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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道二
問：「《韶》至何時始失傳？」曰：「其晉之東乎？漢高廟中尚有之。五代亂至二三百年，秦炬所不盡者。至此始滅絕無遺。」問：「古樂似皆以詩為主。」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樂之始終條理備矣。詩所以言志，而詩之言，必抑揚高下，歌之而後可聽。其詩之和平廣大者，以宮聲歌之；清揚激發，慷慨悲壯者，以商聲歌之；歡忻流暢者，以角聲歌之；急疾清促者，以徵聲歌之；繁碎嘈雜者，以羽聲歌之。然五聲無節，不能中和，則以律和之。由律而寫其聲於八音之中，至於克諧無相奪倫，則神人以和矣。」問：「鳳儀獸舞是實事否？」曰： 「是實事。如今官府行禮處，略有肅雍之意，便人皆聚觀，各有懼然悚然處。雖悍卒野人，亦不敢嘩。可以見矣。」教化莫重於樂。唐虞之教胄子曰「典樂」，夏商曰「樂正」，周曰「大司樂」。今之「祭酒」，郎古之「司成」。成，樂之一終也。又有「司業」，業，懸鍾磬之板也。即如做戲然，竟把國子輩演成一個樣範，後來要變亦不會變。其初勉強教習，及其成也，都是順其自然，導以固有而已。後來把第一義先澌滅盡，而以下賤倡優視樂工，欲天下化行俗美，人材輩出，得乎？宋時用女戲，門人問有事當用否，朱子曰：「時尚安得不用？」聖賢亦不能違時，祇是女更不如今之男矣。唐、宋仕宦皆有官妓，名尤不馴。明尚演其餘習，高麗人進貢，論官之品級，以妓陪之。直至今日始革去。甚是。男女無別，則廉恥道喪矣，教化將從何處說起？
雅樂是舞者舞，歌者歌。俗樂是舞者自歌，殊無理。如《大武》之舞，始而北出，一人「總干而山立」，人莫知為誰也。歌者則歌「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於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人知為武王矣。「再成而滅商」，一人「發揚蹈厲」，人莫知為誰也。歌者則歌：「牧野洋洋，檀車煌煌。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燮伐大商，會朝清明。」人知為太公矣。以此推之，想《韶》亦是自徵庸在位，殛罪命官，遂有九成也。當時國子，豈必如今優人，不過有其象而已。為其事者口不言，而旁觀者則稱羨慕誦之，雖其詞誇多，亦無妨。若斟酌雅俗之間，如蘇武，即將史傳語，放在他口中自說，而姜下別用人讚歎之，亦可。
五音惟管子言之的當。宮博厚洪長，君欲其如此；商激昂慷慨，臣欲其如此；角清和調暢，民欲其如此；徵警動而煩襍，事欲其敏也；羽細碎而淒切，物在天地間至多，卻各不相混也。聽人之聲皆出於喉，其人便正道而貴；入鼻多者，恐乖厲，或作危險；舌音多者，或心同互，或巧佞；齒音多者，或狠，或艱深；唇音多者，或不正，或賤。試之頗驗。作詩用韻腳，若是喜慶事，用宮音，便洪亮；發揚感激事，用商音；述平常事，用角音；可駭愕事，用徵音；悲惻事，用羽音。
「黃鍾之宮」，另是一物，非「黃鍾管」也。朱子以「律準律通」比之，極是。然呂氏所謂：「取竹斷兩節，間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次日含少」者，此義千古不明，以啟《隋志》及近日李文利之說。某謂黃鍾八寸一分，應鍾四寸二分，自黃至應，相距三寸九分。是諸律長短，皆在比距內耳。黃鍾為宮，則自太簇為商，至應鍾為變宮，皆以少聲與之相應。少聲者，言其聲比黃鍾為少也。既得黃鍾，遂穴諸孔於三寸九分之內，間而吹之，其全聲則黃鍾之宮，其次所穴孔間而吹者，郎所含商、角、徵、羽及二變之少聲也。此以一管而備五聲，故曰「黃鍾之宮」。