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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杭甬路始末略記
此路爲許英五路之一。其原因極大，僅視爲盛侍郎曾與立草約，或視爲平常要求而以爲可廢，此實吾輩之大誤。
當余居上海時，即聞盛與蘇杭甬路約事，後報章又載合肥相國許英人承辦津鎮、浦信、滬寧、蘇杭甬、九廣五路事。雖其原由外間未盡知，而其有國際之關係，則大概皆知之。
顧自訂草約後，綿歷至久，光緒二十八九年間，有浙商李厚祐擬自辦杭州城外湖墅至江干一段，而與銀公司將來所造之蘇杭甬路首尾銜接。盛侍郎回言不能，惟此時即聞盛之意：『若全路自辦，當可辦到，不能截辦一段也。』光緒三十一年乙巳春夏，湯蟄仙、張菊生二君在申，因美人倍次欲辦全浙鐵路，浙紳爭之力，遂駁不許。於是與同鄉諸提議，浙江鐵路歸浙人自辦。時余在京，以爲：『蘇杭甬一路轇轕不清，安能謂之全浙路自辦？』時盛適至京，乃往商之，亦以爲可。四月間，浙京官有大聚會，即宣言此事。己而，盛對余言：『彼爲與銀公司合辦鐵路之人，則路約可廢一節萬不能由彼說出。』余恐事有翻覆，乃复函致盛，得其復書，以呈同鄉，並持至上海示諸君爲徵。其信今尚存公司，然盛語甚圓，惟言可自辦，而絕不提廢約事。
按盛亦非有意相欺，大約謂一面自辦，一面再設法與英人交涉，或可得當。而後來事變，則非彼所料也。餘彼時意，一面只自辦路，而外交事委重於盛。彼既有前說，必不能中途恝置，然不料後來之風雲，如此怪異也。
彼時忽有一怪事，則杭人孫某忽集眾開會，宣告廢約，並致電各報，於是言廢約者風起雲湧，若山西之於福公司，若安徽之於銅官山，直東江皖之於津浦，江蘇之於滬寧，莫不集會並演說，大放厥詞。一若伊等之筆舌，可作炮火用。
按此真大怪。夫經營事者，我輩也。事既成矣，須伊等作此何爲？然伊等此舉若無關係，猶之可也。不知此事竟驚動外人，聞其時，英領事謂人曰：『中國人忽然如此兇法，不但要廢已立之約，且欲並已開辦之路而廢之，此何說也？』惟時余亦知朕兆之不佳，謂某君云：『蘇杭甬路之自辦，試爲之耳。而伊等如此囂張，恐大爲害，奈何！』某唯唯，余一人無如何，惟函致各省人之相識者，屬其設法鎮定之。然亦徒費筆墨而已。
尤爲失誤者，則京官同鄉竟遞呈商部請廢約，而朝廷亦遂下廷寄於盛令廢約。殊不知此事須委婉而不能用強力以責成盛，蓋責成盛而英不與盛商，則奈何。惟時盛在京，謂人曰：『此事本來尚有法可想，自有此廷寄，而幾微之希冀斷矣。』同時李伯行在申，對余則云：『有此廷寄大佳，如此則我處反放鬆，可以卸責矣。』李與盛二語雖相反，然其意一也。
是年九月，余北上，在津探詢項城之意，知甚以爲難。至京，聞外務部亦然。凡外務部偶然涉及廢約一事，英使即曰：『此事我不知可否，請以公文來，吾當電聞吾國政府。』外務部知其意不善，即無敢復言。唐少川至外務部，說亦略同，然伊亦不肯言約不能廢，但說：『英既未來催辦，浙人儘做無妨。』其時有一事略覺可慰者，則盛奏中言：『已限怡和六個月不開工即作廢之說也。』然奏中未言怡和覆書如何，屢函詢之上海，不得覆。二月，杪菊生來京，余以此叩之，菊生曰：『曾以問盛，成謂怡和覆書，謂耽誤之咎由於拳匪，伊不任責。』余曰：『然則此事成泡影矣。』菊生曰：『盛謂伊必仍盡心此事，且尚有別法。』至用何法，當時言之，今已不憶。是時屢有言用別法與之商者，或購彼料，或請彼工程師，然無有敢向公司言者。
