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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渭占至京師。見足下所為《聖木行狀》，無世俗蕪濁之氣，因謂如此人當益勸學，俾治古文。適得來示，乃復記憶丙戌之春，聖木為言生徒中有秀出者，即足下也。
僕聞諸父兄：藝術莫難於古文。自周以來，各自名家者，僅十數人，則其艱可知矣。苟無其材，雖務學不可強而能也；苟無其學，雖有材不能驟而達也；有其材，有其學，而非其人，猶不能以有立焉。蓋古文之傳，與詩賦異道。魏、晉以後，奸僉汙邪之人而詩賦為眾所稱者有矣，以彼瞑瞞於聲色之中，而曲得其情狀，亦所謂誠而形者也。故言之工而為流俗所不棄。若古文則本經術而依於事物之理，非中有所得不可以為偽。故自劉歆承父之學，議禮稽經而外，未聞奸僉汙邪之人而古文為世所傳述者。韓子有言：「行之乎仁義之途，遊之乎《詩》《書》之源。」茲乃所以能約「六經」之旨以成文，而非前後文士所可比並也。姑以世所稱唐、宋八家言之，韓及曾、王並篤於經學，而淺深廣狹醇駁等差各異矣。柳子厚自謂取原於經，而掇拾於文字間者，尚或不詳。歐陽永叔粗見諸經之大意，而未通其奧賾。蘇氏父子則概乎其未有聞焉。此核其文而平生所學不能自掩者也。韓、歐、蘇、曾之文，氣象各肖其為人。子厚則大節有虧，而餘行可述。介甫則學術雖誤，而內行無頗。其他雜家小能以文自襮者，必其行能少異於眾人者也。非然，則一事一言偶中於道而不可廢，如劉歆是也。然若歆者，亦僅矣。以是觀之，苟誌乎古文，必先定其祈向，然後所學有以為基。匪是，則勤而無所。若夫《左》《史》以來相承之義法，各出之徑塗，則期月之間可講而明也。
來示云三至京師，聞僕避客，次且而不進。僕敢自侈大哉？凡叩吾之廬，多汲汲於名稱，而欲僕為之羽翼者也。如是，則務學之根源絕矣。僕疾病衰疲，安能舍己所務，與之估估而喋喋乎？若足下資材既有可藉，而渭占又極言內行之修，固所願見而重以此事相勖者也。八家集，僕無暇點定。足下所知識有在京師而能任此者，當以舊本付之。是不可得，則俟會面而講以所聞。僕嘗為《儀禮喪服或問》，《戴記》附焉。此人道之根源，以足下方讀《禮》，錄其易忽者數條以質，惟切究之。餘不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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