及「制十二筒」之後，則果相和，而此管可以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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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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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解《呂覽》「三寸九分」，以為黃鍾以下，應鍾以上，中間三寸九分，於隔八相生分寸之位，穴孔吹之，以得諸律，所謂「間而吹之」。立此為律本，在十二律管之外。前年王振聲往天壇看樂器，其穴孔處，卻非隔八相生取之。今《律呂正義》書中，乃言其故。琴是隔八相生者，平方也，面也；管以比例言，則立方也，體也。體便隔八相生不得。乃知呂不韋不知此義，故云：「三寸九分，間而吹之。」班孟堅《
漢書
》全引此段，只去「三寸九分」一句。想是考究過，知不如是，故去之耳。
問：「『律準律通』之制。」曰：「以木安十二弦，如琴狀，一弦為全律黃鍾，或具七聲，如十二管之有黃鍾之宮一管；或可以上下按取十二律之聲，皆不可知。此弦不在十二弦之內，餘十二弦，即應十二律，用十二弦，不用此弦。此弦以驗十二弦之合否，為十二弦之母。」問：「何妥雖止存黃鍾七均，但既有黃鍾七均，用此以推各律，依以旋生，有何難處！而謂『自此旋宮之法遂廢』，何也？」曰：「正是。總是因陋就簡，不去推勘補足他。且因此可見朱子所謂『君臣之道不達』一段議論之確。蓋五倫都是達道，後世惟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四倫達於天下，而君臣之道不達。何也？君者九州之網，然宰相亦做得主行些事，六部亦做得主行些事，下至鄉亭、嗇夫皆做得主行些事，便人人有君道，有臣道。後世事無巨細，俱要稱制裁決，所以朱子云然。黃鍾獨存一調，而不能各自為宮以相生者，以此。這道理甚神妙。」明道論樂，謂：「將上下聲考之，須得其正，一言以蔽之，省辨論者多少紛紛。」此等處，與所謂「加一倍」法者，皆可謂要言不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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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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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朱子謂『從來無祉角』何也？」曰：「亦嘗疑此。朱子謂自漢、唐以來之樂，不能以祉角成調，不知何故。宋徽宗強為之，起聲是祉，尾聲又走了。」問：「審音是祉而用之，如何會走？」曰：「如彈琴，頭一聲是祉了，尾聲不應，彈至那裏，一樣安放，卻是別聲。可奈何？此理甚微。蓋三代而下，君臣皆具，生物仍然，但事多不得其理，民多不得其所，此聲竟亡。」問：「民事既錯，則物亦失宜，何以有羽？」曰：「畢竟差，如今所生之物，竟有較古時加多者。但看武王既得天下，偃武修文，商聲不用，國祚遂衰弱而綿長；景王造無射之鍾，伶州鳩知其以心疾死；劉歆造樂而莽死；荀勖造樂而晉亂；宋仁宗作樂亦以心疾死；王樸為周世宗造樂聲太高，世宗死而國祚促；宋太祖至太常聞樂，嫌其管太高，令下二律，國祚遂衰弱而綿長。如響應聲，此理怕人。齊景公作《徵招》、《角招》，只怕那時此二聲便有些作怪。晏子勸景公出舍於郊，大戒於國，於行慶施惠之時作此樂。我輩不會吹彈，又無精曉音律之人可問，不知果否。第向時曾聽一友彈琴，逐曲問他，大抵宮、商調多，羽亦有，未有說是角、徵調者。又亡兒學琴時，說琴中本有啞處，某不信。同是有木有弦，如何會啞？及試之，果然。以此驗之，或有此事。郎以人之說話言之，激昂慷慨者，商聲也，淒切哀怨者，羽聲也。至合乎人情，令人歡悅和暢，是角聲；緊切事理，一字不浮泛，是徵聲。此二聲便少。」問：「三代以後，文不如古亦然。」曰：「然。大約官聲是天地元聲，聖人謂黃鍾萬事之本，此不容亡者。慷壯激發，淒緊瑣細，此後世之所有。至民氣歡悅流動，諸事懇摯警切，此聖王之事，三代以返，不能及也。角與宮相近，徵與羽相近，以為是角矣，仍是宮；以為是徵矣，仍是羽。今人認錯部位者多。」元人曲子只四齣，猶是古樂之遺。古樂只升歌、笙人、閑歌、合樂四節，儒先都謂舜樂九成，周樂六成。某意謂四節之樂，唐、虞、三代恐皆如此，所謂九成、六成，乃舞也。但古人卻無此說，存以備考。如今戲亦當以四出為則，把中間沒情理者盡刪之，至其履歷姓名，莫要自己敘述，使一人在旁以詩歌詠歎之，更有情理。戲最可厭，是中間夾雜許多不相干事，而收場草草。文章須是篇末收拾完全，一絲不漏，戲何獨不然？