光緒二十三年夏間，又有一佳耗，則龔君謂舟中偶詢濮蘭德君曰：『九廣事定將何如？』云：『既定蘇杭甬正約。』龔曰：『浙已自辦，如何？』濮曰：『此係據前約應之事，不能管他。』龔曰：『貴國何必與浙人爭此路？』濮曰：『此卻有一法，因此路非吾國人注意，非若九廣也，然不能憑空廢約，須以金贖回。』龔曰：『須若干？』濮曰：『二三百萬。』此事余亦函上海，然未有理會及此者。而蟄仙尤以力拒外人爲能事，英領與濮見浙撫張公，而蟄仙屬張公勿見。濮兩拜，蟄仙亦不見，並不答拜，於是補救之法一無可施。
是年五月間，某君又至京，余問廢約事萬無辦理，而浙人以爲必能。將來必大轟鬧如何？某曰：『此復何策，惟有聽其所之而已。待大炮轟時，必有辦法。』余聞其言，嘿然而已。
此時浙人以廢約爲必然之事，或爲已然之事，而不知其影響全無也。
余自乙巳北行後，留心此事。凡外人之情形、政府之意見以及補救之法，偶有所得即函告某君，以達於蟄仙及公司中人。其不逕達蟄仙者，以蟄仙愎，恐更無傚也。不意凡此等語均未見覆，亦未見有來函商議之處。余自覺沒趣，故自丙午秋後漸少言及，然猶時報告，直至光緒三十三年七月出京時爲止。後風潮起，蟄仙總以伯唐不先相商爲辭。余謂伯唐雖不告，而我則於伯唐未與英使訂約之前，屢函言之矣。蟄曰：『我不知。』余駭曰：『我歷函託某君轉達之辭，豈皆未達乎？！』蟄曰：『吾皆未聞。』丁未春，政府召伯唐回國，凡英使來催訂合同，外務部即以俟汪使回答之。蓋以浙江之棘手題目，應使浙人當之。
已而，伯唐到外務部任事，接辦此事，時已六月底，甚秘密。余詢之，亦不答，惟說甚難。余曰：『蟄仙等皆持拒款主意，宜與說好方妥。』伯唐良久，但瞠目曰：『如何說法？』七月二十三日，余以京報被停，出京謀復舉。八月初，伯唐使英，此事即日交梁崧生侍郎接辦。蓋伯唐之經理此事，始終不過一月，而其合同大與九廣不同，已見所印蘇杭路甬事案中。後來梁辦，竟廢去另訂。
至八月，杪訂約之事宣布，惟時余適自申至杭，或有問者，余以爲伊已知近兩年歷史也，乃曰：『上下因循至此，亦復何策？惟有將合同情節減輕，少受害而已。』不意此語出口，聞者即已大怒，以爲余之胡說。
於是杭中謠訛雜起。適有一工頭鄔某病瘧，被業西醫劉某藥誤死，方欲控劉，值路事起，蟄仙即遣人屬其家人，改說是殉路則名美而有利，其家變欣然從之。
蟄仙遂因此以激動風潮。後之湯工程師以他病死，亦置諸殉路之列。此次風潮廣博弘大，殆不可思議，於是遂有處汪以鑄鐵像、暗殺、掘墳、扮戲之事。
最可異者，余至杭之故，蟄仙知之，蓋余將恢復京報，蟄仙允助五千。適得京電促往，因赴杭索蟄仙此款，而蟄仙乃暗佈謠言，謂余是替伯唐運動而來者，又嚇余曰：『君宜速行，人將暗殺君。』然余以辦報故即行，非爲蟄言也。
至數月中之大小設施則已見各報，惟時有三數人知不應如此辦者，亦以被懾而止，不敢吐一言。最奇者，人人皆以爲怡和已默許限六月不開工即停止之說，而盛絕無一言，亦無他人將實情言之者。此如見勇士誤持中斷之刀，任其挫衂致敗而不一言也。盛至漢口，猶力言怡和已允，直至京始吐其實，此真千古疑竇！
