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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與侍臣論用人之道，曰：「人主以明為治，而不自用其明，當取眾人以為明。眾人之見，必廣於一人。故用天下之賢才以為治，使天下之情幽隱畢達，則明無不照而治道成矣。苟自作聰明而不取眾長，欲治道之成，不可得也。」太祖與侍臣論治身之道，曰：「人之害莫大于欲，欲非止於男女宮室飲食服御而已，凡求私便於己者皆是也。然惟禮可以制之，先王制禮，所以防欲也，禮廢則欲肆。為君而廢禮縱欲，則毒流於民；為臣而廢禮縱欲，則禍延于家。故脩禮可以寡過，肆欲必至滅身。」太祖諭中書省臣曰：「自今內外官致仕還鄉者，復其家，終身無所與。其居鄉里，惟於宗族序尊卑如家人禮，于其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于無官者之下。如與同致仕官會，則序爵，爵同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次答禮，庶民則以官禮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著為令。」國初伶人皆戴青巾，洪武十二年始令伶人常服綠色巾，以別士庶之服。
太祖觀《武帝紀》，顧謂翰林侍臣曰：「人君理財之道，視國如家可也。一家之內，父子不異貲，其父經營儲積，未有不為子孫之計者。父子而異貲，家必隳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惟損民以益君，民衣食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理哉？」太祖嘗與翰林待制吳沈論持身保業之道，曰：「安生于危，危生於安。安而不慮，則能致危；危而克慮，則能致安。安危治亂，在于能謹與否耳。」太祖謂翰林侍臣吳沈曰：「人君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真切要事也。真知賢者，能興其國，何有不好？真知諫者，在于忠己，何有不納？惟其知之不真，是以于己難入。若誠能好賢，則不待招徠而賢者自至；誠能納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畢來。」太祖謂侍臣曰：「人言天子居至尊之位，操可致之權，賞罰予奪，得以自專。朕則不然，凡出一言，行一事，兢兢業業，惟恐上違天命，下拂人情。況賞罰予奪，國之大柄，一有愛憎忿戾于其間，則非大公至正之道。是以此心斯須不敢忽也。」太祖嘗謂皇太子、諸王曰：「吾持身謹行，汝輩所親見。吾平日無優伶�近之狎，無酣歌夜飲之娛，正宮無自縱之權，妃嬪無寵幸之暱。或有浮詞之婦，察其言非，即加詰責，故各自脩飭，無有妒忌。至若朝廷政事，稽於眾論，參決可否，惟善是從。若燕間之際，一人之言，尤加審察。故言無偏聽，政無阿私。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慮患防危，如履淵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猶恐不及。故與爾等言之，使知持守之道。」太祖命群臣各舉所知，諭之曰：「天下賢才未嘗乏也。謂皋、夔、稷、契不復生，方叔、召虎不再出，是薄天下之士，但世有升降，故才有等差耳。為人上者，能量才授識，則無施不可。蓋士之進退，係乎國之治否，吾以一人之智，豈足以盡理天下？必賴天下之賢，然後足以有為。爾等宜體此意。」太祖嘗謂侍臣曰：「人主不能明斷者，欲害之也。然明斷亦不以急遽苛察為能，苟見有未至，反損人君之明。求之太過，則虧人君之量。」洪武十三年六月，太祖謂戶部臣曰：「曩者奸臣聚斂，深為民害，稅及天下纖悉之物，朕甚恥焉。自今如軍民嫁娶喪葬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稅。爾戶部其榜示天下，使其周知。」洪武間，御史連楹劾應天府尹曾朝佐祭歷代忠臣不具祭服有乖典禮。太祖顧問廷臣，吏部尚書阮畯言：「祭前代之臣，不具祭服，相承已久。」乃命翰林院考證以聞。翌日，翰林院奏，祭前代忠臣，便服行禮為宜。遂詔以為常式。
