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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原亦識性，但為佛氏所染，為世人惡習所混。若無程、張氣質之論，當必求「性情才」及「引蔽習染」七字之分界，而性情才之皆善，與後日惡之所從來判然矣。惟先儒既開此論，遂以惡歸之氣質而求變化之，豈不思氣質即二氣四德所結聚者，烏得謂之惡！其惡者，引蔽習染也。惟如孔門求仁，孟子存心養性，則明吾性之善，而耳目口鼻皆奉令而盡職。
故大學之道曰「明明德」，尚書贊堯，首曰「欽明」，舜曰「浚哲」，文曰「克明」，中庸曰「尊德性」，既尊且明，則無所不照。譬之居高肆望，指揮大眾，當惻隱者即惻隱，當羞惡者即羞惡，仁不足以恃者即以義濟之，義不足以恃者即以仁濟之。或用三德並濟一德，或行一德兼成四德，當視即視，當聽即聽，不當即否。使氣質皆如其天則之正，一切邪色淫聲自不得引蔽，又何習於惡、染於惡之足患乎！是吾性以尊明而得其中正也。
六行乃吾性設施，六藝乃吾性材具，九容乃吾性發現，九德乃吾性成就；制禮作樂，燮理陰陽，裁成天地，乃吾性舒張，萬物鹹若，地乎天成，太和宇宙，乃吾性結果。故謂變化氣質為養性之效則可，如德潤身，睟面盎背，施於四體之類是也；謂變化氣質之惡以複性則不可，以其問罪於兵而責染於絲也。知此，則宋儒之言性氣皆不親切。
惟吾友張石卿曰：「性即是氣質之性，堯、舜氣質即有堯、舜之性，呆呆氣質即有呆呆之性，而究不可謂性有惡。」其言甚是。但又雲「傻人決不能為堯、舜」，則誣矣。吾未得與之辨明而石卿物故，深可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