按此係盛事。或謂盛後來所出之言爲捏造者，則非也。
事勢相逼既甚，乃有命派代表之事，遂公舉四人任之。四代表及書記既至京，外務部悉以關此事之重要文件示之。代表瞠目相視，不復能有語，乃成不借不還之勢。其歷史由楊君廷棟宣布，說述自李盛唐三公及汪、梁訂約之事實，惟以不先告同鄉一層爲汪罪。
至宣統元年春，蟄仙忽有電及信致京中同鄉，旅滬學會亦有電致同鄉京官，大率皆言應逐汪、盛，勿得踞郵部，並言京同鄉有電至申屬爲之，然京官實無此電也。蟄仙又直致政府一電，均載各報。
四月初六，京官出知單，約同鄉會於下斜街全浙老館。余問提議何事，曰：『無他，不過集股催股而已。』殊不知中有秘密布置存焉，故遍召同鄉而獨不告汪。中有紹人田某，蟄仙之特派員也，然伊不認爲蟄仙派，但云有事來京，適值此會，故來觀盛舉而已。而是日提綫索者，則爲翰林朱福詵桂卿，並挈其子至，俟諸大老至，則引田見之。俾先述浙路事，田乃言蟄仙如何勞苦、如何節省、如何任怨，故路非彼辦不可。傾之集眾演說，田又言今非急集新股不可，若蟄仙去，不特新股不可得，即舊股亦思抽回，甚可慮也。語至此截然止，若有人約定續其後者，果然，諸君言吾輩本與汪某無意見，此事亦不能咎汪，吾輩爲大局計，則應勸汪離郵傳以保路。眾叩其策，則曰同鄉以函勸之，或面勸之，或遞呈政府。余即起言曰：『按誘滬學會謂汪賣路，湯電則謂盛捏造要函，是皆非僅僅離任所能敝辜者。宜請派大員查勘，如有其事，應與大罰。』眾人聞余說，乃俱謂此決無有。大眾初不疑及此，無庸提也。余乃不言，眾亦未議決而罷。
余勸伯唐奏請卸任待勘，伯唐先亦欲辭職，而慶邸不謂然，但言不必理他。余謂盍竟自爲之，伯唐云不能，現邸不謂然，既強上摺亦必擱起。
蟄仙致政府電，實爲可怪，蓋攻盛、汪不宜在郵部，亦足自成其說，惟此宜堂堂正正言之，乃拋荒正文而別尋蹊徑，指爲袁黨。又謂監國應念鴒源之議，讀全文無非挑撥激怒，誣捏挾制之語，此真非吾輩俗見所能測者。
蟄仙之目的既不達，則無論黨湯者、惡湯者，皆以爲彼必力辭路事，而抑知不然，蓋彼於杭開大會之前一日忽至申，堅約某君至杭赴會，並爲臨時會長。夫蟄仙果願去，則何必有此佈置？某君亦知其意，故答之曰：『吾不能往，以吾若主張留君，則君固日言勞頓矣，吾安忍以此苦君？若不留君，則欲留君者方譁然，吾惟有謝不往耳。』蟄仙遂嘿然去。
顧開會之先日，已有人遍發傳單，言不得另舉總理，有不附和者，其人即爲賣路賊。比開會，甫入坐即有千百人大譁，言應留湯。董事會眾應之稍遲，即大見斥詬，謂：『湯總理爲吾浙辦事，如此勤苦，而君等不即留，豈尚不以湯爲然乎？』董事會無稍異言，亦極贊同，於是是會也本以定總理爲目的，而後竟不復提，以致副總理欲辭職，亦不能言云。
秋間，蟄仙得雲南臬使之命，於是揣測紛紛。有謂彼必應命者，有謂不赴召亦不辦路事者，有謂必始終於路者。蟄仙對人言亦不一其說，而後來辦法乃皆出人意料之外。
