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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儒術
洪武元年
二月丁未，詔以太牢祀先師孔子於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使行，太祖謂之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並，故後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修其祀事。朕今為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今既釋奠國學，仍遣爾修祀事於闕里，爾其敬之。」 四月戊申，元國子監祭酒孔克堅來朝。先是，大將軍徐達至濟寧，克堅稱疾，遣其子希學見達於軍門。達送希學赴京，希學奏言：「臣父久病不能，令臣先入見。」太祖乃以敕往諭之曰：「朕聞爾祖孔子垂教於世，扶植綱常。孔子非常人等也，故歷數十代，往往作賓王家，豈獨今日哉？胡元入主中國，蔑棄禮義，彜倫攸斁，天實厭之，以喪其師。朕率中土之士，奉天逐胡，以安中夏，以復先王之舊。雖起自布衣，實承古先帝王之統。且古人起布衣而稱帝者，漢之高祖也。天命所在，人孰違之？聞爾抱風疾，果然否？若無疾而稱疾，則不可。諭至思之。」會克堅亦自來朝，行至淮安，遇敕使，拜命惶恐，兼程而進。既至，召對謹身殿。太祖從容慰問：「爾年幾何？」克堅對曰：「臣年五十有三。」太祖曰：「爾年雖未耄，而疾嬰之，今不煩爾官。但爾家先聖之後，為子孫者不可以不務學。朕觀爾子資質溫厚，必能承家，爾更加誨諭，俾知進學，以振揚爾祖之道，則有光於儒教。」克堅頓首謝。即日賜宅一區，馬一匹，月給米二十石。又明日，復召至諭之曰：「爾祖明先王之道，立教經世，萬世之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實有賴焉。故爾孔氏高出常人。常人且知求聖賢之學，況孔氏子孫乎？爾宜勉爾族人，各務進學。」因顧謂羣臣曰：「朕不授孔克堅以官者，以其先聖之後，特優禮之，故養之以祿而不從之以事也。」洪武二年
四月己巳，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令入學。太祖諭之曰：「人有積金，必求良冶而範之，有美玉，必求良工而琢之。至於子弟，有美質，不求明師教之，豈愛子弟不如金玉耶？蓋師所以模範學者，使之成器，因其才力，各俾造就。朕諸子將有天下國家之責，功臣子弟將有職任之寄，教之之道，當以正心為本，心正則萬事皆理矣。茍導之不以正，為眾欲所攻，其害不可勝言。卿等宜輔以實學，毋徒效文士記誦詞章而已。」洪武六年
九月庚戌，詔禁四六文詞。先是，太祖命翰林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為法者，翰林諸臣以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及韓愈《賀雨表》進，太祖命中書省臣錄二表，頒為天下式。因諭羣臣曰：「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詞質實不華，誠可為千萬世法。漢魏之間，猶為近古。晉宋以降，文體日衰，駢麗綺靡，而古法蕩然矣。唐宋之時，名儒輩出，雖欲變之，而卒未能盡變。近代制誥表章之類，仍蹈舊習。朕嘗厭其雕琢，殊異古體，且使事實為浮文所蔽。其自今凡告諭臣下之詞，務從簡古，以革弊習。爾中書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洪武十四年
三月辛丑，頒《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太祖謂廷臣曰：「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也。夫《五經》載聖人之道也，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無。人非菽粟布帛，則無以為衣食。非《五經》《四書》，則無由知道理。北方自喪亂以來，經籍殘缺，學者雖有美質，無所講明，何由知道。今以《五經》《四書》頒賜之，使其講習。夫君子而知學，則道興；小人而知學，則俗美。他日收效，亦必本於此也。」洪武十五年
五月乙丑，太祖詣國子監謁先師孔子，釋菜禮成，諭學官曰：「中正之道，無逾於儒。上古聖人不以儒名，而德行實儒。後世儒之名立，雖有儒名，或無其實。孔子生於周末，身儒道，行立德，教率天下後世之人，皆欲其中正。惜乎魯國君臣無能用之者。當時獨一公父文伯之母知其賢，責其子之不能從，則一國之君臣可愧矣。卿等為師表，正當以孔子之道為教，使諸生咸趨於正，則朝廷得人矣。」復命取《尚書。大禹》《臯陶謨》《洪範》親御講說，反復開諭，羣臣聞者莫不悚悅。
十一月壬戌，太祖命禮部臣修治國子監舊藏書板，諭之曰：「古先聖賢，立言以教後世，所存者書而已。朕每觀書，自覺有益。嘗以諭徐達，達亦好學，親儒生，囊書自隨。蓋讀書窮理於日用事物之間，自然見得道理分明，所行不至差謬。書之所以有益於人也如此。今國子監舊藏書板多殘缺，其令諸儒考補，仍命工部督匠修治之，庶有資於學者。」洪武十八年
十月甲辰，太祖謂工部臣曰：「孟子傳道，有功名教，歷年既久，子孫甚微。近有以罪輸作者，朕聞即命釋之。假令朕不知之，或致死亡，則賢者之後寢以微滅，是豈禮先賢之意哉？爾等宜加詢問，凡有聖賢之後在輸作者，依例釋之。」洪武二十年
正月己未，詔修闕里孔子廟宇。太祖曰：「春秋之世，人紀廢壞。孔子以至聖之資刪述六經，使先王之道晦而復明，萬世永賴，功莫大焉。夫食粟則思樹藝之先，衣帛則思蠶繅之始，皆重其所出也。孔子之功，與天地並立，故朕命天下通祀，以致崇報之意，而闕里又啟聖降神之地，廟宇廢而不修，將何以妥神靈，詔來世？爾工部其即為修理，以副朕懷。」聖學
