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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道一
天下有道，不止是朝廷清明，連士庶人都依傍著道理上行，方算。
清明在上，重濁在下，其實息息相應。如天氣清朗，則地下百物滋生；人面上光潤，則體中無病。果然朝廷清明，便百姓殷實矣。
草木無根，豈能開花結實？學問不有心得，總不相干。功名亦然。聖賢事業，悉從方寸流出，不然雖做得一匡九合，猶是器小。此根即是天地之根。
順天下之情，定天下之分，兩者不可缺一。虛文多一件，實事便少一件。
作事不可過粗，亦不可過細。講求得太繁碎，不特人難行，覺得自己亦難行，只得不行。若算計到其事之利害，又算計到自己之聲名得失，如何有這樣萬全的事？故計較得及於民者有七八分利益，只得就去做。
為治，事事要不拂民。獨有毒水而漁，焚山而獵，卻宜禁。一用此，無復噍類矣。孟子說：「數罟不入，斧斤時入」，不如此，民用不繼。
興北方水利，以省漕運之煩。除天下脈塞要害留兵外，其餘城守，半用民兵。郎阢塞要害處，亦仿屯衛之制，以省養兵之費。而厚官俸以甦民困，是切時要務。制度全壞於宋。以《周禮》為本，而參以漢、唐與明之法，其庶乎。
人要剪除惡人，須自己果能無惡，才服人。如淫祠，豈不宜毀？但自己道理足，心地光明，氣焰大於他，他就無說。不爾他便不服。西漢諸事草草，郊用五時，原廟陵廟，紛然無理，卻人民樂業。至匡、韋輩引經據古，盡廢不制之祀，毅然欲明先王之道，而盜賊蜂起，饑饉遊至，日就凋敝。諸事不古，獨在這事上復古，徒為紛擾而已，何當於治！所以立身治國，皆要有本末，徹底澄清，方能一線做成。
某以兵部侍郎銜出為督學，古北口總兵官馬進良，不依儀注輒抗行，某初不與較。及某巡撫，其標下把總葉保，告馬酷刑。事下巡撫，馬甚懼。不知某胸中何曾有所記掛，只看理體如何。葉保本是刁悍之徒，總兵將把總掌嘴，未為酷刑，武官大一級打一級，軍法也。此關朝家體統，把總遽敢以私憤告總兵，乃亂民也。某問葉保流三千里。奏上，改發寧古塔。須知設官所以為民，然必由官以及民，不爾便民亦不靖。如一顆大樹，畢竟由根以及幹，由幹以及枝，由枝以及葉，然其幹、其枝、其葉，何嘗不與根貫為一體？細柳營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文帝喜之者，喜其奉將軍令，郎天子所用之將軍，仍奉天子詔也，人都是一般，上農夫不過食九人，何以授糈詔祿，至有千石、萬石者，豈非不均之甚？卻是理當如此，其功德足以及人也。《易》云：「養賢以及萬民」，必養賢而後及民。祇是德要與爵稱，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若下犯上，少陵長，小加大，賤陵貴，當下便是無王法。典史得治百姓，所挾者，縣令之勢；縣令所挾者，府道之勢。由是而藩臬，而督撫，其所以然，都是奉天子威靈耳。
福建大吏又請開捐實倉，殊覺不必。大概事不從根本上做，祇從半中腰做起，便不見其利，只見其害。如今地方倉穀，大半都為官吏侵盜那移，且福建潮濕，實在浥爛亦有之。既至虧空，私行攤派，上司借端盤查，需索使費，層累申谘，部行駁詰，文案紛冗，生出許多事端，而害總歸於民。倒不如且聽其自然。總督又因海賊之故，請禁海上捕魚之船。不知如今海賊，不比當年鄭成功等有巢穴。傍海如舟山、海壇、南澳、廈門、台灣諸島，皆是官兵駐劄，海賊無駐足處。其行劫，不過如陸地之賊，偶然盜竊耳。陸地之賊，何嘗斷，何獨異於水賊？且渠輩仍在岸上居住，何嘗以漸為家？如文官留心查訪安插；武官設法拽捕，但得其魁首一二人，便可平息。閩、廣小民，以捕魚為生，一行禁止，民便失業。況漁船不行，則所行者唯賊船而已。如禁夜然，不許良民夜行，行者獨強盜與夥盜之營兵而已。當年遷海、禁海，使百萬無辜室廬田產，蕩然不存，饑寒流離而死者，不可勝數。其實海賊一切銅鐵硝黃，何所不有，通海者就是耿精忠、王進功營弁、猾吏、貪兵、奸民。是但許耿精忠、王進功營弁、猾吏、貪兵、奸民通海，而不許良民下海也，何益之有哉？目下法禁，何嘗不具，而不肯奉法者，官也，非民也。如今但講求任用好人，一切竦節活目，便自然利及百姓矣。