洪武十三年八月，制天下學校師生廩膳米人日一升，魚肉監醢之類，皆官給之。
洪武時，御史劾溧水縣祭社稷以牛醢代鹿醢，禮部言：「著令，凡祭物缺者，許以他物代。」太祖曰：「夫祭物所謂缺者，以非土地所產，溧水固有鹿，何得謂缺？是有司無誠心於祀神，而故為苟簡也。夫百司所以能盡其職而理民事者，以其常存敬懼之心耳。今溧水之官于神猶怠忽之，則于人事又何懼焉？」命論如律。
太祖與吏部臣論任官，曰：「樹藝非其土則不蕃，授官非其才則不任。任官之務，當取方正之士，凡邪佞者，必去之。然眾人惡之，一人悅之，未必正也；眾人悅之，一人惡之，未必邪也。蓋出于眾人為公論，出於一人為私意。正人所為，治官事則不私其家，當公法則不私其親，邪人反是。此亦可辨。」太祖諭禮部臣曰：「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無善而賞，是謂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惡。此不足以為勸懲。朕觀漢高帝斬丁公，封雍齒，唐太宗黜權萬紀、李仁發，而賞魏徵之直，皆至當，可以服人。所謂賞一君子而人皆喜，罰一小人而人皆懼。朕於賞罰，未嘗敢輕。若一時處分或有未當，卿等宜明白執論。寧使賞厚於罰，但不可濫及，使小人僥倖耳。」太祖命助教趙新等為布政使，諭之曰：「今布政司，視古之州牧，其任甚重。所以重者何？重在承流宜化，通達民情也。若上德不下究，則鬱而不彰；下情不上達，則塞而不通。為政鬱塞，則遠近乖隔，上下不親，得失無所聞，美惡無所見。如此則弊政百出，民不可得而治矣。朕所以用卿等，冀儒術之有異于常人也。尚宜勉之。」洪武時，近臣有言當理財以紓國用者，言之頗悉。太祖曰：「天地生財以養民，故為君者，當以養民為務。天節浮費，薄稅斂，猶恐傷人，況重為徵斂，其誰不怨咨也。」近臣復言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儲偫而能為國家者，太祖言：「人君制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為一家之計，則積財于一家；人君為天下之主，當貯財于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東郭咸陽、孔僅之徒為聚斂之臣，剝民取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為戒。」言者愧悚。自是無敢以財利言者。
洪武十四年七月，定文職散官之制，凡初入仕，任內未及初考而遷調改除升等者，考核平常量才降等非貶降者，皆得初授階初考稱職；任內已及初考，遷調改除而品級仍前者，任內已升授未及再考遷調改除而品級仍前者，皆得升授階。凡及兩考而事蹟顯著者，皆得加授階。
太祖嘗謂諸行人曰：「凡為使臣，受命而出，四方之所瞻視，不可不謹。孔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爾等當服膺是言。若縱情肆欲，假使命而作威福，虐害下人，為朝廷之辱矣。自今或捧制書，或奉命出使，或催督庶務，所在官吏淑慝，軍民休戚，一一咨訪。還日以聞，庶不負爾職也。」太祖嘗敕刑部臣曰：「帝王撫臨百姓，皆欲其從化，至於刑罰，不得已而用之。故唐虞之法，罪疑惟輕，四凶之罪，止於流竄。今天下已安，法令已定，有司既不能宣明教化，使民無犯，及有小過，或加以苛刻，朕甚憫焉。夫上有好生之德，則下有為善之心，改過者多，則輕生者少。自今惟十惡真犯者，決之如律，其餘皆減死論。」太祖嘗謂四輔官王本等曰：「天道福善禍淫，不言而見。君有德則降祥以應之，不德則降災以警之。故天之于君，猶父之於子，子不善而父警之，安敢不懼？蓋謹懼無違，猶慮有非常之災。若恣肆不戒，豈能免當然之禍？朕與卿等皆當慎之。」給事中有言：「國初啟事東宮，惟東宮官屬稱臣，朝臣則否。蓋尊無二上之意。」翰林編脩吳沈等議曰：「東宮國之大本，所以繼聖體而承天位者也，臣子尊敬之禮，何得有異于是？」諸凡啟事東宮者，稱臣如故。