明世用冷謙、韓邦奇等所定之樂，將舞都依字音五行。有僻仰伸縮，而無疾徐進退，信為可笑。
古人制七始，都與造化相應。如黃鍾為宮，則太簇為商，只隔一位。姑洗為角，亦隔一位。至林鍾為徵，則隔二位。南呂為羽，又隔一位。自南昌至黃鍾，又是兩位。角、徵相隔兩位，故取中以蕤賓為變徵。羽、宮相隔兩位，故取中以應鍾為變宮。月行節氣亦然。至將置閏，則越兩節氣不得不置閏，與五聲二變同。故房氏以二變為閏宮、閏徵。
有謂三分損益、隔八相生為不是者，其說以氣是一呼一吸，未有極長而漸縮短，極短而漸放長。不知陰陽二氣，以相對者言，則呼吸是也；以一氣之始終言，則漸長、漸短是也。如人之聲，自丹田出，即撞入鼻，乃到舌，次齒，次唇，則出口矣。何嘗一出郎一入也？
十二管，音之母也，作樂時卻用他不著。其調中所用律，則寄於簫管之孔，琴之弦，鍾磬之厚薄。八音惟革、木不入律，填有孔，亦入律，十二管卻藏著，所謂「王府則有」。金、石、絲、竹有差，則取出管來正之。
聲大莫如黃鍾，細莫如應鍾，皆可以起調，而其腔板聲口，則不改於其為宮者也。如《大江東詞》，大聲唱使得，郎低聲唱亦使得，而其聲口則淨也，非旦也。
問樂律。曰：「律者，樂之末節也。」曰：「諸書言古律分寸不定，因失中聲，而古樂無由復，何云末節？」曰：「假令樂得中聲，遂能鳳儀獸舞乎？古禮之不復，果以衣冠籩豆之制，闕而無所考乎？」曰：「然則古之立律何也？」曰：「人得天地之中以生，性得天地之中理，氣得天地之中氣，形得天地之中形，則聲亦得天地之中聲。聲之大者如雷霆，小者如蚊蟲，皆非中也。就人之聲，喑啞叱吒則過大，咿嗄啾唧又過小，亦非中也。惟平常之聲，高下抑揚，大不過宮，細不過羽，其中有十二部焉。故律呂十二，配人之中聲也。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皆鍾名。又以鍾之擊有輕重不等，則聲不足以為定，不若竹之分寸一定，而人盡力用氣吹之為較準。故製管為律，以存聖人中和之聲。於是以十二律之聲，寫入金、石、絲、竹、匏、土之內，則聲皆和而樂成矣。」問：「宮、商、角、徵、羽，既分清濁高下，如宮濁矣，何以旋宮又有極清聲為官者？」曰：「此是兩樣論頭。如應鍾為宮，其聲細矣，則他律為商、角、徵、羽者，更細於宮。律管本長，於為宮之律管者，臣民不可以陵君，則以變以半應之自合。若在言志之持，論其氣象是宮是商，終不得變。大抵宮、商、角、徽、羽，為虛位。」古人作樂，以律從詩，今人講樂，以詩從律。「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豈非以律從詩？如今填詞，卻是派定某字用平，某字用仄，鐵板不可易。又自樂學失傳，論者便謂聲音之道，無從理論，而詭誕者，又造為秘傳怪異之術，轉相迷。其實今日看戲，見忠臣孝子則感泣，見奸邪害正則發指，是即樂之大本大源也。聖人有作而欲制禮，郎今所行者折衷之可矣；欲制樂，郎今昆腔戲考定而條理之可矣。
樂有調有聲，調如今曲之《清江引》、《新水令》是也，歌如歌《關雎》、《鹿嗚》之字句是也。如以宮調歌《關雎》，則「關」字必用宮，所謂起調也。至「逑」字必收到宮上，所謂畢曲也。二章「參」字、「側」字，三章「參」字、「之」字，皆然。是之謂調。若每句之字，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七音任用，各隨其宜。如首「關」字用宮，未有次「關」字仍用宮而並頭者，勢必須用別音。蓋印一字隨人歌作七聲，總在高下長短上分別，非本字自為一定之七音而不可變也。