治天下，樣樣皆當講求。第一是要有根本。湯曰：「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武王曰：「作之君，作之師，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何敢有越厥志？」「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有此，便要算他是聖人。《論語堯曰》章，能得幾行書，直是說盡。
聖人為政，惠而不費，不要百姓感恩。假存望報之心，便有限了。豈必望報，心裏記得有此便害事。
臣道熱成而代有終，《坤》之「含章」是已。即君亦不宜自張其功，一有功績恩德，欲人見之、知之，便不精，不純。「耕者吾田」鑿者吾井，帝力拎我何有？」「群龍無首」，「不言所利」，皆是比意。天下平，萬國寧，平寧而止，無他神妙。天地亦是如此。
人有不善，一能羞惕，便不可量。古人不說無過，而重改過，故顏子「不貳」，成湯「不吝」。凡惡人直言敢諫者，欲以動無過舉自高也，適以得愎諫，言莫予違之名。而不知受諫改過，為聖賢至高之行，而不可及也。自古稱改過之善者，穆王作《甫刑》，出於遠遊之後；秦穆思一個臣，發於敗殽之餘；漢武輪台之詔，感於窮兵殃民之末；聖賢儒先皆矜重而錄之。管仲謂小白「惕而有大慮」，知所惕懼，便是圖治之根本。及葵邱之會，微有震矜，而叛者九國，惕之意怠矣。
立國以民為邦本，固是，但中間士大夫一層，卻要緊。人君不與民接，如大帥令將弁，將弁令士卒，便可聯如臂指。恩信不及於將弁，到得有變，而望土卒越將弁而衛大帥，亦僅矣。故「養賢以及萬民」，乃一定之理。
古聖賢心熱無比，明知天下不能常春而不秋，常治而不亂，就是得幾年人物安育，風俗醇美，亦樂奠大焉。孔孟之所不能一日忘者，孔子至夢奠兩楹，尚想明王；孟子言數過時可，舍予其誰，無一刻忘世。至老始悟五百年之運，孔子當之，而己為見知。聖賢皆無先存一教後世之意在其胸中者。
讀書人須看得宇宙間事，皆我分內才好。郡國立學，多方培養，不過要培養得此意出。
古人仕以救民，當官盡職，乃分內事，非為君也。鄉人有新製一服者，其子索之不與，乃曰：「父不以此服見予，欲兒為父讀書，不可得也。」鄉里傳以為笑。今人以做好官為為君，與此何異？
做官者不思令君重，但思令君親；不求見敬於君，專求見愛於君，最是惡消息。
做大臣要知古意，又知時務，方才做得些事。古今祇是一樣，不是雨截。不知時務，算不得知古意；不知古意，亦算不得知時務。做事全要推功讓能，大家做，方可以久些。若凡事都要是我做，便有病，便不能久。此郎王伯之分。所以伯道一時雖哄得人，過後便消滅無餘。
既為大臣，顧不得情面。所以謂之公者，不宜復有私也。所云孤者，甚危而無偶也。若要人人叫好，則大壤極敝矣。
聞江蘇張孝先撫軍一到任，吳下人便歌頌，曰：「不是好消息。暗地在那裏做，叫人不覺方好。一近名便有毛病。許魯齋說：『凡做事就教人歡喜，便不好。』喜歡是不能久長的物事。」士大夫老自當退。天地亦有休息時，寒冬至，物都凋枯。此不是無用，卻於生物有功。古者憲老而不乞言，但觀法他的模樣，並不敢勞其言語，原有此種道理。如老臣致改之後，天下仰其德望，何嘗無補？不是奔走禦侮，方為有用。