丙申五月庚寅，太祖嘗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略，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閘聖賢之學，又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 吳元年四月庚戌，太祖至白虎殿，見諸子有讀《孟子》書者，顧問許存仁曰：「《孟子》何說為要？」對曰：「勸國君行王道，施仁政，省刑薄賦，乃其要也。」太祖曰：「孟氏專言仁義，使當時有一賢君能用其言，天下豈不定於一乎？」洪武二年
三月乙未朔，太祖與儒臣論《易》，至「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太祖曰：「人主職在養民，但能養賢，與之共治，則民皆得所養。然知人最難。若所養果賢，而使之治民，則國無虛祿，民獲實惠。茍所養非賢，反厲其民，何輔於國哉？故人主養賢非難，知賢為難。」 辛丑，太祖與翰林待制秦裕伯等論學術。太祖曰：「為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狹，意不可矜。志滿則盈，量狹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惰，小則卑陋，故聖人之學，以天為準，賢人之學，以聖為則。茍局於小而拘於凡近，則亦豈能充廣其學哉？」裕伯對曰：「誠如聖言。」洪武三年
二月辛酉，太祖御東閣，翰林學士宋濂、待制王祎等進講《大學》傳之十章，至「有土有人」，濂等反復言之。太祖曰：「人者國之本，德者身之本。德厚則人懷，人安則國固。故人主有仁厚之德，則人歸之，如就父母。人心既歸，有土有財，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懷眾，雖有財，亦何用哉？」洪武五年
十二月己卯，太祖謂禮部侍郎曾魯曰：「朕求古帝王之治，莫盛於堯舜。然觀其授受，其要在於允執厥中。後之儒者，講之非不精，及見諸行事，往往背馳。」魯曰：「堯舜以此道宰制萬事，如執權衡，物之輕重長短，自不能違，而皆得其當，此所以致雍熙之治也。後世鮮能此道，於處事之際，欲求其—一至當，難矣。」太祖曰：「人君一心，治化之本。存於中者無堯舜之心，而欲施之於政者有堯舜之治，決不可得也。」魯又曰：「堯舜之道，載之典謨者，無以加矣。至於修身理人，本末次第，具在《大學》一書。」太祖曰：「《大學》，平治天下之本，其可舍此而他求哉？」洪武七年
十二月甲辰，《御註道德經》成，太祖對儒臣舉《老子》所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與聖人「去甚、去奢、去泰」之類，曰：「《老子》此語，豈徒托之空言，於養生治國之道，亦有助也。但諸家之註，各有異見，朕因為註，以發其義。」洪武十七年
四月庚午，太祖謂侍臣曰：「朕觀《大學衍義》一書，有益於治道者多矣。每披閱，便有儆省，故令儒臣日與太子諸王講說，使鑒古驗今，窮其得失。大抵其書先經後史，要領分明，使人觀之，容易而悟，真有國之龜鑒也。」洪武十八年
五月辛酉朔，太祖御華蓋殿，文淵閣大學士朱善進讀《心箴》畢，太祖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幾。蓋仁愛之心生，則忮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诐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絕。忠愨之心萌，則巧偽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可為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物我之累矣。」洪武十九年
二月已醜，太祖坐東閣，因與侍臣論仁智。太祖曰：「聖人篤於仁，賢者不舞智。若姑息之仁，不為愛物，奸欺之有足以禍身。」又論天人相與之際，太祖曰：「天人之理無二，人當以心為天。」論儉，太祖曰：「不可儉者祭祀，然祭不可瀆。不可儉者賞賫，然賞不可濫。」洪武二年
五月丁卯，太祖御華蓋殿，侍臣進講，因論人之善惡感召，亦有不得其常者。太祖曰：「為惡或免於禍，然理無可違之惡。為善或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為之善。人惟修其在己者，禍福之來，則聽於天。彼為善而無福、為惡而無禍者，特時有未至耳。」洪武二十一年
三月乙亥朔，太祖與侍臣觀史，因論田子方貧賤驕人之說。太祖曰：「富貴者固不可驕人，貧賤者又豈可驕人？夫驕，凶德也，富貴而驕人，則不足以得天下之士；貧賤而驕人，適足以取辱於已。要之君子當以恭敬為本。子方之言，抑揚太過，蓋有所激而言。」侍臣對曰：「誠如聖諭。」 辛巳，太祖召考試官陳宗順等坐武英門賜食，諭之曰：「今日觀《列子》鄰人竊鈇之事，因思人之信疑皆生於心，信心必出於忠厚，疑心必起於偏私。夫信其所好，疑其所惡，乃人之常情，是故不可不察也。君之於臣，好而信之，讒言雖至而不入，惡而疑之，毀謗不召而自來。茍能以大公至正之心處己待人，則自無獨信偏疑之私，其或反乎公道而不得好惡之正，未有不流於一偏者也。惟能好其所當好，惡其所當惡，信其所當信而疑其所可疑，則人無浸潤之讒、形似之責矣。」又論五性之德，太祖曰：「小忠非仁，小節非義，足恭非禮，苛察非智，諒而不貞，不可謂之信。」遂給紙筆，令諸儒撰疑信論。
褒功臣
吳元年二月甲戌，大將軍徐達遣人自軍中來請事，太祖敕勞之曰：「古者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為輔佐。成周伐罪，鷹揚奮興。炎漢伏義，群策畢舉，所以克集大功，啟基隆祚者也。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乎天性，然且沈毅有謀，端重有武，故能遏絕亂略，消弭群慝，建無前之功，雖古豪傑之士，不能過也。今克期來，所請事悉欲稟命而行，此賢臣事君之道，吾甚嘉之。但所請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識慮周詳，不肯造次有違，誠社稷之慶，邦家之福。然將在外，君不御，乃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從宜行之。」 十月丁巳，太祖宴功臣於西樓，既罷，諭諸將曰：「自古豪傑開基創業，非用賢能，何以集事？吾起於布衣，賴諸將相，化家為國。但累歲征伐，跋涉戎馬間，其勞甚矣。近討張氏，始不復親行陣。大將軍平章遇春等，能出死力擒王縛將，以成厥功，為一代元勛，光著史冊，名垂不朽。吾推心腹以任之，彼竭心膂以佐吾，上下一心，故能至此。往年陳友諒既滅，惟誅其首惡，餘有才者悉用之，豈但待以不死，雖剖心與語，而終自懷疑。間有英雄，一見與語，即復輸心，出人左右，待之如一，無間新舊，使反側自安。又若張氏之臣，不思為國盡力，惟貪金帛子女以肥其家，一旦摧敗，萬事瓦解，此近事明鑒也。及張氏既滅，惟大將軍於貨寶無所取，婦女無所近，其深謀遠略，蓋謂中原未平，民未蘇息，豈可遽恃為安乎？爾等當如大將軍所存，共圖大勛，康濟宇內。」於是諸將皆頓首謝。