全曲謂之調，每一律有五調，共六十調，二變不為調。每字謂之聲，每一律有七聲，共八十四聲。自隋時，鄭譯得旋宮法於西域蘇祗婆，何妥恥其不能，止用黃鍾一調七均，至今雅樂尚如此。今俗樂唱戲者，亦未孜調聲之全否，但用某調，則以某聲起調，某聲畢曲。如用黃鍾，則以黃鍾歌第一字，及完仍以黃鍾歌末一字。而通歌所用字，總不出黃鍾所生之宮、商、角、徵、羽、變官、變徵。以他律為官皆然。《律呂新書》中，卻不曾把五聲為調一處，挑剔發揮明白，故人難看。 「聲依永，律諧聲」，分得清楚，則了然矣。
問：「如奏黃鍾之商，用黃鍾七聲乎？用太簇七聲乎？」曰：「竟用太簇為宮之七聲。因其為商，不可云太簇之宮，只可云黃鍾之商。他律皆如此。」十二律制器，止可以制金、石、絲、竹、匏，此五者有十二律。至鼓、、圉，則不具。塤雖為人所吹，然土為之，亦未知能具與否。十二律用以考音，而不用以作樂，雖以竹為之，而以鍾為主，故以竹管而取鍾名者甚多，黃鍾、夾鍾、林鍾、應鍾皆是也。八音之中，惟竹、絲、匏可以字字依人聲音節簇，而金、石、土、革、木止一聲，或以起樂，或以止樂，或以節樂也。
問八音之序。曰：「金、石所以為眾音之節，故最尊。絲，堂上之樂。竹，管也，乃堂下之樂。天子元侯始用管，卿大夫則用笙，笙郎匏也，故次於竹。土，塤也，雖其用小，而為人所吹，與竹、匏同，故次之。至鼓與祝、圉，不過節樂、起樂、止樂而已。」又曰：「鼓無當於五聲，故又次之。問：「方響有十六個，十二個是正律，四個是清聲，何也？」曰：「方響郎磐也。正律只有十二，至第九聲，郎不能全具五聲；少一聲，第十聲，少二聲；第十一，少三聲；第十二，少四聲。蓋律至應鍾窮矣，只得截律變半為四清聲，以全十二律之五聲。二變不為調，故止十六。所以編鍾、編磬皆十六，編簫之管亦十六，其故俱是如此。」舊欲一部《樂書》，竟分八章：《樂用》、《樂教》、《樂章》、《樂聲》、《樂律》、《樂器》、《樂舞》、《樂理》。今思只以《周官大司樂》一篇為經，《禮記》中《樂記》為傳，而與經相發明者，曰《附大司樂》，與傳相發明者，曰《附樂記》。或將八章另編，各成一類，以便專考一門者。言樂者，嫌不得古之黃鍾，猶習禮者，嫌不得古之衣冠，豈今之衣冠必不可以行禮耶？自元以前講曆者，必欲求上古之曆元，冬至歲月日時，皆會於甲子，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勉強湊合，終不能確。至郭守敬，始悟其非，追之既往未必是，驗之將來未必合，又無關於曆之緊要。於是一筆勾去，郎以至元辛巳為曆元，而《授時曆》遂迺超絕前古。自元以後，人皆翕然服之，不復言膺元矣。黃鍾之說，亦是如此。朝廟之樂，實能歌詠祖宗功德，字字確實，明創業之艱難，道君臣之一德，憫將士之憔悴，谘黎庶之勤劬，便好。然古之作樂者，非徒以朝廟為重也。移風易俗，全以用之邦國，用之鄉黨，用之閭巷者為要。蓋朝廷郊廟之樂，臣民得與聞者有幾？惟家家戶戶皆得見之，方能興感。孟子云：「今之樂，由古之樂。」以《樂記》「冕而舞《大武》」一段，及「賓牟賈」一段觀之，古之樂與今之戲何殊，若將《廿一史》中，忠孝節義之實事，如戲編出，但詞不要豔，聲不要淫，使聽者心氣和平，可以語，可以道古。何代事，即用何代衣冠、官號、器具、禮節。自士大夫以及編氓，無不歡欣鼓舞，而臣思忠，子思孝，夫思義，婦思節，則太和之風，洋溢於宇宙。此豈徒講黃鍾之所能致耶？至於詞，漢郎用樂府，唐郎用詩，宋以後即用詩餘曲子，無不可者。編纂皆要設一局，禮局、樂局、天文局、書算局，講求在這裏，便有舉而用之之時。朱子何嘗能用於當時？明朝承其餘緒，得其糟粕，尚可支持三百年，莫以空言為無補也。今欲考訂朱子所言禮為一書，而以己見輯《樂書》，至曆算有梅定九之書在，亦覺燦然可觀矣。
昆腔之吐字，每字有頭、腹、尾，如西要鳥之為簫，伊要烏之為憂之類。如但有頭腹而無尾，則聲短，非其本音矣。歌、麻、支、微、齊、魚、虞，皆自發自收，為聲之元。東、冬、江、陽、庚、青、蒸、真、文、元、寒、山、先、侵、覃、鹽、咸，有頭腹而無尾。國書以「阿、厄、伊、烏、於」五字為字頭，最妙。歌、麻郎阿部，支、微、齊郎伊部，魚、虞郎烏部。
古人習樂，其舞蹈有節，能使血脈活動，所以云「養其血脈」。祇是如何舞法，今已不傳。然果然作樂，不患無傳。《禮記》說樂如抗如墜等，聲之節，郎舞之節。其轉折疾徐，亦如大不過宮，細不過羽之意，以理準之，雖不中，不遠矣。
