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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論上】古之君子，因天下之治，以安其成功；因天下之亂，以濟其所不足。不誣治以為亂，不援亂以為治。援亂以為治，是愚其君也；誣治以為亂，是脅其君也。愚君脅君，是君子之所不忍而世俗之所僥幸也。故莫若言天下之勢，試請言當今之勢。
當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於安，亂而不至於危，紀綱粗立而不舉，無急變而有緩病，此天下之所共知而不可欺者也。然而世之言事者，為大則曰無亂，為異則曰有變。以為無亂，則可以無所復為，以為有變，則其勢常至於更制，是二者皆非今世之忠言至計也。今世之弊，患在欲治天下而不立為治之地。夫有意於為治而無其地，譬猶欲耕而無其田，欲賈而無其財，雖有鋤耰車馬、精心強力，而無所施之。故古之聖人將治天下，常先為其所無有而補其所不足，使天下凡可以無患而後徜徉翱翔，惟其所欲為而無所不可，此所謂為治之地也。為治之地既立，然後從其所有而施之。植之以禾而生禾，播之以菽而生菽，藝之以松柏梧檟，叢莽樸樕，無不盛茂而如意。是故施之以仁義，動之以禮樂，安而受之而為王；齊之以刑法，作之以信義，安而受之而為霸；督之以勤儉，厲之以勇力，安而受之而為強國。其下有其地而無以施之，而猶得以安存。最下者，抱其所有倀倀然無地而施之，撫左而右動，鎮前而後起，不得以安全而救患之不給。故夫王霸之略，富強之利，是為治之具而非為治之地也。有其地而無其具，其弊不過於無功。有其具而無其地，吾不知其所以用之。
昔之君子，惟其才之不同，故其成功不齊。然其能有立於世，未始不先為其地也。古者伏羲、神農、黃帝既有天下，則建其父子，立其君臣，正其夫婦，聯其兄弟，殖之五種，服牛乘馬，作為宮室、衣服、器械，以利天下。天下之人，生有以養，死有以葬，歡樂有以相愛，哀戚有以相吊，而後伏羲、神農、黃帝之道得行於其間。凡今世之所謂長幼之節、生養之道者，是上古為治之地也。至於堯舜三代之君，皆因其所闕而時補之。故堯命羲和曆日月以授民時，舜命禹平水土以定民居，命益驅鳥獸以安民生，命棄播百穀以濟民饑。三代之間，治其井田溝洫步畝之法、比閭族黨州鄉之制，夫家卒乘車馬之數，冠婚喪祭之節，歲時交會之禮，養生除害之術，所以利安其人者，凡皆已定而後施其聖人之德。是故施之而無所齟齬。舉今《周官》三百六十人之所治者，皆其所以為治之地，而望人之德不與也。故周之衰也，其《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由此言之，幽、厲之際天下亂矣，而文、武之法猶在也。文、武之法猶在，而天下不免於亂，則幽、厲之所以施之者不仁也。施之者不仁而遺法尚在，故天下雖亂而不至於遂亡。及其甚也，法度大壞，欲為治者，無容足之地，泛泛乎如乘舟無楫而浮乎江湖，幸而無振風之憂，則悠然惟水之所漂，東西南北非吾心也，不幸而遇風則覆沒而不能止。故三季之極，乘之以暴君，加之以虐政，則天下塗地而莫之救。然世之賢人，起於亂亡之中，將以治其國家，亦必於此焉先之。齊桓用管仲，辨四民之業，連五家之兵，卒伍整於裏，軍旅整於郊。相地而徵，山林川澤各致其時，陵阜陸墐各均其宜，邑鄉縣屬各立其正，舉齊國之地，如畫一之可數。於是北伐山戎，南伐楚，九合諸侯，存邢衛，定魯之社稷，西尊周室，施義天下，天下稱伯。晉文反國，屬其百官，賦職任功，輕關易道，通商寬農，懋穡勸分，省財足用，利器明德，舉善援能，政平民阜，財用不匱。然後入定襄王，救宋衛，大敗荊人於城濮，追齊桓之烈，天下稱之曰二伯。其後子產用之於鄭，大夫種用之於越，商鞅用之於秦，諸葛孔明用之於蜀，王猛用之於符堅，而其國皆以富強。是數人者，雖其所施之不同，而其所以為地者一也。夫惟其所以為地者一也，故其國皆以安存。惟其所施之不同，故王霸之不齊，長短之不一。是二者不可不察也。
