禁止其惡乎？欲善之心純篤發見於政教之間，則民將率從丕變，如風之所動，其孰有不從者？然則民之所以未之從者，則吾欲善之誠不篤而已。」臣按：人君之於民，如天地之於物、父母之於子也，天地生物、父母生子，惟恐不得其所而夭閼其生生之理而或至於傷其生。君之於民，當體天地、父母之心，庶幾盡君之道也。是故人君之於民，賢者則保恤之，不肖者則哀憐之，養之教之、懲之戒之，至於再至於三，不得已而後加之刑焉。而刑亦有等第，非至於逆天理、敗人倫不加之以極刑也。康子乃欲殺無道以就有道，夫道有諸己然後可以責人，吾居人之上，所謂道者或出或入焉，乃欲責下之人無道而殺之，又何以知其為無道也？聖人告之以子欲善而民善，欲其反諸身而自盡其道也。所謂善者天理之公、人道之正，純粹而無惡者也，我有是善人亦有是善，上以善而自為則下之人同有是善者，亦感發而興起矣。
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繈〈（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負其子而至矣。」朱熹曰：「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臣按：在己者皆盡其道則在下者各以類而應之，所謂正己而物正者也。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謝良佐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輔廣曰：「上好禮則品節分明而誠意退遜，故觀感於下者亦皆安己之分、聽上之命而易使。」《大學》：《詩》云：「樂隻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朱熹曰：「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又曰：「君子有絜矩之道，故能以己之好惡知民之好惡，又能以民之好惡為己之好惡也。夫好其所好而與之聚之，惡其所惡而不以施焉，則上之愛下真猶父母之愛其子矣，彼民之親其上豈不亦猶子之愛其父母哉？」臣按：先儒謂愛民之道不過順其好惡之心而已，大約民所好者飽暖安樂、所惡者饑寒勞苦，使民常得其所好而不以所惡之事加之，則愛民之道也。雖然上下之分雖殊，好惡之情則一，民之所好惡者即吾之所好惡者也，因己之所好惡而知人之所好惡，又以民之所好惡而為己之所好惡焉，非真心於愛民而以父母斯民為心者，能若是乎？苟為不然，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不獨用人為然。
《詩》云：「節〈（截然高大貌）〉彼南山，維石岩岩，赫赫師尹，民具〈（俱也）〉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
〈
（偏也）〉
則為天下翽矣。
朱熹曰：「《詩》，《小雅·節南山》之篇。師尹，周太師尹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為天下之大翽矣。」臣按：先儒謂傳引二詩以明為人上者民所共仰，則其好惡當與民同之，苟徇一己之偏私焉，則逆人心之所同而為天下之所戮矣。蓋上人者下人之所瞻仰者也，民有不平賴以平之，民有不公賴以公之，而上之人先以不平、不公自居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是謂拂人之性、逆人之情，雖其位高勢重，一時無如之何，雖未必至於戮而有可戮之理。噫，為人父母者而不能盡父母之道而為天下之大戮，亦惟於好惡之公與偏而已，可不謹哉。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朱熹曰：「張氏謂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臣按：此章即君道以明感化之機，蓋有堯、舜之君則有堯、舜之民，有桀、紂之君則有桀、紂之民，苟所行者桀、紂之事而求堯、舜之治，無此理也。人君行仁義而下之人逆天悖理以不仁不義應之，天理昭昭亦不之容也，不久旋即淪敗，自古及今無不然者，是以人君為治必存仁義之心以行仁義之政。
漢章帝時，馬廖上疏曰：「昔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結〈（與髻同）〉，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素簡所安發自聖性，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神明可通，況行令乎？」臣按：廖所謂百姓從行不從言，是誠識治化之體、風化之原者也。是言也，始於成王命君陳曰「違上所命，從厥攸好」，《大學》所謂「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禮記》謂「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皆此意也。蓋人君一身風化之本原，而京師者又風化始出之地，君人上者誠能正身齊家而不為非禮非義之事，而於京師首善之地於凡事之營為、物之創造有不合於禮、不當於義者，一切禁革而惟古初之是式、禮義之是程，苟有違焉必加以罪並坐其監領之官、製造之工，不但己也。後世世主其所頒之律令格式非不嚴而謹也，然而能行之於暫而不能久者何也？上之人既不能率先以身，以故貴近者仿效而先犯之，然後天下從風而靡焉。所謂百姓從行不從言，豈不信哉？
第五倫又言於章帝曰：「諸王主貴戚驕奢逾製，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臣按：第五倫言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是即《大學》所謂「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者也，是故人君既正身修德、躬行節儉，以身示教為天下先，復立為制度、嚴為禁令，以戒飭夫妃嬪宗戚之屬、左右侍御之臣，內而朝著、近而京邑，使各安其分守，不得越禮逾製，則天下靡然從其化而不敢犯矣。苟徒責人而不責己，限疏而不限親，禁遠而不禁近，耳目所及者則若罔聞知，而於郡縣之遠、閭裏之間乃詳為之制、嚴為之法，則亦虛費文移，徒掛牆壁而已，安能戢其泛泛之心、杜其呶呶之議而革其靡靡之俗哉？
以上謹好尚以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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