樂最要緊，禮郎存於其中。即如章服，代各異制，惟優人不禁。有虞氏之衣冠，至周衰，必蕩盡無復舊制，而《韶舞》則全存之。友曰：「髫年看劇演，見扮高力士者，尚戴紫金冠，今則為烏紗帽矣。唐制，中官雖極老，必戴紫金冠，不敢烏紗帽，見《勺中志》。做那一朝戲，郎用那一朝衣冠，方是名優。」曰：「嘉靖改定禮樂，以為大備，其實到此乃大崩壞。舞按五行，醜不可言。古舞斷不如是，大率郎如今劇演。『冕而舞《大武》』者，郎武王；尚父則『發揚蹈厲』。各肖其形容行事，令人想見當日光景，故曰：『舞以象事。』不肖其人，焉取哉！又恐人不曉，歌者卻從旁讚其功德若何，行事若何，所謂『一唱三歎』也。優孟之似孫叔，人郎以為真。故當日樂工，皆非庸俗人也。」各省大吏，多以優伶為性命，無怪其然。即吾輩之幾本書也。不爾，政事之暇，如何度日，古人暇時，便有琴瑟歌舞，先王知道人身心必有所寄，因其勢而利導之，以歸於正。樣樣都動得手，故有用，不是全靠讀書。如今禮樂久廢，只得守幾本書，檢束身心，開廣知識。若移而之他，則放辟邪侈，不可言已。古時必有民間之樂，《韶》、《武》豈土庶可用？「《宵雅》肄三」，亦不可用於燕閑。使徒九廟、明堂之間作《韶》，而天下郎風移俗易，恐無此事。
如今，即將古書中忠孝廉節之事，制為詞曲，去其聲容之無情理者，令人歌舞之，便足以移易風俗，感動人心。不妨從粗處做起。禮始諸「汙尊而杯飲，簣桴而土鼓」，後來便至「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古人詩何嘗有平仄，後分為乎仄，又於平仄之中，分為四聲，又於古詩之中，論出聲病。唐人則竟字字程式，做成律詩。用之久，自然漸漸細密。
連日，因
藍總兵演戲，做到入情時，未有不感動者。以此見得樂之效速。若就元人百種中，選其忠孝節義有事實者，改其義理不通處，每事四出，此外誨淫導欲者禁之。亦粗足以感人心而成風俗矣。
至尊嘗論及樂律，奏曰：「其理於經書上略可考見，至聲氣之調和，都不能曉得。」諭曰：「和不和極容易講。如你向我說話，聲高，我高聲答應，聲低，我低聲答應，自然和。若你低聲說，我胸中有不喜歡的意思，高聲答應，這便不和。」此語見得天地間都是感應之理，實說得著聲氣根源。時壬辰四月。
舜曰：「有苗弗率，汝徂征。」其詞責人之意多，略有滿假。益窺見到此，故讚曰：「滿招損，謙受益。」此是行兵緊要處，驕忿極害事。孔明七縱七擒後，以為兵可用矣，故《前表》有「獎率三軍，北定中原，攘除奸凶，興復漢室」諸語。直視曹敘如孟獲，微有自恃之意。及街亭既敗，想亦見到比意，故《後表》曰：「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其識高矣。
孔子云：「善人教民七年，可以郎戎。」孟子推衍其說，如發政「施仁」，「深耕易耨，修其孝弟忠信」，都是教民裏事。教民至於七年，豈但與民休息，而上下相信，郎以之戰，民亦各知大義，勝不輕喜，敗不輕懼。國手教弈，若有下一善著，狂呼得意，下一失著，悔恨失聲者，國手必斥之。蓋輕喜輕懼？中不定，氣不靜，最不好。兵事尤忌。
孟子云：「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他原有戰勝攻克的本事，卻不用，所以規模大。後人便疑孟子用兵未必濟事，不知孟子手段竟可不用兵。事事束縛之以禮，教人便動不得，何必用兵。穀梁子說得是：「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到得「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死，善死者不亡」，便不妙了。管仲生平便不曾與人打仗，何況孟子！後世惟武侯有此意，所以人說將兵非其所長，豈知正是他本領大處。老子亦見得此意，日：「惟慈故勇」；以「無為」「取天下、都確有此理。鄉兵最妙。孟子所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管子所云：「夜戰則聲相聞，畫戰則目相識，其歡欣鼓舞足以相死。」情誼既聯屬，而鏈習又熟，故鮮敗。至卒長、黨正之類，用之課農，則保介田畯即是人；用之勸諭，則飲射讀法郎是人；用之出兵，則伍兩卒旅之長即是人。人相習而教有常法，文武兵民未嘗分也，何等有條理。