當今之世，無惑乎天下之不躋於大治而亦不陷於大亂也，祖宗之法具存而不舉，百姓之患略備而未極，賢人君子不知尤其地之不立，而罪其所施之不當、種之不生，而不知其無容種之地也，是亦大惑而已矣。且夫其不躋於大治與不陷於大亂，是在治亂之間也，徘徊徬徨於治亂之間而不能自立，雖授之以賢才，無所為用，不幸而加之以不肖，天下遂敗而不可治。故曰：莫若先立其地，其地立，而天下定矣。
【新論中】治國而為其地，非聖人而後然也，古之君子莫不皆然，而其不然者則僅存之國也。人之治其家也，其最上者為虞舜，其次為曾閔，而其次猶得為天下之良人，其下者乃有不慈不孝。置其不慈不孝，蓋自其得為良人以上至於為舜，其所以治其身，上以事其父母，下以化服其妻子者不同，而其所以為生者，子耕於田，婦織於室，養其雞豚，殖其菜茹，無失其時，以養生送死，雖舜與天下之良人均也。舜而不然，不得以為舜；天下之人不然，不得以為良人。何者？是亦治家之地焉耳，而至於為國而豈獨無之？
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故周公因之，建為步畝溝洫之制。何者？其所因者治世之成法也。孔子之治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何者？其所因者衰世之餘制也。當戰國之強，諸侯無道，然孟子亦以為有王者起，今之諸侯不可盡誅，惟教之不改而後誅之。故漢之興也，因秦之故而不害其為漢；唐之興也，因隋之故而不害其為唐。由是觀之，則夫享國之長短，致化之薄厚，其地能容之而不能使之也。地不能使之長短薄厚，然長不得地則無所效其長，厚不得地則無所致其厚，故夫有地而可以容，有所為者舉而就之可也。
當今之世，祖宗之法或具存而不舉，或簡略而不務。具存而不舉，是有地而不耕也；簡略而不備，是地有所廢缺而不完也。欲築室者先治其基，基完以平，而後加石木焉，故其為室也堅。今之治天下則不然。蓋嘗論之，自五代以來，強臣專國，則天下震動而易亂。自吾祖宗削而漸磨之，則今世可以粗安。
凡今世之所恃以為安者，惟無強臣而已。然恃其一之粗安也，而盡忘其餘，故嘗以為當今天下有三不立。由三不立，故百患並起而百善並廢。何者？天下之吏，偷惰苟且，不治其事，事日已敗而上不知使，是一不立也；天下之兵，驕脆無用，召募日廣，而臨事不獲其力，是二不立也；天下之財，出之有限而用之無極，為國百年而不能以富，是三不立也。基未平也，加之以其所欲為是，故興一事而百弊作，動一役而天下困，投足而遇陷阱，側身而入河海，平居猶懼有患，而況求以馳騁於其上哉，固不可矣。
今夫邊陲之患，是中國之一病也。吾欲拒之，則有以為拒之之具；和之，則有以為和之之費。以天下而待一國，其為有餘力也，固亦宜矣，而何至使天下皆被其患？今也天下幸而無他患難，而唯西北之為畏。然天下之力，亦已困而不能支矣。一歲之入不能供一歲之出，是非特納賂之罪也，三事不立之過也。故三事立，為治之地既成，賂之則為漢文帝，不賂則為唐太宗。賂與不賂，非吾為國治亂之所在也，治亂之所在，在乎其地之立與不立而已矣。
