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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
舜葬蒼梧，是廣西已入版圖；禹會塗山，是浙東已人版圖。不知宣王中興，赫聲濯靈，何以淮、徐郎呼為戎、夷？江南、湖廣，春秋時皆檳為荊吳，非我族類？大抵諸侯各君其國，天子有道則來朝，否則職貢不至，聲教遂阻。定九先生曰：「觀武丁朝諸侯有天下，可見武丁未出，諸侯不可得而朝也。」總之，王畿雖為萬國係屬，而各國卻委其自治，聖人公天下之心原是如此。
武王取商，不聞商家有死難之人。當時箕子、膠鬲以下，自然尚有其人，因武王處得好，大家便相安。並不見膠鬲出為周用，周亦不曾強膠鬲使為己用。這便是兩盡其道。
管仲器小，且不須推說到正心修德，致主王道上去。假令孔子請討陳恒，魯從其請，斷無奪齊國土之事，不過誅其罪人，置君而去。至義聲滿天下，自然四方仰而待命，如文王之世矣。孟子之以齊王，亦是以齊之地，行政救民，使天下歸心耳。斷不是要奪周家天下而有之也。古者方伯專征，或天子以所征之地賞功則可受；又或要荒之外，蠢動暴害者，取之可也。古公初時國甚小，後來便大，想是多得西戎之地耳。斷沒有聖賢利人之有，而攘而據之之事。管仲便是又滅幾個小國，駁維不純。
問：「使孔子為君、為相，亦如堯、舜、周公足矣。」曰：「只怕比周公更渾然嫵跡些。孔子乾淨無比，事事穩，又收得好。雖曰『危邦不入」，他卻曾入；『亂邦不居』，他卻曾居。所謂『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商鞅開阡陌，可見以前阡陌尚存。三代田制，如何急忙變得盡，直至鞅始無遺。又人之為兵，亦鞅為之，信是千古罪人。不過要變換新法，奪人相位，就做出此等事。商鞅、李斯當不得位時，好讀不正之書，著不正議論。及得志，便惡焰滔天。所以讀書要正當，莫著怪僻之論，有此一段怪論，便恐有發作時。
孟子言「好善優於天下」，《
大學
》之「一個臣」，便是此二字注腳，有此二字，無所不有。蕭河與高祖同起豐沛，良、平皆後進，高祖任用之，何無幾微不平之意。自己老老實實的管糧餉，又薦一韓信，賴以成功，故功為諸臣冠。
人但知焚書者李斯，不知蕭何不為無罪。何原是吏，故從入關，止知收圖籍，為錢糧兵馬計，經書皆置不問。至項羽一炬，乃盡漸滅。秦人所禁，禁其行於民間者耳，所謂「王府則有」者，固在也。
韓信之敗，就在聞酈生下齊，自恥不如，遂襲而取之。功必欲自己出，敗之根也。韓信等之善將，
如蛛之結網，蜂之釀蜜，他的偏長是天生的。亦有學問，他學問於這一路，偏容易，偏在行。
程朱身分高，又見得到，直眼大如箕。三代下所推者，不過幾人：董江都、諸葛武侯、文中子、韓文公，餘則稱陸敬輿、郭汾陽。如韓魏公，則曰「間氣」，范文正，則曰「才氣老成」。
某看漢儒中，如江都、武侯，實在做得事來，次之便算賈長沙、劉更生、班孟堅。孟堅一部《
漢書
》，何所不有，議論又得要領，後人議其品行，似屬過苛。當日竇憲出征，朝廷命固從之，豈得不行？既與同行，憲得功而歸，要他做篇文字，豈得不作，更生峭直忠鯁，但略傷急躁。長沙不及董、葛醇正，夾雜霸道。
漢文以長沙傅梁王，以龜錯傅太子，可謂誤於擇師。
客言：「王莽未篡時，覺得天下無他伶俐。既篡位，一日呆似一日。」曰：「便是。古人說得好，欺天者天亦欺之，罔人者人亦罔之。穆穆之天，未必做此位倆，鬼神便有許多駁襍的來弄你。」鉅鹿、昆陽皆以少勝眾。項羽一戰而驕，諸侯膝行而前，氣焰太露。光武一味收斂，伯升為更始所殺，夜間淚濕枕席，平居卻不露聲色，便是成事氣量。
古來高隱人，不盡是忘世，多是志願極大，見不能然，遂決意不臣人。武侯不立史官，他自看得功業不上眼，故不屑記。如不遇先主，自然高隱終身，孫、曹豈足掛眼。嚴子陵便是看得光武未能十分像意，所以不肯出。即邵康節先生，亦是英霸之資。
耿、鄧輩讚光武，以弘濟艱難，不過保全天下之人身。子陵高風峻節，不汙新莽，亦不臣光武，乃能激厲天下之人心。東漢末，宦禍、黨錮頻興，而赴仁蹈義者，視死如歸，子陵之力也。於《易》：「《蠱》者，事也」，故皆曰「幹」，至上獨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蓋所幹者更大，不可謂非事也。定九先生曰： 「孟子答士何事，曰『尚志』，正是此義。」弔嚴子陵詩文，以權文公、范文正公為絕唱。權詩直說到風尚為淳，而曰：「焉用佐天子，持此報故人。」高澗純粹，又是實事。范紀兩邊說得到，一邊高，一邊大，包涵甚遠。明太祖著論，乃曰：「子陵若在，難乎免於今之世。」殊欠度量。王姚江自以驅馳王事，而以荷簣譏之。意亦褊淺。
