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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十四
牛弘
弘字里仁，本姓
，安定鵠觚人。仕周，為中外府記室、內史上士。轉納言上士，加威烈將軍、員外散騎侍郎，襲父允爵臨涇公。宣政初，轉內史下大夫，進位使持節、大將軍、儀同三司。隋受禪，遷散騎常侍、秘書監。拜禮部尚書，除太常卿。尋授大將軍，拜吏部尚書。煬帝即位，進位上大將軍，改右光祿大夫。
大業六年
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文安侯，諡曰憲。有《集》十二卷。
上表請開獻書之路
經籍所興，由來尚矣。爻畫肇於庖羲，文字生於倉頡，聖人所以弘宣教導，博通古今，揚於王庭，肆於時夏。故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握符御曆，有國有家者，曷嘗不以《詩》《書》而為教，因禮樂而成功也。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治國立身，作範垂法。及秦皇馭宇，吞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本既先亡，從而顛覆。臣以圖讖言之，經典盛衰，信有徵數。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改秦之弊，敦尚儒術，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岩，往往間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內有延閣、秘書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為盛。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於是鴻生巨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遠斯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台、石室，鴻都、東觀，秘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嫌帛，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秘書、內外三閣，遣秘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秘書監荀勖定魏《內經》，更著《新簿》。雖古文舊簡，猶云有缺，新章後錄，鳩集已多，足得恢弘正道，訓範當世。屬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因河據洛，跨秦帶趙。論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才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僭偽之盛，莫過二秦，以此而論，足可用矣。故知衣冠軌物，圖畫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晉、宋之際，學藝為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秘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為《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為《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秘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故江表圖書，因斯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才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缺尤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為少。臣以經書，自仲尼已後，迄於當今，年逾千載，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臨區宇，功無與二，德冠往初。自華夏分離，彝倫攸
攵，其間雖霸王遞起，而世難未夷，欲崇儒業，時或未可。今土宇邁於三王，民黎盛於兩漢，有人有時，正在今日。方當大弘文教，納俗升平，而天下圖書尚有遺逸，非所以仰協聖情，流訓無窮者也。臣史籍是司，寢興懷懼。昔陸賈奏漢祖云「天下不可馬上治之」，故知經邦立政，在於典謨矣。為國之本，莫此攸先。今秘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然士民殷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吝惜，必須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臻，觀閣斯積，重道之風，超於前世，不亦善乎！伏願天鑑，少垂照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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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書·牛弘傳》，《北史·牛弘傳》，又見《御覽》六百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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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請定典禮
聖教陵替，國章殘缺，漢、晉為法，隨俗因時，未足經國庇人，弘風施化。且制禮作樂，事歸元首，江南王儉，偏隅一臣，私撰儀注，多違古法。就廬非東階之位，凶門豈設重之禮？兩蕭累代，舉國遵行。後魏及齊，風牛本隔，殊不尋究，遙相師祖，故山東之人，浸以成俗。西魏已降，師旅弗遑，賓嘉之禮，盡未詳定。今休明啟運，憲章伊始，請據前經，革兹俗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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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書·禮儀志》三，開皇初，高祖思定典禮，太常卿牛弘奏，詔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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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著喪紀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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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皇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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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一品薨，則鴻臚卿監護喪事，司儀令示禮制；二品以上，則鴻臚丞監護，司儀丞示禮制；五品以上薨卒，及三品以上有周親以上喪，並掌儀一人示禮制。官人在職喪，聽斂以朝服，有封者斂以冕服，未有官者，白袷單衣。婦人有官品者，亦以其服斂，內不得置金銀珠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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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八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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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請修緝雅樂
