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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十一
高歡、宇文泰論
取天下者，馬上也；治天下者，非馬上也。開國者必使其治天下之心，勝其取天下之心，而後可以固本而垂基。予觀高歡、宇文泰之廢興，而愈信古人之不我欺也。歡與泰出處相若，才相若，勝敗相若，鄴下、關中之形勢亦相若。乃歡死，齊無一令主，而齊卒滅於周者，何哉？蓋歡知所以取，不知所以治；泰知所以取，兼知所以治故也。夫取天下者，武也；治天下者，文也。取天下者，將也；治天下者，儒也。歡有十厙狄幹不能抵一蘇綽。泰得劉璠，比之陸機，擬人其倫；歡得陳元康，稱為孔子，令人嗢噱。歡父子奪妃，啟文宣、武成之亂；泰明經講學，啟武帝之好儒。夫當兩雄相角時，譬如艾旃為防，其旁伺以千鈞之弩，稍有間，則破且入之矣。以父子兄弟淫虐之朝，而當數世重道崇儒之主，其能無敗乎？
雖然，泰非知道者也。泰親冘其君，較歡尤逆。其所行均田、府兵、大誥、學校，亦不過附會古方於萬一而已。然為田於大旱之時，畢竟有桔槔一日之功者，其苗後枯。若鹵莽而種之，則亦鹵莽而報之，理固然矣。
或謂高洋虐過梟狼，殊難化誨。然其為世子時，見射堋畫人形，責高隆之曰：「堋上習射，作獸形可也。何為終日射人？」是其初心未嘗不愛人也。使歡善教之，因其不忍之心而推廣之，安知非令主也！縱之不教而瞿瞿然以侯景為憂，不以家法為念，可謂不知本矣。隋文帝亦曰：「常恨高歡不能教其兒子。」當時早有此論。然文帝知教兒子，而不知其所以教，故其視宇文也亦愧焉。嗚呼！宇文且足尚，而況乎真能行聖人之道者哉？
張良有儒者氣象論
伊川稱良有儒者氣象。余甚惑焉。若良者，范蠡、范睢之徒耳，何儒之有？謂其能報仇與？則荊軻、聶政皆儒；謂其能決勝與？則蕭何、陳平皆儒。在良，豈忠於韓哉？酈生勸立六國時，良果為韓，正當成人之美，使韓有後矣。發八難以阻之，則韓絕。且良亦豈忠於漢哉？良見高帝春秋高，思自托於呂氏，故詭為太子樹羽翼。其子辟疆，年才十五，童子何知，而說丞相授諸呂以兵。非良之貽謀而何？倘太尉不得入北軍，則劉氏又絕。儒者絕兩國，可乎？
或謂良善藏其用，明哲保身，類儒。不知良之用久已盡矣，其中無所藏也。良教高祖誅降背約，智囊已竭。此外不聞有久安長治之道告高祖，而高祖不用者。叔孫制朝儀，陸賈作《新語》，旁人紛紛自附於儒。良居其間，漫無可否。其所藏者果何用耶？若僥幸免禍，則爾時不將兵者俱善終，不獨良也。
然則伊川最重儒，而偏許良，何與？豈以其狀貌恂恂類婦人女子之故與？
駁《唐鑒》李德裕論
報恩類喜，報怨類怒。喜怒者，皆性情之所必不容已者也。然喜怒以類者，鮮矣。故聖人不禁人之報怨，而但教之以直。若曰怨其所當怨，亦報其所當報可耳。若必矯其情而姝姝然曰：「我但恩報，不怨報也。」則淆黑白而蔽天良，其所謂報恩者，亦偽也。
《唐鑒》稱李德裕、裴度俱為賢相，而李以報怨故，致竄死海上，不能如裴之善終。又曰：李之黨多君子，牛之黨多小人。李報牛，是以燕伐燕。陋哉，范氏之說也！孔子曰：「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李既為君子，牛既為小人，以君子攻小人，所謂惡不仁也，非報怨也。若不問其何以怨，何以報，而但以為有怨無報，是文王聞崇侯讒己，不當伐崇；周公聞管、蔡流言，不當誅管、蔡也。漢蓋勳救正和，曰：「我為梁使君謀，非為蘇正和也。」怨之如初。設蘇有當死之罪，勳必殺之。穆宗用裴度不專，故度不得行其志。度果大用，則李宗閔、皇甫渼輩，度亦必殺之。何也？不惡不仁，不足以為仁也。夫刀鋸者，聖人之所不能已也；虎豹者，造父之所不能馴也。純臣愛君之國，甚於愛己之名，故除小人如農夫之除草，惟力是視。苟有避嫌之心，調停之說，「與寬一分，為將來餘步」，「恐朝廷手滑，吾輩亦不免」，凡此者，皆私心也，皆中人以下語也。