方正學作《子陵詩》極可厭。古今君臣惟此最飄灑，是一段佳話，有何放不過，定要說得掃興至此，況郭后又安知其無可廢之道。友云：「其實麗華卻是糟糠，郭后反是後來所立。」至呂東萊以宋弘語為諷郭后事，宋弘薨於建武六年，廢郭后乃十七年事，安得預為諷耶？古人亦有憤憤時。
漢宣綜核名實，雖校弆，竟弄成一名法天下。至孝明，始銳意興復禮樂，雖止皮毛，然已能使人尚名節。可見禮樂之功大。
鄧伯道事，《小學》采之，其實有過處。弟子固要保全，己子縱不能兩顧，聽他追隨不上，萬一得活，亦不可知。何必縛在樹上，使賊戕之。郭巨之子，必不得已只好聽他饑斃，埋之殊屬害理。這都是漢、晉人好名之弊。
客氣用事，好名作威，其人必不可與共事。李元禮為司隸校尉，宦官之弟已避入柱中，便當住手，乘此以懾群小足矣。何必破柱殺之，以致激變。武侯事事嚴肅，卻又肯放過，所以妙。
漢之高、文、武、宣、明、章諸帝，天分皆不及先主。先主遺命幾句，語似平常，而所見甚高。「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是何等胸次識解。高、文、武、宣諸君，都用不得武侯，郎唐太宗好自見聰明，亦未必用得。
項羽精采，最是沉船破釜，能斷而行，所以成破秦之功。其無用之狀，全見於鴻門之宴。非謂卿子冠軍與高祖皆宜殺，只於適合機宜與不中機宜處，見其大概耳。項羽起手殺太守，便規模不好。昭烈興趣事卻有度，不輕殺人，其於督郵也，鞭之而已。口不離仁義之言，遺詔數語，老靠決斷。
先主不忍東征之舉，後來武侯收拾，便如人遭瀕死大病，雖已痊可，元氣終未能復。假令當年能忍，姑與吳和，俟曹操死後，以先主之英偉，加武侯之幹濟，據河、渭上流以爭天下，必大得志。人不能如聖人之大公，便須堅忍。一能堅忍，成就便不可量。孟子以太王配勾踐，總押在畏天上說，銖兩不差。
帝王總以知人為要。昭烈論學問文采，智謀勇略，俱不及曹操，當時陳元龍、鄭康成輩，皆推重之，可見他認得人，得王霸之要。又名義正，得一武侯，增多少氣焰。後來又肯讀書，至遺詔，乃己筆，在漢詔中為第一。大約大英雄，未有不學問者。
孟子言：「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故曰：「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有何妨？為其惟導世主以富強，勢必至奪民之利而歸之上也。其論獨夫，直推到天生民而立之君，原是為民來，都是透頂議論。近來讀史，將此意一觀，覺得三代下不堪著眼。曹操之惡，不消到暗移神器，誅戮忠良。只看他報陶謙之讎，將徐州雞犬下留。一陶謙耳，徐州之人何辜？這便是賊盜所為。昭烈逃至長阪，已是臨危，尚不忍棄百姓。武侯使有孟子家法。朱子論其拔三千戶而歸，云：「是皆歸命於漢者，不爾恐魏人屠之，非因街亭之敗，欲以此遮當其罪。」其論確矣。武侯之外，如郭令公、范文正公、司馬溫公，皆實有孟子之意。但武侯做得來尤一毫不苟，能令司馬懿老奸宿猾不敢動手，為儒者吐氣。不然那一輩盜賊，以為儒者竟無用，但空言誇大耳。
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名目甚正，當時天下士翕然歸之，逆節並未萌也。武院不往而反南遷，靜中已窺見其底裏矣。當時形勢人物，俱看得了了於中，本意拚得終身不出。及見先主帝室之胄，赤心白意，可與共事，方肯委身。此其出處合於聖賢者。
三代後，武侯是箇小周公，朱子是箇小孔子，具體而微。武侯才大器宏，通身絕無火氣，雖以伊川之刻檄，每與周公同舉，亦尊之至矣。
近世惟朱子八面打開，光明洞達，無一點黑暗處可以起人疑惑。武侯亦是如此。其求救於吳，而曰：「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此是實話，出於至誠，若如戰國策士之掉口舌，權亦黠猞，豈能受其揶揄？法正一飯之恩必酬，睚眥之怨必報，人以為言，武侯曰：「主公之在公安，進退狼跋，孝直為之輔翼，令翱翔不可復制，如何使不得行其意！」武侯立法甚嚴，自律極謹，而權於人情，又極寬明，是為情面，郎直說無復遮護。人說陳壽與武侯有仇，故說他「奇謀為短」，不知此句卻是武侯功臣。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郎不用奇謀，何況武侯。武侯行兵，竟是太公、方叔之遺。孫、吳一片詭詐，成何局面。妙在武侯又不遷潤，口中亦不說不用奇謀，只似引繩墨，切事情，而所行都是直接三代之事。如今尋武侯一點黑暗處亦沒有。