天下之事因循而維持之，以至於漸不可舉，猶曰是養之未至也。乘舟中流，釋其楫而聽水之所之，旋於洄洑，格於洲浦，以為是固然也，其為無具，亦已甚矣。以今之時，天子仁恕，士大夫好善，天下之風俗，不至於朋黨亂正、誣罔君子也，世之清議凜然在矣。公卿之欲有為以濟斯世，誰有言者，而曰吾有所待，是徒空言，非事實也。
故為之說曰：居之以強力，發之以果敢，而成之以無私。夫惟有私者不可以果敢，果於一不果於二，天下將以為言。不果者不可以強力，力雖強而輒為多疑之所敗。天下之人惟能為是三者，則足以排天下之堅強，而納之於柔懦，擾天下之怨怒，而投之於不敢。惟不能為是三者，則足以敗天下之賢才，而卒之以不能有所建。是故無私而果敢，果敢而強力。以是三者治天下之三不立，以立為治之地。為治之地既立，然後擇其所以施之，天下將無所不可治。
【新論下】天下之未治也，患三事之不立。苟其既立，則患其無以施之。蓋君子為國，正其綱紀，治其法度，皆可得而知也。惟其所以施之，則不可得而知。
周公之治周也，修其井田，封建百辟，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天下歸周者，不可得而知也。孔子之治魯也，墮其三都，誅其亂政，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羔豚不飾賈，男女別於道者，不可得而知也。孟子之所以治邾者，正其疆界，五口之家，桑麻雞豚必具，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之至於王者，不可得而知也。孔子、孟子之所汲汲以教人者，在其不可得而知，而其可得而知者，不詳論也。
曰：是有意於治者能之，然而亦不可去也，故其得為是國也，必舉之以為先。由是觀之，治國之地，聖人無之不得以施其聖。然而聖人之道，有所高遠而不可及者矣。其於孔子之門，所謂政事，而冉有、子路之所能者，治國之地也。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冉有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是亦自以為能其地，而未有以施之云爾。然夫子許其能之，而不以為大賢，則夫子之道，深矣遠矣。
夫子平居朝夕孜孜以教人者，惟所以自修其身，而其所以修其政事者，未嘗言也。蓋亦嘗言之矣，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所重民食、喪、祭。」是九者，凡所以為政而未足也。故繼之曰：「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是四者，所以成之焉耳。其意以為既成而後，以其平居自修之身施之。故《記》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為有此具也。君子修其身，無所施之則不立。治其政事，無以施之則不化。當三代之治也，天下之事，無不畢舉。雖後世之君，猶得守其法度，以為無過。惟無暴君，則天下可安。故伊尹之訓太甲曰：「從諫弗咈，先民時若。」以為如是而可以為治已矣。
古之人言治天下，若甚易然。今之人以為大言而不信，不知其有此地也，悲夫！世之君子，孜孜以修其身，恭儉忠信，欲以施之天下，終身而不見其成，則以為古之人欺我也。夫苟以為古之人欺我，雖有為之者，蓋勉強而為之也。夫苟不欲而強為之，則其心益不自信，而道日疏。夫以不信之心，行日疏之道，以治無以為地之國，是以功不可成，而患日至。故莫若退而立其為治之地，為治之地既立，則身修而天下可化也。