臣聞周有六代之樂，至《韶》《武》而已。秦始皇改周舞曰《五行》，漢高帝改《韶武》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又造《武德》，自表其功，故高帝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又作《昭容》《禮容》，增演其意。《昭容》生於《武德》，蓋猶古之《韶》也。《禮容》生於《文始》，矯秦之《五行》也。文帝又作《四時》之舞，故孝景帝立，追述先功，采《武德舞》作《昭德舞》，被之管弦，薦於太宗之廟。孝宣采《昭德舞》為《盛德舞》，更造新歌，薦於武帝之廟。據此而言，遞相因襲，縱有改作，並宗於《韶》。至明帝時，東平獻王采《文德舞》為《大武》之舞，薦於光武之廟。漢末大亂，樂章淪缺，魏武平荊州，獲杜夔，以為軍謀祭酒，使創雅樂。時散騎侍郎鄧靜善詠雅歌，樂師尹胡能習宗祀之曲，舞師馮肅曉知先代諸舞。總練研精，復於古樂，自夔始也。文帝黃初，改《昭容》之樂為《昭業樂》，《武德》之舞為《武頌舞》，《文始》之舞為《大韶舞》，《五行》之舞為《大武舞》。明帝初，公卿奏上太祖武皇帝樂曰《武始》之舞，高祖文皇帝樂曰《咸熙》之舞。又制樂舞，名曰《章斌》之舞，有事於天地宗廟，及臨朝大饗，並用之。晉武帝
泰始二年，遣傅玄等造行禮及上壽食舉歌詩。張華表曰：「案漢、魏所用，雖詩章辭異，興廢隨時，至其韻逗曲折，並係於舊，一皆因襲，不敢有所改也。」九年，荀勖典樂，使郭夏、宋識造《正德》《大豫》之舞。改魏《昭武舞》曰《宣武舞》，羽
舞曰《宣文舞》。江左之初，典章堙紊，賀循為太常卿，始有登歌之樂。大寧末，阮孚等又增益之。咸和間，鳩集遺逸，鄴沒胡後，樂人頗復南度，東晉因之，以具鐘律。太元間，破苻永固，又獲樂工楊蜀等，閒練舊樂，於是金石始備。尋其設懸音調，並與江左是同。慕容垂破慕容永於長子，盡獲苻氏舊樂。垂息為魏所敗，其鐘律令李佛等，將太樂細伎，奔慕容德於鄴。德遷都廣固，子超嗣立，其母先沒姚興，超以太樂伎一百二十人詣興贖母。及宋武帝入關，悉收南度。
永初元年，改《正德舞》曰《前舞》，《大武舞》曰《後舞》。文帝
元嘉九年，太樂令鍾宗之，更調金石。至十四年，典書令奚縱，復改定之。又有《凱容》《宣業》之舞，齊代因而用之。蕭子顯《齊書志》曰：「宋孝建初，朝議以《凱容舞》為《韶舞》，《宣業舞》為《武德舞》。據《韶》為言，《宣業》即是古之《大武》，非《武德》也。」故《志》有《前舞》《凱容》歌辭，《後舞》《凱容》歌辭者矣。至於梁初，猶用《凱容》《宣業》之舞，後改為《大壯》《大觀》焉。今人猶喚《大觀》為《前舞》，故知樂名雖隨代而改，聲韻曲折，理應常同。前克荊州，得梁家雅曲，今平蔣州，又得陳氏正樂。史傳相承，以為合古。且觀其曲體，用聲有次，請修緝之，以備雅樂。其後魏洛陽之曲，據《魏史》云「太武平赫連昌所得」，更無明證。後周所用者，皆是新造，雜有邊裔之聲。戎音亂華，皆不可用。請悉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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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書·音樂志下》，
開皇九年
平陳，獲宋、齊舊樂，由是牛弘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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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言雅樂定
臣聞蒉桴土鼓，由來斯尚，雷出地奮，著自《易經》。邃古帝王，經邦馭物，揖讓而臨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秦焚經典，樂書亡缺，爰至漢興，始知鳩擇，祖述增廣，緝成朝憲。魏、晉相承，更加論討，沿革之宜，備於故實。永嘉之後，九服崩離，燕、石、苻、姚，遞據華土。此其戎乎，何必伊川之上，吾其左衽，無復微管之功。前言往式，於斯而盡。金陵建社，朝士南奔，帝則皇規，粲然更備，與內原隔絕，三百年於茲矣。伏惟明聖膺期，會昌在運。今南征所獲梁、陳樂人，及晉、宋旗章，宛然俱至。曩代所不服者，今悉服之，前朝所未得者，今悉得之。化洽功成，於是乎在。臣等伏奉明詔，詳定雅樂，博訪知音，旁求儒彥，研校是非，定其去就，取為一代正樂，具在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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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書·音樂志下》，十四年，樂定。牛弘、姚察、許善心、虞世基、劉臻等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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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古制修立明堂議
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祭義》云：「祀於明堂，教諸侯孝也。」黃帝曰合宮，堯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興治，由來尚矣。」《周官·考工記》曰：「夏後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鄭玄注云：「修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四阿重屋。」鄭云：「其修七尋，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正寢，或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馬融、王肅、干寶所注，與鄭亦異，今不具出。漢司徒馬宮議云：「夏後氏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後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序間大夏後氏七十二尺。」若據鄭玄之說，則夏室大於周堂，如依馬宮之言，則周堂大於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為是。但宮之所言，未詳其義。此皆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注《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同：「寢不逾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玄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袷享之時，周人旅酬六尸，並后稷為七，先公照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王，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宴。據《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脫屨升坐。」是知天子宴，則三公九卿並須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於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須於太室之內，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於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
簋籩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工升歌，出樽反坫，揖讓升降，亦以隘矣。據茲而說，近是不然。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玄云：「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為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束皙以為夏時之書。劉