教太子諸王
吳元年八月丙寅，太祖祀山川華，出齋次，頒胙於羣臣。將還宮，顧謂諸子曰：「人情貴則必驕，逸則忘勞，夫貴而不驕，逸而知勞，智周萬物，心體眾情，斯為人上之道。故天道下濟而歲功成，人道克敏而德業盛。歷觀往古，取法於上而治化於下者，皆由於此。今國家初定，民始息肩，汝能知其勞乎？能諳人情，則不至驕惰。今甲士中夜而起，扈從至此，皆未食。汝可步歸，庶諳勞逸，他日不至驕惰。」諸子趨至，衛士聞之，莫不感悅。
十月乙丑，太祖遣世子標、次子樉往臨濠謁陵墓，因諭之曰：「世稱商高宗、周成王為賢君者，汝知之乎？高宗舊勞於外，知民疾苦，成王早聞無逸之訓，知稼稿之艱難。故其在位不敢暇逸，能修勤儉之政，為商周令主。汝諸子生於富貴，未涉艱難，人情習於宴安，必生驕惰。況汝他日皆有國家，不可不戒。今使汝等於旁近郡縣遊覽山川，經歷田野，因道塗之險易，以知鞍馬之勤勞，觀小民之生業，以知衣食之艱難，察民情之好惡，以知風俗之美惡，即祖宗陵墓之所，訪求父老，問吾起兵渡江時事，識之於心，以知吾創業之不易也。」於是命中書擇官輔導以行。
十一月甲午，太祖沐浴出觀圜丘，顧謂起居註熊鼎等曰：「此與古制合否？」對曰：「小異也。」太祖曰：「古人於郊，掃地而祭，器用匏陶，以示儉樸，周有明堂，其禮始備。今予創立斯壇，雖不必盡合古制，然一念事天之誠，不敢頃刻怠矣。」鼎對曰：「主上創業之初，首嚴郊丘之祀，既斟酌時宜，以立一代之制，又始終盡誠敬，此誠前代之所未及。」太祖曰：「郊祀之禮，非尚虛文，正為天下生靈祈福，予安敢不盡其誠。」時世子從行。太祖因命左右導之，遍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知農家之勞乎？夫農勤四體，務五穀，身不離畎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榻，所服不過綀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食，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至於饑寒，方盡為上之道。若復加之橫斂，則民不勝其苦矣。故為民上者，不可不體下情。」復指道旁荊楚謂之曰：「古者用此為撲刑，蓋以其能去風，雖傷不至過甚。茍用他物，恐致殞生，此古人用心之仁，亦宜知之。」洪武元年
正月戊寅，劉基、陶安言於太祖曰：「適聞中書都督府議仿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為之。」太祖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茍惟不善而一概是從，將欲望治，譬猶登高岡而卻步，渡長江而回楫，豈能達哉？元氏胡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其類是與，名不足以副實，行不足以服眾，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通古今，識達機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啟聞，何必仿彼作中書令乎？」乃命詹同取東宮官制觀之，謂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勛德老成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其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參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人，人各盡職。故連抱之木，必以授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同對曰：「陛下立法垂憲之意，實深遠矣。」於是以李善長等皆兼東宮官，乃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宮官屬，不別議府寮，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寮，卿等在內，事當啟聞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同，卿等必謂府寮導之，嫌隙將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為之賓友。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泥於安逸，軍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 丙戌，太祖御文樓，太子侍側，因問近與儒臣講說經史何事，對曰：「昨講《漢書》七國叛事。」遂問此曲直孰在？對曰：「曲在七國。」太祖曰：「此講官一偏之說，宜言景帝為太子時，嘗設博局殺吳王世子，以激其怒。及為帝，又聽晁錯之說，輕意黜削諸侯土地，七國之變，實由於此。若為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撫百姓，為國家藩輔，以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為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親親之恩，為諸子者知夾輔王室以盡君臣之義。」 十月己未，以梁貞、王儀為太子賓客，秦鏞、盧德明、張易為太子諭德。太祖諭之曰：「範金礱玉，所以成器，尊師重傅，所以成德。朕命卿等輔導太子，必先養其德性，使進於高明。於帝王之道、禮義之教及往古成敗之跡、民間稼穡之事，朝夕與之論說，日聞讜言，無非僻之干，積久以化，他日為政，自然合道。卿等勉之。」洪武二年