【燕趙論】昔者三代之法，使天下立學校而教民，行鄉射飲酒之禮。於歲之終，田事既畢，而會其鄉黨之耆老，設其籩豆酒食之薦，而天子之大夫親為之行禮。蓋以為田野之民，裸裎其股肱，而勞苦其筋力，長幼雜作，以趨一時之利，習於鄙野之俗，而不知孝悌之節，頑囂無恥，不可告語，而易與為亂。是以因其休息而教之以禮，使之有所不忘於其心。故三代之民，雖耕田荷任之賤，其所有為者甚鄙，而其中必有所守，其心甚樸，而亦不至於無知以犯非義。何者？其上之人不以為鄙而不足教，而其民亦喜於為善也。
至於後世之衰，天下之民，愚者不知君臣父子之義，而天下之風俗日已敗亂。今夫輕揚而剽悍、好利而多變者，吳、楚之俗也；勁勇而沉靜、椎鈍而少文者，燕、趙之俗也。以輕揚剽悍之人，而有好利多變之心，無三代王者之化，宜其起而為亂矣。若夫北方燕、趙之國，其勁勇沉靜者，可以義動，而椎魯少文者，可以信結也。然而燕、趙之間，其民常至於自負其勇以為盜賊，無以異於吳、楚者，何也？其勁勇近於好亂，而其椎魯近於無知。上失其道，而燕趙之良民，不復見於當世，而其暴戾之夫每每亂天子之治。仲尼曰：「君子好勇而無義為亂；小人好勇而無義為盜。」故古之聖人止亂以義，止盜以義，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義，而誰與為亂哉？
昔者唐室之衰，燕、趙之人，八十年之間，百戰以奉賊臣，竭力致死，不顧敗亡，以抗天下之兵，而以為忠臣義士之所當然。當此之時，燕、趙之士，惟無義也，故舉其忠誠專一之心，而用之天下之至逆，以拒天下之至順，而不知其非也。孟子曰：「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為能。若夫民無常產，因無常心。苟無常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故夫燕、趙之地，常苦夫士大夫之寡也。
【蜀論】匹夫匹婦，天下之所易也；武夫任俠，天下之所畏也。天下之人，知夫至剛之不可屈，而不知夫至柔之不可犯也。是以天下之亂，常至於漸深而莫之能止。蓋其所畏者，愈驕而不可制，而其所易者，不得志而思以為亂也。秦、晉之勇，蜀、漢之怯，怯者重犯禁，而勇者輕為奸，天下之所知也。當戰國之時，秦、晉之兵彎弓而帶劍，馳騁上下，咄嗟叱吒，蜀、漢之士所不能當也。然而天下既安，秦、晉之間，豪民殺人以報仇仇，椎埋發塚以快其意，而終不敢為大變也。蜀人畏吏奉法，俯首聽命，而其匹夫小人，意有所不適，輒起而從亂。其故何也？觀其平居無事，盜入其室，懼傷而不敢校，此非有好亂難制之氣也。然其弊常至於大亂而不可救，則亦優柔不決之俗，有以啟之耳。
今夫秦、晉之民，倜儻而無所顧，負力而傲其吏。吏有不善，而不能以有容也，叫號紛呶，奔走告訴，以爭毫厘曲直之際，而其甚者，至有懷刃以賊其長吏，以極其忿怒之節，如是而已矣。故夫秦、晉之俗，有一朝不測之怒，而無終身戚戚不報之怨也。若夫蜀人，辱之而不能競，犯之而不能報，循循而無言，忍詬而不驟發也。至於其心有所不可復忍，然後聚而為群盜，散而為大亂，以發其憤憾不泄之氣。故雖秦、晉之勇，而其為亂也，志近而禍淺；蜀人之怯，而其為變也，怨深而禍大。此其勇怯之勢，必至於此而無足怪也。是以天下之民，惟無怨於其心，怨而得償，以快其怒，則其為毒也，猶可以少解。惟其鬱鬱而無所泄，則其為志也遠，而其毒深，故必有大亂，以發其怒而後息。