武侯有手段，侈人以司馬溫公比之。溫公是個好人，才具焉能比武侯？當時曹操雖死，謀臣猛將尚多，兵經百鏈，三分天下有其二。武侯用彈丸之蜀，三五年間，魏人栗栗，應舉者都不應舉，以待蜀漢之至，是何聲勢！觀所以治蜀，一事不苟，惟取益州一節，被人議論。朱子到比，亦歎息云：「便是後代聖賢難做。」 武侯本意倒要先主受劉表之讓，當時若受了荊州，荊、益相連，劉璋合弱，聲罪西征，何等光明正大。後來據荊襲益，畢竟虧理。只因先主為主，武侯未必把持得住，如東征之役，亦不能止，君臣之際難言之矣。武侯去既去不得，不取益州又無站腳處，奈何！
昭烈之取蜀，武侯不設一謀，不著一語，然隆中之對，未嘗不以比為言。大樂武侯郎取蜀，亦必有道，不肯不光明正大耳。
朱子謂：「漢、唐來，做事密者惟武侯，猶未免有疏處。」不知朱子說他疏處安在，豈以荊州單付關侯，及用馬謖之類耶？關侯與先主如骨肉，必不容他人監押，荊州之任，又非關侯不可。馬謖雖敗，更見眾整。武侯軍見前面敗而不動，所以魏人謂之「動如風，止如山」。
吳臨川言：「不聞聖人之道，雖德行如司馬文正，才略如諸葛忠武，亦未足以興禮樂。」此是宋人習氣語。錫曰：「文中子云：『孔明無死，禮樂有興。』然橫渠有云：『若不聞性與天道，而欲制禮作樂者末矣。』然則武侯能聞性與天道乎？」曰：「禪家有悟而修者，有修而悟者。湯、武反之，亦是勉勉不已，功夫純熟，透到性天上來。武侯不是粗節豪傑，看他一言一動，毫不苟且，安知其不直透上一層？若李忠定，便疏節潤目，饒使才略大，極其能事，不過做到恢復，使天下富強而止。禮樂要無私無我，至誠大公，本之躬行心得之賒，薰蒸流溢，人人皆信而從之，合下便『郊焉而格，廟焉而饗』不是但考核制度，頒行天下，郎算得數。禮樂不是遠事，自日用行習，家庭微曖，何處不是？能興禮樂之人，須時時事事，無一不合禮樂。又須詳考古來因革之變，紀數音節源流之故，審時度務，合於變通損益之宜。博學詳說，至精至當，方可見之設施。」後世用兵，都不能出孫、吳之外，惟武侯脫去比窠臼。管仲伐楚，不問僭王之罪，而尋摘至小不可考校之事，朱子謂是不肯殘民之意。樂毅威力本可下齊，其不進，或亦有此意。故文中子許夏侯泰初「善發其蘊」。武侯自比管、樂，必當有見。武侯節制之師，法令嚴明，其兵與渭濱之民雜處，而若不知，是何等調度。文中子云：「孔明不死，禮樂有興。」今以臆度之，若興禮樂，恐武侯不及朱子考求得精細。然就其設施，凡廬舍供饋，井窀溷廁，皆井然有法，已是禮；內外和輯，上下安服，遠近感動，已是樂。郎以意為之，必不大差。
武侯，同時人無不服，身後人無不服，雖警敵如魏、吳亦無不服。先主目空一世，計見武侯時，年已四十餘，武侯才二十六歲，一見便傾倒。世謂陳壽與武侯有隙而貶之，大謬。陳壽《進諸葛文集表》，前說「管、蕭之亞」者，漢人眼孔耳。後面比之召公，又謂「以佚道使」，「以生道殺」尚有何不足。如今想他不及聖人，卻不在據荊取益，倒是《勸進表》。雖非出其手，畢竟武侯為首，中間填許多讖緯。若是程朱，斷有斟酌。又手寫申、韓以授後主，申、韓有何佳處？此則聖人不為也。豈所謂「天民之未粹」者，亦近之乎。
立朝與僚屬同事，最不可露出我是正人的意思，害事最大。東吳張溫被罪而死，武侯聞之，疑訝不得其故。久之曰：「我得之矣，清濁太明。」比便是武侯大處。不如此，不能用人，不能成事。
時務隨事不同。《春秋》書楚為「子」，假令孔子厄陳、蔡時，楚子發兵救之，圍既解而延見，畢竟不得稱他為「子」。孫權稱帝，正是漢賊，孔明不討而稱賀，比類正可參想。
問：「程朱自然都做得事。當時伊川若交付他西夏，朱子交付他恢復，未知能如武侯否？」曰：「朱子自然做得來，祇是像武侯不像武侯，未可知。」問： 「伊川畢竟如何？」曰：「須是從人主，以至宮中、府中，一切都依他整理一番，他才做，不然便罷。若是從劉先主，先主略不依他，他自然即同隆中去了。武侯既被先主折節下賢，從他出來，不大差，亦便隨分做了。聖人中如周公，既有聖人之德，又通身才藝，自是不同。若伊、呂，想其作用亦未必遠過武侯。管仲才大，又有學同，祇是較之武侯，卻許多不如。非是說他必然繼周而王，才算功烈不卑，只『尊攘』二字，他便做得有限。桓公四十年中，並不見朝王一次，至以天下諸侯臨楚，不過數說他兩件沒要緊事。雖朱子替他原情，有『不肯殘民』之說，終是不能制楚之命才如此。武侯亦賀孫權郎位，卻是事機當然，必如此方好並力於魏。魏滅，不怕吳不服，與管仲不同。」孔明有巧思，木牛流馬亦是想出來的。腳用四小輪，容易行動，棧道路窄，車大難行，牛馬卻步窄，前用一人牽動，其後十數俱可牽連而行。
靜中工夫，惟閑時可用。孔明自廿六歲出來，日倥傯於戎馬之間，曾無刻蝦，而月：「學須靜也，才須畢也。」想他天資高，時時將心提起，用著實落工夫來。
服友要取直諒，自己受益，不受盡言者，始於予智，終於至愚。夫子稱舜好問好察，不必賢智之言，始足聽也。耕問奴，織問婢，他所素習，必勝於我。武侯天資高，曰「廣諮詢」；曰「聞過必改，而無吝色」；曰「吾心如秤，不能為物作輕重」。故功雖未成，而信格神明，勢傾天下，當時稱服，了無異詞，後世傳誦，久而彌光。