治者事有條理也，亂者紛無頭緒也。顧亭林云：「小官多而大官少則治。」信然。文中子曰：「奮虞」三代不可復見，舍兩漢吾何之？」先儒或笑其陋。其實三代之流風善政，惟漢猶近。當時守土之吏，自郡守上更無人。郡有十縣，縣有令長，又有三老、嗇夫、遊徼。三老郎今之鄉約也，掌教化；嗇夫郎今之甲長也，主錢糧；遊徼郎今之練總也，司盜賊。縣有十鄉，鄉有鄉長，又有鄉三老、嗇夫、遊微，略如縣制。鄉有十亭，亭有亭長。凡三老、嗇夫、遊徼，皆郡守自行辟除，薦諸朝，亦印為之錄用，猶見聖人「辟門」之意。此等皆郎用本縣之人，其名俱載在宦籍，故《
漢書
》列之《百官志》。非比如今之鄉約、甲長、練總，皆無賴之徒為之，並無職銜。他自知貪饕事敗，不過笞逐，於共微賤無損也。故趨利為非，不少顧惜。漢時，內之黃門執戟，一切左右服役之人，以至外之三老、嗇夫、遊徼，大抵皆用士人，所以吏治可觀。三老之類，惟其為官也，故亦榮於鄉，食其祿而不肯自棄。惟其為本鄉之人也，故各習知其風土人情，有一盜，則知其根株，不逾時而獲矣；有一訟，則知其孰曲孰直，而為之調停排解，其拖累寢擱者寡矣。於土田，並知其疆界，以及其買賣所自，雖刁誣無所施。從與民親切處料理，故得其情而事省。
某初入館時，同人聯一小會。一日，魏環極先生至，面有喜色，問之，曰：「道長甯爾講參董漢策，差快人意。」某曰：「以僕觀之，不為好事。」先生詰其故，某曰：「漢、唐屢下求賢之詔，訪積行遺逸之士，此段意思甚好。此典久來及行，范覲公獨舉其人，以為他處倡，朝家置之顯要，未必非買千里馬骨之意。今被劾，則煎者削色，聞風者閉口，所關不在漢策一人也。且謂曾受笞辱，即不宜舉，人之受笞，亦當問其官為何官，事為何事。假令以枉法受賕之官，笞不畏強禦之人，此其過在笞者乎？在受答者乎？縱使少年不謹，率德改行，亦不必追其既往。公冶長在縲絞之中，不害為可妻。妻尚可，官獨不可乎？古人或取之奴僕，或取之盜賊，盜賊猶取，況受笞乎？」先生點首曰：「是。」蓋當時授漢策以台諫，諸言官不平，謂傷衙門體面。雖先生初時，亦不以此見為非。其實皆私意也。後某為閣學時，方舉弘博以充翰林，館中亦以破例沸然。有謂某宜力爭者，某不應。宋時舉大科，無論已仕未仕，皆許赴試，中式者，官在諸科上。進士之專為翰林，非古也。朝家官人，考德論材，非吾輩所能私也。
人身分愈高，工夫愈深，愈見得天下多好人。自己不濟，轉見得人都不如我，動歎天下無人。聖人隨材器使最妙，人各有一長，避其所短，用其所長。孰不思有以自見，在上者又惟恐其功業之不成，獎勵優容之，到後來多把朝家發楦得不可測度，連氣運都覺得隆盛。工虞水火，終身只辦得一事，後世都以為聖人。原不是聖人之世，人都多一耳目口鼻，祇是聖人器使得妙。西蜀人物能有幾個？經孔明用來，便覺得足用，因其材也。不然雖人材之多，如宋仁宗、神宗時，用之不盡其材，只如無有一般。神宗臨朝，對程明道尚歎天下無人。豈無人哉？不能用耳。
自古校弆，亦必有人，若一時屈指無人，便可為戰栗。問：「既知無人，畢竟如何才好？」曰：「須是求賢，豈惟求賢，又要興教化，重師儒，培養出人才，方可選而用之。一部《易經》，郎《乾》、《坤》兩卦，尚有戒辭，惟一涉尊賢、養賢，便無不吉祥者。可見尊賢是無上妙道。」古時命官惟視德，「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是有功者止於賞，而官不及焉。此是治天下之要道，而其根卻在「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課官且先講清兼，已得要領。王荊公說得好：「伯夷在伊尹之後數百年，而孟子品居第一，以其清也。」人能革面，聖人已許其為善，這便是天地之心，革面已是革心之漸。況面何由革？畢竟從心裏動了愧悔方能革。就是趨風氣，圖功名，亦且引他到這邊來，久之習慣自然，天良亦現矣。某人對策云「假廉吏不如真貪官」，或欲高拔之。某不可，因奏云：「為官至於真貪，負國極矣，不應尚有罪浮於此者，況假廉吏，在他雖帶些假，在地方生民，已受其利矣。升平之官，大家以廉介相尚，豈必盡出於心之本然？但得相釀成風，不敢更變，所裨於世道者已多。」奏訖，大蒙嘉許。
