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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勢，主客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界限。今則東南海疆萬餘里，各國通商傳敎，來往自如，麕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託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爲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器機事之精，工力百倍；礮彈所到，無所不摧；水陸關隘，不足限制：又爲千年來未有之强敵。……
這是
同治十三年
李鴻章對中國的國際地位之觀察。時人多以爲他言過其實；今人定覺得他的看法還不透徹。關於這一點，我們在下文裏當再討論。我們現在不過要指出：李鴻章的結論是不能否認的或修改的。中國近代所處的局勢確是‘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中國近代所遇之敵人確是‘數千年來未有之强敵’。
這個大變局的由來及其演化；中國對此變局的應付及其屢次的修改：這是本文所要討論的。
一
葡萄牙人在十五世紀末年發現了繞非洲經好望角的歐亞直接航路。這事在世界歷史上開了一個新紀元，也就是上文所謂大變局的起始。在這事以前，中西固早已發生了關係，但以前的關係與以後的關係根本不相同。原來歐亞兩洲雖境土相連，謂在烏拉山以南，喀斯便海以北，兩洲之間並無自然的分界，但在十六世紀以前，中國與歐洲之間，除蒙古帝國短時期外，總有異族異敎之人居中隔離。在這種環境之下，中西的關係不但要看雙方的需要及意志如何，還要靠中歐之間的區域有適合的情形。在這個條件不能圓滿的時候，中西的關係就完全斷了。即在這個條件能圓滿的時候，中西的關係大部份是間接的：貨物的交換及彼此的認識都是由第三者轉遞與介紹。嚴格說來，歷上古與中古，中西各自成一個世界，一個文化系統。自歐亞直接航路發現以後，第三者的阻礙成爲不可能，其介紹亦成爲不必要。自十六世紀到現在，世界史的最重要方面之一是東西的合化；或者我們應該說，是全世界的歐化。
爲什麼歐亞的直接航路到十五世紀末年始發現呢？這問題不是一言兩句所能解答的。就地理說，這個大發現之遲到很自然。中西的發展是背道而馳的。歐洲發展起始於東南而趨向於西北。歐洲最早的文化及政治中心是希臘，其次是羅馬，最後才是西歐，愈到後來愈離中國遠了。等到大西洋沿岸的國家有了相當的成熟，歐洲的歷史始入海洋時期。中國的發展方向正與歐洲相反：中國的發展是由北而南的。我國的史家雖大書特書漢唐在西域的偉業，其實這不是我民族的正統。我國的政治勢力、文化，及人民渡長江而逐漸佔領江南以及閩粵；這一路的發展才算得我民族事業的正統。等到閩粵成熟了，然後我們更進而向南洋發展。明永樂及宣德年間的海外盛事不是偶然的，無歷史背景的。那時南洋，甚至印度洋，似乎是我們的勢力範圍。鄭和的時代就是葡萄牙航海家亨利王的時代。無怪乎中國與葡萄牙人初次的見面禮是在印度洋沿岸舉行的。我們可以說，十六世紀以後的中西關係是數千年來雙方歷史的積勢所蓄養而成的。那麼自然會愈演愈密切而愈重要了。
在歐洲歷史未入海洋時期以前，西方沒有一個國家把提倡海外發展當作政府的大事業。西人來中國者多半爲個人的好奇心、利祿心、或宗敎熱所驅使。他們的事業是私人的事業；他們沒有國家或民族作他們的後盾，就是歐洲中古最著名的東方旅行家——馬可孛羅——並未得着任何歐洲政府的援助。他的事業，在當時，與歐洲任何國家或民族的國計民生都沒有關係。到葡萄牙人發現好望角的時候，歐洲的局勢就大不同了。至少在西歐、葡萄牙、西班牙、法蘭西、英吉利已成立了民族國家。在十六世紀末年，荷蘭亦經革命而獨立。這些國家的國王和權貴無不以提倡海外發展爲政府及民族的大事業。那班在海外掠財奪土的半海盜半官商居然成了民族的英雄。文學家又從而贊揚之。在十六十七世紀的歐人眼光裏，國家的富强以及靈魂的得救，都靠海外事業的成敗。個人冒萬險而到海外去奮鬭的，不但可以發大財，且得爲國王的忠臣、民族的志士、和上帝的忠實信徒。這種人的運動是具有雄厚魄力的。他們在歷史上發起了，推動了一個不可抑遏的潮流。
李鴻章所謂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就是這樣開始的。
二
葡萄牙的大航海家帝亞士（BartholomewDiaz）於一四八六年，明成化二十二年，發現了好望角。十二年以後，明弘治十一年，甘瑪（VascodeGama）率領小艦隊直抵葡人百年努力的目的地印度。在印度西邊的各海口，甘瑪採買了印度土產如珍珠、胡椒、細布，及香料羣島所產的香料，滿載而歸。這一次的貿易獲利六十倍。弘治十五年，甘瑪又率領第二次遠征隊到印度。他帶到東方的資本約值二百四十萬佛郎；歸國後，帶回去的東方貨物變價到一千二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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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歐亞貿易，在此以前，是由亞拉伯人及意大利人壟斷。他們自然不甘心坐視別人攘奪他們的利源。而葡人嘗了滋味以後亦自不樂歇手。正德五年（一五一零年）的大戰決定了最後的勝利屬於新興的葡萄牙。
彼時葡屬印度總督阿伯克爾克（Albuquerque）具有絕大的野心。他想囊括印度洋及南洋各地，創立一個偉大的海洋帝國。正德五年，他佔據印度西岸的大市鎭果亞（Goa），且設總督府於此。次年，他的艦隊又滅了南洋咽喉的滿剌加（Malacca）。此舉開了中西衝突之端。原來滿剌加自明成祖於永樂元年（一四零三年）派遣尹慶出使其地宣示威德以後，歷年謹修職貢；加上鄭和在南洋的活動，尤對中國順服。葡人滅滿剌加就是併吞中國的藩屬。中國如何應付這種侵略，明史滿剌加傳於無意中形容實在極了：
後佛郎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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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舉兵侵奪其地。王蘇端媽末出奔……，遣使告難。時世宗嗣位，敕責佛郎機，令還其故土，諭暹諸國王以救災恤鄰之義，迄無應者：滿剌加竟爲所滅。
换句话說，明世宗僅發了幾篇紙上文章以塞宗主的責任。難怪葡人要繼續前進佔美洛居（Moluccas）。明史說：‘地有香山，雨後香墮，沿流滿地，居民拾取不竭。其酋委積充棟以待商舶之售。東洋不產丁香，獨此地有之，可以辟邪，故華人多市易’。此段文字雖帶浪漫風味，然離事實確亦不遠。美洛居亦名‘香料羣島’（SpiceIslands），所產物品爲數百年來歐亞貿易的大宗，也就是葡人及荷蘭人在亞洲最注重的。葡萄牙在美洛居的侵略，中國更置之不理了。
西班牙的海外發展與葡萄牙同時；最初目的也是要到印度。因爲哥倫布不知美洲的存在，誤信了從歐洲向西直航爲達印度的捷徑。後來西班牙人在十六世紀初年發現了墨西哥及秘魯的金銀，才定美洲爲他們海外發展的範圍。所以馬奇倫（Magellan）雖於一五二一年，正德十六年，發現了菲律賓羣島，等到一五六三年，嘉靖四十二年，西班牙人始復來經營此地；再等七年，始佔呂宋。中國與呂宋的關係比與滿剌加或美洛居更密切。明史說：‘先是閩以其地近且饒富，商販者至數萬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長子孫。’西班牙人對於中國人實在是去留兩難：留之則恐華人勢力太大，致不能制；去之則島上經濟受損失。且中國人也去不盡，因爲‘華商嗜利，趨死不顧，久之復成聚。’西班牙人採取了一個折中辦法：華人太多的時候驅逐些或屠殺些；平時則收重的人丁稅。萬歷二十一年（一五九三年），驅逐過一次。三十一年屠殺過一次；中外記載皆說死難者約二萬五千人。崇禎十二年（一六三九年）又屠殺過一次：彼時華僑共三萬人，死者佔三分之二。萬曆三十二年，中國尚移檄呂宋，‘數以擅殺罪，令送死者妻子歸。’到崇禎年間，連一篇紙上文章都無暇發了。這樣的，我民族又喪失了在菲律賓的發展範圍。
荷蘭在爪哇也是這樣對付華僑的。