武侯以區區之蜀，能抗衡於吳、魏者，得人之力也。「宮中、府中須一體，不宜內外異法。親賢臣，遠小人」。不過淡淡數語，實則千古治亂之經。故可與《伊訓》、《說命》相表裏。
徐元直說：「俗儒不知世務，識時務者為俊傑。」武侯云：「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議，動引聖人。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據江東。」正所謂「俗儒」也。
朱子謂陳群「為賊佐命」，詞嚴而義正。荀攸自應入比例。或雖為操謀主，至與操謀篡必無其事。殘之侍中，原是漢官，未嘗仕操。操建國稱魏，則或死而後操為之。或阻董昭以致殺身一節，亦自可取。若其婚於宦官，則或方二歲，其父為之耳。或之罪，當從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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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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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士元論人才，不肯求全責備，這個心胸，便可以稱「鳳雛」。
蜀漢雖小。年數不多，卻有可觀。人物之盛，亦不止一武侯。郎如開侯對張遼言：「吾極知曹公待我厚，但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悖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何等磊落！趙子龍不受第宅，曰：「霍去病尚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漢室未復，無所用此。」又謂：「漢賊曹操，非孫權。」都中義理。張翼德釋嚴顏，奉之上坐而受教，何等風誼！受劉子初之侮慢而不怒，何等氣度！至後尚有蔣公琰、費文偉，即姜伯約亦有意思。朱子以正統歸之，允當。「熒惑守心」之說，渺茫不可知，惟以人道大義為定，方是正理。魏之人物，惟曹子建耳，仲達輩不足道也。江東人物，惟周公瑾，次魯子敬，餘不足道也。
趙雲、張嶷不獨有將略，其見事明決，持重老成，實古重臣之選。
問：「管幼安名望甚重，果是何如？」曰：「其人未免雜些黃老氣，本傳中載他一篇文字，細檢便見。」〈
清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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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懿有功於魏甚大，其耐得定處，便是他的本領，便是高手。
作事要個底子。如行兵，古人有幾句不可易的說話，若「頓兵堅城之下」，「置之死地而後生」，「窮寇勿追」之類，至「兩軍相抗哀者勝」，則又片言居要矣。鄧艾已至蜀，是死兵，台宜堅壁清野，勿與交鋒。諸葛瞻遽與之戰，全不知乃翁兵法者。
知人任人，是人君大事。取人以身，從根本做下來者頗少。如苻堅淫昏無比，為用王景略，便能立國。唐武宗任李德裕，亦有效。祇是錯的狠多，所以知人是難事。
唐太宗天資英發，若有人引他到正路上，便當他不起。因為他只學得駕馭人之法，雖聳動得外國人聞其崩而嫠面，終不是「至誠動物」也。凡人處事，都不消自己暴白，只這點心，萬古人皆知之。
唐太宗事事料理過，又承蘇綽之後，所以治效為三代以下所僅見。但大根本已錯了，又所謂「敷求哲人，俾輔於爾後嗣」者，絕不加意，所以再傳而有武氏之禍。
立言最要謹慎。魏鄭公、顏魯公，為人忠亮節義如此。魯公為文，往往雜於浮屠之說；鄭公作《李密墓誌》，感密舊恩，猶之可也，更稱讚暢素，極其推高，豈非失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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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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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之際，除夷、齊外，微、箕且就武王之封，商容亦受武王之表。《書》錄《微子》，《易》係《明夷》，《詩》歌白馬，孔子亦曰：「殷有三仁。」總量其心之無他，而一於仁也。是心非可假托，而人遂信之也。皎日霽月，萬夫皆見。狄梁公親相武后，反唐又身後事，而儒者諒其為唐。蓋當日無可退休之勢，只得委蛇以圖濟。又自下位以至為相，皆有清惠及民，故《經世》所推者，子房、梁公而已。大抵天生民而立之司牧，非徒以榮之，將使助逃邙生養斯民也。苟以救民為心，雖湯、武之放伐，《大易》以為順天應人；管仲之事讎，聖人以為仁。孟子曰： 「民為貴，社稷次之。」所見精矣。