太祖諭部院諸臣曰：「朕觀《書》以元首喻君，股肱喻臣。自古君臣本同一體，若君獨用則臣職廢，臣不任則君事勞。君臣之間，貴在一德一心，以共濟天下。朕所以懇懇與卿等言者，以六部為朕總理庶務，都察院為朕耳目，日與內外諸司事體相關，當思盡心贊輔，共成理道，以安生民。」廉州巡檢王德亨言：「家本階州，界於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于朝。」太祖謂戶部臣曰：「盡力求利，商賈之所為。開邊啟釁，帝王之深戒。今珍奇之產，中國豈無？朕悉閉絕之，恐此途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為害甚大。況控制邊境，貴於安靖。苟用兵爭利，擾攘不休，後雖悔之，不可追矣。此人但知趨利，不知有害，豈可聽也！」洪武十五年四月，詔天下通祀孔子。又賜學糧，增師生廩膳，應天府一千六百名，府一千名，州八百名，縣六百名。師生月給廩膳米一石，教官俸如舊。
工部奏，飾東宮殿宇及公主府所用青綠，請令民採辦。太祖曰：「姑隨所有用之，勿勞民也。」工部臣曰：「庫藏所貯，恐不足用。且令採辦以價給之，亦不傷民。」太祖曰：「青綠產于深山窮谷，民豈能自採？必待販鬻而後得之。爾但知給以價直，不知有司急於取辦，未免過于督責，而吏卒夤緣肆貪，所得之直，不償所費。況貨殖之人，乘時射利，高價以售。民受驅迫者，急於應辦，轉為借貸。其弊百端，為害滋甚，豈可以粉飾之故而重擾民乎！」洪武時廣平府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地產鐵，元時於此置鐵冶，歲收鐵百餘萬，請仍置冶。」太祖曰：「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無遺利，且利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利源通，而有益於官，官專其利則利源塞，而必損于民。今各冶鐵數多，軍需不乏，而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之。」因杖其人流海外。
太祖嘗謂翰林學士宋訥曰：「朕每觀《尚書》至敬授人時，嘗歎敬天之事，後世中主猶能知之，敬民之事，則鮮有知者。蓋彼自謂崇高，謂彼皆事我者，分所當然。故威嚴日重而恩禮寢薄，所以然者，只為視民輕也。視民輕，則與己不相干，而泮渙離散不難矣。惟能知民與己相資，則必無漫視之弊。故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古之帝王，視民何嘗敢輕？故致天下長久者，以此而已。」解州學正孫詢訐稅使曾必貴為胡惟庸黨，又訐故元參政黎銘嘗自稱老豪傑，訕謗朝廷。太祖曰：「詢不思以聖賢之道教人，而為告訐之事，豈儒者所為？」置不問。
洪武時，有以犯罪減死戍邊者，多艱于衣食。太祖聞而憐之，悉命還家取貲用，定期而來。至是，五十三人先至。太祖曰：「彼愚民無知，故抵于法。今先期來歸，是其畏法。良心不泯，庶幾改過遷善矣。」特命宥其罪，與道里費，放還田里。
馬后聞得元府庫輸其貨寶至京師，問太祖曰：「得元府庫何物？」太祖曰：「寶貨耳。」后曰：「元有是寶，何以不能守而失之？蓋貨財非寶，抑帝王自有寶也。」太祖曰：「皇后之意，朕知之矣。但謂以得賢為寶耳。」后曰：「妾每見人家產業厚則驕至，時命順則逸生。家國不同，其理無二。故世傳技巧，為喪國斧斤，珠玉為蕩心鴆毒，誠哉是言。但得賢才，朝夕啟沃，共保天下，即大寶也。」黃州府同知安貞以擅造公宇器用為吏所告，按察司以聞。太祖曰：「原貞之情，非自私也。房宇器用之物，皆公家所需，貞若遷他官而去，必不以偕往。今乃罪之，是長猾吏告訐之風矣。」命貞復職，而械吏至京治之。
洪武時，有給事中劾各處巡按試僉事所上章奏，有不稱臣及不書月日者，請逮問之。太祖曰：「此亦錯誤，其勿問。」太祖嘗謂侍臣曰：「人君不能無好尚，要當慎之。蓋好功則貪名者進；好財則言利者進；好術則游談者進；好諛則巧佞者進。夫偏于所好者，鮮有不累其心。故好功不如好德；好財不如好廉；好術不如好信；好諛不如好直。夫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亂。所以不可不慎也。」刑部尚書開濟議法巧密。太祖覽而惡之，曰：「刑罰之設，本以禁民為非，使之遠罪耳，非以陷民也。汝張此密法，以罔無知之民，無乃用心大刻；夫竭澤而漁，害及鯤鮞；焚林而田，禍及麛鷇。巧密之法，百姓豈能免乎？非朕所以望汝也。」濟大慚。