古者君子之治天下，強者有所不憚，而弱者有所不侮，蓋為是也。《書》曰：「無虐惸獨，而畏高明。」《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強禦。」此言天下之匹夫匹婦，其力不足以與敵，而其智不足以與辯，勝之不足以為武，而徒使之怨以為亂故也。嗟夫，安得斯人者，而與之論天下哉！
【西戎論】戎狄之俗，畏服大種，而輕中國。戎強則臣狄；狄強則臣戎，戎狄皆弱，而後中國可得而臣；戎狄皆強，而後侵略之患不至於中國。蓋一強而一弱，中國之患也。彼其弱者，不敢獨戰，是以爭附強國之餘威，以趨利於中國，而後無所懼。強者並將弱國之兵，蕩然南下，而無復反顧之憂，然後乃敢專力於中國而不去。此二者以勢相從而不可間，是以中國之士，常不得解甲而息也。
昔者冒頓老上之盛，惟西戎之無強國也，故匈奴之人，得以盡力而苦吾中國。使西戎有武力戰勝之君，則中國之禍，將有所分而不專。何者？彼畏西戎之乘其後也。故匈奴強，則中國不得不厚西戎之君，而西戎之君，亦將自托於中國。然而西戎非有強力自負之國，則其勢亦將折而入於匈奴。惟其國大而好勇，其君之意，欲區區自立於一隅，而不畏匈奴之眾，而後中國可得而用也。
然天下之人，皆以為北方有強悍不屈之匈奴，而又重之以西戎之大國，則中國將不勝其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夫西北之人，惟其愚陋而多怨，是故可與共憂也；惟其強狠而好勝，是故可以激而壯也。使之自相攻擊，而不能相下，則其勢必走於中國。中國因而收之，而其不服者，乃可圖也。
然天下之議，又將以為戎狄之俗，不喜自相攻鬥，而喜擊中國之眾，此其勢固不可得而合也。蓋亦以為不然。夫四夷之所以喜攻中國者，為夫吾兵之不能苦戰，而金玉錦繡之所交會也。今使吾兵精而食足，據險阻，明烽燧，吏士練習而不敢懈，彼雖壯騎，無所施設，則其利不在於攻中國。堅坐而相守，不出十年，彼外無所掠虜，將不忍而熱中，將反而求以相詬，以為起兵之名。彼兵交於匈奴而怨結於中國，則何以自固。故中國舉而收之，必將得其歡心。然天下之心，常畏其強而莫或收之，而使為北狄之用，此何其不識戎狄之情也！
【北狄論】北狄之民，其性驕蹇強悍，便於射獵，而習於馳騁，生於斥鹵之地，長於霜雪之野，飲水食肉，風雨饑渴之所不能困，上下山阪，筋力百倍，輕死而樂戰，故常以勇勝中國。至於其所以擁護親戚，休養生息，畜牛馬，長子孫，安居佚樂，而欲保其首領者，蓋無以異於華人也。而中國之士，常憚其勇，畏避而不敢犯。氈裘之民，亦以此恐喝中國而奪之利。此當今之所謂大患也。
昔者漢武之世，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天下震恐，其後二十年間，漢兵深入，不憚死亡，捐命絕幕之北，以決勝負，而匈奴孕重墮壞，人畜疲弊，不敢言戰。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所無有，而窮追遠逐，雖匈奴之眾，亦終有所不安也。故夫敵國之盛，非鄰國之所深憂也。要在養兵休士而集其勇氣，使之不懾而已。
方今天下之勢，中國之民，優遊緩帶，不識兵革之勞，驕奢怠惰，勇氣消耗。而戎狄之賂，又以百萬為計，轉輸天下，甘言厚禮，以滿其不足之意。使天下之士，耳熟所聞，目習所見，以為生民之命，寄於其手，故俯首柔服，莫敢抗拒。凡中國勇健豪壯之氣，索然無復存者矣。