漢經費無兵餉，徒有吏祿而已，故太平數十年，則國富用足。自唐、宋以來，有養兵之費，故官俸代以微薄。天下雖無事，而兵常聚食，故國家靡費恒多，而動有不給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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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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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俸之薄起於宋，其所由薄，則起於養兵。漢時兵在京師者，不過南北軍，武帝止增七校而已。其餘南征北伐，皆用民兵，無事則農。故少營伍支給之費，而官俸得厚。唐之府衛，睢已有兵民之分，而兵皆屯田，木嘗坐而仰食，猶然農夫也。至宋削藩鎮兵權，乃悉以京室禁兵，出防各路。兵額既多，而更番往來，費尤無數，故國帑虛耗，貧弱不振，而官俸遂減。但三代時，勸農之外，郎以講武為事，法制整然，條理精密。漢則無事聽其佃作，有事便驅而用之，是謂以不教民戰。三代之民，日日使之習勤，內外有備，故無倉卒之患。
漢時兵民不分，故國勢富強。宋藝祖但就所見目前之弊，率意厘革，因藩鎮財富兵強，遂設兵仗以。收其銳卒，立轉運以收其利權，務使文官有民而無兵，武官有兵而無餉。以為如此，方不能為害。至各路應設守禦之處，皆從京都遣戍，更番往來，以致養兵之費，府庫為虛。不獨官俸綠以寢薄，即郊祀大典，亦時以匱乏不舉。豈知官俸厚，如夭之雨澤，散而為利也。兵餉多，如水之決堤，聚而為害也。若稍竹養兵之費，而散之百官，以養其廉恥，貪墨則喪法繩之，自然大小寅恭，不敢朘削小民，而閭閻日富。於是興禮樂，施教化以感之，三代之治豈遠哉，
朱子論兵政，謂唐之弊，在主兵者專制強梁；來之弊，在主兵者分散煩冗，而歸之責成郡守。可知漢法猶詐於唐、宋也。觀朱子前後議論，大都猶有取於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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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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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陣法，只武侯八附、李衛公五花陣，為有根。五花原於鄉遂之兵，八陣原於都鄙之兵。鄉遂之兵，以十為數，起於五；都鄙之兵，以八為數，起於井田之八家。自五家，以至於萬二千五百家，皆以五相疊，故出兵自五人，以至於萬二千五百人，亦如之。自八家，以至五百一十二家，皆以八相疊。其在卒長之教，皆以五八為隊而教之。一居中，前後左右為四，無論多少皆依此，此五花陣法也。天、地、風、雲、龍、虎、鳥、蛇，無論多少皆依此，此八陣法也。問：「鄉遂四閭為族，是百家，四兩為卒，是百人，每家出一人。而都鄙四邱為甸，是五百一十二家，出長殼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鄉遂亦出車牛馬否？」曰：「亦然。鄉遂雖百人，大槩亦用七十五人隨兵車，輕車也。餘二十五人隨牛車，重車也。歸馬於華山之陽，謂輕車；放牛於桃林之野，謂重車。」孫武子書，總是說詐，如「虛者實之，實者虛之」之類。終以火攻，實大不仁之事，火攻無一存者。吾儒兵法，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畏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故「善戰者服上刑」。至於人來算計我，卻不可以無備，須要事事周到。漢將自當以趙充國為第一，看他幾篇奏疏，無一句不靠實，立於不敗之地。魏相論驕兵、貪兵、忿兵幾句，亦得兵要。外有充國，內有魏相，所以相濟成功。若蔣《左傳》、《國策》、《史》、《漢》諸書，選集一部兵法，當勝於今所謂《七書》者。