五月丙午，太祖召孔克仁等賜坐。因曰：「昨到鍾山，令侍御僕從先往，中有一小僮，亦前趨，記其姓名，今日召至，以示諸子曰：此小憧與爾等年相若，已能奔走服役，爾曹不可恃年幼，怠惰不學，當朝夕勤勵可也。朕之意，惟恐居富貴、耽逸樂耳。」克仁對曰：「陛下此言，即無逸之戒也。」 九月己亥，太祖諭皇太子曰：「自古帝王以天下為憂者，惟創業之君、中興之主及守成賢君能之。其尋常之君，不以天下為憂，反以天下為樂，國亡自此而始。何也？崛起帝王之初，天必授於有德者。然頻履優患而後得之，其得之也難，故其憂之也深。若守成繼體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憂天下之心為心，則能永受天命。茍生怠慢，敗亡必至，可不畏哉？」洪武三年
四月丙寅，太祖召東宮官屬及王府官屬，諭之曰：「輔導之臣，猶法度之器，先必正己而後正人。蓋德義者，正人之法度，善惡者，修身之衡鑒。汝等輔導諸子，必匡其德義，明其善惡，使知趨正而不流於邪，如此，則能盡輔導之職。觀之梓匠，雖有材木，必加繩削，乃能成器。太子諸王，必得賢輔開導贊助，乃能成德。朕擇爾等為宮僚，各宜盡心。又加經史中古人已行之事可為鑒戒者，采摭其事，編次成集，朝夕觀覽，以廣智識，亦有助於輔導。」羣臣頓首受命而退。又諭秦王右相鄭九成等曰：「朕封建諸子，選用傅相，委托匪輕，凡與王言，當廣學問以充其行義，陳忠孝以啟其良心。事有弗善，必求其善，政有未美，必求其美，使其聰明無蔽，上下相親，庶幾道德有成，以弘長世之業，而輔相者亦克盡其職矣。」復顧劉基等曰：「朕觀古聖賢之君，雖治平之世，不忘修省，誠以富貴易至於驕奢，必至於荒縱，未有荒縱而無顛覆者。故嘗戒太子、諸王，以為士不能正身修德，則殃及身家。為士且然，況於為君為王者乎？」基頓首對曰：「陛下此言，萬世之福也。」 七月戊子，太祖謂皇太子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係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係天下之安危。爾承主器之重，將有天下之責也。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齊家，取敗止於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其敗豈但一身一家之比？將宗廟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靈皆受其殃，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十二月辛巳，禮部尚書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屬，罷兼領之職，庶於輔導有所責成。太祖曰：「古者不備其官，惟賢能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勛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主奸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若江充之事，可為明鑒。朕今立法，令省臺、都督府官兼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構之患也。」洪武四年
閏三月己未，太祖諭省臺臣曰：「朕諸子日知務學，必擇端謹文學之臣兼宮僚之職，日與之居，講說經史，蓄養德性，博通古今，庶可以承藉天下國家之重。但人之相與，氣習易移，與正人處，則日習於正，如行康衢，自不為偏歧所惑。若與邪人處，則日習於邪，如由曲徑，往而不返，不覺入荊棘中矣。」省臣對曰：「知人最難，邪正未易辨。」太祖曰：「尊德樂義，斯為正也；便佞褻慢，斯為邪也。故驕奢淫佚，鮮不由於褻慢，而端莊中正，必皆本於好德。」洪武六年
五月壬寅朔，《祖訓錄》成，太祖因謂侍臣曰：「朕著《祖訓錄》，蓋所以垂示子孫。朕更歷世故，創業艱難，常慮子孫不知所守，故著是書，日夜以思，具悉周至，綢繹六年，始克成編。後世子孫守之，則永保天祿。茍作聰明，亂舊章，是違《祖訓》矣。」侍臣對曰：「自古創業之主，其慮事周詳，立法垂訓，必有典則。若後世子孫不知而輕改，鮮有不敗。故《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太祖曰：「日月之能久照，萬世不改其明，堯舜之道不息，萬世不改其行。三代因時損益者，其小過不及耳。若一代定法，有不可輕改，荒墜厥緒，幾於亡夏，顛覆典刑，幾於亡商。後世子孫，當思敬守祖法。」 九月己酉，以侍御史文原吉為秦府右相，國子助教朱復為燕府參軍。諭曰：「王今長，宜朝夕左右輔養其德，二三年後，遣王之國。汝等宜盡心所事，取鑒於古，何者為善，何者為不善，采摭古人仕為王巨，孰能以正輔導，孰為不能，編次成集，朝夕覽觀。遇有所行，則擇其善而去其不善，務引王於當道。爾等與天言，待臣下則以謙和，撫民人則以仁恕，勸耕耨以省饋餉，禦外侮以藩帝室。如此，則能盡其職矣。」又曰：「汝爾職事清簡，非朝廷劇任之比。若文武全才，更可演習武事，發舒精神。若素儒生，但謹守禮法，陳善閉邪而已。茍巧詐無實，欺蔽諂諛，此招咎之道，所宜戒也。汝其慎之！」 乙卯，命諸司今後常事啟皇太子，重事乃許奏聞。太祖謂皇太子曰：「人君統理天下，人情物理，必在周知，然後臨事不惑。吾自起田里，一至於今日，凡治軍旅，理民事，無不盡心，恒慮處事未當，故嘗思念古人為治，必廣視聽，凡言之善者，吾即行之，不善者，吾雖不行，亦思繹至再，果不可行，然後置之。夫慮事貴明，處事貴斷，庶幾不眩。況爾生長宮掖，未涉世故，若局於見聞，則視聽不廣。且目雖能視，所見不逾於閾，耳雖能聽，所聞不越於庭。而欲區區智識決天下之務，能—一當理，難矣。汝宜親賢樂善，以廣聰明，逆己之言，必求其善，順己之言，必審其非。如此，則是非不溷，理欲判然，天下之事可得而治矣。汝其敬之，毋忘朕訓。」 壬戌，太祖謂秦府右相文原吉等曰：「蓄藥所以防病，積貨所以防貧，用賢所以輔德。朕為諸子擇賢以為之輔，爾等居左右，宜朝夕規誨，以成其德。人情於大事或能懂之，而常忽於細微。夫細行不謹，大德必虧；姑息小過，大愆必至。故塞水者，必於其源，源塞而絕；伐木者，必於其根，根斷而木拔矣。設王有所違失，爾若日所失者小，可勿言也，則是大失將至。俟其大失將至，然後規之，救有所弗及奧。夫善雖小，可以成名，惡雖小，足以亡身。凡歷代賢王著名方冊，其巨亦皆賢者，故能同濟其美。爾等職任輔導，宜盡心所事。」洪武七年