這三國及後來的英國的侵略也是南洋的大變局。在歐洲人未到南洋之前，華僑是那些地方的社會及經濟的高層，甚至有執當地政府柄者。倘這種趨勢能繼續推演，則羣島未嘗不可成爲海外的新閩粵。可惜西人勢力到達南洋的時候，我國無以應付，僑胞遂永遠寄人籬下了。
有明一代，一方面閩粵的人民自動的冒萬險到南洋各地去謀生，一方面政府至少在永樂及宣德年間，似乎又極端重視中國在南洋的勢力。海外發展的條件豈不是齊備了？何以在十六世紀又這樣的拱手讓人呢？西人的船堅礮利及十六世紀的明廷之無遠略當然是要緊的原故。比這樣原故還根本的是當時中國的特殊國情。明代政府及人民的海外事業各有其動機，且彼此不相關的。歷有明一代，廣州市舶司提舉，卽海關監督，的肥缺全是太監的專利。政府所派的代表到南洋去的，如鄭和、尹慶，又都是太監。他們的使命雖說得冠冕堂皇，什麼爲國家揚威富德，其實他們的目的豈不是爲太監們去招徕？近人談唯物史觀者，好以地主階級或資本階級的私利解釋中國的歷史。如要勉强用階級爭鬥來解釋歷史，我以爲在中國應特別注重官吏階級。這個階級有其特殊的立塲與主觀；雖出身是從地主或資本階級，官吏只爲官吏而施治，並不代表任何人，惟其如此，明朝政府始能一面派使出洋揚威富德，一面禁止人民出洋及坐視外人壓迫在外的僑民。實際在政府方面，明朝海外事業的動機就是太監的私利。這個動機那能促進民族運動呢？拿這種動機來與西人的動機比較，豈不是有霄壤之別嗎？
三
從滿剌加，葡萄牙人更進而到中國東南的洋面，初次在武宗正德十一年，西曆一五一六年。此一舉中國又如何應付呢？當時中國並不守閉關主義。在葡人未來之先，中國沿海的通商已有相當的發展。暹羅、占城、蘇祿、悖泥、爪哇、眞臘、錫蘭山、蘇門答臘、榜格蘭等國常有船隻往來中國。但同時我們沒有所謂國際貿易或通商條約，因爲中國的政治觀念，尤其自南宋以後，總以天朝自居，‘一統無外，萬邦來廷。’根本否認有所謂‘國際’者存在，所謂通商，就是進貢；市舶是隨貢舶來的。我的朋友張君德昌直稱明正德以前通商爲貢舶貿易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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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來通商的無不尊中國爲上國，而以藩屬自居。在藩屬方面，他們進貢以表示他們的恭順；在上國方面，我們許其貿易，並不因爲我們利其貨品或稅收，‘不過因而羈縻之而已’。這是雙方條件的交換。因此，倘蕃邦偶不恭順，我們就‘停市’。這是當時中國國際關係的理論。在此理論之上，我們設了各種法規，其中最緊要的是貢有定期，舶有定數。但是久而久之，這個理論及法規都成具文，其結果是貢舶其名，通商其實，甚至外人不到貢期或全不進貢的也來作買賣了。此中原因複雜，容待下文討論。
葡人初來廣州的是從滿剌加坐中國商船來的，貿易未發生困難。第二次，正德十二年，西人的記載說，華人初見其船隻之大及葡人的容貌的奇異，要拒絕通商；後見其行爲和平，巡海水師又得重賄，就許了葡人在上川島停船貿易。從第三次起，正德十三年，中葡發生許多衝突。由衝突到妥協經過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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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妥協方案就是中國應付近代世界的大變局之第二步。
衝突的發生，第一由於葡人行爲凶暴。‘剽劫行旅’、‘掠買良民’、‘恃强陵轢諸國’等形容詞屢見於當時的奏章。並且這些形容詞不是虛誣的；西人的記載可作參證。其實在十六世紀，歐人到海外去的可以作商客，也可以作海盜；當時道德觀念並未明定這兩種人的善惡，不獨葡萄牙人如此。至於給事中王希文所說的，‘烹食嬰兒’，‘犬羊之勢莫當，虎狼之心叵測’，及龐尚鵬所說的，‘喜則人而怒則獸，其素性然也’，雖不免歷代言官的誇大，亦可表示當時一部份人的印象。葡人這種凶暴，不但危害了中葡關係，且影響了全盤中西關係，因爲時人當然把葡人當作西人的代表看待，而他們的行動容易使中國人以看待歷代夷狄的眼光來看待他們。初次的印象是不容易消抹的。
葡萄牙人大概從滿剌加的華僑及廣州沿海的商人探知了中國的貢舶貿易制度，所以他們初次到中國的時候，亦藉口進貢。但是進貢須朝廷許可，得列藩封以後始可執行。葡萄牙之滅滿剌加是她得進貢的資格的大障礙。正德十五年年底，御史丘道隆會說過：
滿剌加乃勅封之國，而佛郎機敢併之，且啗我有利，邀求封貢，决不可許。宜却其使臣，明示順逆，令還滿剌加疆土，方許朝貢。倘執迷不悛，必檄告諸藩，聲罪致討。
葡萄牙的使者雖到了南京及北京，因滿剌加的原故及使團人員的失禮，於世宗嗣位之初（一五二一年），慘敗而歸：其舌人亞三伏法，正使Thomé Pires死於廣東監牢。
但是正德嘉靖年間的中國人的心理也不是這樣簡單。經過幾次的交戰，尤其是嘉靖二年（一五二三）新會西草灣，二十六年漳州及二十八年詔安等役，我們知道了葡人火炮的利害。‘御史何鰲言佛郎機最凶狡，兵械較諸藩獨精。前歲駕大舶突入廣東會城，礮聲殷地’。西草灣之役，中國得了幾尊火砲，海道副使汪鋐送至北京，說其大者能擊五六里。明史加了一句：‘火砲之有佛郎機自此始’。於是‘佛郎機’又成了利礮的別名了。我們雖與葡人打了好幾次的仗，且是得勝了的，他們仍繼續前來。明史說：‘吏茲土者（在廣東作官的人）皆畏懼莫敢詰’。
除威脅外，葡人尚可利誘。利有好幾種：有通商自然之利，法內之利，亦有法外之利。
嘉靖八年
左右：
‘巡撫林富言互市有四利。祖宗朝諸藩朝貢外，原有抽分之法，稍取有餘足供御用：利一。兩粵比年用兵，庫藏耗竭，藉以充兵餉，備不虞：利二。粵西素仰給粵東，小有徵發即措辦不前，若蕃船流通，則上下交濟：利三。小民懋遷爲生，持一錢之貨，即得展轉貿易，衣食其中：利四。’
林富所奏的是國計民生，法內之利；此外尚有官吏從互市所得的陋規。此種法外之利之大有非吾人所能想像者。因此地方官吏，在林富以前（及以後），‘甚有利其寶貨，佯禁而陰許之者’。
林富論民生的一節也不透徹。據西人的記載，中國沿海的居民無不樂與外人交易，只要交易是和平的，朝廷儘管要閉關，士大夫盡管倡攘夷，平民能作買賣必定要作。久而久之，統治階級亦無可如何；卽清高者不過駡一句‘奸商’或‘漢奸’以了之。現代如此，十六世紀早已如此。在中外商業的開闢之過程中，中外的商人有許多時候是利害相同，因而互助的。正人君子，往往把這種互助當作狼狽爲奸看，其實君子反自然，商民順自然。我國士大夫對‘商’沒有正確觀念，所以我民族在應付近代世界的大變局之中有時不免自作孽了。
我們的傳統觀念既把正路堵塞了，中外的商人就不得不走邪路。天啟年間，荷蘭人想在廣州通商遭拒絕以後，用了一個新方法。明史荷蘭傳有這一段：
海澄人李錦及奸商潘秀郭震久居大泥，與和蘭人習。語及中國事，錦曰：‘若欲通貢市，無若漳州。漳南有澎湖嶼，去海遠，誠奪而守之，貢市不難成也’。其酋麻韋郎曰：‘守臣不許奈何？’曰：‘稅使高寀嗜金銀甚。若厚賄之，彼特疏上聞，天子必報可。守臣敢抗旨哉？’酋曰：‘善’。
潘秀及郭震諸人於是負命回福建去運動。高寀不但甘願，且努力促成其事。他派了‘心腹周之範詣酋，說以三萬金餽寀，即許貢市。酋許與之，盟已就矣。’但別的官吏或因分贓不均，或因不敢違旨開禁，不承認這個私約，事就作罷。
此種記載，倘無旁證，似難可信。幸而英國東印度公司亦有同類記錄。這時英商企圖在華通商，苦無門可入。東印度公司在日本經理柯克司（RichardCocks）於是聯絡長崎華商商會的會長替他運動。一六二一年（天啓元年）一月，柯克司報告公司說：‘中國老皇帝已傳位于其子，新皇帝已許我國每年派兩隻船去過商。地點定在福州。現在所缺的只是當地督撫的許可’。幾個月後，他又寫信給公司說：‘中國商會會長負責交涉通商權利者已返平戶。他說特許狀已得到了。他又說他費了一萬二千兩的運動費。如公司的經理現在不理他，他必致破產’。這個商會的會長似乎是個買空賣空的投機者，因爲這種活動沒有先疏通北京而後再來對付地方官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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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近代對付西洋的方法不外採用西洋的槍砲及雇用西洋的軍人。西人近代對付我們不外學我們疏通衙門的秘訣，且雇用漢人替他們跑衙門。雙方均在那裏倣效對方的長處。