有一事最奇，孫士頤者，於吾宗爲疏親，然素習於伯唐。戊申回杭，蟄頗與聯絡，然不過平常待友朋之道待之而已。今年孫又至杭，蟄乃極意相待，宴設優頻。數日，蟄以事赴申，孫亦刻日將去。蟄至申，特電留之，云：『尚有所言，且俟看潮。』至期，蟄果至，日事觴詠。孫意知彼將入都，必屬其釋言於汪，乃絕不及此。無幾，又赴申，孫不日繼至。甫入逆旅，則蟄已來約西餐，孫謂必將有命，而餐宴累日亦都未及。一日酒半，約同車赴愚園，孫謂彼或擇靜處相語，亦無有。忽約同至南翔，南翔鄉野，無足觀覽，孫謂其有謀野之獲，亦不然，但言明早返杭，再至京相見而已，孫謂無事矣。夜回客店，則又以名刺親至辭行，孫次晨詣車站送之，孫時大悟，曰：『我真愚！湯君之厚我即暗以和解於汪託我也，豈待有言哉？』孫至京，即往伯唐處，且以湯雅意告伯唐，伯唐頷之。然湯至京，拜孫不拜伯唐，伯唐往拜亦不見，對人曰：『吾焉敢見如此大官？』孫至此，始知湯前此所爲全是空中布景，賢者不可測，一至于此。
今年劾盛一電則尤失之拙，蓋謂盛誘我浙人於拒款之途是直自處於被紿之列，則從前之爭皆爲錯誤。此實自破樊篱，誠不解蟄之拙，一何至此？
以上皆言其對於朝廷，對於大局之未是。至其辦事，以表面言，勝於他處多矣。其刻苦節省，決非他人所能及。惟有人言其辦事錯誤之點，亦不忍略舉之以供研究。一勞苦太甚，而實有過分之處。蓋蟄仙性不能任人，無論何事，皆欲過目，於是分任之人既無專權，即無責任，而無事不待總理以舉。既事有不能，即懸事以待，而延擱多矣。甚至一條子、一信面亦須自寫。每日之報悉須覽閱，徒勞蔽精神，而爲功蓋寡。一則與商人太不接洽，自去年大會，不舉總理以後，而著名商董數人均登廣告辭商董之事。問之，則謂：『湯君賢勞，吾輩咸所敬重。顧吾輩欲陳之事悉不能自達，與其將來坐誤大事，不如早辭爲幸。』聞向來董事等見總理欲有陳白，蟄仙即先自大發牢騷，以訖其去，人之言閟不得出。後有人請其以五分鐘之時間，容彼陳說，乃未及二分，而蟄仙已以語相隔斷。以學界中人以極小之股而專執其權，雖蟄仙亦不能自脫，可怪也。一則對於外人不覺隔膜。蟄仙本無外交才，故對於外人惟以抗拒爲唯一手段，而一無操縱之術。不見濮蘭德固爲錯誤，後來對付洋工程師亦是如此，故動輒齟齬。
總之，蟄仙之於路，究欲始終其事乎？抑欲借端自脫乎？其對於汪、盛，誠惡而思去之乎？抑以爲題目乎？外交之爲難，彼誠不知乎？抑故意示異乎？吾輩淺人，實不能測。惟有可斷言者，則蟄仙之識見、才能、經驗，實不能辦此事，且相去甚遠。觀彼於對內對外，絕無可法，惟知說蠻話爲種種挾制之計，亦足知其無能矣。
至政府對於此事則尤無可言，並未嘗以大局爲意、以事之妥貼與否爲意，惟知敷衍。敷衍不成，乃至決裂。於各方面之如何，亦極不研究，夫何足云？
最可嘆者，則凡官界、學界、商界以及事中事外之人，至今無人肯徹底研究者，惟隨時上下而已。吾國人如此，何以自立？
以上不過言浙路近年之情狀耳。至全國鐵路自辦一事，發起於浙，而踵於處省。今反覆研究之，乃知其爲大謬焉，試列其說如下：
全國自辦鐵路，非獨中國無此財力，即各國亦不能如此。而勉強爲之，耽延時日，轉至靡費，且有各種影響。
我國實無辦此事之人才。蟄仙固未足副其任，而已遠勝於各省。各省則惟知攫金錢者甚多，故無一成績可言。
分省之誤，不特此宜以路分，不宜以省分，而因此益深分省界之習。且將來必致因分省界而各據其利益，事愈不可爲。
冒稱商辦之不正。按此事應由國家劃定若干路，若國家不自辦而招商爲之，則必以大商家數人主其事，而招股以足之，始可云商辦。若憑空以一二紳士主辦，名曰公舉，實數人主之，其後則漸落於全省有勢力人之手，或爲刁紳劣監分頭把持，則爲禍更烈。今各省或未至是，然觀此據彼攻之象，則距此亦不遠矣。