太祖諭廷臣曰：「讒人之能害國，猶稂莠之害苗。故善治田者，必去稂莠善；治國者，必去讒邪。稂莠始生似真，及其盛也，則苗不能勝矣；饞邪始言似忠，及其久也，則正人不能勝矣。讒邪勝正人，非國家美事。人君知其然，當力去之。不然則根柢日深，為害不淺矣。」太祖聞大學士吳沈講《周書》，「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曰：「甚矣，國家不可有小人，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用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去少正卯。國家不幸有小人，如人畜毒藥，不急去之，必為身患。小人巧于悅上，忍于賊下。人君若但喜其能順適己意，任其所為而不問，以為怨將在彼。譬如犬馬傷人，人不怨畜犬馬者乎！」又曰：「小人善于逢迎，彼知人主所樂為者，不顧非義，乃牽合傅會曰『是不可不為』；如人主不樂為者，不顧有益于天下國家，亦必牽合傅會曰『是必不可為』。此誠國之賊也。」太祖嘗謂皇太子、諸王曰：「純良之臣，國之寶也；殘暴之臣，國之蠹也。自古純良者為國造福，殘暴者為國致殃。何謂純良？處心公忠，臨民豈弟，雖才有不逮者，亦不至於傷物。所謂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也。何謂殘暴？恣睢搏擊，遇事風生，鍛煉刑獄，掊剋聚斂。雖若快意一時，而所傷甚多。故武帝任張湯而政事衰，光武褒卓茂而工業盛。此事甚明，可為深鑒。」。
太祖謂吏部臣曰：「近內外官員有以微罪罷免者，其中多明經老成練達政務，一旦廢黜，不得展盡其才能，朕甚惜之。」于是凡罷免官通經術有才幹者，悉起送京師，擢居顯職。
洪武十七年二月，定諸司文移紙式。凡奏本紙高一尺三寸。一品、二品衙門，文移紙三等，皆高二尺五寸，長五尺為一等，四尺為一等，三尺為一等；案驗紙二等，皆長二尺五寸，高一尺八寸為一等，二尺為一等。三品至五品衙門，文移紙高二尺，長二尺；案驗紙高一尺八寸，長二尺五寸。六品、七品衙門，文移紙高一尺八寸，長二尺五寸；案驗紙高一尺六寸，長二尺。八品、九品與未入流衙門，文移紙高一尺六寸，長二尺；案驗紙高一尺四寸，長一尺八寸。不如式者罪之。
太祖嘗諭侍臣曰：「天下無難治，惟君臣同心一德，則庶事理而兆民安矣。唐虞三代之時，君臣同德，故能致雍熙太和之盛。後世治不如古，君臣之間，兩相猜忌，上下乖隔，情意不孚。君言善而臣違之，臣論是而君哄之，如此欲臻至治，胡可得也？朕今簡用賢能，以任天下之政。思與卿等求如古之君臣，同心一德，協于政治，以康濟斯民，卿等勉之。」太祖謂諫議大夫唐鐸曰：「人有公私好惡不齊，故其言有邪有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謗諛。謗言近于忠，諛言近于愛。惟不惑于謗言，則德日聰而讒人自去；不眩于諛言，則智益明而佞人自絕矣。」又曰：「朕日總萬幾，所行得失，非從人言，何由以知？故廣開言路，以來眾言。言有善者則獎而用之，言之非實亦不之罪。惟讒佞面諛者，決不可容也。」洪武十七年七月，敕內官勿預外事，凡諸司勿與內官監文移往來。太祖因謂侍臣曰：「為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與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前代人君不鑒于此，縱宦寺與外臣交通，覘視動靜，夤緣為奸，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其為害非細故也。間有奮發欲去之者，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鑒也。夫仁者治于未亂，智者見於未形。朕為此舉，所以戒未然耳。」太祖嘗謂待詔朱善等曰：「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惡為好惡則公，以天下之知識為知識則明。」