現在我們應能了解十六世紀中西互市問題的上層理論及法規，和下層的事實。究竟促成互市的動機大於禁止互市的動機。因這種基本的趨勢，當時雖有許多人反對，皇帝終發明詔許葡人在廣東通商。
最初明令特許的通商地點是浪白滘。葡人最初在此島旁就船爲市，後來移居島上。嘉靖十四年（一五三五年），都指揮黃慶‘納賄請於上官，移舶口於濠鏡’，由葡人‘歲輸課二萬金’。‘濠鏡’就是澳門的别名。葡萄牙與澳門的關係是這樣發生的。黃慶爲什麼要替葡人出力，他‘納賄’的錢從那裏來：中籍無明文的紀載。西籍則說葡人善於運用金錢與中國官吏周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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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十四年中國還只許葡人在澳門停船：
三十二年（一五五三年）蕃舶託言舟觸風濤願借濠鏡地暴諸水漬貢物，海道副使汪柏許之。初僅菱舍。商人牟奸利者漸運瓴甓榱棟爲屋。佛郎機遂得混入。高棟飛甍，櫛比相望。久之遂專爲所據。
當時的官吏既然一面畏懼‘佛郎機’，一面又利其互市，還是讓葡人在澳門居住爲最方便。况且官吏很能自圓其說：如果在島上，則‘巨海茫茫，奸宄安詰，制禦安施’；一旦移居澳門，則‘彼日所需咸仰給於我，一懷異志，我即制其死命’。原來澳門面積甚小，與內地的交通僅靠蓮花莖一路：倘有衝突，中國只須抽退工人，斷其接濟，就‘制其死命’了。這是我國官吏在十六世紀從經驗得來的一個極省事而又極靈效的‘馭夷’秘訣。葡人移居澳門等於把生命財產搬進一個葫蘆裏而讓中國看守葫蘆口。爲守口嚴密起見，萬曆二年（一五七四年）中國築了一道閘牆橫斷蓮花莖，牆中留門，啓閉由中國駐防軍隊主持。中國在澳門又立稅關，置縣丞；葡人年納地租五百兩。此外中葡並沒有別的關係。葡人好幾次派代表到北京，中國看同琉球暹羅的貢使，葡人亦未抗議。這樣，中國保存了‘天朝’的尊嚴，而地方人民和官吏以及葡萄牙都作了他們的好買賣。這個妥協方案既顧到了上層的理論和法規，又適合於下層的事實及慾望。這是我們應付近代世界的大變局之第二步。明史說：‘……終明之世，此番固未嘗爲變也。’
四
終明之世，葡人所以未爲大患，不僅因爲中國有了‘馭夷’的秘訣。此外有別的原故在。葡人在澳門雖受中國種種限制，但中國貨物除由華商運到南洋及日本，再由荷商或英商運到歐洲外，餘概須經過葡人之手始能到歐洲。這種中國與歐洲貿易的壟斷每年給葡人百萬兩的淨利。果亞總督給葡人商船來澳門的特許狀價値多到七十萬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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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葡人自得澳門以後，不但不想進取，反竭力的聯絡中國來避免第三者的分潤。且葡萄牙的帝國政策最注重的是香料羣島及印度，並不是中國。其國內的經濟政策不好；在海外所得的財富不經過葡人之手，終流到英荷法諸國。一五八零年（萬曆八年），其本國且爲西班牙所兼併。因此荷蘭及英國與西班牙爲敵者亦與葡萄牙爲敵。葡屬殖民地一部份就被英荷瓜分了。葡萄牙海上稱雄僅在十六世紀；到了十六世紀末年，她已自顧不暇，更談不到進取。
西班牙也是十六世紀的大海權國，但是天主敎皇在分派海外區域的時候，把中國劃歸葡萄牙去發展。所以中國與西班牙沒有要緊的關係。
荷蘭與英國的海外事業的起始同在十六世紀末年。最初兩國合作以抗西班牙。兩國在亞洲都設有專利的東印度公司。這兩個公司初到中國來通商的時候，葡萄牙人竭力慫恿廣東官吏反對，因此英荷兩國初來通商所遇着的困難反比葡萄牙更多。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廣州及澳門失敗以後，就於天啓二年（一六二二年）向東北去佔澎湖，以圖與福建通商。‘守臣懼禍，說以毀城遠徙即許互市。番人從之。天啓三年，果毀其城移舟去。巡撫商周祚以遵諭遠徙上聞。……已而互市不成，番人怨，復築城澎湖’。後任福建巡撫南居益與荷人屢戰，並嚴斷接濟；荷人遂棄澎湖而專意經營臺灣。
彼時臺灣雖未入中國版圖，國人在那裏墾荒的已經不少。嘉靖末年，海盜林道乾曾據其地。天啓初年海盜顏思齊和鄭芝龍在此地住過。崇禎中年，芝龍降於福建巡撫沈猶龍，並受了明朝的官職。適福建大旱，芝龍就提倡移民於臺灣。‘鴻荒甫避，土膏憤盈，一歲三熟，厥田惟上上。漳泉之人赴之如歸市’。荷蘭人不過在安平、鷄籠、淡水建立貨棧和堡壘。‘荷蘭專治市航，不歛田賦，與流民耦俱無猜’。明亡，芝龍降於滿淸，其子成功不從，據厦門一帶的地方與淸對抗。順治十七年（一六六零年）成功進攻南京失敗以後，遂率領部隊去佔臺灣，也可說去收復祖業。荷蘭人死抗，但在爪哇的總公司接濟不上，臺灣遂於順治十八年完全變爲中國人的土地。從此荷蘭人與鄭氏爲仇而偏袒滿淸，想趁機得與中國通商。康熙二年（一六六三年）施琅奪取厦門的時候，荷蘭東印度公司曾派船來協助。康熙帝還賞了‘荷蘭王’緞匹銀兩。從此公司得在厦門通商。
荷蘭東印度公司除以武力協助滿淸消滅明朝餘黨，藉以得通商權利外，又屢次派使進京以資聯絡。中國當然以請貢待之。順治十二年‘請貢’的時候，世祖曾以‘特降敕諭賜其國王’，其中有一段極有趣的話：
至所請朝貢出入，貿易有無，雖灌輸貨貝，利益商民，但念道里悠長，風波險阻，舟車跋涉，閱歷星霜，勞勩可憫。若朝貢頻數，猥煩多人，朕皆不忍。着八年一次來朝，員役不過百人，止令二十人到京。所携貨物，在館交易，不得於廣東海上私自貨賣。爾其體朕懷保之仁，恪恭藩服，愼乃常賦，祗承寵命。
荷蘭人儘管恭順，他們與中國的貿易仍不能脫貢舶色彩。在十七世紀的前半，荷蘭雖曾稱雄海上，但其所注重地點是南洋羣島和印度。所以荷蘭反明助淸的行動雖饒有歷史興趣，中西全盤的關係並沒有受荷蘭的影響。
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十七世紀前半對中國的態度更加消極。荷蘭在澳門失敗了，英人就覺得無試驗的必要。駐日的經理雖曾聯絡長崎華僑商會的會長，但以後怕上當，遂未前進。所需中國貨物，英人在南洋或日本從華僑商購置以了事。
東印度公司對中國的消極頗引起英人的批評。一六三五年，國王查理一世偕同少數資本家另外組織一個團體來專營中英之間的貿易。次年，這個團體派了威得爾上尉（CaptainJohnWeddell）率領四大船二小船來華；一六三七年（崇禎十年）六月駛抵澳門。葡人既不願英人來分其利，心中又怕威得爾以武力對付，只好虛與委蛇，威得爾急了，就直向虎門駛進。中國官吏的反對，他全置之不理。雙方於是備戰。八月十二武山砲台——虎門砲台之一——開始射擊；威氏竭力反攻。交戰僅半小時，臺上兵丁盡逃了。英兵於是上岸佔了砲台，懸上英國的國旗並把台上的砲位搬到船上。所謂虎門的天險，在十七世紀已不能限制西人。九月十日中國放了許多火箭噴筒以圖焚毀英國船隻。這種火攻之法也沒有發生效力。威氏說：‘謝謝上帝，我們沒有一人受傷。’以後他大事報復：燒了好幾個中國水師船，毀了一個村莊，並從村裏‘拿走了三十頭猪’。經過這些硬仗之後，官吏和葡人都知道總須想個收場的辦法。終究威氏作了點買賣，但他也擔保不再來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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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英國發生革命。革命以後，東印度公司於一六六四年（康熙三年）派船一隻來華。那時適經大亂之後。澳門景象十分蕭條。葡人口口聲聲的訴苦，說‘韃靼’人如何蠻橫，船一進口便不許出。這船白白納了二千兩的船鈔，原貨皆裝回去。與中國直接通商既然這樣困難，公司改在台灣設法。一六七零年，公司居然與‘國姓爺’鄭經定了通商的協定：公司得在台灣及厦門通商，但須輸進若干火藥及砲位。五年以後，公司在厦門設立總棧，在台灣設分棧。除供給軍火外，尚派人敎練鄭氏的砲兵。雖然，買賣仍舊不能發達，因爲鄭氏在大陸上所轄土地有限，並且年年縮小。到了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年），鄭氏失厦門，大陸上就無寸土了。二十二年，鄭克塽薙髮投降，台灣也入了淸朝的版圖。東印度公司駐華經理之失望可想而知。最奇怪的，英人並未因協助鄭氏而以後吃虧，正如荷蘭人之未因協助滿淸而佔特殊便宜。