以上四條言前此主持之誤也。而最誤人者，彼將以招股爲主，其辭或過激，謂『借款辦路即路亡，路亡即國亡。』其實善爲之何至此？京漢、京榆，固未亡於外人手也。更有打破後壁一語，則設如我不善自爲謀，他人只一舉手已爲所得，何待造路開礦之紛紛哉？惟數年以來，我國以自辦鐵路，語言過激之故，外人遂指我爲排外，不幸而與英交涉最多，於是中英之交遂疎，日本乘機益親英，關係甚巨矣。
記賠款鎊虧之爭執
庚子賠款載於約章者，實庫平銀四萬五千萬兩。然後來由上海道按月付款時，仍須按金價伸算。如金價貴則須另籌款以益之，所謂鎊虧是也。於是江海關道今山東巡撫袁公起而爭之，各督撫亦有電外部爭之者。且與外人約：於此爭執期內，按月應解之款暫存銀行，俟議定再撥付而認其息。後外務部與各國公使再三辨駁，卒不能勝，遂飭上海道如數撥付。然因此波折，既須付數月息錢，又適當金價漸漲之時，多付之銀殆數十萬，而各署所付電費尚不在內，一時聞者莫不扼腕，以爲約文明白如此，而吾外務部猶不能得之外人，爲可恨也。後余入京，細訪其事，始知竟無從爭，且轉爲外人笑也。蓋初寫正約時，各國咸照其本國幣制書之，如英爲若干鎊，俄國若干盧布之類。合肥相國曰：『此真囉嗦！』合之吾國之銀究應若干，吾觀之殊不了了，意兩宮亦必不了了。於是各公使商量久之，各合成中國銀數，攢湊拼合，而去其奇零，始合成中國庫平銀四萬五千萬兩。告之合肥，又恐吾國之據以銀數計也，復註曰：『即英若干鎊，法若干法郎』等語，合肥遂命書於約後。各使慮吾遂以銀計，見合肥必伸言之，合肥必唯唯曰然。各使終不釋然，遂促合肥作一函與領袖公使，聲明賠款載約章者，雖作庫平銀四萬五千萬，然按月付款時，仍須以金價高低爲伸縮云云。試問如此鐵板註腳，尚何從爭執？竊怪袁公爭此時，外務部何不竟以此告之，豈袁知之仍欲固爭耶？抑外務部始終未以此告耶？誠令人不解。惟因此一爭，袁又得數月賠款之利息，又得大名，亦倖矣哉。
記美國退款興學始末
近來美國以退還賠款，大得感情於我國。顧其還我款也，嘗虛懸以引我，而不遽予也。始則微示其意而使我就之，即就之矣則又限我以用此款之途，又久之則曰必用之教育，至去年則又進一步曰將設大學於美國，而使我之人往學焉，而由此德遂設大學於青島而使我以學生往，英亦設大學於香港而使我以學生往。吾不知此於吾國前途關係如何也，而我朝廷感之，我社會感之，我學界、商界中人且舍近年工約之意見而感之。一似美之此舉，義聲直震天地矣。
抑吾有疑矣。彼其還我款也，非謂不取我款也，謂彼時誤算多取。今劃其多取之數，使我按期得扣還也。夫以理言之，則彼先時不應誤算，今覺其誤而還之我，謂之正直可矣，謂於我有加惠則不可也。吾外部謝其使，吾出使大臣謝其外部足矣，而又派專使焉，而又因是大施隆禮於艦隊焉。最奇者，當美之艦隊至廈時，吾上海報界公議電致其統將，代表國民謝意，無乃使彼失笑歟？其奇又奇者，則浙江洋務局員王某忽擅請於浙撫，亦發電往也。夫各省之事皆統於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已派專使往謝，則各省在其中矣。而忽然中間一省自行往謝，不知全球各國中有此規矩否。
以予所聞，美之還美款別有因也。當《
辛丑和約