遇時勢極難處，只有一無依傍，聽天順理，不作主意而已。施將軍說：「飄洋遇風者，只有砍倒大桅，隨風所吹，或得近岸，不爾無不覆者。」郭汾陽善用此法，拋置生死於度外，倒得身名俱泰。當時若欲萬全，久無汾陽矣。此理《周易》說盡。
汾陽純忠無私，然才具略短，不得臨淮相助，恐難成功。郭、李素不相睦，及郭為帥，李乃自縛請罪。郭驚謝之曰：「王室多難，豈修私怨時耶！」遂兩相交契。此等處，實高人數等。《易傳》以孔明與周公並舉，而以汾陽次之，果非等閑。
唐人設科，有「學窺孔、顏」、「道侔伊、呂」等目。終唐之世，惟張曲江中伊、呂科，孔、顏一科，竟為虛設。紱同：「『窺』字，不為十分深造如韓退之，還可充得此科否？」曰：「退之果能窺見，然終是狂，不是孔、顏底氣象。」有間，又曰：「若將退之充孔、顏科，陸忠宣充伊、呂科，亦還去得。忠宣盡有經緯。」〈
清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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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言「有親則可久」，郎盛德至善不能忘之意。大凡久而不忘者，須是德至城感人，才能久而不忘。宋時，有書生《吊仁宗詩》云：「桑麻不擾歲常登，邊將無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夢覺，春風吹淚過昭陵。」「吏」下著「不能」二字妙，寫出含容寬厚，與漢武非武健嚴酷，惡能勝任者，不啻逕庭。此亦是「伺親可久」，但不能「有功可大」耳。當時賢奸迭進，用人無常，安能立功？如何不受西夏的氣？總是明白要緊。既有誠心，又要明善。所以程朱說格致那樣鄭重，看來如鳥雙翼，缺一不可。
顏魯公忠義強直，至死不變。陸子靜推唐有三人：顏魯公、杜子美、陸宣公，而緯文公不與焉。朱子為王梅溪作序，所推剛者五人：漢之武侯，唐之杜工部、魯公，宋之范文正公及梅溪。其人為朱、陸所稱，豈偶然哉！問：「文正聲價，竟在韓魏公上。」曰：「天地問，最重是成就人材。宋之道學，派是文正開的，其心量光明廣大。歐陽公亦喜汲引後進，然近於詞章意思多。文正則理學氣節、奇才異能，無不兼收，所以聲光炬赫。」富鄭公、文潞公，看來不過是有學問的老實端正一邊人。范文正事業不必勝人，而為第一流者，功在推獎人才，故陳止齋謂「百年用其餘」也。王荊舒人品何嘗不高，而罪不可赦者，以其摧殘人才也。要造就當下人才，要培養後來人才，武侯不得培養工夫。且造就當下的，忠厚者用其德，技勇者用其才，所以能建功立事。
伊尹云：「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天地間道理是公共的，人說不妥，到底有些毛病。所以武侯祇要人攻其短，不是故意如比。他高明，直見得事理無盡，非一人之見，便能至當不易。裁斷雖是一人，眾議必要周盡。竟是「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有若無，實若虛」的本領。此卻是聖賢窮理治事根本。王荊公只為少卻這段意思，便萬事瓦裂。武侯在草廬，見龐德公便拜，身為將相，見許司徒亦拜，此是何等意度！王荊公於韓、富諸公，皆視之若無有，日對明道先生，猶謂其「言如上壁，兩目不見人」，如何成事？凡做事，與人商量有好處。推與眾人，即是與人為善之意。
荊公變科舉之制亦是，如何將孔子所定之經，竟欲重加去取？去《儀禮》，又去《春秋》，至詆為「斷爛朝報」，而自己作《三經新義》，盡廢前人之說，幾幾欲奪孔子之席。狂妄孰甚焉！論理如此，其見之事可知。程朱雖疵駁前人，惟至漢而止，然漢人有片言之善，何嘗不錄。如「望道而未之見」，漢儒解作見殷之天命未改，賢人尚多，望太平而未之見。溫公至據以疑《孟子》。比等不辨，是護漢儒而陳孔孟矣。事有同行而異情者，此類是也。
王介甫若治一郡，比東坡強。介甫事事留心，實欲立事。東坡輕財重義，清廉高活，文采風流，至民生政務，不似介甫有實心。