做州縣官，全要體認「父母」二字，須實引「父母」的事任在身上，養之教之。有此誠心為本，大段已得，又須委曲以得其心。
為守令要在周知民情，甚非易事。必以心著實推求，刻刻做題目入思議來，方好。先歷州縣，而後為大吏，民間事體都閱歷過，做來自較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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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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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吏實少好人，然欲天下太平，必先此輩。孟子說班爵祿，卻自庶人在官者始。漢家吏治，曹椽得自辟用，最妙。此輩都用讀書人，從下面好起不相欺，事便易辦。不爾，雖上有嚴明之官，覺察不到者多。
太平之世，民生日滋，而土不加廣，欲其地利之盡，則水利不可不興。溝渠開泄，大以成大，小以成小，隨地宜而修之。要在守令得人，著實留心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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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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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雖經泰平，然諸事多未曾整理。如直隸、山東，荊斨開溝洫，修水利，治其田土以省漕運。乃置之不理，安坐而待哺於東南。使江淮之間有竊發者，中梗漕運，則青、冀、兗、豫、幽、并之地，無以取給矣。
世間要熱鬧，須耐得幾年冷淡。人儉樸了，方能富厚。但教民儉，又須兼勤。南方勤而不儉，北方儉而不勤。教之勤儉矣，又自官府躬尚簡樸，與民休息，自然民氣日復。若祇要外面熱鬧，饒使百須具舉，到處興修，究所自來，皆此蚩蚩者之膏血，安能使家給人足？
平羅以出富民之穀，此法最妙。古人立倉，曰「常乎」，曰「社」、皆是此意。至借賑，蓋不得已耳。
以教化防閑為無益，豈有此理！郎如眼花了，用眼鏡一遮，便都看見。若說待我閉目靜坐，養出精光，雖有此理，然當下用不著。郎如狐裘以禦寒，當下便暖，難道倒說待我保養元氣足時，自不用此不成？
聖世教化行，人材眾多，彼此薰蒸，德品淳厚，意思深融。如米穀多置釜中，則飯成倍美。人家製蛤醬，備置五味，終有草氣。不如捕魚家囤置一處，其味自佳。彼此初不相假借，惟互相醞釀，其美自倍。
教人而人服從，卻有兩路：一是示以心得，一是誘以功利。七十子之服從，示以心得也；漢之經學，唐、宋之詩賦，明之制藝，誘以功利也。聖人在位，躬行心得以施教化，又官不及私昵，爵罔及惡德，人材安得不盛？
教養人材最要緊。某督學直隸時，於文武童生中，有能背誦《四書》全經小注，及三經、五經，並有膂力武藝者，皆試之，文理粗通，便為拔取。此是勸誘之法，久之，自然皆歸實學，六藝之風，庶幾可復。