正月乙亥，太祖召太子宮臣諭之曰：「汝知所謂重器乎？」對曰：「豈非商彜周鼎乎？」太祖曰：「汝所謂商彜周鼎者，此非重器乎？太子者，天下之重器。人有彜鼎，尚知寶愛，太子承主器之重，豈得不寶愛之乎？寶愛之者，必擇端人正士以為輔翼，朝夕與居，使其熟聞善言，不邇詖行，自然漸漬，以成其德。若惟委之於便嬖近習，是委重器於塗，而不可寶愛之矣。汝等日輔太子，講論誦說之時，必導之以正，使其道明德立，才器充廣，庶幾他日克勝重任，則可以副朕所望。」洪武九年
正月丁巳，太子諸王侍，太祖顧謂之曰：「汝等聞修德進賢之道乎？」太子對曰：「每聞儒臣講說，知其略矣，未領其要。」太祖曰：「藻率雜佩為身之容，恭遜溫良為德之容，見於外者，可以知其內也。古之君子，趨蹌有節，升降有數，周旋跬步而不違於矩矱者，由其德充於內而著乎外也。所以器識高明，而善道日躋，惡行不見而邪僻益遠。己德既修，自然足以服人，賢者匯進而不肖者自去。能修德進賢，則天下國家未有不治。不知務此者，鮮不取敗。夫貨財聲色為戕德之斧斤，讒佞諂諛乃杜賢之荊棘，當拒之如虎狼，避之如蛇虺。茍溺於所好，則必為其陷矣。汝等其慎之。」洪武十年
六月丙寅，命羣臣自今大小政事，皆先啟皇太子處分，然後奏聞。太祖語皇太子曰：「人君治天下，日有萬幾，一事之得，天下蒙其利；一事之失，天下受其害。自古以來，惟創業之君歷涉勤勞，達於人事，周於物理，故處事之際，鮮有過當。守成之君，生長富貴，若非平日練達，臨政少有不謬者。故吾特命爾日臨羣臣，聽斷諸司啟事，以練習國政。惟仁則不失於躁暴，惟明則不惑於奸邪，惟勤則不溺於安逸，惟斷則不牽於文法。凡此皆以一心為之權度，則未有不失其當。今有人指石以為玉，當辨之曰：『果玉乎？果石乎？』知其為非玉，乃石也。如此，則的然莫敢吾欺。若信其言以為玉，則是非之心不明，失其權度矣。況人雖有明敏之資，自非歷練，臨事率意而行，未免有失，知悔而改，亦已晚矣。吾自有天下以來，未嘗暇逸於諸事務，惟恐毫髮失當，以負上天付托之意，戴星而朝，夜分而寢，日有未善，寢亦不安，此爾所親見也。亦能體而行之，天下之福，吾無憂矣。」洪武十一年
三月，是月，太祖訓諸子曰：「昔有道之君，皆身勤政事，心存生民，所以保守天下。至其子孫，廢棄厥德，色荒於內，禽荒於外，政教不修，禮樂崩弛，則天棄於上，民離於下，遂失其天下國家。為吾子孫者，當取法於古之聖帝哲王，兢兢業業，日慎一日，鑒彼荒淫，勿蹈其轍，可以長享富貴矣。」洪武十二年
三月戊辰朔，太祖御華蓋殿，皇太子侍。太祖問曰：「比日講習何書？」對曰：「昨看書至商周之際。」太祖曰：「看書亦知古人為君之道否？」因諭之曰：「君道以事天愛民為重，其本在敬身。人君一言一行，皆上通於天，下係於民，必敬以將之，而後所行無不善也。蓋善，天必鑒之，不善，天亦鑒之。一言而善，四海蒙福，一行不謹，四海罹殃。行言如此，可不敬乎？汝其識之。」洪武十六年
二月庚辰，太祖諭皇太子諸王曰：「凡聽訟貴明，不明則刑罰不中，罪加良善，人心怨咨，有傷天和。或有大獄，必當詳審，庶免構陷之非，鍛練之弊。」又曰：「凡功賞要當，則人心常服。蓋賞與罰二事，治天下之大權也。」 十一月甲午，太祖謂皇太子請王曰：「純良之臣，國之寶也。殘暴之臣，國之蠹也。自古純良者為君造福，而殘暴者為國致殃。何謂純良？處心公忠，臨民愷悌，雖材有不逮者，亦不至於傷物。所謂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也。何謂殘暴？恣睢擊搏，遇事風生，鍛煉刑獄，掊克聚斂，雖若快意一時，而所傷甚多。故武帝任張湯而政事衰，光武褒卓茂而王業盛。此事甚明，可為深鑒。」洪武二十四年
三月癸卯，太祖謂皇太子諸王曰：「人君之有天下者，當法天之德也。天之德，剛健中正，故運行不息。人君體天之德，孜孜不倦，則庶事日修。若怠惰侈肆，則政衰教弛，虧損天德，而欲長保天位者，未之有也。昔元世祖東征酉討，溷一華夏，是能勤於政事。至順帝，偷情荒淫，天厭人離，遂至喪滅。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爾等當克勤克慎，他日庶可永保基業。」正家道
洪武元年
正月乙亥，冊皇后馬氏。太祖謂侍臣曰：「昔漢光武勞馮異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君臣之間，始終保全。朕念皇后起布衣，同甘苦，嘗從朕在軍倉卒，自忍饑餓，懷糗餌食，朕比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昔唐太宗長孫皇后當隱太子構隙之際，內能盡孝勤，承諸妃消釋嫌猜。朕數為郭氏所疑，朕徑情不恤，將士咸以服用為獻，後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及欲危朕，後輒為彌縫，卒免於患，殆又難於長孫皇后者。朕或因服御詰怒小過，輒為朕曰：『主忘昔日之貧賤耶？』朕復為之惕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 三月辛未朔，命翰林儒臣修《女戒》。太祖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為本，正家為先。正家之道，始於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使干政事。至於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則驕恣犯分，上下失序，故歷代宮閫，政由內出，鮮有不為禍亂者也。夫內嬖惑人，甚於鴆毒，惟賢明之主能察之於未然，其他未有不為所惑者。卿等為我纂述《女戒》及古賢妃之事可為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洪武十三年