宋神宗之用荊公，明建文之用正學，皆非前代所有，惜其敗事，令儒者短氣。建文時，本無人。神宗對著明道，寧宗對著朱子，而歎無人，其然，豈其然乎？
神宗升遐時，邵伯溫問明道曰：「時事將如何？」曰：「司馬君實、呂晦叔相矣。」曰：「果相如何，」曰：「君實擔當不曉事，晦叔曉事不擔當。以熙、豐之人，除熙、豐之政，以漸則可，不然衣冠之禍未艾。」後一一如其言。然朱子謂明道「為之則可，不然君子小人亦難雜然並處」。大約明道卻能如此。孫盛稱諸葛「威略，能撿衛矣謁」。撿者，知也；衛者，行也；略，撿也；威，衛也。惟「知、仁、勇」全，而「至誠」者能之。
李忠定每用輒效，次第井然，祇是略急些。竟是一粗武侯。
武穆歸來時，風色已可見，入作樞密，何如且韜晦自全。如王沂公之於丁謂，徐文真之於嚴嵩，忍耐以待其變。大抵君子欲攻小人，則小人之黨必固，不如且放鬆，其黨必自相攻擊，乃可相機而動。
古今兩大恨：秋風五丈原，一也；金牌十二道，二也。一天為之，一人為之。武侯正命猶可，武穆直枉死牢獄，且並其子戮於市曹。然至今，三尺童子莫不知尊武侯、武穆，亦莫不切齒秦檜。人心即是天心，可知及身之事，乃氣數之雜耳。敝鄉蔡京子孫，都認作忠惠公子孫；呂惠卿子孫，俱不肯認惠卿為祖。有子孫而滅絕，然則天之性其可違乎？
門人問：「中興將帥，還有在岳侯上者否？」朱子凝神良久曰：「次第無人。」所貴於聖賢者，以其言可信，使人物事跡，於載下據以得其實耳。武穆死時，朱子已廿餘歲，豈有見聞不確者？邱瓊山說秦檜有存宋之功，武穆不死，亦未必能平金人。後人錯記，或指作朱子語，可笑之甚。
張德遠為宋齊愈劾去李忠定，齊愈何人也？乃首出張邦昌姓名，擁戴邦昌者。自是忠定終於不起，而宋祚遂終於臨安。後又不喜武穆，全是私意。雖朱子為作行狀，不敢謂非徇南軒情面也。問：「此亦可見南軒差處。父既官至將相，功罪須付之史官，與士大夫公論，何用粉飾表暴？」曰：「然。程子於大中，朱子於韋齋，毫無溢美。大中當承平之世，不汲汲仕進，一見茂叔，郎知為非常人，遣子從學，是何等人品！韋齋獨先排擊秦檜，是何等氣節！而其子不多稱焉。蓋如此，然後人信之，若裝點些無實之事，人便非笑。然則非自非笑其父也，一間耳。禹言『四凶』舉其三，諱父惡也，道理不過如是而止。是非者，天下之公，非可以私情移也。」錫曰：「此事流弊甚遠。馴至於今，守身誠身都不講，甚至供養俱不周，惟於親死之後，架空撰為志狀，或經營入鄉賢祠，便以為孝子尊親之至。以致學宮之內，儈伍叢雜，賢者恥與為列。迺知道理一錯，其弊有不可言者。」先生曰：「然。魏公後亦復薦忠定，魏公得罪，忠定亦救之。大抵魏公尚是正經人，但糊塗太甚耳。」張魏公平生祇管誤事，朱子每多恕詞，或以南軒之故。呂舜徒仕張邦昌，則不可訓。雖以東萊力為迦護，亦不得不直其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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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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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康侯以秦檜為王佐，這玻嶰見在《春秋傳》上。論古人不著古人，則看今人亦不著今人矣。大約知人從虛公窮理上來的，便不差。亦是天分居多，各人眼神不同。又單講辦事而不論根本，便易錯。
薦賢育才，上聖之美節。王荊公見得人皆不己若，得位行政，總不得賢能之力，便是規模器局小。規模器局小，則才亦小矣。先主從不識武侯，聽徐元直語，就懇切求見，屈躬三頗，卒收其效。荊公聞濂溪名，一再相訪而不得見，遂忿然不復往。胡文定提舉湖北時，謝上蔡為應城令，文定因行部欲往謁，先之以書，止蔡不報。文定未至其縣，郎止從人，入境徒步往見。上蔡見之於公堂，坐定，文定見兩旁隸人如木雕，遂稟學焉。文定之視荊公，其賢遠矣。
南宋不可與東晉並論者，以有朱子，遂增重十倍。孔明之在蜀亦然。以知聖賢之益人國者在千古，其一時之裨助，猶淺之乎為見也。
相傳文文山初中狀元，一相者潛至朝堂瞰歸，語人曰：「在某處立者大貴，在末座年少大凶。」在某處立者，乃留夢炎，宋座郎文山也。後留果為兩朝宰相，而文殺死。有人薦一日者於陸子靜，子靜問曰：「齊景公有馬千駟，算得出不？」曰：「算得。」「夷、齊餓死首陽，算得出不？」曰：「算得。」「齊景公卻死之日民無稱，夷、齊卻民到於今稱之，算得出不？」其人無以答。
三網五常整頓起來，便天地日月亦覺添許多清明。明太祖知得此意，故靖難時，忠烈之臣極多。至亡國，猶忠義如林。一統太平二百餘年，宮闈間極乾淨，可見此是天地之心。
