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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凡先儒之說，就其一節，非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而比以異事而同形者，則不可通者，十八九矣。惟程子心知其意，故曰：「《春秋》不可每事必求異義，但一字異，則義必異焉。」然經之異文，有裁自聖心而特立者，如魯夫人入各異書之類是也。有沿舊史而不能革者，稱人、稱爵、稱字、稱名、或氏、或不氏之類是也。其間毫芒之辨，乍言之，若無可稽尋；及通前後而考其義類，則表裏具見，固無可疑者。
抑嘗考《詩》《書》之文，作者非一，而篇自為首尾，雖有不通，無害乎其可通者。若《春秋》則孔子所自作，而義貫於全經，譬諸人身，引其毛髮，則心必覺焉。苟其說有一節之未安，則知全經之義俱未貫也。又凡諸經之義，可依文以求，而《春秋》之義，則隱寓於文之所不載，或筆或削，或詳或略，或同或異，參互相抵，而義出於其間。所以考世變之流極，測聖心之裁制，具在於此，非通全經而論之，末由得其間也。
余竊不自忖，謹師《戴記》與程子之意，別其類為三十有六，而通論其大體凡九十章，又通例七章，使學者知所從入。至盡其義類，與聖心同揆，而無一節之不安，則願後之君子繼事焉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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