》將定時，慶邸以賠款爲太鉅，或獻策請與美使商之，美使曰：『此事宜再與一二國商妥。俟公晤時，貴王大臣先以此意相請，有二三國應允，則他國不能立異，斯事濟矣。我國與貴國新親睦，當首先應允也。』緣是之故，美國以此事當辦到，暗中特續增其數，以備削減。不意慶邸未以此事告合肥，合肥已以賠款大數電告兩宮，已得允諾，事遂作罷，然美人續增之數則仍算入四萬五千萬兩之內，故有核還賠款之事。
又所謂退還賠款者，非美人以現金若干還之我也。不過使我於每年應還之大數中得減若干耳。吾國近年支持賠款不足已甚，得減若干，殊未有盈餘可言。譬如每月應還人百金，而力僅能籌七十金，即使人允我每月少還三金，向之月短三十金者，今不過改爲短二十七金耳。雖於羅掘之力少紓，而其爲短絀則一也。而吾國人都若已見爲有此金者，或欲得以辦東三省事，或欲得以治陸軍，抑何可笑。輾轉之間，而用此款之權亦卒爲人所限制，無絲毫自主權也。
記道勝銀行之存款
光緒二十一年，我假俄、法四萬萬法郎，爲還日本之需，其實皆法之款也。俄於其中劃留庫平銀五百萬兩，爲與我合開華俄道勝銀行之用，並立約五條。約文略粗，並不言銀行如何辦法，亦不言俄出資本若干，時我戶部中人有言應定合辦之法並詳細條文者。翁相國時爲戶部尚書，斥之曰：『与外人交接，以少與作緣爲是。』遂悉聽之。俄人仍歲計其盈絀，而以應得盈餘歸之我。彼時戶部劃作何用不可知。辛丑以後，張冶秋尚書辦學務，以款無出，奏請撥道勝之息爲學務之用，嗣後每年皆由道勝歲計盈而付之外務部，外務部轉交學務處，惟其數多少不常，多時爲二十餘萬，少時止十餘萬，近年乃幾至無有。不知吾國學務將來又恃何款舉辦也。
光緒三十年至三十一年間，忽有俄人已將此款乾沒不認之說，其事將登諸順天時報。而曾君敬詒亦力言之，且謂宜令各華報登載其事。余問諸學務中人，咸曰：『並無此事。如無此款，則年來何所取辦？』余以語曾，曾曰：『彼等烏足如此。學務之需出各省籌濟耳。』余又以詢學務處之會計楊君，楊曰：『實取之道勝。以年年皆與外務部接洽也。』余又語曾，曾笑曰：『此或道勝補付庚子以前之款耳。若近年必無之。』余又詢楊，楊不能言其詳，後又遇外務部饒君，始知確係道勝每年付盈於外務部，又轉付之學部，而曾君必如是言之，異矣。後乃知中有利其事者，以訛傳訛，而散此謠於外人。而匯豐與正金欲剩此擠道勝，故如此耳。
尤可異者，都中士大夫多謂道勝之五百萬實係虛款，我國並未付。俄乃虛記此數，而歲撥所盈畀我，買我之歡耳。噫，彼豈知此款實在俄法款中撥付乎？且我之於俄法款也，按月付息四釐，今道勝則多時不過四五釐，少且無有。俄法款按限歸清，道勝款既無歸期，久且無着，是吾國即此一事，所受虧損已不可勝言，而悠悠眾口乃謂之虛款，怪矣。
記股票投機之害
以各種大公司股票之漲落，吸收人財，使人以千百萬倒入其中，此事歐洲人時有之。雖無賭博之名，然實與賭博無異。各國常思禁之而未得策，蓋彼弄機巧，雖明知其姦慝，竟無法以制之。逮至今年橡皮公司價格之漲落，吾國商人受累數千萬，市面爲之震動。茲將逐年所聞，略述於下：
前有耶松船廠股票驟然加價，甚至廠中常用之律師某君亦以爲信然。其文案蔡君方以賣空法賣去若干，某大怪責，謂其爲此顛倒事，蔡則速更買之。已而得英倫消息，言此項股票已大跌，經理亦無報告書，在上海之華洋商人受遇無算。