人材之興，端由學校，太學為四方觀瞻，尤屬要緊。洪武雖不讀書，卻能以此為急務。每日下學，聽諸生講誦，郎偶不至，亦令畫工暗圖師弟子作何營幹。諸生有歸省者，必賜之表裏，至糜餼居處之細，件件理會周到。迄今勒石學宮者，猶可考。直恁專一誠切，故雖經永樂及魏忠賢之摧殘，而節義滾出。大率培養之力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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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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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時，人多恒舞酣歌，不事生產。明太祖於中街立高樓，令卒偵望其上，聞有弦管飲博者，即縛至，倒懸樓上，飲水三日而死。雖立法太嚴，然所以激厲頹靡處，志氣規模果不尋常，竟有「一人橫行，武王恥之」之意。不然天下已定，習俗已久，何苦使偷惰者反有故元寬大之思。但使聖人處之，必當有道，不至如比過於苛急耳。
古君臣相與，其善者都是榜樣。如留侯與高帝，忠武與昭烈，鄭公與文皇皆好。方正學年方廿餘，被薦到京，太祖命宗伯陪宴於禮部，乃白衣據上座，以師道自居。太祖令畫工暗圖其像，曰：「斯人何傲，吾不能用，留為子孫光輔太平。」遂送伴蜀王。是皆可為榜樣，惜後憤事，遂減聲亻賈。
方正學就所著文字，便有許多糊塗處。當時皆以為曠世一見之人，國家留為伊、周者，後用起來，當靖難時，著著都錯。這就是他學問有病。才高意廣，好說大話，實用處便少。祇要自己位置一個，古人便不是。但看武侯，何嘗有絲毫要做伊、周，不過當下且做得不至敗亡，踏踏實實，做一件是一件，無暇高自期許。後來人卻以伊、周許之。
客有論宋代人材優於他代，明卻人材少，想因太平年久，英華散了，所以不生人。先生曰：「亦是靖難時摧殘太甚，上帝怒而不生。秦始皇把幾簽讀書人坑了，直至國亡，無一人為死者。只有一東陵侯，後來亦為蕭相國諸公門客。就是新莽、隋煬，皆有死節人，獨秦無之。」洪武起自農家，只教人力田讀書，深惡貪汙，卻博得士大夫知廉恥。嘉靖以前，無攜宦貲歸家營產者。蔡虛齋既登第，不求仕，惟在開元寺授徒。一日為其母畫像，母久不出，虛齋往請，母曰：「汝成進士十年，我尚不得一新布衣，不欲出見客也。」虛齋大傷之，郎赴選。在任心動，告歸，不久而父逝。後又貧，不能自給，求得南京部司，以去鄉近也。到任又心動，復告歸，其母亦不久郎逝，人以為孝感。虛齋提學江西，寄四金以周其寡表嫂，丁寧告誡，萬勿浪費。當時人雖窮，卻窮得熱鬧。如春天樹木，何嘗盡有花葉，覺得有生意；冬天何嘗無寒花，覺得枯索。蓋樹木亦要小草來幫襯，便有氣色。百姓細民，乃士大夫之小草也。
有明一代學問，凡前人說過的話，便不屑說，卻要另出意解。鄭世子、韓大司馬、楊椒山講樂，一無承受，直接虞舜；王陽明講學，便似從孔子後，到他方明白。孔子像豫知後來有這般人，所以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以此定人之學問，百不一失。有所承受，一路考訂來者，便是。作而不述，不信而好古者，便不是。
季本明德初讀《律呂新書》不了徹，乃扁舟請教於章楓山。楓山曰：「此是絕學，吾友程篁敬無書不讀，亦不能知。」明德歸而求之，卻明白了，著幾篇論，極乾淨。
黃石齋就擒時，門人多相隨，石齋一再辭之，曰：「我為大臣，義宜死，諸君無為也。」猶不去，石齋乃曰：「諸君踐土食毛，義亦可死，但未食祿，亦可以無死。今與諸君訣，甘殉難者止，否則各有父母妻子，毋為冒不測也。」眾乃泣別，惟七人願從：江西四人，福建三人。是時遭逢仁恕，令前代遺臣梗不服者，得切欸行刑，毋許專殺。由是石齋師徒皆下獄以待。石齋入獄郎絕粒，大帥憂其蚤斃也，百方進食飲，皆不顧。乃募漳人之賈於江寧者，至獄以鄉情相慰藉，猶不食。於是邀與遊於市，抉攜以出，刃媭肆，強之不可，乃入酒肆，共酌以獻。石齋曰：「酒以合歡，今鄉井相聚，小飲可乎，但必毋過三爵。」眾皆喜諾，遂飲三爵。更一肆，則又三爵。以此，閱數日不至於斃。及就義之晨，二官入謁，拜如儀，曰：「為公送喜。」石齋曰：「吾國破君亡，何喜之有？」二官曰：「已得請，許公就義矣。」石齋笑曰：「是誠可喜，但妝輩安能解比。」因歷數二官之家世閥閱也，而嗬其罪。二官皆浹背趨去，不敢仰視。頃之，石齋乘小車出，七人從。中途，石齋返顧後車，七人者皆無人色，石齋笑曰：「怖乎？毋庸。忍一刻即千秋矣。」七人皆應曰：「然。」比至西華門，石齋忽墜車下。一指揮趨進掖之，且慰曰：「毋恐。」