其實在十七世紀，英荷海權澎漲的時候，中國與西歐的關係並無新發展。在明末淸初的時候，英荷兩國雖同爲通商對中國的內戰有所偏袒，但並沒有影響以後的關係。在這百年之內，近代世界大變局，在東南方面，進了一個凝滯時期。
近年因爲紀念徐文定公，國人對於明末淸初的傳敎事業特別注意。當然，在十七世紀，外國傳敎士能在中國居官受爵，著書立說，中國高層的士大夫竟有信奉天主敎者，這都是饒有興趣的事實。但是在朝廷方面——無論是明是淸——外國傳敎士的地位是一種技術專家的地位。朝廷所以用他們，不過因爲他們能改良曆法及製造佛郎機砲及紅衣砲。士大夫與傳敎士接近者究竟不多，信敎者更少。且這少數信敎者豈不是因爲那時的天主教加了濃厚的儒敎的色彩？我們從乾嘉道咸時代的藝術著作裏能找出多少西洋科學方法及科學知識的痕迹呢？十七世紀的傳敎事業雖然帶了不少英雄的風味，究未在我國引起一種精神運動；我國的文化依然保留了舊觀。倘若沒有近百年的發展，這事業在我國歷史上不過如景敎一樣而已。
五
十七世紀的大變動，不在傳敎或沿海的通商，而在全亞洲北部之更換主人翁。
俄國人於一五七九年（萬曆七年）越烏拉山而進侵西比利亞。此後勇往直前，直到太平洋濱爲止。一六三八年（崇祯十一年），其先鋒隊遂在鄂霍次克（Okhotsk）海濱建設鄂霍次克城。六十年內，全亞洲北部入了俄國的版圖，其面積有四百萬方英里，比歐洲俄羅斯還大一倍。
中俄在黑龍江流域的戰爭和交涉，我已撰有專文（最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原載清華學報，中央日報社近有影印本）討論此事。這裏我僅須指出有關於中國國際地位者。
第一、俄國未佔西比利亞以前，中西的接觸僅在東南沿海一帶；佔領以後，中西的接觸加添了北疆的長線。從歐亞關係史看，我們可以說，自十七世紀起，歐人分兩路侵略亞洲。一路自海洋而來，由南而北，其侵略者是西洋海權國；一路自陸地而來，由北而南，其侵略者是俄羅斯。兩路的侵略，合起來，形成剪刀式的割裂。全亞洲，連中國在內，都在這把剪刀口內。這是亞洲近代的基本形勢，誠數千年未有的變局。
第二、當時人雖不知道這個變局的重要，但在應付上，他們的成功是中國近代外交上空前絕後的。根據康熙二十八年（一八六九年）的尼布楚條約，不但黑龍江、吉林、及遼寧三省完全是中國的領土，卽現今俄屬阿穆省及濱海省也是我國的頷土。尼布楚條約的東北是大東北，因其總面積幾達到八十萬方英里，比現在的東北大一倍有餘，也可稱爲全東北，因其東北南都到海，都有海口，其他有外興安嶺的自然界線——在交通上及國防上，那時的東北是完全的。
我們在十七世紀能得這種成績，一面是因爲機會好，一面是因康熙皇帝處置得當。彼時西比利亞的交通極不方便；俄國在遠東的國力極其薄弱；俄人對遠東的地理知識亦極缺乏；俄國最大的希望是與中國通商：因此，我們的外交困難並不甚大。同時康熙皇帝在軍備上不遺餘力，在外交上則不爲過甚。尼布楚的交涉方式最值得我們注意。事前，代表團得着皇帝批准的確切的訓令，所以交涉的目的是固定的。在交涉的時候，我方代表全未以上國的使者自居；中俄雙方概以平等相待。尼布楚條約是中西最早的條約，也是中西僅有的平等條約。彼時三藩之亂已經平定，清朝的江山已經穩固：何以康熙帝獨於此時放棄“一統無外，萬邦來庭”的態度呢？若說滿人在那時尚未完全接受漢人的傳統，所以能以平等待外人，那末在順治年間，滿人的漢化程度更低，應該更能以平等待人。順治年間給荷蘭人的“敕諭”，我們在上文裏已經引過：其態度的高傲也就夠了。並且順治十三年，俄國特使背喀甫（Baikoft）到北京的時候，因“行其國禮，立而授表，不跪拜；於是部議來使不諳朝禮，不宜令朝見，却其貢物，遣之還”。十七年，俄國使者又因“表文矜誇不遜，不令陛見”。在順治年間，俄國已期意與中國和平交涉，無奈這些體制問題把交涉的路堵塞了。康熙的態度誠難解釋，但此態度是外交順利的一個成因，這是毫無問題的。
尼布楚條約的第六條也表示康熙時代朝廷態度的特別。這一條說：
“兩國之間既已成立本和好友誼條約，一切人民均可完全自由的從一國到對方國，惟必須携帶護照，證明他們是得允許而來的。他們並可完全自由交易”。
平等對待及自由貿易可解釋尼布楚外交成績的大部份。中國外交史上的大成績是由平等對待及自由貿易中得到的：不是從獨自尊大，閉關自守的傳統中得來的：這件事値得吾人的深思。
六
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三藩之亂平定了，臺灣也收復了，從此清朝統一了中國。於是清聖祖不但下決心來解決黑龍江一帶的中俄問題，且在沿海通商制度上，闢了一個新局面。以先在軍事時期，清廷曾禁人民下海，甚至強迫沿海居民遷居內地，以免他們接濟“叛逆”。康熙二十三年，聖祖下明詔開海禁。這個諭旨雖准許了國人下海，並沒有明文的許外人進口，但是事實上無論那國人要到廣州、厦門、福州、寧波來通商者，中國一視同仁。所以在十七世紀末年及十八世紀來中國通商的，如奧國（雙鷹國）、普魯斯（單鷹國）、丹麥（黃旗國）、美國（花旗國）、比利時、法蘭西均沒有遇着葡萄牙在十六世紀及英荷在十七世紀初年所遇着的困難。
同時清廷正式設海關監督，規定粵海關由內務府派，閩海【缺“關”？】由福州將軍兼，浙海關的由各省巡撫兼。按法律，中國的舊關稅制度完備極了，公道極了。聖祖的訓諭說：“各省關鈔之設，原期通商利民以資國用”；“國家設關榷稅，必征輸無弊，出入有經，庶百物流通，民生饒裕”。世宗的旨趣相同：“國家之設關稅，所以通商而非累商，所以便民而非病民也”。高宗也說過：“朕思商民皆爲赤子，輕徭薄賦，俾人民實沾惠澤，乃朕愛養黎庶之本懷”。戶部頒有稅則，其平均率不到百分之五，比南京條約以後的協定稅則還要低廉。防弊的法令也極森嚴：
“一、各關征稅科則，責令該管官詳列本榜，豎立關口街市，並責令地方官將稅則刊刷小本，每本作價二分，聽行戶頒發遵照。倘該管官將應刊本榜不行設立，或書寫小字懸於僻處，掩以他紙，希圖高下其手者，該督撫查參治罪。地方官將應刊稅則不行詳校，致有舛漏，或更扶同徇隱者，並予嚴參。”
“一、各關應征貨税，均令當堂設櫃聽本商親自塡簿，輸銀投櫃驗明放行。其有不令商親塡者，將該管官嚴加議處。”
很明顯的，中國自十七世紀末年起，已有了法定的、公開的海關稅則。
實際上，中國海關收稅的情形不但離高尚道德甚遠，且與法律絕不相符。直到鴉片戰爭，外商不知中國的稅則的模樣。歷康雍乾嘉四朝，外人索看海關稅則多次，每次概被衙門拒絕。關稅分兩種：船鈔與貨稅。照戶部的章程，船鈔應丈量船的大小而定：大船約納一千二百兩，中船約九百六十兩，小船約五百四十兩。實際除船鈔外，還須“官體”。在十七世紀末年，官體的多少，每次須講價。到康熙末年，十八世紀初年，官體漸成固定：不問船的大小，概須納一千九百五十兩，比正鈔還多。貨税也有正稅及“陋規”。陋規最初也是由收稅者及納稅者臨時去商議，到康熙末年，大約已達貨價百分之六，比正稅亦大。雍正初年，楊文乾以巡撫兼關監督的時候，官禮報部歸公，於是官吏在貨税上加了百分之十的陋規，名曰“繳送”。正稅及各種陋規總起來約當百分之二十，這是中國實行的稅則。
這種稅則雖重，但在十八世紀尚未發生困難。彼時進口貨小，出口貨多。中國的稅收百分之八十來自出口貨。這種貨物，因中外市價的懸殊，能納重稅。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廣州出銀二十兩買茶一擔，納出口稅不過三兩八錢（其中正稅僅二錢），到倫敦即能批發到四十兩以上。且同時英國茶葉的進口稅比中國的出口稅還重。
通商的地點的選擇，在法律上雖自由，實際無自由。浙閩粵三省的官吏雖都歡迎外商，但各處都有特殊權利的華商壟斷市場，即所謂“皇商”、“總督商”、“將軍商”、“巡撫商”等等。這班人是商人想借用政治勢力意圖操縱市場呢？還是官吏利用走狗來剝奪商利呢？還是官商狼狽為奸呢？在廈門，康熙四十三年（一七〇四年），“皇商”組織公行，行外之人概不許與外人交易。從此廈門的市價全由公行操縱，外商苦極了。寧波（實際交易在珠山）不但有特殊權利商人，有時官吏簡直自定價格，强迫外人交易。在十七世紀末及十八世紀初年，外商只能從各口彼此競爭佔點便宜。最初他們側重厦門，後來側重寧波，最後側重廣州。康熙十五年以後，中外通商實際只有廣州一口，因爲廣州市面較大，官利的貪索亦比較有分寸。