宋之天下所以不振者，正坐當朝大臣少一德裕耳。溫公作《通鑒》以德裕受維州為非，故棄米脂四郡以與西夏。范氏作《唐鑒》以德裕報怨為非，故於熙、豐小人，不勸誅戮。兩賢之意，自謂薄德裕而不為，宜若國安身安，俱如裴度之善終矣。卒之國不安，至淪沙漠；身不安，幾至剖棺。較德裕之禍只一身，罪止一竄者，反較酷烈。豈非識力不純，斤斤於禍福論人之故哉？
若夫黨，又不可概論焉。洛黨、蜀黨、朔黨，皆賢人也。其道宜散，宜解，而不宜結。牛、李二黨，一君子，一小人也。為君子者，宜報，宜殺，而不宜寬。宣宗居藩，受武宗狎侮，故登極後，復僧寺，貶石雄，專改舊章。不用毛髮淅灑之李太尉，自有汗透重裘之令狐至矣。然一則威服三鎮，一乃郊迎龐勳，捨騏驥而策駑駘，其效不彰彰可睹乎？厥後周墀入相，韋奧戒曰：「願相公無權。」蓋亦有戒於德裕而為此言。不知門生天子之日，權終不在相公也。善乎宋尹源之答客問曰：「人臣不忠孰大？」曰：「無過為大。」嗟乎！若德裕者，固人臣之有過者歟！
姚崇、宋璟論
唐姚、宋並稱，而議者多優宋而劣姚。余謂不然。夫仡仡矜矜，萬仞壁立，立於朝，使百辟消其邪心，此臣道之如山者也。宋璟是也。靜深有謀，涵蓋一切，「惟幾也能成天下之務」，此臣道之如海者也。姚崇是也。然而山雖高，蛟龍不居；海雖渾，變化不測。余故曰崇勝也。
夫人主之愎諫而昵小人者，情也。所貴為大臣者，不逆其情，而善誘之以歸於道。不必有排斥小人之跡，而能使之與人主日疏。崇之對幸東都，與其黜薑皎、罷魏知古者，皆璟之所不屑為，而亦璟之所不能為者也。
吾嘗謂天寶之禍，宋璟在猶可憂，而姚崇在則無慮。何也？彼明皇者，英主也。其畏璟而愛崇也，素矣。源乾曜奏事稱旨，必曰姚崇之謀；不合，則曰何不與姚崇議之？自崇死，而天下無如崇者。李林甫始得以才見用，然臨軒之禮，卒不相假者，終知林甫之非崇也。知其非崇而必用之者，太平日久而樂用才臣以自暇自逸，則姑任之為快。而張九齡者，宋璟儔也，有其道無其術。道不合則爭，爭不得則去。九齡去而天下無爭之者，李林甫始得以才見用。使其時有若崇者，為之內娛主意於所甚安，而陰以計擠小人於外，則終玄宗之世，林甫不得專政，而祿山不得入宮矣。
且人但知為璟難，不知為崇難；但知用璟難，不知用崇尤難。張易之譖魏元忠，使張說為證。說許諾。宋璟要之，卒以敗悔。崇告謁十餘日，諸事委積，虜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夫以張說之反覆，而一旦效璟，卒為正人；以懷慎之忠清，而終身效崇，不能決事。豈非德易及而才難強者乎？人主雖非甚聰，皆能涉獵書史，審察邪正。若璟之犯顏諫諍，公罪也。中才之主，雖重違其意，而心固識其忠。若崇之細行不矜，所使者以賄敗，此私罪也。苟非大度之主，又安能用之而不疑？今有棟樑之材而不免贅疣之形，此固眾人之所棄，而大匠之所取也。
嗟呼！從來君子之自為，往往多疏；小人之防身，往往多密。以姚、宋之賢，開元之治，兩人皆以微罪行，不久於其位。李林甫獨專相二十餘年，君臣魚水。彼其罪過，必十倍姚、宋萬萬矣。然而明皇甘以天下付之，至於高力士諫而猶不悟。豈其工於防君子，而拙於防小人哉？要知姚、宋之過易於見聞，而林甫之惡難於發露故也。讀史至此，不能不掩卷而深感慨焉。
此己未館課題也。時習翻譯，不與課。溧陽相公嫌諸翰林多優宋而劣姚，特授意命作，似亦未乖於正。姑存之。自記。
宋儒論
古今來尊之而不虞其過者，孔子一人而已。其他則尊之者略溢其分，則攻之者必損其真。過尊者迂，過攻者妄。此吾宋儒之論之所以作也。