又曰：「人之常情，多矜己能，好言人過。君子則不然，揚人之善，不矜己之善；貸人之過，不貸己之過。」又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以應之；萬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之。」太祖謂廷臣曰：「治天下者，不盡人之財，使人有餘財；不盡人之力，使人有餘力。斯二者，人皆知之。至于不盡人之情，使人得以適其情，人或未知也。夫使人得以適其情者，不以吾之所欲而妨人之所欲。蓋求竭吾之所欲者，所求必得而所禁必行，如此則人有不堪。於是求有所不得，禁有所不止。則下之奉上者，其情竭；而上之待下者，其情疏矣。上下之情乖而國欲治者，不可得也。」洪武時，命戶部以山東鹽召商中賣，仍聽民買食。尚書郭桓言：「若從民買食，必虧課額。」太祖曰：「天之生財，本以養民，國家禁防，以制其欲息其爭耳。苟便于民，何拘細利？求以利官，必致損民。宜從其便。」太祖謂刑部臣曰：「刑者，人君用之以防民。君之於民，如天之於物。天之道，春生秋斂，而論天之德，則曰生；君之道，仁育義制，而論君之德，則曰仁。夫王良善御，豈在于策？周公善治，豈在于刑？所謂刑者，輔治之具，是以用之不可不詳。故每令三審五覆，無非求其生而已。」太祖謂侍臣曰：「責難之詞，人所難受，明君受之為無難；諂諛之語，人所易從，昏主信之為易入。朕觀唐虞君臣，賡歌責難之際，氣象雍容。後世以諂諛相歡，如陳後主、江總輩，汗穢簡策，貽笑千古。此誠可為戒。」洪武十八年二月，太祖以當春久雨陰晦不解，間雪雹而雷，時氣不和，皆人事有以致之。乃諭中外百司，凡軍民利病政事得失，條陳以進，下至編民卒伍，苟有所見，皆得盡言無諱。」太祖諭兵部臣曰：「天下所以不治者，皆由上下之情不通故也。若使君德下流，民情上達，有不便利，即與更張，天下豈有不治？」太祖御華蓋殿，聞大學士朱善讀《心箴》畢，謂之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機，蓋仁愛之心生，則忮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諛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絕；忠愨之心萌，則巧偽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為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物我之累矣。」太祖謂侍臣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始退；至午復出，迨暮乃退。日間所決事務，恆默坐審思，有未當者，雖中夜不寐，籌慮停當，然後就寢。」侍臣對曰：「陛下勵精圖治，天下蒼生之福，但聖體過勞。」太祖曰：「吾豈好勞而惡安？顧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衰者。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決于是。甚可畏也，安能暇逸？」太祖覽輿地圖，侍臣有言「今天下一統，輿圖之廣，古所未有者」，太祖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眾則撫摩難遍，此正當戒慎。天命人心，惟德是視。紂以天下而亡，湯以七十里而興。所係在德，豈在地之大小哉？」洪武時，州縣父老有詣闕上言縣官善政當罷任而保留者，太祖賜手敕獎勵，復職加賜衣弊。謂侍臣曰：「郡縣之治，自守令始。朕向在民間，常見縣官由儒者多迂而廢事，由吏者多奸而弄法。蠹政厲民，無所不至。遂致君德不宣，政事日壞。加以凶荒，弱者不能聊生，強者去而為盜，此守令不得其人故也。今縣官能為吾撫循百姓，達吾愛養斯民之意，得其歡心，豈不深可嘉？尚且為政以得民心為本，使守令皆能撫民，天下何憂不治？賞而勸之，非濫恩也。」太祖問近臣：「今天下百姓安否？」贊善劉三吾對曰：「賴陛下威德，四方無虞，民皆安樂。」