二月辛未，太祖諭皇太子諸王曰：「吾持身謹行，汝輩所親見。吾平日無優伶近之押，無酣歌夜飲之娛。正宮無自縱之權，妃嬪無寵幸之昵，或有浮詞之婦，察其言非，即加詰責，故各自修飭，無有妒忌。至若朝廷政事，稽於眾論，參決可否，惟善是從。或燕閑之際，一人之言，尤加審察，故言無偏聽，政無阿私。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慮患防危，如履薄冰。茍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猶恐不及。故與爾等言之，使知持守之法。」厚風俗
洪武四年
六月戊申，太祖退朝御東閣，從容與羣臣論及禮樂之事。謂廷臣曰：「世之治亂，本乎人情風俗。故忠信行則民俗淳樸，佻巧作則習尚詐偽。京師天下之統會，萬民之瞻仰，四方所取則者也。而積習之弊，卒以奢侈相高，浮藻相誘，情日肆而俗日偷，非所以致理也。」禮部尚書陶凱對曰：「仲尼有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今欲整齊風俗，使佻巧不得作，必以政刑先之，然後教化可行。」太祖曰：「教化必本諸禮義，政刑豈宜先之？茍徒急於近效而嚴其禁令，是欲澄波而反汩之也。」凱頓首稱善。
洪武八年
正月癸酉，淮安府山陽縣民有父得罪當杖，請以身代，太祖謂刑部臣曰：「父子之親，天性也。然不親不遜之徒，親遭患難，有坐視而不顧者。今此人以身代父，出於至情，朕為孝子屈法，以勸勵天下，其釋之。」洪武二十年
閏六月甲寅，太祖謂禮部尚書李原吉曰：「尚齒所以教敬，事長所以教順。虞夏商周之世，莫不以齒為尚，而養老之禮未嘗廢。是以人興於孝弟，風俗淳厚，治道隆平。曩者朕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凡耆民年八十以上、鄉黨稱善、貧無產業者，月給米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者加帛一匹，綿一斤。若有田產能自瞻者，止給酒肉絮帛。其應天、鳳陽二府富民九十以上賜爵社士，八十以上賜爵裏士，咸許冠帶，復其家。尚慮有司奉行不至，爾禮部以朕命諭之。」洪武二十一年
五月乙未，太平府民有兄弟相訐告者。刑部奏請罪之，太祖曰：「兄弟骨肉至親，豈有告訐之理？此一時愚昧，或因貨利，或私妻子，爭長競短，怒氣相加，遂至此耳。然人心天理未嘗泯滅，姑繫之獄，待其忿息，善心復萌，必將自悔。」明日，刑部奏二人果哀求改過。太祖曰：「此彼之真情發見也，俱釋之。」兄弟和好如初。
洪武二十四年
七月己巳，龍江衛吏以過罰書寫，值母喪，乞守制。吏部尚書詹徽不聽，吏擊登聞鼓訴之。太祖召徽切責之曰：「吏雖罰役，天倫不可廢，使其母死不居喪，人子之心終身有慊。夫與人為善，猶恐其不善，若有善而沮之，何以為勸？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乃獨不然耶？」徽大慚，吏遂得終喪。
洪武二十五年
正月甲辰，天策衛卒吳英父得罪繫獄，英詣闕陳情，願沒入為官奴，以贖父罪。太祖諭英曰：「汝之情固有可矜，但汝平時何不勸諫汝父，使不犯法。今罪不可貸，然念汝愛父之至，特曲法宥之。汝自今凡遇父有不善，當即諫止。若不聽，必再三言之，使不陷於非義，斯為孝也。」又顧謂侍臣曰：「此卒非知書者，能如此，亦可謂難矣。故特曲法以宥其父，將以勵天下之為人子者。」洪武二十八年
二月己丑，太祖諭戶部臣曰：「古者風俗淳厚，民相親睦，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鄰保相助。近世教化不明，風俗頹敝，鄉鄰親戚不能周恤，甚者強淩弱，眾暴寡，富吞貧，大失忠厚之道。朕即位以來，恒申明教化，於今未臻其效，豈習俗之固未易變耶？朕置民百戶為裏，一里之間，有貧有富，凡遇婚姻、死喪，富者助財，貧者助力，民豈有窮苦急迫之憂？又如春秋耕獲之時，一家無力，百家代之，推此以往，百姓寧有不親睦者乎？爾戶部其諭以此意，使民知之。」議禮
洪武元年
十一月丙午，中書及禮部定奏：天子親祀圜丘、方丘、宗廟、社稷，若京師三皇孔子、風雲雷雨、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先賢等祀，則遣官致祭。郡縣宜立社稷，有司祭里社土穀之神，及祖父母、父母並得祀竈，載諸祀典。餘不當祀者，並禁之。太祖因諭羣臣曰：「凡祭享之禮，載牲致帛，交於神明，費出己帑，神明歆之。如庶人陌錢辦香，皆可格神，不以菲薄而不享者，何也？所得之物，皆己力所致也。若國家倉廩府庫所積，乃生民脂膏，以此尊醪俎饌，充實神庭，僥求福祿，以私於身，神可欺乎？惟為國為良禱析，如水旱、疾疫、師旅之類是也。」 癸亥，太祖欲舉行耕籍田禮，諭廷臣曰：「古者天子籍田千畝，所以供粢盛備饙饎。自經喪亂，其禮已廢，上無以教，下無以勸。朕蒞祚以來，悉修先王之典，而籍田為先，故首欲舉而行之，以為天下勸。」時監察御史有歷班而言曰：「耕籍田則力本者知所重矣。」太祖曰：「欲財用之不竭，國家之常裕，鬼神之常享，必也務農乎！故后稷樹藝稼穡，而《生民》之詩作。成王播厥百穀，而《噫嘻》之頌興，有國家者，其可棄是而不講乎？」遂命以來春舉籍田禮行之。
洪武二年
六月庚午，太祖讀《叔孫通傳》，至魯兩生不肯行，因謂侍臣曰：「叔孫通雖云竊禮之糠粃，然創制禮儀於煨燼之餘，以成一代之制，亦可謂難矣。如兩生之言，不無迂耶？若禮樂必待百年而後可興，當時朝廷之禮廢矣。朕聞先王之禮，因時制宜。孔子亦曰：『期月三年必世。』蓋亦因時制宜之謂。必待百年，則迂矣。」洪武三年