宋時監試，郎今鄉試；省試，郎今會試；廷試，即今殿試也。監試及額者，省試不中，明年仍入監試。省試及額者，廷試不中，明年仍入省試。進土有五甲上八甲，其一甲亦不止三人，有五六人不等。一甲方得簽判，後甲則丞簿尉。一年一考，自張元遷試黜落，謁韓魏公，公命作《雪詩》，元得句云：「戰罷玉龍三百萬，殘鱗敗甲滿天飛。」公厭之不顧。元忿竄西夏，見用，遂使中原疲於奔命。自是廷試者，不復黜落矣。問：「簿尉皆用士人，使皆得至大僚，此法殊善。」曰： 「如今吏員出身，自知終身不能望正印，長官亦知其無復遠大，賤而陵之。他自然一心圖富，安得不奸貪百出？若概用士人，勿以資格相限，必知自愛以幸進取矣。親民之官得其人，天下便易治。宋時，簽判尚在通判下，惟一甲大科得做。」明代科場，解大紳便作弊。永樂命擬人所不講事為問，解泄之於其鄉人，吉安一府，遂至鼎甲居其二，前十名居其七。狀元曾榮記資好，將書冊上語，成片寫入，至卷紙不足，書於殿磚上。永樂閱卷未完，傳問，具以對，乃命就磚上錄而閱之。吾鄉李九我、蘇紫溪，自少同學，後蘇復從李受業，而丁丑先達。至癸未，李會試至都，主其家。蘇以部曹為同考，臨入闈，問如何看文字，李曰：「子才高，遇有平淡文字，恐係有學有養之士，宜留心不可輕棄。」李卷適在蘇房，已置之矣，忽思李言，覆閱，乃大稱賞，蔗之，遂得元。彼時尚有古道，言不及私，亦以信二公之生平不苟。
先王禮樂都有原故。如制禮，便將鬼神情狀，都安置體貼妥當在內。樂的緣故，不知如何便感天人、格鬼神。其制十二律幾個竹管，便與天地之氣相應，卻甚奇。
某看禮樂亦不是難事，如今把禮斟酌，令至易簡，人不難行，自然樂從。樂便把如今的戲整頓起來，就是樂。孟子斷得直截：「今之樂，由古之樂。」人多在律管上講究，即使得了虞舜的律管，作起《韶樂》，亦不必一時便鳳儀獸舞。《家語》中記孔子入齊，見童子揖讓於道，曰：「疾驅車，《韶樂》將作矣。」此等話皆荒唐。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若只郊廟中作樂，就是《雲門》、《咸池》、《韶》、《大武》，亦只天地鬼神聞之，如何天下風俗就會移易？自然是人人見聞，才能移風易俗。如今人看戲，到那忠孝苦難時，便涕泗交流。移易風俗，可見不難。
伊川論掃，謂：「以所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合食於前。」此說為長。朱子但謂：「以始祖配之。」〈
自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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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的樣子，莫要走他的，他不敢破決的事，畢竟破決不得。如入繼之君，自尊其親，雖濮安懿王，亦終未曾入廟。至明世宗，居然將興獻入廟，坐於武宗之上。不知當日曾經北面，如何能相安？既非創業時追尊之比，而使為帝於身沒之後，不復有宗法，後世能從我乎？
繼嗣之君，於所生父，須還他一個稱呼。即稱「皇考」，尚未全不是。伊川謂當稱「皇伯父」，亦無據。至明世宗，直入其父之主，加武宗之上。孝子不為人後，要做孝子，就莫即帶位。既郎帝位，又不承前面統緒，豈有此理！這是自太祖傳來之統，不可以私其父者。
聖廟從祀之禮，斟酌停當最難。前日議朱子升堂，將位於顏、曾、思、孟之下。某奏：「朱子功德，雖不讓顏、曾、思、孟，但十哲俱是聖門先賢，一旦加其上，恐朱子亦不安。似不如列於十哲之下為是。」果蒙俞允。
古者君臣如朋友，情意相浹，進言亦易，畏憚亦輕。朱子云：「金人初起，君臣席地而坐，飲食必共，上下一心，死生同之，故強盛無比。及入汴，得一南人教他分辨貴賤，體勢日益尊崇，而勢隨衰。」漢高祖初得天下，群臣固無禮，叔孫通不過記得許多秦家制度耳。杜工部云：「叔孫禮樂蕭何律」，其實壞事，就是此二件。