太祖曰：「天下人民之眾，豈能保其自安？朕為天下主，心常在民，惟恐其失所，故每加詢問，未嘗一日忘之。」三吾對曰：「聖心拳拳若此，恩德之及人者深矣。」太祖曰：「恩德亦非汎然，醫如史扁，不施藥石，疾不自瘳；匠如公輸，不施繩墨，木不自正；君如堯舜，無紀綱法度之施，而但曰恩德，所謂徒善不足以為政也。」太祖諭侍臣曰：「保國之道，藏富于民。民富則親，民貧則離，民之貧富，國家之存亡係焉。自昔昏主恣意奢欲，使百姓因乏，至於亂亡。朕思微時，兵荒饑饉，日食藜藿。今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未嘗一日忘于懷。故宮室器用一從朴素，飲食衣服皆有常供，惟恐過奢傷財害民也。」太祖與侍臣論治道，曰：「治民猶治水，治水者順其性，治民者順其情。人情莫不好生惡死，當省刑罰息干戈以保之；莫不厭貧喜富，當重農時薄賦斂以厚之；莫不好佚惡勞，當簡興作節徭役以安之。若使之不以其時，用之不以其道，但抑之以威，迫之以力，強其所不欲，而求其服從，是猶激水過顙，終非其性也。」太祖謂戶部臣曰：「善理財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財以阜民。前代理財竊名之臣，皆罔知此道，謂生財裕國，惟事剝削蠹蝕，窮錙銖之利，生事要功。如桑弘羊之商販，楊炎之兩稅。自謂能盡理財之術，殊不知得財有限，而傷民無窮。我國家賦稅已有定制，撙節用度，自有饒餘。減省徭役，使農不廢耕，女不廢織；厚本抑末，使游惰皆盡力田畝。則為者疾，而食者寡，自然家給人足，積蓄富盛。爾戶部正當究心，毋為聚斂，以傷國體。」太祖謂戶部曰：「古先哲王之時，其民有四：曰士農工商，皆專其業，所以國無遊民，人安物阜，而致治雍熙也。朕有天下，務俾農盡力畎畝，土篤於仁義，商賈以通有無，工技專於藝業。所以然者，蓋欲各安其生也。然農或怠於耕作，士或隳於修行，工賈或流於游惰，豈朕不能申明舊章而致然歟？抑污染胡俗，尚未革歟？然則民食何由而足，教化何由而興也？爾戶部即榜諭天下，其令四民，務在各守本業。醫卜者，土著不得遠遊，凡出入作息，鄉鄰必互知之。其有不事生業而遊惰者及舍匿他境遊民者，皆遷之遠方。」吏部選用國子生為六品以下官。太祖諭之曰：「事君之道，惟盡忠不欺；治民之道，惟至公無蔽。凡一郡一邑之民，必有饑寒不得其所者，有獄訟冤抑者，有賢才不舉者，有豪猾蠹民者。汝等到任，能不為私欲所蔽，人言所惑，則方寸自明，而諸蔽可息。一牽於私欲，而惑于人言，則宜然如坐暗室，饑寒者無由獲濟，冤抑者無由伸理，賢才壅蔽而豪猾縱橫，則為廢職矣。古人有言，人始入官，如入暗室，久而乃明，明乃治。汝等切記之，毋為人蔽惑也。」麗水有卜者乾求富民陳公望不遂，詣闕誣公望等五十七人聚眾謀亂。太祖命錦衣千戶周原往捕之。知縣倪孟賢審其妄，謂寮屬曰：「朝廷命孟賢令是邑，惟欲撫輯斯民，安于田里。今使良善者受惡逆之名，豈朝廷命孟賢意哉？」卒具疏白公望等冤，而論妄告者罪。」洪武間，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縣禮送京師。太祖諭禮部郎中鄭居貞曰：「古之老者，雖不任以政，至於咨詢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見聞廣，達於人情，周於物理，有可資者。」居貞對曰：「人至六十，精力衰耗，則不能勝事，請六十以上者不遣。」太祖曰：「正為比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概以耄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院，以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則於六部及布政使司按察司用之。」太祖覽《宋史》，見太宗改封樁庫為內藏庫，顧謂侍臣曰：「人君以四海為家，因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此！他如漢靈帝之西園，唐德宗之瓊林大盈庫，不必深責也。宋自乾德、開寶以來，有司計度支所缺者，必籍其數以貸於內藏，俟課賦有餘則償之。凡有司用度，乃國家經費，何以貸為？