夫戰勝之民，勇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蓋所以戰者，氣也；所以不戰者，氣之畜也；戰而後守者，氣之餘也。古之不戰者，養其氣而不傷，今之士不戰，而氣已盡矣。此天下之所大憂也。
昔者六國之際，秦人出兵於山東，小戰則殺將，大戰則割地，兵之所至，天下震栗。然諸侯猶帥其罷散之兵，合從以擊秦，砥礪戰士，激發其氣。長平之敗，趙卒死者四十萬人，廉頗收合餘燼，北摧栗腹，西抗秦兵，振刷磨淬，不自屈服。故其民觀其上之所為，日進而不挫，皆自奮怒以爭死敵。其後秦人圍邯鄲，梁王使將軍新垣衍如趙，欲遂帝秦，而魯仲連慷慨發憤，深以為不可。蓋夫天下之士，所為奮不顧身，以抗強虎狼之秦者，為非其君也。而使諸侯從而帝之，天下尚誰能出身以事非其君哉？故魯仲連非徒惜夫帝秦之虛名，而惜夫天下之勢有所不可也。
今尊奉累世仇仇之人，交歡納幣，以為兄弟之國，奉之如驕子，不敢一觸其意，此適足以壞天下義士之氣，而長夷狄豪橫之勢耳。今誠養兵而自重，卓然特立，不聽夷狄之妄求，以為民望，而全吾中國之氣。如此數十年之間，天下摧折之志復壯，而北敵之勇，非吾之所當畏也。
【西南夷論】古者九夷八蠻，無大君長，紛紛籍籍，不相統制。惟匈奴之種，常為大國，以抗中夏。然蠻夷之俗，種姓分別，千人為部，百家為黨，見利則聚，輕合易散，族類不一，其心終莫相愛，故其兵利於疾戰，而不利於持久。北狄之人，綿地千里，控弦百萬，侯王君長通為一家，人畜富盛，蔓延山谷之間，其心常有所愛重而不忍去，故其兵利於持久，而不利於疾戰。此二者其大小之勢，各有所便，宜乎中國之所以待之者，各有道也。
今夫北狄之人，伏於陰山之下，養兵休士，久居而不戰，此其志豈嘗須臾忘中國也？然其心以為，戰而勝人，猶不若不戰而屈人之兵。戰而不勝，民之死者未可知也。故常大言虛喝而不進，以謀弊中國。蓋其所愛者愈大，故其謀之愈深，而發之愈緩，以求其不失也。若夫西戎、南蠻、西南夷之民，悉其眾庶，尚不能當狄人之半，而其酋長，每每為亂不能自禁，此誠無愛於其心，而僥幸於一戰，以用其烏合之眾而已。故夫蠻夷之人，擾邊求利，其中非有大志者，其類皆可以謀來也。
愚嘗觀於西南徼外，以臨蠻夷之眾，求其所以為變之始，而遂至於攻城郭，殺人民，縱橫放肆而不可救者，其積之莫不有漸也。夫蠻夷之民，寧絕而不通。今邊鄙之士，利其貨財而納之於市，使邊民淩侮欺謾而奪其利，長吏又以為擾民而不之禁。窮恚無聊，莫可告訴，故其勢必至於解仇結盟，攻剽蹂踐，殘之於鋒鏑之間，而後其志得伸也。嗟夫！為吏如此，亦見其不知本矣。通關市，戢吏民待之如中國之民，彼尚誰所激怒而為此哉？然事不患乎不知，而患乎人之不能用。昔班超處西域數十年，西破龜茲，北伏匈奴。及將東歸，或以為必有奇謀，乃就問其計。然其言止曰：「察見淵中魚不祥，屯戍之士皆非忠臣孝子，不可盡繩以法。」當是時，莫不皆笑，以為不足用。然及西域之亂，終亦以此故。夫謀非必奇而後可用，而在乎當否而已。古者四夷皆置校尉，而益州有蠻夷騎都尉以治其事。使其強者不能內侵，而弱者不為中國之所侮，蓋為是也。
【史官助賞罰論】域中有三權：曰天，曰君，曰史官。聖人以此三權者制天下之是非，而使之更相助。