問：「民俗冠昏喪祭，彼此侈靡相耀，了無分別。不如此，眾便笑為鄙嗇失禮。若不立為品制，欲民生日厚，難矣哉。」曰：「諸事自當法古，然亦必順民情，因時勢而行之方好。如今倘要復緇布之冠，豈非無謂？若於一頂帽分別貴賤，使奴僕賤流一出門，人便知為何等人，雖衣錦繡無用，且覺其不稱，自必廢然而止矣。」古人飲食、衣服起居皆拙滯，不求便利，總欲苦其形骸也。凡極形骸之樂者，皆後世所為。
某謂四舍弟：「六經外，六藝皆當留心。文武既分途，射、御暫可不講，至禮、樂、書、數，實要緊事。書學有顧寧人，數學有梅定九。《音學五書》後，第補聲氣之源一卷，便完全。定九再將《曆論》補幾篇，仍做出九數存古，亦算完備。樂某留心數十年，其書規模具存宵中，只得一年工夫便成。至禮，須弟具稿後，再共斟酌。其略當以孔子所分冠、婚、喪、祭、射、饗、朝、聘分目，其實八件只四項，冠婚是一項，喪祭是一項，射饗是一項，朝聘是一項。起於士大夫，推而上之以至朝廷。有經文者不消說，至如儒先所論有參差處，須著一論於後以見意。今所不行者，則分集經書，以類存古制。又有一小禮，一大禮，幼儀、曲禮在冠婚之前者，附見於前；有朝廷大事，不在八項之內者，附見於後。更斟酌為一簡便禮書，令鄉黨士大夫居家可行者。又省便，又免於村野，同志者相約行之。」婚禮，三月廟見。朱子改定「三日」，今便可從。或問：「三日連本日算，抑離本日算？」曰：「古人亦是大略說，連離皆可。如《武成》『丁未，祀於周廟』，『越三日庚戌』，是離根算。《召誥》『三月，惟丙午肋。越三日戊申』，下『越三日庚戌』，『越五日甲寅』，皆是連根算。可見不拘。」所謂「宗子」者，自高祖直承下來，皆是世嫡，方可稱之。若於祖、於父、於曾為嫡長，而於高則非者，便不可以祭四代，稱宗子矣。須俟異日，其子為己立廟，方是宗子。此段曲折，先儒講論甚略，以其義明白耳。然如自身驅貴至於公卿，又不忍不祭四代，郎古之為公卿大夫法得立廟者，豈必盡嫡長乎？此則可推禮文而知，不徒以義起也。
如今要斟酌禮，最是大宗、小宗難停當。此處處置得妥，他都容易。古今不同者此為大，若事必不能行者，空言無用。祇是不可自我創造，畢竟依仿古人，或本之經，或奉之先賢。如伊川說：「人皆可祭高、曾、祖、考」，既有服，豈得無祭？朱子亦如此說，便當依他。人皆疑伊川「奪宗」之說，細思之亦是。庶人立不得廟，他有爵，廟因他而立，未有冕服在後，反以庶人主祭者。如今只得爵位尊者主祭，而宗子並立以存其統。
祭有大宗，大宗之難在宗子。宗子而有祿位則善矣，宗子而無祿位，無祿則不祭。如是而主祭猶用宗子，則犯分；不用宗子，則廢古。如之何則可？先君斟酌最當，主鬯者必用有祿位之人，祝文則並列主祭某、宗子某、直祀某。主鬯者居中，宗子、直祀居旁，俱視行輩年齒為前卻。先時寒族祠堂，祇是春秋兩祭，先君以為冬至、元旦應祭。冬至天氣之始，宜祭始祖。元旦王正之始，宜祭先祖。先君未見程子書，恰闇與伊川合。人總要明理，禮本因人情而制也。
程子謂：「服既及高祖，則祭亦宜如此。祇是品物有豐殺，禮物有繁簡。」是庶人亦可祭高祖，但不可僭用士大夫之禮耳。然其中有古所無，而今時勢不同者，須想得到，不然後人亦難行。宗法是大事，大宗固宜復，然其子孫貴者不必宗子，宗子不必貴。祭用貴者之祿，豈反使宗子之賤加其上？萬一宗子竟是農夫，如之何其加於朝官也。只得貴者宅祭，宗子及直祭同祭。主祭者居中，宗子居左，直祭居右，長一輩者稍前，同班者齊排，卑幼者稍後。祝文竟寫主祭孫某、宗孫某，直祭孫某。至小宗，亦宜仿此意。如某於法得立高曾祖考之廟，然某郎非高祖之宗子也。某為主祭孫，而宗孫即用高祖之長房長孫為之，直祭者每年換人。至五世而祧，則用曾孫之長房長孫為宗孫，以次而下。倘有德有爵不可祧者，則仿古禮祖功宗德之意，將此主移向始祖之廟，合族公祭。不然，貴者之子孫倘竟降為皂隸，又安可以祖之爵，而隆祭之禮？與所謂「葬以大夫，祭以士」者，大不侔矣。祭以本身之爵，非以祖考之爵也。