云：「不韋鳩集儒者，尋於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為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即為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周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為章句，又論之曰：「明堂者，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後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內曰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尺，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闥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宮以應日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宮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觀其模範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說悉同。建安之後，海內大亂，京邑焚燒，憲章泯絕。魏氏三方未平，無聞興造。晉則侍中裴頠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而廟宇之制，理據未分。宜可直為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已還，咸率茲禮。此乃世乏通儒，時無思術，前王盛事，於是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沖，三三相重，合為九室。檐不覆基，房間通街，穿鑿處多，迄無可取。及遷宅洛陽，更加營構，五鬼紛競，遂至不成，宗配之事，於焉靡托。今皇猷遐闡，化覃海外，方建大禮，垂之無窮。弘等不以庸虛，謬當議限。今檢明堂必須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升，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鄭玄注曰：「五府與周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玄亦言：「每月於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畫個，皆在堂偏，是以須為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者何？《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達，布政之宮。」《禮記·盛德篇》曰：「明堂四戶八牖，上圓下方。」《五經異義》稱講學大夫淳于登亦云：「上圓下方。」鄭玄同之。是以須為圓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記》，夏言「九階，四旁兩夾窗，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亦盡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則有，灼然可見。《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言魯為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魯之太廟，與周之明堂同。又曰：「復廟重檐，刮楹達向，天子之廟飾。」鄭注：「復廟，重屋也。」據廟既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太室之上屋也。」《周書·作洛篇》曰：「乃立太廟宗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曰：「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依《黃圖》所載，漢之宗廟皆為重屋。此去古猶近，遺法尚在，是以須為重屋。明堂必須為辟雍者何？《禮記·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雍。」《明堂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周圜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太室以象紫宮。」此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馬宮、王肅以為明堂、辟雍、太學同處，蔡邕、盧植亦以為明堂、靈台、辟雍、太學同實異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圜如璧，則曰璧雍。其實一也。」其言別者，《五經通義》曰：「靈台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雍以養老教學。」三者不同，袁準、鄭玄亦以為別。歷代所疑，豈能輒定？今據《郊祀志》云：「欲治明堂，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戴上黃帝時《明堂圖》，一殿無壁，蓋之以茅，水圜宮垣，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來則久。漢
中元二年，起明堂、辟雍、靈台於洛陽，並別處。然明堂亦有璧水，李尤《明堂銘》曰「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辟雍。夫帝王作事，必師古昔，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為本。形制依於周法，度數取於《月令》，遺闕之處，參以餘書，庶使該詳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依《考工記》、《孝經》說。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闥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書·月令》論。殿垣方在內，水周如外，水內徑三百步，依《太山盛德記》、《覲禮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誠上帝，祗配祖宗，弘風布教，作範於後矣。弘等學不稽古，輒申所見，可否之宜，伏聽裁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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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書·牛弘傳》，又見《北史》七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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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議
謹案《禮》，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周禮》，奏黃鍾，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鍾，皆是旋相為宮之義。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則太簇為宮，姑洗為商，蕤賓為角，南呂為徵，應鍾為羽，大呂為變宮，夷則為變徵。他月仿此。」故先王之作律呂也，所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揚子云曰：「聲生於律，律生於辰。」故律呂配五行，通八風，歷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環轉運，義無停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餘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還相為宮者，謂當其王月，名之為宮。今若十一月不以黃鍾為宮，十二月不以太簇為宮，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豈不陰陽失度，天地不通哉？劉歆《鍾律書》云：「春宮秋律，百卉必雕；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乃發聲。」以斯而論，誠為不易。且律十二，今直為黃鍾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竟復何施？恐失聖人製作本意。故須依禮作還相為宮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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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書·牛弘傳》，又《北史》七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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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共姚察、許善心、劉臻、虞世基等詳議
