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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禮》自《注》《疏》而外，君儒解說無多。所難者，辨《注》之誤，芟《疏》之繁，抉《經記》所以云之意，以發前儒未發之覆耳。故僕始議人刪三經《注》《疏》各一篇，擇其用功深者各一人，主刪一經注疏，一人佐之，餘人分采各家之說，交錯以遍。然後眾說無匿美，而去取詳略可通貫於全經。爾時，公即手書以示諸君子，而應者甚稀。其後王學士分主《儀禮》，甘司馬主《戴記》，更立條例，計人數，俾各纂數篇。僕為言：「人之意見各殊，所學淺深亦異，分操割裂，則一經中脈絡且不能流通，而況三經之參互相抵者乎？去取詳略之大凡且不能畫一，而況別擇之精粗，刪剟之當否乎？」眾皆默然。僕曾以告公，未見宣布。退而思曰：「豈謂吾不宜越畔而耘哉？」用是不敢固爭。
今更以《儀禮》相屬，雖已成之例，難以改更，而後此規模豈可更不早定。夫《周官注疏》及《訂義》《刪翼》諸本，皆僕所點定也。其未定者，獨《永樂大典》中所錄取耳。分纂二三君子皆用功多年，私心竊謂：庶幾乎可畫一矣。及各成數冊，比類而參校之，雖大體不失，而去取詳略，意見多殊；分剟屬聯，措注亦異。僕與鍾君宛反覆討論，以求其貫通，所費日力，幾與特著一書等。觀此，則《儀禮》《戴記注疏》及各家之說，樊然殽亂，而宿無定本者，其端緒之難理，殆有甚於斯矣。
李侍講南還，既以潘進士嗣事，則未竟之書，宜以相付。但僕見士友間留心於是經者甚少，望公面詢潘君暨姚征士，擇定一人，俾速就功役。俟稿本既就，僕當手訂一篇，並作按語，就中擇能者一二人，依式討論，俾彼此不相抵。若《周官》卒業，衰病之身尚留人世，自當與諸君子早夜孜孜，不敢畏難而誌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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