《家禮》既脫稿，被人竊去，後來朱子不能重具稿，惟囑門人楊氏曰：「此稿日後出時，中有某條某條未。訂正，當為改之。」故《家禮》中有數條，皆經楊氏注明，讀者不可忽過。《家禮》要存古法，故段段有宗子行禮，到底人不能行。如今須考定，令眼前可行方好。卿大夫家，古有世祿，故子孫雖無位，行事尚得與大夫同。今卿大夫，既無世祿，設數傳之後，支子顯達，而宗子卻無祿，則宗子分止宜藨，而支子又不得祭，是使有祿者身享鼎烹，而祖宗僅受菲薄，於心安乎？寒家宗祠在山中，先世士大夫多居郡，祭時不躬不親，惟使直祭者經理其事，故時序歲臘，潦草獻享而已。及先君定蘸，以為宗子有祿，自當主祭，即宗子舉人，而支子進士，宗子侍郎，而庶子尚書，爵秩相彷，亦仍當宗子主祭。若宗子無祿，而庶子顯貴，則貴者以其祿主祭居中，宗子居左，直祭者居右，一同奠獻。如此斟酌，既不背古意，而於今可行，方不為空言。
問：「官及三品者皆得立廟，假如官六七品，得立廟否？」曰：「『適士二廟』，古也六七品於秩為郎，今之郎郎古之士，立祠何妨？亦得祀四親，祇是殺其台。」問：「諸生庶人何如？」曰：「不可立祠。祭於寢，亦可祭四親，其台又當簡略。」問：「小官亦可祀始祖否？」曰：「亦可，只殺禮就是了。大抵程朱有一人說過便可用，他是從道理上秤量過的。聚族之道，聖人所尚；不忘本之誼，君子所先。人皆不敢忘其祖宗，無不是處，自然風俗日厚。祇是屋之大小，台之豐殺，各安其分，初亦無害。」小宗如及身貴，便應立四親廟。子孫以世代而祧，下至本身玄孫，都該用貴者之宗子、宗孫主祭，蓋五世之澤未斬也。如五世內支子有貴者，亦不得於此祠中主祭，當自別立四親廟可也。大宗不容有二，小宗不妨其多。
祭為吉禮。今仕宦之家，四親多不立廟，又止忌日設祭，祭墓及祭忌。古無是禮也。朱子不敢廢忌日之祭，然變服，用淺黑色巾，蓋猶哀之餘也。豈可當吉禮乎？
程子云：「凡人服既至高祖，祭亦應至高祖。」既得祭，豈可不詳制度？某歸，郎為廟於宅內，作四龕。依朱子法隔開，便不嫌並坐南向，且便於忌日各祭。神座略低，以便祭時几筵相接。
古時，天子、諸侯、大夫，各有祖廟。其合食也，則太祖正東向之位。今既無各廟之制，又無東向之禮，則同堂異室，自然並坐南向。祇是妣本附祖，合饗時，人家都設一筵，大不妥。母子同席猶可，舅婦可同席乎？伊川自說得確：「四親應分為四席，寧可以一筵而分為四處。若再為通融，則祖與祖為一處，妣與妣為一處，一筵分為兩筵，則更便矣。」意厚而禮明，不惟其物也。
吾家遵程朱之教，祭自高祖以下，於官舍則立祠版，奉以行。但祠版只同一寵，既不容，版隔作四，如朱子之制，則供饌時，勢難多席；若循俗通用一席，則是舅婦同席，於體不順。今酌分為二席，東席祭四代祖考，西席祭四代祖妣，父子姑婦，固無嫌於同席也。官舍無常，難以如禮，如此權宜行之，庶猶不至大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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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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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像之設，程子以為少一根須，便是別人。其言似太固。