正月癸巳，先是，太祖以天下初定，欲通群下之情，日詔百官，悉侍左右，詢問民情，咨訪得失，或考論古今典禮制度，故雖小官，亦得上殿，至有逾越班次者。太祖乃謂宰臣曰：「朝廷之上，禮法為先，殿陛之間，嚴肅為貴。朕始欲咨訪庶事，故令百官入侍左右，至班序失次，非所以肅朝儀也。自今文武百官入朝，除侍從、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指揮使、六部尚書、侍郎等官許上殿，其餘文武官五品以下，並列班於丹陛，違者糾儀官舉正之。」 八月庚申，大祖諭廷臣曰：「古者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禮制，以辨貴賤，明等威。是以漢高初興，即有衣錦繡綺縠操兵乘馬之禁，歷代皆然。近世風俗相承，流於僭侈。閭里之民，服食居處與公卿無異。而奴僕賤隸往往侈肆於鄉曲。貴賤無等，僭禮敗度，此元之失政也。中書其以房舍、服色等第，明立禁條，頒布中外，俾各有所守。」洪武五年
三月辛亥，太祖謂禮部巨曰：「禮者，所以美教化而定民志。成周設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夫制中莫如禮，修政莫如禮，齊家莫如禮。故有禮則治，無禮則亂。居家有禮，則長幼敘而宗族和。朝廷有禮，則尊卑定而等威辨。元興，以夷變夏，民染其俗，先王之禮幾乎熄矣。而人情狃於淺近，未能猝變。今命爾稽考典禮合於古而宜於今者，以頒布天下，俾習以成化，庶幾復古之治也。」洪武六年
三月甲辰，禮官上所定禮儀，太祖謂尚書牛諒曰：「禮者，國之防範，人道之紀綱，朝廷所當先務，不可一日無也。自元氏廢棄禮教，因循百年，而中國之禮交易幾盡。朕即位以來，夙夜不忘，思有以振舉之，以洗汙染之習。故嘗命爾禮部定著禮儀，今雖已成，宜更與諸儒參詳考議，斟酌先王之典，以復中國之舊。務合人情，永為定式，庶幾愜朕心也。」 九月丙午，禮部奏定百官常朝班次及奏事等禮儀。太祖謂中書省臣曰：「朝廷之禮，所以辨上下，正名分，不以賤加貴，不以卑逾尊。百官在列，班序有倫，奏對雍容，不失其度。非惟朝廷之尊，抑亦天下四方瞻仰所在也。今文武百官朝參奏事，有未閑禮儀者，是禮法不嚴於殿陛，何以肅朝廷乎？自今凡新任官及諸武臣於禮儀有不閑習者，合侍儀司官，日於午門外演習之。且命御史二人監視，有不如儀者，糾舉之。百官入朝失儀者，亦糾舉如律。」洪武七年
十二月壬戌朔，《孝慈錄》成。先是，貴妃薨，敕禮官定喪服之制。禮部尚書牛諒等奏曰：「《周禮》、《儀禮》父在為母服期年，若庶母，則無眠。」太祖曰：「父母之恩一也，而喪服低昂若是，其不近於人情甚矣。」因敕翰林學士宋濂曰：「養生送死，聖王之大政，諱忘忌疾，衰世之陋習。三代喪禮節文尤詳，而散失於衰周，厄於暴泰。漢唐以降，莫能議此。夫人情有無窮之變，而禮為適變之宜，得人心之所安，即天理之所在。爾等其考定喪禮。」於是，濂等考得古人論服母喪者凡四十二人，願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服期年者十四人，奏之。太祖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今觀願服三年喪，比服期年者加倍，則三年之喪，豈非天理人情之所安乎？」乃立為定制。
洪武十二年
正月己卯，合祀天地於南郊大祀殿，禮成，敕中書省臣曰：「立綱陳紀，治世馭民，斯由上古之君立，至今相承而法則焉。凡有國者，必以祀事為先，祀事之禮，起以古先聖王。其周旋上下、進退奠獻，莫不有儀。然儀必貴誠，而人心叵測，至誠者少，不誠者多，暫誠者或有之。若措禮設儀文飾太過，使禮煩人倦，而神厭弗享，非禮也。故孔子曰：『褅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朕周旋祀事十有一年，見其儀太煩，乃以義更其儀式，合祀社稷，既祀，神乃歡。今十二年春，始合天地大祀，而上下悅，若有肸答於朕心。爾中書下翰林令儒臣紀其祀事，以彰上帝皇祗之昭格，而錫黔黎之福，朕與卿等尚夙夜無怠，以答神明之休祐焉。」洪武二十年
七月丁酉，禮部奏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用武舉，仍祀太公，建昭烈武成王廟。太祖曰：「太公周之臣，封諸侯，若以王祀之，則與周天子並矣，加之非號，必不享也。至於建武學、用武舉，是析文武為二途，自輕天下無全才矣。三代之上，士之學者文武兼備，故措之於用，無所不宜，豈謂文武異科，各求專習者乎？即以太公之鷹揚而授丹書，仲山甫之賦政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文德，豈比於後世武學，專講韜略，不事經訓，專習干戈，不閑俎豆，拘於一藝之偏之陋哉？今欲循舊用武舉，立廟學，甚無謂也。太公之祀，止宜從祀帝王廟。」遂命去王號，罷其舊廟。
洪武二十一年
二月甲寅，詔以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先是，禮官奏以風后、力牧、臯陶、夔、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參、周勃、鄧禹、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趙普、曹彬、韓世忠、岳飛、張浚、博爾忽、博爾術、赤老溫、伯顏、阿術、安童凡三十六人，皆宜從祀於帝王廟。太祖曰：「古之君臣同德者，終始一心，載在史傳，萬世不滅。國家祀典，必合公論，不可徒觀其跡而不究其實也。若宋趙普，負太祖，為不忠，不可從祀。元巨四傑，木華黎為首，不可以其孫從祀，而去其祖，可祀木華黎，而罷安童。既祀伯顏，其阿術亦不必祀。如漢陳平、馮異、宋潘美皆節義，兼善始終，可以廟祀。」於是定以風后、力牧、夔龍、伯益、伯夷、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李晟、郭子儀、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術、赤老溫、伯顏，凡三十有七人從祀歷代帝王廟。
洪武二十五年
四月丁卯，命禮部右侍郎張智申肅朝儀，太祖謂之曰：「禮儀者朝廷之表，有虞之時，群后德讓，百僚師師。卿其申諭百官，景行古人，無敗禮失度，以取咎責。」興禮樂