廣州嘗了專利的滋味以後，絕對不肯放手。所以乾隆二十年，英商復想到厦門及寧波的時候，廣州的官吏及商人聯合起來，在北京運動。他們達到了目的；從乾隆二十一年起（一七五六年），廣州成了法定的惟一通商地點。
從十八世紀中年起，外人的通商不但限於廣州且限於廣州的十三行。十三行的專利實由于環境的湊迫。第一、與外商交易者總是資本比較大的華商；此中有一種自然的專利。第二、外人嫌中國海關衙門納稅的手續過於麻煩，所以常把納稅的事務委託中國商人去辦。官吏于是指定少數更殷實的商家擔保外人不漏稅走私。這個責任甚大，保商沒有團結不足以當之，倘團結而沒有專利亦是得不償失。得了專利以後，官吏又覺得保商應負更大的責任，於是保商不但要據保外人不漏稅走私，且要擔保外人安分守己，換言之，管理外人的責任也到了十三行身上去了。在十八世紀的下半期，廣州外商及外船的水手逐漸增多而雜。中國官吏所定的禁令也就多而且嚴了。
這些禁令的煩瑣簡直是現在的人所不能想像或理解的。“番婦”不得來廣州。“夷船”開去以後，“夷商”不得在廣州逗留，他們必須囘到澳門或隨船囘國。“夷商”出外遊散只能到河南花地，每月只許三次，每次不得過十人，並須有“通事”隨行。“外夷”不許坐轎。“外夷”不許學習中文，購買中國書籍。“外夷”移文到衙文【門？】必須由十三行轉，必須用“禀”，祗許用“夷”字，不許用漢字。“外夷”只許租用十三行；僕役有限數，且須由十三行代雇。每年開市之初（秋末），官吏把這些禁令宣佈一次，並訓令十三行好好的開導那班不知禮義廉恥的外夷。禁令的實在用意不外三種：（一）防止外人開盤據之漸；（二）防止外人通悉中國政情以俾官吏的奸弊無從告發；（三）防止外人熟悉中國的商情，以便行商得上下物價。行商執行這種禁令的方法不外勸免疏通：倘不行，則宣佈停止貿易；再不行，則撤退外人的僕役，斷絕接濟。因這種利器用了多次，每次都見了效，官吏遂以爲“馭夷”易如反掌。
我們在十八世紀末年應付近代世界的大變局，又放棄了十七世紀末年康熙皇帝的比較開明態度而囘到明末的模樣。
七
幸而在十八世紀與中國的通商的最要的對手是英國東印度公司，公司的政策由股東決定，股東的目的在紅利。東印度公司在中國買賣既大賺錢，其他一切也就將就過去了。又幸而在十八世紀，中國很像一個强大的帝國，而印度適於是時瓦解。英國的注視是在印度與法國的對抗。所以英國只想用外交的方法來修改中國的通商制度。
是時在廣州的外商覺得他們所受的限制和壓迫多半出自地方官吏，非皇帝所知道，更非皇帝所許可。倘若在地方交涉，通商的制度是不能更改的；倘若由政府派公使到北京去交涉，或有一線的希望。一七八八年（乾隆五十三年）英國外交部遂採納這個辦法。不幸英國這次所派來的公使在中途死了，使團也就折囘去了。次年，兩廣總督福康安授意東印度公司的經理們，希望公司派代表到北京去賀高宗的八旬萬壽。經理們一則恐怕此中有奸謀，代表或將被扣留爲質，二則怕見皇帝的時候，必須三跪九叩禮，遂未接受福康安的意思。後來公司的董事以爲經理們失了一個絕好的機會，於是決計假補行祝壽爲名再派公使來華。
在籌備這使團的時候，英國人費盡心力，要使團在可能範圍内迎合中國人的心理，同時作西洋文明——尤其是英吉利文明的活廣告，使中國人知道英國也是禮義之邦，且是世界大帝國之一。外交部給馬戛爾尼（LordMacartney）的訓今不過講交涉大綱，其細則由馬氏臨行斟酌。大使所行的禮儀應表示中英的平等，不卑不亢，但不可拘泥形式。交涉的目的在擴充通商的機會和聯絡邦交。第一、英國想在中國沿海得一小區域如澳門一樣，俾英商可以屯貨在家，主權可以仍歸中國，但警察權及對英僑的法權應歸英國；在租借區域内，英國可不設軍備。第二丶中國不願租地，就加開通商口岸及滅少廣州的限制。第三丶英國可以遵守中國的鴉片禁令。第四丶希望英國可派公使駐北京，或間來北京；如中國願派公使到倫敦，英政府十分歡迎。這是十八世紀末年英國對華外交的方法及目的。
馬戛爾尼的使節，在中國方面，自始就另作一囘事看待。東印度公司的董事長百靈（FrarcisBaring）在乾隆五十七年的夏季，先發一信給兩廣總督，報告英廷派使的意思。這封信由十三行的通事譯成中文，送呈署督郭世勳，郭氏隨奏摺送到北京。這信原文第一句是：
The Honorable the President and Chairman of the Honorable the Court of Directores under whose orders and authority the Commerce of Great Britain is carried on with the Chinese Nation at Canton to the High and mighty Lord the Tsontock or Viceroy of the Provinces of Quantong and Kuangsi Greeting.
譯文變爲：
“英吉利總頭目官管理貿易事百靈，謹稟請天朝大人鈞安，敬禀者”。
原文第二句是：
These are with our hearty commendations to acquaint you that our most Gracious Sovereign His Most Excellent Majesty George the Third King of Great Britain, France and Ireland etc. Whose fame extends to all parts of the world having heard that it had been expected his subjects settled at Canton in the Chinese Empire should have sent a Deputation to the Court of Pekin in order to congratulate The Emperor on his entering into the Eightieth year of his age, and that such Deputation had not been immediately dispatched His Majesty expressed great displeasure thereat.
譯文變爲：
“我國王兼管三處地方。向有夷商來廣貿易，素沐皇仁。今聞天朝大皇帝八旬萬壽，未能遣使進京叩祝，我國王心中惶恐不安”。
英人費盡了心力要表現平等者的相敬；通事反把琉球安南的口氣加在這信上。當時的通事不能也不敢實譯，而當時的官吏之所以禁止外人學習中文及用中文移書往來，一部份就佔這個紙上的便宜。這種外交是幼稚而又滑稽。
清高宗度量頗大，虛榮心亦大，馬戛爾尼快要到天津的時候，高宗吩咐直隸總督梁肯堂及長蘆鹽政徵瑞如何招待。
“……應付外夷事宜，必須豐儉適中，以符體制。外省習氣，非失之太過，即失之不及。此次英吉利貢使到後，一切款待固不可踵事增華，但該貢使航海往來，初次觀光上國，非緬甸安南等處頻年入貢者可比。”
高宗對招待雖願從優，對禮節則極重視。他敎徵瑞預爲佈置：
“……當於無意閒談時，婉詞告知，以各處藩封到天朝進貢觀光者，不特陪臣俱行三跪九叩首之禮，卽國王親自來朝者亦同此禮。今爾國王遣爾等前來祝嘏，自應遵天朝法度。雖爾國俗俱用布紮縛，不能拜跪，但爾等叩見時，何妨暫時鬆解，俟行紮縛，亦屬甚便。若爾等拘泥國俗，不行此禮，轉失爾國王遣爾航海遠來祝釐納贐之誠，且貽各藩部使臣譏笑，恐在朝引禮大臣亦不容也”。
馬戛爾尼深知中國人重視禮節，也知三跪九叩首必成問題，所以敎徵瑞的婉勸和要求早有準備。馬氏並不拒絕行三跪九叩首的禮，但他有一個條件：中國須派與他同等級的大臣在英國國王的像前作三跪九叩的答禮。他說他所爭的不是他自己的身份；他對中國皇帝願行最敬的禮節；他所爭的是中英的平等，是英國國王的尊嚴，是要表示英國不是中國的藩屬。他把他的辦法和苦衷函達當時的首揆和珅。中國拒絕了他的條件，他就決定以見英王最敬的禮來見中國皇帝。
馬戛爾尼於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十日及八月十三日在熱河行宮兩次見了高宗，兩次都未跪拜。高宗雖敷衍了，賞了他及他的隨員不少的東西，心中實在不滿意，要官吏暗中設法諷令英人早囘國，他所提出的要求，高宗以一道勅諭拒絕一切。
馬氏的外交失敗是由於中西的邦交觀念之不相容。我們抱定“天朝統馭萬國”的觀念，不承認有所謂“國際”者存在；西方在近代則步步的推演出來國際生活及其所須的慣例和公法。馬氏的失敗證明中國絕不願意自動的或和平的放棄這種傳統觀念。因此中國外交史有一大特別：除康熙親政初年外，中外曾無平等邦交的日子。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居上，外國居下；鴉片戰爭以後則反是。