石齋瞋目叱之曰：「是何言歟！天下豈有畏死黃道周哉！此地為輦路所經，吾不可以乘而過，因絕食足弱，下而致僕，吾何恐哉！」指揮愕然易容，因跪曰： 「此地萬人瞻仰，公又困憊，即就大事可乎？」石齋四顧曰：「善。」遂命布席。南向拜訖，一老僕請以數字貽家，石齋躊躇曰：「無可言者。」固請，乃裂衣襟，齧指血，書曰：「網常萬古，節義千秋，天地知我，家人無憂。」七人者亦血書一幅，云：「師存與存，師亡與亡。」石齋體故昂藏，立而受刑，又義風凜凜，行刑者手栗，刃下不殊。行刑者大悸，急跪曰：「公坐。」石齋頸已中刃，血淋漓，猶頷之曰：「可。」乃坐而受刑焉。其時大帥亦閩人也，大書牌云：「偽閣部黃某首」，巡示沿江。一兵以他首易，而匣藏之古墓中。後數年，石齋子至江寧求遺骸，有以兵事告者，其子詣之。兵人款至浹月，乃與到古墓，取匣開視，面尚如生，遂以歸葬。
石齋雖當時用之，恐無益於亂亡，救亂須有體有用之人。石齋每於晚食後，始排書案，及漏下，雙眸炯炯，手不停披。服役者令翻書帙給使令，皆不得閑。至四鼓，僕從憊甚，乃就枕。其夫人善書畫，書法甚與石齋類。
徐偉長《中論》，有一段論行不及知處，不為無理，若看得透，便大不錯。明代士大夫如石齋輩，煉出一股不怕死風氣，名節果厲。第其批鱗捋須，九死不迥者，都不能將所爭之事，於君國果否有益，盤算個明白。大都是意見意氣上相競耳，行有餘而知不足，其病卻大。
某聞郭蒯菴棻言，黃石齋濃眉高觀，面帶風霜，溫體仁方持朝綱，開口輒呼「溫賊」。
明自正、嘉以前，程子《全書》，朱子《文集》、《語類》，尚未盛行，學者所讀，祇是《大全》及《性理》而已。而其時，士風質實，雖或膚淺，卻少背戾。嘉靖後，一派務高，遂釀成明末那樣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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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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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家一代，風流篤厚，臣子表奏，率從君身上直詞批糾，毫不委婉，曾無被誅者。韓雖怒，諸賢流竄耳。沈繼祖請殺朱子，朱子得朝報，不語而散行庭中，既而曰：「我這頭，且暫戴在這裏。」移時，又曰：「自古聖人不曾被人殺死。」聖人果無被殺者，就是大賢，亦只比干一人，是路窮了方如此。伊川晚年便謝遣生徒，曰：「各尊所聞，各行所知，足矣，不必及吾門也。」漢之黨錮，明之東林，多太過，便是要以死求名，聖賢無此法門。
東漢之末，東林之盛，是處土橫議，遙執朝權，競勝不止，故致顛覆。孔子當昭公被逐之時，韜光斂鍔，閉門讀書，如不聞也者。及老而居衛，適當出公拒父，此何等事，而孔子受其公養，住五六年，亦置之不論。安卿曰：「於此見聖人之作用。」曰：「論作用便差，要看出聖人未嘗不在利害上斟酌，究歸於《中庸》不可易的道理。又要看出他謹嚴，一絲不走處方好。虛說卻不得力。季氏逐昭公，孔子未嘗食君之祿，分所不屬，何為多事？孟子曰：『鄉鄰有鬥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以常情論，似大決絕，然細思之，道理卻顛撲不破。鄉鄰本非至親，往救而不力，則許；往救而力，則代鄉鄭而與鬥者為讎，或致被辱傷生以危父母，皆不可知。即不然，如今律例，鬥毆殺人，在旁不救者，亦有不應問擬，就是牽連作人命干證，亦屬無謂。『雖閉戶可也』，的確應如此。夫子居衛，其初不過住歇店，其君知之，送些柴米，受之可也。使出公能委國以聽，夫子自有正名一番設施。既不見用，何為以局外之人為不入耳之計？夫子當日不稅冕而行，已與魯絕，不便自歸。至老，欲還鄉，惟衛與魯近，只得居衛。彼時地位道理，止當如此，故曰『聖之時』。」孟子說「伯夷隘』，非是說惡人之朝應立，惡人應與之言。他當殷、周之際，並無職守，優遊西山，亦可卒歲。乃見得世非黃、農，便過不得。朱子平生不肯出來，一過分水嶺，便為生往死歸之計，直與君相爭執到底。及罷而歸，便讀書會友，不問朝政。假若看得一片武夷山仍住不得，除非是死，荊斨不必。魏忠賢之禍，諸賢赴湯蹈火，自是忠烈。但韜晦些以存此身，未始不可。《易經》「以杞包瓜」，道理甚好。瓜乃易腐之物，豈能耐杞？小人凶惡已甚，自然敗在眼前。及其敗而吾輩在，國尚有人。直弄得到後來，元凶已去，無人可用，而國之受害酷矣，亦「伯夷隘」之流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