夫推孝子慈孫哀慕之心，夢寐仿佛，猶願見之，況形像宛然，想見平生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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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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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子言：「三年之喪，期可祭。」此句未安。至云：「期之喪，既葬可祭。緦功之喪，腧月可祭。」似乎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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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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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祭以寒食，始見於開元之詔，其文曰：「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寢以成俗。」故萬季野疑其起於陳、隋之間。寒家上墳，不用寒食，而用戌亥之月，似更有理。古者廟祭墓藏，樂以迎來，哀農以送往，報魂報魄，求諸陽、求諸陰，各以其類，順天道之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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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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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酒之禮，有三樣不同。先灌酒者，代祖宗祭先代為飲食之人，所謂「祭酒」也。次奠酒，斟一杯奠於列祖，斟一杯奠於列妣。次方每祖位前各斟一杯，每妣位前各斟一杯。如盛筵廷賓然，初登筵，則向外以酒灌地，所謂「祭酒」也。次斟一杯送首座客，所謂「奠酒」也。客辭，則令人每客前各斟酒。亦三樣不同。
有人年少，妻死無子，即扯一族人為嗣，於神主旁，書男某奉祀。大為悖謬。繼嗣本為繼祖，乃為男子設，未有為婦人設者。況夫在則夫為主，其題主應作亡妻某氏神主，其旁不書奉祀。
錢楮乃五代後事，然行之久，亦難廢。即使聖人到今制禮，亦必不同於三代，何則？人主習俗不同，郎鬼神亦不同也。古人祭，取蕭合膟膋爇之，所以求神於陽；灌酒於地，所以求神於陰。今之燒香，亦求神於陽之義。此皆無害於禮，從俗可也。
古冠皆以束發，當鱖處率使空，如今婦人之覆髻者，而略加高。夏收、殷辱，皮弁、爵弁，及後世竹皮、進賢、遠遊諸冠，皆然。郎冕亦然，發後板向前如覆瓦，前仍空也。至漢元帝，頭上有壯發一攢，因覆以片巾。王莽頭禿，又全覆之，而謂之幘。自是人皆效之。及宇文融，遂製襆頭，以方巾冪首，四隅四帶，兩帶結髮後，垂其餘，以前兩帶從髻後繞同，而紐結於前。唐明皇因以後兩帶，用銅絲鉤起，彎向前以示異。郎今戲場中兩翅冠也。魚朝恩則內用桐木為楞骨，使高而方，士大夫皆承用之。五代時，始改為軟紗帽，郎用襆頭而模之。明始加漆，為今戲場中圓紗帽，而以方者為襆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