《充國傳》：「嘗以遠斥侯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土卒，先計而後戰。」數語盡兵家。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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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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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文公論招募鄉兵，大妙，客兵便一戰而潰。施將軍平海，若不即用福建人，如何能成事？王輔臣反，亦是西兵平之。此卻是用兵扼要處。
用兵如下棋然，低棋貪殺，又要多殺，國手祇要自己不敗。到贏人，一著亦是贏，何須多？管仲用兵，何曾殺一人，而天下畏之。武侯節制之師，不曾多殺人，司馬懿畏之如虎。趙充國金城之役，何嘗與賊打杖。都是國手。
凡用兵，敗後再進，鮮不勝者。王姚江初遇伏而敗，夜復整兵而往，便破贛州。用此者多勝。
巡撫浙中者，前有范覲公，後有李武定，浙中士民至於今稱之。武定之才，視單公為優，當行兵時，施其智術，亦能得其歡心。武定先與鎮浙將軍結納為兄弟，及耿逆作亂，武定言於將軍曰：「今勢危，全要得百姓之心，百姓一心，便可憑以立事。今與將軍約，萬一兵有生事害民者，吾關白將軍，郎當按法治罪。迨後別為庇護，操縱總由吾等耳。要使民知吾等不護兵以蹂民而已。」將軍唯唯。未幾，適有是事，武定聞而升堂作色，令標兵皆環甲，發令箭召將軍兵。百姓觀者數萬。移時而將軍縛兵至，以法治之，一時歡聲雷動。武定又損家資，及用庫金之無名籍者，以充犒勞。凡滿兵向前者，必拊其背，獎諭賞密之，故滿兵亦歸心焉。武定於督兵王子及領兵將軍，皆用此法。王子、將軍見其兵民歸向，肯擔當事，亦倚以為重。以故內外和輯。又臨事頗能不動。一日，與賴將軍、拉將軍同坐一山，望見一二千人擁至，從者不敢誰何，兩將軍皆失色。武定自頻捋其須，徐步出帳外。來者至，皆跪，武定和顏色問曰：「汝兵耶，必有苦，試為我言之。」眾曰：「無之。」曰：「或有條陳事，試為我言之。」又曰：「無之。」武定曰：「然則欲何為？」眾曰：「吾等前私通於賊，受有吳、耿兩家付，觀成敗為去就。今被公厚恩，視吾等若骨肉，心不忍有二，故自首於公。後有賊至，當奮刃以自明也。」武定垂涕慰之曰：「汝等皆忠肝義膽之人也，吾何以得此於若輩！」應時悉焚其劄付，而以牛酒犒焉，眾皆欣然而去。兩將軍於是大服。後某以是事同之，曰：「如此比者尚多。」每與之語，果能不動，雖平常語，無郎答者，必稍存思而後應。
當日白頭賊妄假名號，眾至三萬，圍安溪縣。某出示言：「蔡寅本永春賣漿家兒，托名三太子。值此年荒，民食不繼，何故甘被誑惑，以糧資賊？我已興兵剿捕，諸鄉不得仍躋前轍。倘賊以為恚，即可嫁怨於我，若我家破，餉之未晚。或故相違忤，甘心餉賊，是亦賊也，便當移兵先剪，以為諸鄉戒。」又復分兵守其要道，抄絕糧路。更出一招降告示：「敢殺降，死無赦。」出示之翌日，即有賊弁林起，以七百人降。某量留四五十人，餘悉遣為民。自林起來，賊輒自相疑忌，又苦乏糧，不數日，散走強半。僅六七千人，忿來攻我。某以兵堵之山陘，賊不敢下，經大風雨而退。某遣李治以二三百人尾之，令去賊二三里，即結營自固，勿與交鋒。治請曰：「萬一賊同眾來戰，奈何？」某曰：「只據險，一交鋒，便為黔之驢矣。」又數日，賊盡奔散。其發郎用腰刀截之，棄滿道路。蓋人多則需餉亦多，無所得食，自然破亡矣。
管仲初見桓公，三薰三沐之後，所進不過《管子》頭二張書，一二十年用之。鄧禹於光武，武侯於先主，一見說得幾句話，終身總不出此。他見得明白，所以行之有成。辛酉年，拖將軍方督水師，專平海事。某遇於逆旅，問數語，某郎喜曰：「台灣已平矣。」施曰：「何相信之深也？」某曰：「君言之已在掌握，豈不能行乎？」說得實在是了，便不問而知其能行。