由現代中國人看來，馬氏出使中國毫無直接的成績可言，這已經够奇了，但連間接的影響也沒有，這更奇怪了。馬氏在中國境內逗留幾及半年。在這時期內，中國官吏與他往來的也不少。有意反對他的如徵瑞、前任粵海關監督穆騰額、前任兩廣總督福康安，我們不必說。據馬氏的日記對他感情甚好的大吏也不少。直隸總督梁肯堂與他一會於天津，再會於熱河。軍機大臣松筠陪他遊萬樹園，以後又陪送他到杭州。松筠曾辨過中俄的交涉，馬氏亦會出使俄國，所以他們甚相得。浙江巡撫陞任兩廣總督的長齡陪他由杭州經江西到廣東。就是當時主持朝政的和珅與他見面好幾次。這些人——其他官階更卑的如天津道及天津鎭不論——馬氏均說對他個人有相當的好感，尤其是松筠和長齡。何以這些人沒有因爲認識馬氏而對外人的態度稍有變更呢？馬氏所坐的兵船——比中國的水師船大五倍——及所送高宗的砲位和模型軍艦當時也有許多中國人看過。何以他們對西洋軍備無絲毫的驚醒呢？英國這次所送的渾天儀實屬十八世紀西洋科學及工藝的最精品。何以國人（滿漢均在內）沒有發生一點覺悟呢？馬氏文化使命的失敗足證中國絕不會自動的接受西洋的科學和工藝。
馬戛爾尼在中國的那一年正是法國革命國會對英國宣戰的一年。從一七九三年到一八一五年（嘉慶二十年），大英帝國的精力都集中對法的作戰。遠東通商制度的改良只好暫時搁置。同時中國這方也是變故多端。嘉慶元年，湖北敎匪起事，蔓延四川、河南、陝西、甘肅，至八年始告平定。閩粵海盜蠭起，聚衆到八九萬人，船三百多隻。西人被海盜架去而以重價贖囘者有好幾次。官吏如何虛報勝仗，如何“招撫”：在廣州的外人知道很清楚。內亂多，軍費就多，十三行的捐款也就多了。外人覺得通商的困難日見增多。等到拿破崙戰爭一終止，英國政府遂決計再派使來華，以求通商情形的改良。
嘉慶二十一年，羅爾美都（LordAmherst）的使節簡直是個大慘敗。因跪拜問題，仁宗竟下逐客之令。由北京返廣州的時候，沿途的官吏多以白眼相待。西洋人從此知道，要變更中國的通商制度，和與中國建立平等的邦交，和平交涉這條路走不通。
八
到了道光年間，中西都有大變動，使舊的中西關係不能繼續存在。
第一、英在十八世纪的下半期有所謂工業革命。在手工業時期，英國出品運至外國者不多，適宜於中國市場者更少。到了拿破崙戰爭以後，在海外闢市場成了英國新工業的急需要。
第二、自由貿易的學說隨着工業革命起來了。以往各種貿易的限制和阻礙，英人視爲家常便飯者，到了十九世紀，英人看爲野蠻黑暗，非打倒不可，中國的通商制度亦在內。
第三、經過十八及十九世紀初年的戰爭，大英帝國毫無問題的是世界的最强的帝國。英人往年廣州所能忍受者現在覺得萬不能忍了。並且這個帝國以印度爲中心。要侵略亞洲別部，英國有印度爲大本營，出發地。爲維持及發展在印度的利益，英國覺得有進一步的經營亞洲別部的必要。
第四、在十九世紀以前，歐人到海外去傳敎者全是天主敎徒。在十九世紀初年，耶穌敎徒也發現他們有傳佈福音給全世界的神授使命。在廣州的傳敎士，對於中國各種禁令的憤慨尚在商人之上。
我們試看道光元年（一八二一）至二十年，外人在澳門所發表的刊物，及他們寫給政府的請願書或給親戚朋友的信，我們發現一個共同的要求：解放！他們，不分商人及傳敎士，都覺得解放的日子應該到了，已經到了。
在東印度公司的末年，駐華經理中之後輩就主張與中國算總帳。以往公司的經理只求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現在這船商人尚惟恐天下無事。在道光十二三年的時候，外商已自動的，不顧中國的禁令，到福建、江蘇、山東，甚至奉天及高麵【麗？】去賣鴉片，和新的機製紡織品；傳敎士也跟着他去傳敎，去施醫藥。實際上，沿海官吏就無可奈何。林則徐在江蘇巡撫任內，遇着一個這樣的犯禁的船，也無法對付。
道光十三年，東印度公司在中國的通商專利取消了。這種專利也是貿易不自由時代的產物；牠的取消就是時潮的表現，取消以後，新來的商人多而且雜。他們對於中國的舊制度無經驗，也無了解，只覺得這種制度之無理。同時，公司取消以後，保護商業的責任由英國政府負責。以前買賣是公司作的，要辦交涉和打仗，費用也是公司出的；以後買賣是商人作的，交涉及打仗都是政府的事情了。所以大決裂的機會就多多了。並且責任既由英國政府直接負擔，英國必須派代表常川【？】駐華。這個代表要執行他的職權必須得中國的承認——承認他是外國政府的代表。那時，中國只知道有貢使，不知道有公使、領事。這種承認等於承認中英的平等。我們知道，在乾隆末年及嘉慶末年，中國絕無放棄傳統觀念的傾向。在道光年間，中國還是舊中國。事實上，在東印度公司取消以後，中英必須發生平等的近代的邦交；而中國的體制絕不容許這種邦交的發生。道光十四年，中英因此就以砲火相見。那次英國代表不久因病去逝，這問題就成爲一個大懸案。
換句話說：在道光年間，我們的通商制度及邦交觀念是十九世紀的世界所不能容許的。
同時，英國人的鴉片買賣也是我們覺得不應該容許的。
這個鴉片買賣的發展有其商業的自然性。歷十七及十八世紀，中國的國際貿易總是有很大的出超，因之白銀源源的從歐洲、南北美及印度輸進來。西商所苦的是找不着可以銷售的進口貨。在嘉慶年間，他們始發現鴉片推銷之易，但是這種買賣的大發展尚在道光年間。在道光元年，鴉片進口的尚不滿六千箱，每箱百斤；到了道光十五年，已過了三萬箱；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年）——林文忠到廣州去禁煙的那一年——過四萬箱。中國在道光六年初次有入超，從此白銀起始出口：西商的困難也從此解決了。倘若英國的工業革命提早百年；倘若英國的工業在十八世紀就能大量的輸入中國，那末英商無須鴉片來均衡他們與中國的買賣；那末，中英可以不致有鴉片戰爭，只有通商戰爭；那末，我民族可以不受鴉片之毒至如此之深，但我們的農民家庭附屬手工業的崩潰又要提早百年。換言之，無論如何，我們是不能逃避外來的壓迫的，除非我們的現代化也提早百年。
鴉片買賣的發展，除了有其商業的自然性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政治理由，那就是印度財政的需要。英國自十八世紀中年戰勝法國以後，就成了印度的主人翁，就着手整理印度的行政。整理的方法不外多用英國人爲官吏。其結果有兩個：一個是行政效率的提高，一個是行政費及軍費的提高。印度因此發生財政問題。鼓勵鴉片之輸入中國是英屬印度解除財政困難方法之一，卽所謂開源者也。其用心之苦——如中國吸鴉片者的嗜好的探討，價錢的適合，裝包箱之圖便宜等——不亞於任何現代的公司推銷任何其他貨品。
宣宗可說是個清敎徒。他不但要禁煙，且禁唱戲。他的儉樸是有名的，連朝服尚不願換新，只肯補綴。無疑的，宣宗的禁煙是出於至誠的，下了決心的。可是當時官吏的腐敗不是一個皇帝，雖有生殺之權，所能挽囘的。所以愈禁煙而煙之輸入愈多。我們若參看美國近年禁酒的經驗，道光年間禁煙之失敗似很自然了。
宣宗及少數的同志爲什麼要禁煙呢？他們一則覺得鴉片傷害身體，二則因爲煙癮妨害平民職業，三則因爲煙癮減降軍隊的戰關力。我們若以道光年間的識旨及奏章爲憑，他們禁煙最大的理由還是因爲鴉片進口，白銀就出口。那時國家沒有統計（鴉片按法不能進口，故更不能有進口的統計），他們又怎能知道鴉片進口及白銀出口的數目呢？他們的知識一部份得自傳聞，因爲鴉片買賣已成了公開的秘密，一部份得自推測。他們知道在嘉慶年間，每兩銀子可換制錢一千文，在道光中年，可換至一千六百文。他們的結論是：銀價的提高是因爲銀子流出外洋。這個結論不盡可靠，因爲在道光年間，中國各省鑄錢太多，且錢質也太壞。他們所得的傳聞往往亦言過其實。正因爲他們的運動沒有科學的基礎，他們的熱忱反而加高。
當時在廣州有少數留心時務的士大夫共同探討鴉片問題。順德人何太青曾主張這個辦法：
“紋銀易煙出洋者不可數計。必先罷例禁，聽民間自種鶯粟。內產既盛，食者轉利値廉，銷流自廣。夷至者無所得利，招亦不來；來者則竟弛關禁而厚徵其稅。責商必與易貨，嚴銀禁罪名。不出二十年，將不禁自絕。實中國利病樞機”。
監課書院敎吳蘭修很贊成這個主張，自己作了一篇“弭害論”以資宣傳，並請了學海堂同事們出來提倡。這些人都是粤東道臺許乃濟的朋友，他也相信這個主張是惟一可能的辦法。在道光十六年他作太常寺少卿的時候，他就奏請禁白銀出口，不禁鴉片進口但加稅，且許人民種煙，希望拿國貨來拉【抵？】制外貨。許乃濟及他的同志都知道這個辦法是下策，但是他們認清禁煙雖是上策，可惜是不能行的上策。