今有飛隼集於高墉，天下之善射者，皆操弓挾矢而至。非射隼也，射其集於高墉也。不知隼果高，射之亦何傷於隼？然必以高墉為惟隼所居，而不敢一窺其巔，則又誤矣。夫宋儒之講學而談心性者，際其時也，氣運為之也。今之尊宋儒者亦際其時也，氣運為之也。是何也？漢後儒者有兩家：一箋注，一文章。為箋注者，非無考據之功，而附會不已；為文章者，非無潤色之功，而靡曼不已。於是宋之儒舍其器而求諸道，以異乎漢儒；舍其華而求諸實，以異乎魏、晉、隋、唐之儒。又目擊夫佛老家譸張幽渺，而聖人之精旨微言反有所而未宣。於是入虎穴，探虎子，闖二氏之室，儀神易貌，而心性之學出焉。
夫創天下之所無者，未有不為天下之所尊者也。古無箋注，故鄭、馬尊；古無詞賦策論，故鄒、枚、晁、董尊；古無圖太極而談心性者，則宋儒安得不尊？然而箋注帖括，明經之科變矣；詞賦策論，進士之科變矣。元仁宗以經義取士，以程、朱為式，則至今猶未變也。明祖開國，又首聘婺之四先生，勸頒《朱注》以取士，而宋學從此大昌。《易》所謂「窮則變，變則通」，正此之謂。吾故曰：宋儒之講學，人之尊宋儒者，皆際其時也，氣運為之也。
雖然，講學在宋儒可，在今不可。尊宋儒可，尊宋儒而薄漢、唐之儒則不可；不尊宋儒可，毀宋儒則不可。又何也？曰：孔子之道若大海然，萬壑之所朝宗也。漢、晉、唐、宋諸儒，皆觀海赴海者也。其注疏家，海中之舟楫桅篷也；其文章家，海中之雲煙草樹也；其講學家，赴海者之郵驛路程也。路程至宋，定矣盡矣，但少一行者耳。「未之能行，惟恐有聞」，何暇再為之貌其跡而拾其沈乎？有源而無流，溝井之水也；有本而無末，槁暴之木也。安得不考名物象數於漢儒，不討論潤色於晉、唐之儒乎？若夫「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學者果能望道有見，殊途同歸，當亦宋儒所深望，又何必乘間抵隙，摘其過，沒其功，眈眈然妒其兩廡之餐而思攫之也？
然則宋儒之於聖道，其果至矣乎？曰：難言也。觀高堅前後仰鑽之歎，則知顏淵之於孔子有間矣；觀性命誠明迂遠之說，則知思、孟之於顏、閔又有間矣。此無他，生知、學知、困知之次第終不可泯，而「可語上」、「不可語上」之說，夫子已明言之。宋儒雖賢，其能在顏、閔上哉？其能符聖心而毫厘不失哉？後世學者未必能勝宋儒，亦未必不如宋儒。要惟是其言，而不必迂拘墨守；非其言，而不必菲薄詆嗬。則所以論宋儒者定矣，所以論漢、唐、魏、晉諸儒者，亦定矣。
駁公羊氏宋宣公議
宋宣公知其子之不賢，立穆公。穆公感宣公之義，立殤公。二君能行古人之道，足以風世。《公羊》曰：「宋之禍，宣公為之。」東萊氏比之燕噲。此悖理傷教，惑之大者也，不可不辨。
宋，殷後也，兄終弟及，殷之先王有行之者矣。《傳》曰：「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是殤公非令主也。華督殺孔父，淫其妻，殤公平日之政刑可知矣。使宣公居正而立之，其禍尤速也。華督先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非先有立公子馮之心，而後弑殤公也。督既懼誅，必有所弑；督既弑君，必有所立。是時雖無穆公，殤公不免於禍；雖無公子馮，殤公亦不免於禍。宋之禍，華督為之，殤公自為之，而謂宣公為之乎？使穆公在，督必不敢為惡，殤公亦得終其天年矣。宋之禍，謂宣公弭之，可也；謂宣公為之，不可也。穆公之立殤公，非宣公意也。督之立公子馮，非穆公意也。督之弑殤公，亦非公子馮意也。惟馮立而不正討賊之義，且寵其位，以督為宰，則馮之不賢又可見矣。與其立不賢之子，以墮社稷，不若立兄之子，以成先君之義。穆公可謂賢矣。宣公可謂知賢矣。
春秋時弑君三十有六，彼皆父子相傳，《公羊》所謂「大居正」者也。其禍又誰為之乎？後世宋太宗殺德昭，立其子，為萬世誚。君子曰：執居正之說，以濟其不仁之心。太宗之禍，《公羊》為之也。