後周之時，以四聲降神，雖采《周禮》，而年代深遠，其法久絕，不可依用。謹案《司樂》：「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舞《雲門》以祭天。函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舞《咸池》以祭地。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圜鍾為羽，舞《韶》以祀宗廟。」馬融曰：「圜鍾，應鍾也。」賈逵、鄭玄曰：「圜鍾，夾鍾也。」鄭玄又云：「此樂無商聲，祭尚柔剛，故不用也。」干寶云：「不言商，商為臣。王者自謂，故置其實而去其名，若曰，有天地人物，無德以主之，謙以自牧也。」先儒解釋，既莫知適從，然此四聲，非直無商，又律管乖次，以其為樂，無克諧之理。今古事異，不可得而行也。案《東觀書·馬防傳》，太子丞鮑鄴等上作樂事，下防。防奏言：「建初二年七月鄴上言，天子食飲，必順於四時五味，而有食舉之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求福應也。今官雅樂獨有黃鍾，而食舉樂但有太簇，皆不應月律，恐傷氣類。可作十二月均，各應其月氣。公卿朝會，得聞月律，乃能感天，和氣宜應。詔下太常評焉。太常上言，作樂器直錢百四十六萬，奏寢。今明詔復下，臣防以為可須上天之明時，因歲首之嘉月，發太簇之律，奏雅頌之音，以迎和氣。」其條貫甚具，遂獨施行。起於十月，為迎氣之樂矣。又《順帝紀》云：「陽嘉二年冬十月庚午，以春秋為辟雍，隸太學，隨月律。十月作應鍾，三月作姑洗。元和以來，音戾不調，修復黃鍾，作樂器，如舊典。」據此而言，漢樂宮懸有黃鍾均，食舉太簇均，止有二均，不旋相為宮，亦以明矣。計從元和至
陽嘉二年，才五十歲，用而復止。驗黃帝聽鳳以制律呂，《尚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周禮》有「分樂而祭。」此聖人製作，以合天地陰陽之和，自然之理，乃云音戾不調，斯言誣之甚也。今梁、陳雅曲，並用宮聲。案《禮》：「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盧植云：「十二月三管流轉用事，當用事者為宮。宮，君也。」鄭玄曰：「五聲宮、商、角、徵、羽。其陽管為律，陰管為呂。布十二辰，更相為宮，始自黃鍾，終於南呂，凡六十也。皇侃疏：「還相為宮者，十一月以黃鍾為宮，十二月以大呂為宮，正月以太簇為宮。餘月放此。凡十二管，各備五聲，合六十聲，五聲成一調，故十二調。」此即釋鄭義之明文，無用商、角、徵、羽為別調之法矣。《樂稽耀嘉》曰：「東方春，其聲角，樂當宮於夾鍾。餘方各以其中律為宮。」若有商、角之理，不得云宮於夾鍾也。又云：「五音非宮不調，五味非甘不和。」又《動聲儀》：「宮唱而商和，是謂善本，太平之樂也。」《周禮》：「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鄭玄以黃鍾之鍾、大呂之聲為均。均，調也。故崔靈恩云：「六樂十二調，亦不獨論商、角、徵、羽也。」又云：「凡六樂者，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故知每曲皆須五聲八音錯綜而能成也。《禦寇子》云：「師文鼓琴，命宮而總四聲，則慶雲浮，景風翔。」唯《韓詩》云：「聞其宮聲，使人溫厚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及古有清角、清徵之流。此則當聲為曲。今以五引為五聲，迎氣所用者是也。餘曲悉用宮聲，不勞商、角、徵羽，何以得知？荀勖論三調為均首者，得正聲之名，明知雅樂悉在宮調。已外徵、羽、角，自為謠俗之音耳。且西涼、龜茲雜伎等，曲數既多，故得隸於眾調，調各別曲，至如雅樂少，須以宮為本，歷十二均而作，不可分配餘調，更成雜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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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書·音樂志下》，牛弘及秘書丞姚察、通直散騎常侍許善心、儀同三司劉臻、通直郎虞世基等，更共詳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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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論六十律不可行
謹案《續漢書·律曆志》，元帝遣韋玄成問京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冬至之聲，以黃鍾為宮，大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宮日者各自為宮，而商徵以類從焉。」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一丈而十三弦，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執始之類，皆房自造。房云受法於焦延壽，未知延壽所承也。至元和年，待詔候鐘〔律〕殷肜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者。故待詔嚴崇，具以準法教其子宣，願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太史丞弘試宣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知為準施弦。熹平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弦緩急，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大榷常數及候氣而已。據此而論，京房之法，漢世已不能行。沈約《宋志》曰：「詳案古典及今音家，六十律無施於樂。」《禮》云：「十二管還相為宮」，不言六十。《封禪書》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而悲，破為二十五弦。」假令六十律為樂，得成亦所不用。取「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之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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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書·牛弘傳》，《北史》七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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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議
案《周官》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鄭眾注曰：「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三禮義宗》稱：「《周官》奏黃鐘者，用黃鐘為調，歌大呂者，用大呂為調。奏者謂堂下四縣，歌者謂堂上所歌。但以一祭之間，皆用二調。」是知據宮稱調，其義一也。明六律六呂迭相為宮，各自為調。今見行之樂，用黃鐘之宮，乃以林鐘為調，與古典有違。案晉內書監荀勗，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之法，製十二笛。黃鐘之笛，正聲應黃鐘，下徵應林鐘，以姑洗為清角。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以外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鐘，是勗下徵之調。不取其正，先用其下，於理未通，故須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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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史》七十二，案張溥本有同律度量議，據《隋書·律曆志》上，周宣帝時，達奚震與牛弘等議，宜編入達奚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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