地曾啟奏云：「有人說海賊凡數萬人，浙江米都是此輩搬去，故常患米少。此說不確。數萬人必有宿泊之所，今台灣、澎湖、舟山、金門、海壇、廈門諸島，無不重兵鎮守，其餘小島，能駐百人者便少，數萬人何處棲身？此輩不過是內地之人，乘南風則出掠，北風起則仍歸內地耳。」未幾，擒獲一賊，地奏且莫正法，就此窮究其根株，必有巨猾為之窩主，得其巨猾，則餘黨易散矣。其後，果得鄭盡心。大凡兵間事，須得其要領，成功便易。又莫妙於以賊攻賊，不易之道也。
馬見伯整頓山西營伍，兵皆嘩然站隊。見伯有將材，不知何以如此其無序。凡仕宦所至，要有興革，須使他不覺，以漸而更。又要有同心的人，方得成事。為將又須先擇材幹技力有用者，使為頭目，頭目皆我之人，則其下安能動乎！此所謂機也。
至尊所不可及者，不嗜殺人，雖吳三桂亦不曾族誅，耿精忠親族尚有為近臣者。前年，一大臣親族有以叛逆論者，他已自分連坐，乃寬之不同，下諭曰： 「豈有人做此等事，而謀之宗族者？」何等聖明。三代以前，想已有相及之典，故《甘誓》、《湯誓》俱曰：「予則孥戮汝。」如此盛德事，竟超絕千古矣。
有惜晁錯早死者，曰：「便不死，亦不過如此。郎賈誼所言『眾建諸侯而少其力』，雖似合機宜，但視諸侯王都似劇賊一般，亦太不廣。人本領大，度量便大，周公誅管、蔡後，未嘗猜疑同姓，親親之誼如故。後世多因一事有變，至於懲羹吹蘊者。聖人先從修身尊賢說起，然後及親親，晁、賈議論，都不曾理清根本。至族滅一事，乃秦之酷暴。以霍光之賢，猶族上官，其意以為不爾，恐有後患耳。惟武侯本領大，李嚴廢斥，若遇他人，便恐其不走魏，或走吳矣，武侯如此處來，何嘗有他患！武侯一切都用王道。罪人以族，嬰兒之在繈褓者，何與彼事？皆駢首就戮，實是慘事。當日耿、尚二逆親族，群臣皆請誅之，蒙垂諭曰：「他在外要反，親族奈之何哉？」豈獨不害其命，並不去其官，兩額駙仍如故。甚盛德事，可為萬世法。
聖人本領大，只隨事處得當，不計其後。間：「他本領大處，就在那不過分際處持得定否？」曰：「他拋得便是大。如『有德易以王，無德易以亡』，到了無德，不亡何用！如殛鯀而用禹，道理應如此。」某巡撫直隸時，奉命築永定河堤。當時私心以為何須與水爭地，但免其民之錢糧，使無催科之擾，則民賴水利，亦足以生，堤久必墳，終歸無益。今思之，聖見為是。大禹之功，萬世永賴，然不久亦輒廢遷。如今，既與斯民同時，得幾年安享地利，令少者長，長者老，老者死，亦可矣。譬如年荒賑濟，明知此三日糧，不能保其三日之外，但且救他三日。未有逆料其三日後之必死，並靳現在之糧，而速之死者。
當日去看南河時，靳總河引到高家堰一帶看六壩，曰：「此明潘印川所留四十里天然減水壩處也。原是四十里行水，並不說害民，今只留六壩，科道卻參我害民。」彼時不解其故，及後大城、靜海頻苦水患，先是二縣無堤，並未告災，至近歲堤成，民反大病，於時適某出為巡撫，因悟六壩之害，與此正同。蓋水平漫，則淺而無力，用堤束之，一遇崩決，則力並而猛，其疾如箭，當之者無不麇潰。後又看漳河，至成安，聞崔惟雅著有治河之書，因訪其子。其子便說得好，他說： 「築堤斷非良策，漳水來時，初不甚急，至深不過五尺，人畜概得遷避。若以堤障之，一決直是所向無前，人畜俱不能保。且漳水東行，則西路退出，西行，則東路退出，退出之地，皆極肥美，反得數倍收成。只勿與爭地，隨其所行之地，蠲除其糧可已。」某遂據此奏請施行。後有言漳河現分四股，當並歸一者，某奏云：「禹疏九河，殺其勢也。天分為四，正使勢緩，便是世運將泰，不應並而為一。」奏上，遂蒙許可。至興化一帶下河，卻是靳總河說得是，他說：「海反高於內地，若開七道河泄水，汐時內水外出，潮時外水內入，出者甜水，入者苦水，但見其害，不見其利。今人不想鹽城范公堤因何而築，全是為海水侵田，築此障之。苦水所過，田便無用。今下河人家，半在水中，安之若素，田倒肥美，又有魚蝦之利。開下河無益。」此言甚當，其後下河雖開，倒底湮塞。友云：「縣湮洪水，便是用堤。《禹貢》一篇，無一堤障字，惟『九澤既陂』，澤乃可川陂耳。」蓋澤水淹漫，略用陂堰，便田可有收。若江河之流，難以堤束，所以孟子謂「行所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