吳元年七月乙亥，先是，命選道童俊秀者充樂舞生，至是始集。太祖御戟門，召學士朱升、范權領樂舞生入見，設雅樂閱試之。太祖親擊石磐，命升辨識五音，升不能審，以宮音為徵音。太祖曰：「升每言能審音，至辨石音，何乃以宮作徵耶？」起居註熊鼎對曰：「八音之中，石聲最難和，惟后夔能和磐聲，故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太祖曰：「石聲固難和，然樂以人聲為主，人聲和，即八音諧和矣。」因命樂生登歌一曲。太祖復嘆曰：「古者作樂以和民聲，格神人，而與天地同其和。近世儒者鮮知音律之學，欲樂和，顧不難耶？」鼎復對曰：「樂音不在外求，實在人君一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亦和。天地之氣和，則樂亦無不和矣。」洪武四年
六月戊申，吏部尚書詹同、禮部尚書陶凱製宴享九奏樂章成，上之。其曲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大明，三日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日樂清寧。先是，太祖厭前代樂章率用腴詞，以為容悅，甚者鄙陋不稱，乃命凱等更製其詞。既成，太祖命協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道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為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艷曲更唱送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聲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祗飾為舞隊，諧戲殿廷，殊非所以導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諠譊淫褻之樂，悉屏去之。」洪武十四年
二月丁丑，命禮部申明鄉飲酒禮。太祖謂禮官曰：「鄉飲之禮，所以序尊卑、別貴賤。先王舉以教民，使之隆愛敬，識廉恥，知禮讓也。朕即位以來，雖以舉行，而鄉閭里社之間恐未遍習。今時和年豐，民間無事，宜申舉舊章。其府、州、縣則令長官主之，鄉閭里社則賢而長者主之，年高有德者居上，高年淳篤者次之，以齒為序。其有違條犯法之人，列於外坐同類者成席，不許雜於善良之中。如此則家識廉恥，人知禮讓，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順之道，不待教而興。所謂宴安而不亂，和樂而不流者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政謂此也。」洪武十七年
六月庚午，太祖御奉天門，諭羣臣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通於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紀綱而立大中。必禮樂並行，然後教化醇一。或者曰：有禮樂，不可無刑政。朕觀刑政二者，不過輔禮樂為治耳。茍為治徒務刑政而遺禮樂，在上者雖有威嚴之政，必無和平之風；在下者雖存茍免之心，終無格非之誠。大抵禮樂者治平之膏粱，刑政者救弊之藥石。卿等於政事之間，宜知此意，毋徒以禮樂為虛文也。」 甲午，太祖諭禮部臣曰：「近命製大成樂器，將以頒天下學校，俾諸生習之，以祀孔子。朕思古人之樂，所以防民欲，後世之樂，所以縱民欲。其故何也？古樂之詩章和而正，後世之歌詞淫以誇；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氣，後世之律呂出人為智巧之私。天時與地氣不審，人聲與樂聲不比，故雖以古之詩章，用古之器數，亦乖戾而不合，陵犯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得於心，口歌之而非出於志，人與樂判然為二，而欲以動天地鬼神，豈不難哉？然其流已久，救之甚難。卿等宜究心於此，俾樂成而頒之，諸生得以肄習，庶幾可以復古人之意。」崇教化
六月辛巳，令民間立義冢，太祖諭禮部臣曰：「古者聖王治天下，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於朽骨。近世狃於胡俗，死者或以火焚之，而投其骨於水，孝子慈孫於心何忍？傷恩敗俗，莫此為甚，其禁止之。若貧無地者，所在官司擇近城寬閑地為義冢，俾之葬埋。或有宦遊遠方不能歸葬者，官給力費，以歸葬之。」洪武十七年
十一月庚午，太祖謂禮部臣曰：「近命遼東立學校，或言邊境不必建學。夫聖人之教，猶天也。天有風雨、霜露，無所不施，聖人之教，亦無往不行。昔箕子居朝鮮，施八條之約，故男遵禮義，女尚貞信。管寧居遼東，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而民化其德。曾謂邊境之民，不可以教乎！夫越與魯相去甚遠，使越人而居魯久，則必魯矣。魯人而居越久，則必越矣。非人性有魯越之異，風俗所移然也。況武臣子弟久居邊境，鮮聞禮教，亦恐漸移其性。今使之誦詩書，習禮讓，非但可以造就其才，他日亦可資用。」洪武二十三年
五月己酉，播州、貴州宣慰使司並所屬宣撫司官各遣其子來朝，請入太學。太祖敕國子監官曰：「移風善俗，禮為之本，敷訓導民，教為之先。故禮教明於朝廷，而後風化達於四海。今西南夷土官各遺子弟來朝，求入太學，因其慕義，特允其請耳。爾等善為訓教，俾有成就，庶不負遠人慕學之心。」洪武二十七年
三月癸亥，有儒士初授知縣，陛辭，太祖問之曰：「試官蒞民之道，何先？」對曰：「教化為先。」曰：「教化何施？」對曰：「獎勸之。」太祖曰：「治民固以教化為本，而身又為教化之本。長一邑則係一邑之望，民率己以為則，己身不正，民將何法？雖多為獎勸，彼不見信，故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爾其試之。」本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
公有领域，因为作者逝世已经遠遠超过1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