夫惟天之權而後能壽夭禍福天下之人，而使賢者無夭橫窮困之災，不賢者無以享其富貴壽考之福。然而季路、原憲，古所謂賢人者也，伏於窮閻之下，布衣饘粥之不給。盜蹠、莊蹻，橫行於天下，食人之肝以為糧，而老死於牖下，不見兵革之禍。如此，則是天之權有時而有所不及也。故人君用其賞罰之權於天道所不及之間，以助天為治。然而賞罰者，又豈能盡天下之是非！而賞罰之於一時，猶懼其不能用著暴見於萬世之下，故君舉而屬之於其臣，而名之曰「史官」蓋史官之權，與天與君之權均，大抵三者更相助，以無遺天下之是非。故荀悅曰：「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夫史官之興，其來尚矣。其最著者，在周曰佚，在魯曰克，在齊曰南氏，在晉曰董狐，在楚曰倚相。觀其為人，以度其當時之所書，必有以助賞罰者。然而不獲見其筆墨之所存，以不能盡其助治之意。獨仲尼因魯之史官左丘明而得其載籍，以作為《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雖其名為經，而其實史之尤大章明者也。故齊桓、晉文有功於王室，王賞之以侯伯之爵，征伐四國之權，而《春秋》又從而屢進之，此所以助乎賞之當於其功也。吳、楚、徐、越之僭，皆得罪於其君者也，而《春秋》又從而加之以斥絕擯棄不齒之辭，此所以助乎罰之當於其罪也。若夫當時賞罰之所不能及，則又為之明言其狀，而使後世嗟歎痛惜之不已。
嗚呼！賢人君子之功烈與夫亂臣賊子罪惡之狀，於此皆可以無憂其無聞焉。是故古者聖人重史官。當漢之時，號曰太史令，而其權在丞相之上，郡國計吏，上計於太史，而後以其副上於丞相、御史。夫惟知其權之可以助賞罰也，故從而尊顯之。然則後之史官，其可以忽哉！
【劉愷丁鴻孰賢論】天下之讓三：有不若之讓，有相援之讓，有無故之讓。讓之為名，天下之大功大善也。然而至於無故之讓，則聖人深疾而排之，以為此奸人之所以盜名於暗世者也。
昔者公族穆子之讓韓起，范宣子之讓智伯，宣子、穆子中心誠有以愧於彼二人者，是不若之讓也。舜之命禹也，讓於皋陶，其命益也，讓於朱虎、熊羆。夫皋陶之不能當禹之任，朱虎、熊羆之不能辦益之事，亦明矣。然猶讓焉者，是所謂相援之讓也。夫使天下之人皆能讓其所不及，則賢材在位，而不肖者不爭；皆能以相推，則賢者以類升，而小人不能間。此二者天下之大善也。至於無故之讓，則天下之大不善也。東漢之衰，丁鴻、鄧彪、劉愷此三人者，當襲父爵而以讓其弟，非是先君之命，非有嫡庶之別，而徒讓焉，以自高於世俗。世之君子從而譏之。然此三人者之中，猶有優劣焉。劉、鄧讓而不反，以遂其非。丁鴻讓而不終，聽其友人鮑駿之言而卒就國，此鴻之所以優於劉、鄧也。且夫聞天下之有讓，而欲竊取其名以自高其身，以邀望天下之大利者，劉愷之心也。聞天下之讓而竊慕之，而不知其不同，以陷於不義者，丁鴻之心也。推其二心而定其罪，則而鴻在可恕，愷為可戮，此真偽之辨也，賢愚可以見矣。
故范曄曰：「太伯、伯夷未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末世徇其名而昧其致，則詭激之行興矣。」若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己受其名，不已過乎？夫君子之立言，非以苟顯其理，將以啟天下之未悟者；立行，非以苟顯其身，將以教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乎？丁鴻之心存乎忠愛，故能終悟而從義也。異乎二子之徇名者也。嗚呼！世之邪僻之人，苟昌天下之美名，以僥幸天下之大利，自以為人莫吾察也，而不知君子之論有以見之。故為天下不可以不貴君子之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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