駁蘇子屈到嗜芰議
屈到嗜芰，臨卒，命薦芰，子木不從。《國語》是之，柳子非之，蘇子作論陋柳子。袁子曰：是蘇子之陋，非柳子之陋也。
蘇子之言曰：「父子平日可以恩掩義，死生之際不可以私害公。」謬矣！父子之間，有私而無公。《禮》曰：「子不私其父，則不成其子。」孟子曰：「父子之間不責善。」果芰非禮，萬不可薦。當父彌留諄囑之際，子木早宜涕泗而諫，不欺其父於地下矣。不幾諫於生前，而責善於死後，是欺其將盡之魂，而餒其求食之鬼也。
蘇子曰：「恐其父以飲食之名聞於諸侯。」則更謬矣！夫籩豆之事，其昭告於鄰國者，古未有也。即《儀禮》所載，膋鐽鼎俎，雖有定數，然考之「三傳」，徵之史冊，未聞有列國之諸侯大夫，為增一果減一牲而受美惡名。惟屈建之煩稱博引，以禮奪情，然後其父嗜芰傳於人間，其子撤芰又傳於人間。揚其父為飲食之人，而顯其身為守禮之士，致千百世後，有蘇子者猶嘵嘵然陋其父而孝其子，是皆子木之使之聞之也。使屈到嗜之，子木薦之，則家庭常事，人間比比然矣。民不及知，而書亦必不載也。
且先王已立廟矣，復為之立寢者，原以伸人子之私，使之思其所嗜，思其所欲也。《中庸》曰：「設其裳衣，薦其時食。」裳衣豈有一定之衣，而時食寧有一定之食哉？《月令》以含桃羞寢廟，南朝以筍？薦帝後，猶能仿而行之。使子木抑其禮於廟，而申其情於寢，未為不可也。蠻夷大夫，楚氛甚惡，原不足責。而丘明、蘇子，身為文人，不知孝，並不知禮，何也？然則魏武子、陳子車之索殉，其亦從之歟？曰：殺人以成孝，吾未之前聞。彼則所謂亂命也。然則何以不諫？曰：諫，則其父必命殉者先死矣，是又宜將順以幹其蠱也。君子之於孝也，審其大小輕重而已矣。
書院議
民之秀者，已升之學矣；民之尤秀者，又升之書院。升之學者，歲有餼；升之書院者，月有餼。此育才者甚盛意也。然士貧者多，富者少，於是求名賒而謀食殷。上之人探其然也，則又挾區區之稟假以震動黜陟之，而自謂能教士。嘻，過矣！
夫儒者首先義利之辨。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聖人訓也。今疚之以至微之利，而惕之以至苛之法。其謀入焉者，半苟賤不廉者也。苟賤不廉之人，養之教之，何所用之？夫養士與養兵不同。兵，非民之秀者也。然今養兵者，習騎射擊刺，不過月有考、歲有稽而已，固未嘗闌其出入，禁其居處也。教士者加苛焉，是視士不如兵也。
然則書院宜如何？曰：民之秀者，已升之學矣；民之尤秀者，升之書院。民之尤秀者，一郡中不數人，吾寧浮取之以備教，則亦不過郡二三十人而已。以餼數百人之費，餼二三十人，既可贍其家，絕其旁騖，而此二三十人者，師師友友，弦歌先王之道以自樂，則又安得有害群之馬侜張佻險於其間耶？為之師者，無多弟子，博習相親，以故憤易啟，悱易發，經義易傳，治事易治。國家他日用人，捨書院其焉取之？《中庸》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孟子曰：「堯、舜之仁而不遍愛，急親賢也。」即此意也。漢州郡貢士，戶二十萬以上，才舉一孝廉。以京師之大，而太常弟子不過五十人。以吳公之賢、洛陽之盛，而所舉秀才僅賈誼一人。其慎重何如！
然則彼之舊隸書院而藉以養者，將汰之歟？曰：養士與養孤寡不同。彼哀其終而收之，此謹其始而擇之也。而云何不汰也？然則何以知其尤秀者而擇之？曰：取人以身，擇士者秀，則所擇者亦秀。所謂規有摹，而水有波也。嗟乎！今之寬於養士者，既視之如無告之窮民，而嚴焉者，又視之出兵以下，且不知己先求知人，此予之所以歎也。不然，書院在在有也，而不聞受其益者，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