御史們如許球、朱罇、袁玉麟都反對開禁，以爲事繫天下風化，萬不可爲，且如能禁白銀出口，就能禁鴉片進口。許乃濟的辦法就打銷了。
十八年，黃爵滋奏請治吸煙者以死罪，這是煙禁加嚴的大呼聲。宣宗令各省將軍督撫討論。大多數的人都以爲死罪太重；因爲太重，地方官吏反不執行了；他們以爲販賣者的罪實大於吸食者。惟獨湖廣總督林則徐完全贊成。宣宗於是決定吸食與販賣同時都禁，並派林則徐爲欽差大臣，到鴉片貿易大本營的廣東去禁煙。
九
林文忠於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年）春天到廣州。
廣東的中外煙商對於朝廷及官吏的禁煙實是司空見慣毫不在乎。他們以爲文忠一定是和別的官吏一樣，初到任時，排個架子，大講禁煙；架子愈排的大不過表示要錢愈多。他們想拿對付別的官吏的法子來對付文忠。不幸文忠是中國官場的怪物，那就是說，他居然辦事認真，說到那裏，就作到那裏。他下令要煙商完全把鴉片交出來。煙商不聽令，他就撤退十三行的僕役，斷絕接濟，派兵封圍十三行。這個辦法不是文忠獨創的；廣東幾百年來“馭夷”的方法就是這樣。他爲什麼不派兵船到海上去拿煙船呢？因爲他知道中國兵船的力量不夠。他爲什麼不分好壞把外商都封鎖起來呢？一則因爲好壞難分，二則因爲三百多個外商之中，只有幾個人從來沒有作過鴉片買賣。他爲什麼把英國商業監督義律（CharlesElliot）也封鎖起來呢？因爲中國與英國沒有邦交，不承認有所謂商業監督存在。林文忠全用傳統的方法，因爲他不知道有別的方法。他是中國純粹舊文化的產物。他的特別是他忠實的要行孔孟程朱之學，不但口講而已。
義律知道了沒有法子可以對付這個橫蠻的欽差，於是以英國政府的名義令英商把所有的鴉片交給他，由他發收據。英商喜出望外，因爲他們可以向政府追索財產或其賠償。這一舉是林文忠的大幸，也是他的大不幸。有此一舉，他得了兩萬多箱的鴉片煙，簡直一網打盡。他的報告到了北京的時候，宣宗批諭說：“朕心深爲感動，卿之忠君愛國，皎然於域中化外矣”。同時因爲義律玩了這套把戲，他交出的鴉片已不是英商的私產，是英國政府的公產。因此這問題更加嚴重。
鴉片收了毀了，朝廷陞他爲兩江總督了，普通官吏大可就此收場。林文忠則不然。他要辦到底。他令外商具一甘結以後不再鴉片買賣，如作而被發覺，貨則入官，人則處死。不具甘結者，他要他們囘國不再來。義律率領英商既不具甘結，也不囘國。他的實在理由是要等英國政府的訓令然後再作處置。林文忠則以爲義律與煙狼狽爲奸，從中取利。所以他就下令禁止沿海人民接濟淡水食物，因此在這年秋季中英就兵火相見了。
在義律方面，他這年秋季及次年春季所有的武力僅兩隻小船，其餘都是商船臨時應戰。他與林文忠兩次的衝突，他不敎戰爭（War），只稱報復（Reprisal）。文忠的軍事報告不免言過其實：這不是水師提督關天培蒙蔽他，就是他有意欺君。不幸關天培頗負時譽，林文忠的官聲素好，所以時人就信他們是百戰百勝的。文忠於軍備的努力亦言過其實。他買了一隻外國舊商船，改作水師練船。他又買了些外國小砲，在虎門口，他按了一根大鐵鏈子，以防英船的駛進。他令沿海居民辦團練，他是相信可以利用“民氣”以禦外侮的。他自信很有把握，最可惜的，時人也相信他有把握。到二十年的夏季，英國水路軍隊到了中國洋面的時候，他們不攻廣州，反攻珠山。文忠及時人的解釋是英人怕他的軍備！
英國的目的有兩個：一個是要得鴉片賠款，一個是要大修改通商制度。英國以爲打仗應在北邊，交涉更應近北京，不然，不能收速效。所以佔了珠山以後，英國交涉員就率領艦隊到天津去，在天津負責交涉者是琦善，他對英國武備加以研究以後，就認定中國絕不能與英國戰，於是不能不和。適英國政府致中國宰相書爲琦善開了講和之路。該書要求條款甚多，沒有一條是當時中國所能接受的。但要求的理由就是林文忠禁煙方法的橫暴。琦善把這個交涉當作一場官司辦：英人既說林欽差欺負了他們，那末查辦林則徐豈不可以了事？以中國皇帝的命令去查辦中國的疆吏不但無損國體，反足以表示中國的寬大。義律以琦善的態度開明，交涉不能失敗，就答應率艦隊回廣州再議。林則徐撞出大禍，致定海縣失守；琦善憑三寸之舌把英軍說退了，宣宗就罷免林則徐派琦善去查辦。
琦善到了廣州，義律又舊話重提。琦善仍主和。英國政府給代表的訓令要他們要求中國割一島；如中國不願割地，則加開通商口岸。這點選擇是中國外交惟一的機會。琦善看到了這個機會，主張不割地，只加開通商口岸。清廷不許割地，也不加開通商口岸；義律則一心要香港。於是主和者的琦善也與英人決裂了。軍事失敗，以後就訂穿鼻條約，割香港與英國。清廷得信以後，就把琦善革職拿問。宣宗從此一意主戰。
既然主戰，宣宗就應該復用林則徐。文忠自告奮勇，願到浙江去收復失地。在浙督師的裕靖節亦竭力保他能勝任。於是宣宗令文忠到浙江去戴罪立功。不料二十一年夏季，英國新軍將到浙江的時候，宣宗臨時又把文忠遣戍伊犂。是以這位自信能“勦夷”，時人也信他能“勦夷”的林則徐終於沒有機會可以一現他的本領。
因此，我們的鴉片戰爭雖敗了，大敗了，時人絕無絲毫的覺悟。他們不認輸。他們以爲致敗之理由，不在中國軍備之不及外人，是在奸臣誤國，使林文忠不得行其志。好像兩個球隊比賽。甲隊的導師臨時不許其健將某人出場，以後敗了，其咎當然在導師，不在球隊。在道光年間，中西文化如要比賽的話，無疑的，中國隊員的自然隊長是林則徐。則徐未得出場，國人當然有以自慰。因此中有這個大波折，國人又酣睡了二十年。
十
負責辦理戰事善後者是伊里布及耆英。伊里布秉承琦善的衣鉢，而耆英又秉承伊里布的衣鉢。他們是“撫夷”派。他們撫夷的方法見於他們所訂的中英南京條約和虎門條約、中美望厦條約及中法黃埔條約。
我們戰爭的目的沒有達到，因爲英國雖不反對禁煙，但反對中國再用林徐則用過的方法。這樣一來，禁等於不禁，因爲以中國的國力及國情，用文忠的方法尚有一線之望，不用則全無禁煙的希望。
英國戰爭的目的完全達到了。通商制度大加修改了。我們現在把南京、虎門、望厦、及黄埔諸條約當作最早的不平等條約看，因爲這些條約裏有領事裁判權、協定關稅，及片面的最惠待遇。雖然，我們不可就結論這些不平等條款是帝國主義壓迫我們的工具。道光時代的人看法完全與我們的兩樣：他們不反對領事裁判權，因爲他們想以夷官按夷法來治夷人是極方便省事的。他們不反對協定關稅，因爲他們想把稅則一五一十的訂在條約裏可以免許多的爭執，並且耆英所接收的協定稅則比中國以往國定的稅則還要高。他們不反對片面的最惠國待遇，因爲他們想不到有中國人要到外國去；其實當時的法令禁止人民出洋。至於租界制度並不是根據任何條約起始的，最早的租界是上海英人居留地（Settlement），由上海道與英國領事訂的。原來外人初到上海的時候，他們在城內租借民房，後來中國地方官吏感覺華洋雜居，管理不易；外人亦感覺城內衞生不好，交通不便。爲外人劃出一特別區或爲其居留地是出於雙方樂意的。時人並不反對。他們，不論撫夷派或勦夷派，不知道，亦無從知道這些條款之主權的及經濟的損失，勦夷派所痛恨的是賠款和五口通商。他們認賠款是輸金以養夷，使夷力坐大。他們以爲有了五口，那就防不勝防了。其實這五口，上海除外，都是康熙年間曾經有過通商的地點。
最奇怪的，英人認南京條約是中英平等的承認及保障，因爲條約規定中英官吏可以平等往來。這一條是勦夷派所不甘心的。
南京條約以後，中國以兩廣總督（最初是廣州將軍）兼欽差大臣負責處理夷務，而以兩江總督副之。我們可以說，在道咸年間粵督是中國的外交總長，江督是次長。此外北京並沒有專辦外交的衙門。
第一任總長是伊里布；不滿一年他就死了。繼任的是耆英。鴉片戰爭以後的通商制度幾全成於耆英之手。他撫夷的技術很值得我們的注意：
“……其所以撫綏羈縻之法，亦不得不移步換形。固在格之以誠，尤須馭之以術。有可使由不可使知者，有示以不疑，方可消其反側者；有加以款接，方可生其欣感者；並有付之包荒，不必深與計較，方能於事有濟者。……夷人會食，名曰大餐。……奴才偶至夷樓夷船，渠等亦環列侍坐，爭進飲食，不得不與共杯勺，以結其心。且夷俗重女，每有尊客，必以婦女出見。……奴才於赴夷樓議事之際，該番婦忽出拜見。奴才踧躇不安，而彼乃深爲榮幸。此實西洋各國風俗，不能律以中國之體。儻驟加訶斥，無從破其愚蒙，適以啓其猜嫌。……”
耆英所謂“馭之以術”，就是肯與外以交際。這沒有什麼了不得。但清議駡他“媚外”，因爲清議要死守“人臣無私交”的古訓。換句話說，鴉片戰爭以後，時論乃不許中國有外交。
