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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樂》《律》《曆》四書，或曰褚少孫所補，或曰蓋子長為之而未具，皆非也。其序《禮》《樂》，用意尤深。蓋太初所定改正朔，易服色，已具《曆書》及《封禪書》；至宗廟百官之儀，則襲秦故，不合聖製者。漢之樂，自文、景以前，習常肄舊而已。武帝所作十九章，文雖爾雅，然自《青陽》《朱明》《西曌》《玄冥》而外，多諛誕，且非雅聲。其甚者，如《太乙馬歌》，則汲黯所謂先帝、百姓不知其音者，故止序其大略，而不復排纂為書。蓋傷漢之興，幾無所謂禮樂也。故於四時之歌明著其恉曰：「世多有，故不論。」則非為之而未具，明矣。其續以《戴記》、荀卿之文，或乃少孫所為邪？漢之樂既無可次，而律則往古成法，故獨著其通於兵事，以為法戒。武帝改曆，雖由公孫卿劄書，而洛下閎運算，日順夏正，於曆術則無可議者，故直述其事。由此皆著書之義法，一定而不可易者，非故欲如此也。
其後四書，論繫於書後，亦各有義焉。蓋《河渠》《平準》，非若《禮》《樂》《律》《曆》可前序其事，而以名物度數次列於後者。《封禪書》所載諸畤諸祠，雖有方色牲幣之數，而皆秦、漢間妖妄不經之制，且與封禪無與也，故其事並詳於書，而略見己意於後。惟《天官》宜與《律》《曆》一例，特家世所掌，有獨傳其精義者；災異之變，有親得之見聞者；諸家之占，有考之而不合者，故列次眾法於前，而以己意詳論於後，所由與《律》《曆》二書異也。七書皆通古今，而《平準》則漢一代之制，故獨以古事附論於後而誌慨焉。
《樂》《律》《天官》三書之末及《律書序》前後各附贅一節，意義無可推者，或亦少孫所為。然《秦紀》亦別載襄公後二百餘年事。豈子長摭拾舊聞，始將采用，後復置之，而錄者不知而妄附與？是未可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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