缺而許貸，貸而復償，是猶為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入。及內藏既盈，乃以牙簽別其名物，參驗帳籍，晚年出簽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詒謀如此，何足為訓？《書》曰：『慎厥終，惟其始。』太宗首開私財之端。及其後世，困於兵革，三司財帛耗竭，而內藏積而不發。間有發緡錢幾十萬以佐軍資，便以為能行其所難，皆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洪武中，湖廣都司請運施州、崇山、大庸、五開、黃平、平越等衛軍食。太祖覽奏，顧謂戶部臣曰：「崇山、大庸屯種歲久，何得乏食？數年來軍中無尺寸之功，但知需食有司，而不恤吾民供給之困。惟施州從其請，五開等衛但令軍士屯田自食。」洪武初，天下官民有犯者，俱命屬之法司。其有重罪逮至京者，或令收繫錦衣衛，審其情辭，用事者因以非法凌虐。太祖聞之，怒曰：「訊鞫者，法司事也。凡負重罪來者，或今錦衣衛審之，欲先得其情耳，豈令其鍛煉也？而乃非法如是！」命取其刑具，悉焚之，以所繫囚送刑部審理。」洪武二十年春，郊祀禮成，天氣清明，聖情悅豫。侍臣進曰：「此陛下敬天之誠所致。」太祖曰：「所謂敬天者，不獨嚴而有禮，當有其實。天以子民之任付於君，為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即如國家命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則是棄君之命，不敬孰大焉。」洪武中，有老校丁成者，言河南舊有銀礦，採之可資國用。太祖謂侍臣曰：「君子好義，小人好利。好義者以利民為心，好利者以戕民為務。故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賊也。朕嘗聞，故元時江西豐城之民告官採金，其初歲額猶足取辦，經久民力消耗，一州之人卒受其害。蓋土地所產有時，而窮民歲課成額，徵取無已。有司貪為己功，而不以言。朝廷縱有恤民之心，而不能知，此可以為戒，豈宜效之？」國初，兩浙富民畏避徭役，往往以田產詭託親鄰佃僕，謂之鐵腳詭寄，久之相習成風。鄉里欺州縣，州縣欺府，奸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太祖素知其弊，及即位，乃遣國子生往各處，集里甲耆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圖其田之方圓，次其字號，書其主名，及田丈尺四至，類編為冊。以所繪若魚鱗然，故號魚鱗圖冊。
太祖嘗命儒臣書《洪範》，揭于御座之右，因自為註。謂贊善劉三吾曰：「朕觀《洪範》一篇，帝王為治之道也，所以敘彞倫，立皇極，保萬民，敘四時，成百穀。本於天道，而驗於人事。箕子為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為惕然。遂疏其旨，朝夕省覽。」太祖聞侍臣進講有「論人之善惡感召有不得其平」者，因謂之曰：「為惡或免於禍，然理無可為之惡；為善或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為之善。人惟修其在己者，禍福之來則聽于天。彼為善而無福，為惡而無禍者，特時有未至耳。」太祖曾諭兵部臣曰：「軍士月米，僅可充食。身亡之後，即罷給。或父母老無所依，或兒女幼無所賴，將何以自存？困而不恤者不仁，勞而不報者不義。軍士皆嘗效力於國，豈可忘之？爾兵部悉閱軍衛，凡軍士死亡有父母年老兒女幼小無依者，並優之，母令失所。」太祖嘗謂禮部臣曰：「尚爵所以教敬，事長所以教順。虞、夏、商、周之世，莫不以齒為尚，而養老之禮未嘗廢。是以人興於孝弟，風俗淳厚，治道隆平。朕詔天下，行養老之禮。凡民年八十以上，鄉黨稱善，貧無產業者，月給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歲加帛一匹，綿一斤。若有田產能自瞻者，止給酒肉絮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