耆英最感困難的是廣東民情與夷情之調濟。鴉片戰爭以後，廣東人特別仇恨外人，而外人的氣燄自然亦比戰前亦高，於是發生許多私鬬暗殺事件。耆英不惜以嚴刑處置暗殺者。御史們駡他“抑民奉夷”。在這種空氣之下，發生廣州入城問題。廣州人堅執不許外人入城，好像城內是神聖之地，不容外夷沾染。英人把這種態度看作侮辱，堅要入城，以不許入城爲違約。耆英左右爲難，對人民則竭力開導，對英人則勸其不着急。到了道光二十七年，英人太不能忍了，於是以武力要挾。耆英不得已與之定約，許兩年後進城。清史稿說“耆英知終必有釁，二十八年請入觀，留京供職”。這個解釋頗近情，因爲耆英離開廣州以後，官運尚好：“管理禮部兵部，兼都統，尋拜文淵閣大學士”。這樣，耆英的脫離外交，似乎不是因爲宣宗不信任他了，是因爲他自己畏難而退。
十一
雖然，這個解釋也有困難。宣宗訓令他的繼任者說：
“惟疆寄重在安民：民心不失，則外侮可弭。嗣後遇有民夷交涉事件，不可瞻徇遷就，有失民心。……總期以誠實結民情，以羈縻辦夷務，方爲不負委任。”
這就是批評耆英的政策。並且繼任者是徐廣縉。廣縉也是佩服林文忠者之一。他繼任之初，就請教文忠馭夷之法，文忠答以“民心可用”。其實耆英的下臺及徐廣縉的上臺不是尋常官吏的調動，是撫夷派的下野和勦夷派的登朝執政。徐廣縉秉承林文忠的衣鉢，而葉名琛以後又秉承徐廣縉的衣鉢。可惜徐廣縉是個小林則徐，而葉名琛又是個小徐廣縉。英法聯軍禍根就種於此。
徐廣縉繼任一年以後，耆英二年後入城的條約到期，英人根據此約要求進城。廣縉與名琛於是聯絡地方紳士大辦團練，“共團勇至十萬餘人，無事則各安工作，有事則立出捍衞，明處則不見荷戈持戟之人，暗中實皆折衝禦侮之士”。廣州官民同心以武力抵抗。英人終覺因入城問題而作戰，未免小題大做。於是聲明保留權利，以待他日。廣縉遂以英人怕百姓，放棄入城之舉報告北京。宣宗高興極了，賞了廣縉子爵，名琛男爵，並賜廣州人民御書“衆志成城”四字。勦夷派外交的起始總算是順利。
文宗即位（道光三十年正月）以後，勦夷派的勢力更大。大學士潘世恩及給事中曹履泰等均謂應該起用林則徐，“庶幾宋朝中國復相司馬之意”。文宗亦有此意。三十年十月，他手筆下詔宣布撫夷派的罪狀。咸豐朝的對外態度於此畢露了。
這時適有太平天國的革命，滿清的江山幾乎不保，但京內外的潘【藩？】夷政策並不因此稍改。在廣東葉名琛自以爲很有把握，文宗亦十分信任他。咸豐四年（一八五四年）英法美三國共同要求中國修改通商條約。三國代表到兩江及天津去交涉的，地方官吏均答以修約之事只有葉名琛能主持，但是他們到廣東去的時候，名琛總是託故不見，最後又囘答他們只知守約，不知改約。是時英法正聯軍助土耳其抵抗俄國，而急於修約的英國亦以爲不如等中國內亂之勝負決定後再議，於是攔置修約問題。名琛不知道這個內幕，反自居功，以爲他得着馭夷的秘訣了。
其實外人，尤其是英國人，這時已十分不滿意舊約。他們以爲商業不發達是由於通商地點太少，且徧於東南沿海，長江華北均無口岸；他們又覺得中國內地的通過稅太繁，致貨物不能流通。外國代表對葉名琛的辦事方法也十分憤慨，以爲邦交制度非根本改革不可。外人氣燄之高，很像鴉片戰爭以前的樣子。
葉名琛於此時給外人以啓釁的口實，咸豐六年，廣西西林縣殺了一個馬神父。法國代表要求處置，名琛一事推諉。這時拿破崙三世欲得敎皇的歡心以維持他的帝位。有了馬神父的懸案，他就師出有名了。同時葉名琛因捕海盜事，與英人起了衝突。於是英法聯軍，首攻廣州。名琛不和不戰，終爲英人所擄。八年，聯軍由大沽口進據天津。清廷恐京師受擾，於是派桂良及花沙納到天津去修約。
天津交涉最嚴重的問題，第一是北京駐使。士大夫簡直以此事爲荒謬絕倫，萬不可許。第二是長江開通商口岸及內地遊行；這樣遍地都有外夷，簡直防不勝防了。至於減低關稅及改內地各種通過稅爲二五子口稅，時人倒覺得不値得爭。桂良及花沙納（天津人說，那年桂花不香）以爲不簽字，則外人必置逼京師；簽字則外軍可進，中國可徐圖挽回。天津條約實在可說是城下之盟了。
簽字以後，北京就敎桂良到上海去“挽囘”已失權利。清廷知道若否認條約必致引起戰禍，於是有所謂“內定辦法”：中國以後完全不收關稅，外人放棄北京駐使，長江通商及內地遊人。時人以爲外夷既惟利是圖，以利誘之，他們必就範。桂良到了江南，地方官吏均反對這個內定辦法：不收關稅則軍餉無來源，萬一外人接受了這個便宜而同時又不放棄新得的權利，那又怎樣？桂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疏通英國，結果允不派使駐京。他覺得此外不能再有所得，只好批准天津條約。
次年，各國派使到北京去交換批准證書。北京也爲他們預備了公館，以便接待。但各國疑心甚大，所以派兵船護送公使北上。清廷於八年派了僧格林沁在大沽設防，以免外人再據天津。中國願意堵塞海河交通，留北塘一路出入，則外人不能武裝進京。外人見了大沽不能通行，遂以爲中國有廢心約。他們把中國軍備看得太輕了。一戰的結果，外人大失敗。於是英法要復大沽之仇。
咸豐十年，我們的外交一誤於北京不給桂良全權證書——時人以爲惟獨皇帝可以有全權，再誤於捕拿外國交涉員。終至聯軍入京，毀圓明園，而天津條約以外又有所謂北京條約了。
勦夷派外交的代價不能不算大。
十二
上文已經說過，俄國佔了西比利亞以後，中國的國際地位加了一路的侵略。但尼布楚條約終久實行一百六十餘年。到了十九世紀中年，歐人自水路來者的侵略復行積極的時候，自旱路來者的侵略也積極了。剪刀在那裏活動了。
俄人最初假道黑龍江出師，以防英法的侵略；次則實行佔據江北。等到佈置好了，然後與黑龍江將軍奕山開始交涉。咸豐八年，簽訂瑷琿條約，將黑龍江以北的土地劃歸俄國。九年，中國想否認該約。等到英法聯軍進了北京以後，中國不但無力取消瑷琿條約，反又訂北京條約，把烏蘇里以東的土地讓給俄國。我們的大東北縮小了一半，而且俄國得了海參崴，可以角逐於北太平洋。
俄國沒有費絲毫之力就得了三十萬方英里的土地：其對華外交的靈敏可說遠在英國之上。而且俄國自始至終以中國的“朋友”自居！
十三
咸豐十年的大挫折終於喚醒了一部份的中國人。在八年九年，文宗的親弟恭親王奕訢是頑固派之最頑固者，首先提議捕殺外國交涉員的就是他。文宗逃往熱河的時候，派他留守北京。咸豐十年的經驗給了他及他的助手文祥兩個教訓。他們從此知道外國的槍砲實非我們所能敵。同時他們發現外國人也講信義：與外人訂了約以後，他們果然遵約退出北京。於是奕訢與文祥決心自强，並且知道中國還可利用外國專門人材以圖自强。
適此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諸疆吏因與太平天國戰，免不了與外人發生關係。他們也得了同樣的教訓。這五人的努力造成了同治中興的局面。
他們是中國的第一流政治家，知道中國所處的局勢是數千年的變局，而且圖以積極的方法應付之。他們的大政方針分兩層：以外交治標，以自强治本。這個治本之策是步步發展的。最初不過練洋槍隊；繼則買製器之器、以圖自己造船；終而設學校，派留學生，以圖自己能製這製器的器具。等到光緒年間，他們進而安電線、開煤礦、修鐵路、辦海軍、設招商局、立紗廠。我們現在以爲他們的事業不够，可是我們如知道他們的困難，我們也不批評他們了。時人多怪他們以夷化夏，多方反對。加以事權不一，掣肘者多。政府沒有整個的計劃，事業的成敗要靠主辦者個人的勢力。
至於治標方面，奕訢及文祥創立一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來負外交的全責。總署拿定注意謹守條約以避戰禍。但是十九世紀的後四十年，外來的壓迫節節加緊。這時工業化的國家也多了，各國都須在海外找市場，不像以往只有英國。同時西洋人把達爾文的學說應用於民族之間：優勝劣敗既然是天理，強者有助天淘汰弱者之責。所謂近代的帝國主義的狂瀾充滿了全世界。加之這時在已有的兩路的侵略——剪刀式的夾攻——之上，又來一個從東面臨頭砍殺的日本。治標沒有治好，治本也不足濟事。甲午之戰是自强運動的失敗。
十四
自强失敗以後，就是瓜分；瓜分引起民族革命。這是甲午以後，我們對世界大變局的應付。（中略）。
無疑地：經過三十餘年的革命，我們的民族意識大有進步。無疑的，這民族意識是我們應付世界大變局的必須利器。現在的問題是：這民族意識能否結晶，能否具體化。我們是否從此團結一致來禦外侮；我們是否因爲受了民族主義的洗禮而就能人人以國事爲己任：這些條件會決定我們最後對這個大變局的應付的成敗。
本作品的作者1965年逝世，在
兩岸四地
以及馬來西亞屬於公有領域。但1934年發表時，
美國對較短期間規則的不接受性
使得本作品在美國仍然足以認爲有版權到發表95年以後，年底截止，也就是2030年1月1日美國進入公有領域。原因通常是1996年1月1日，作品版權在原作地尚未過期進入公有領域。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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