公和祥股票者，爲上海怡和洋行及其各種產業股分。每股一百兩時，華人所購者、稍知商務之人咸謂苟能得其股過半，則權即入於華人手中。不特租界中重要產業可以收回，且產地多扼要。若建筑物業，大可獲利，因勸人廣購。是時忽有印傳單分送商界者，似出西人手筆，大略謂主此義者實有意愚人，宜加審察。華人見者以爲必西人忌此事，故爲此，後乃查知該洋行原訂之合同內有一條，謂公司中但佔一股，其權利仍與前無異。於是乃知前此計劃之誤。而存股票者，以銀行限期到，無款籌還，則跌价售之。各人一聞此信，於是賣者紛紛，遂自每股一百四十兩跌至五六十兩，大商家因此倒者紛紛。
藍格紙者，近數年頗盛行於上海。凡有體面之商人，鮮不買藍格紙股票，蓋美國某處煤油公司之股票也。自一百兩張至四五百兩，至宣統三年則直至一千四五百兩。傳言煤油礦中忽得金剛鑽礦，聞者皆動心。五月間忽聞礦漸枯竭，遂跌至一千一百餘兩。
最受害者，莫如今年之各種橡皮公司。公司約有七八家，有謂怡和洋行所辦者，有謂某某洋行所辦者，大率皆指上海著名洋行爲旗號，故銷路甚易。至各公司有雖種樹而未出貨者，有僅有曠地並樹未種者。而售股票時，搖煽之法甚多，有每股十兩，遣人在外揚言股已售罄，遂增至十二餘兩。又如某某人壽保險公司，以五兩之之股，先賣二千股，並須先定，故未出票之時，已逐漸增其價，即令人在外收股。人見股份價加而銷速，謂必大佳，即將股存留不肯售。殊不知公司實遣人乘眾人相信之時，陸續售去八千股，每股賣二十餘兩，已而漸跌至十餘兩。又有公司當賣股時，聲明隻賣十二點鍾，果皆信之，爭往購買，未屆時股已罄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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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上海信昌珠號被騙巨款事
上海信昌珠號爲蘇人所開，其擋手則陳姓也。庚子夏間，我駐美使館參贊壽金甫太守回國過上海，以向與信昌往來，故與陳盤桓頗洽。壽因言與上海美國所開益生洋行之總管佛裴克諗，佛裴克將回國，頗願與信昌作一大交易，陳因於西五月六號偕壽至益生見佛及其第二人，亦言及此事。已而佛及行中華帳房關子平同至信昌，議定代售珠寶一節，言明如能銷去，照價付銀，如不能銷，原貨交還，所有關稅、水腳保險等費，信昌不管，貨价亦不起利。訂定照限，售多之款，均歸該行所得，或付銀，或退還，言明七個月清楚。旋於十八號，該總管派一洋人，偕關帳房至信昌，選取珠十粒、寶石二十二顆，共計價二萬七千八百二十九兩，取去後當時掣回該總管簽名之收單，嗣至七月初陳至該行詢問，據云：『外國收貨電已到，俟銷去即可如數付銀。』以後月去數次，均據云：『已交該行總董看過，不合用場，擬轉寄英國銷售。』陳告以：『不必轉寄他處，如美國不能銷去，即可寄還可也。』該總管云：『如不吝惜水腳等費，稍緩時日，必可售脫。』云云。他日又去，該總管之弟適於是日回國，云：『遲至回申日，或貨或銀，定可了解。』不意回申后，竟不至信昌。陳於他處查悉，即往催問，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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