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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儒臨川吳氏《三禮》之學，惟《戴記纂言》為當；高安朱公可亭重訂焉，辨析開闡自為之說者，其多與吳氏等，而精密則過之。其書行世久矣，而必欲余為之序，蓋公抱疾數年，惟經學為孜孜，時與余商論，而見謂微有知也。
余嘗怪《詩》《書》所傳，出於唐、虞、三代之卿相者十八九，而漢、唐以後，以經學相承者，皆憔悴專家之儒，卿相則無一有焉，其能者不過於詩賦辭章得其崖略而已。蓋古之人必德之盛，學之優，然後任此位；後世或以勳勞，或以地勢，又其次則科舉之士累日積久以致之，則其心不能專，而日有不暇給，固其宜也。惟本朝安溪李文貞公《周易通論》《
尚書
•洪範傳》所見有進於前儒者，而近復見公此書及《儀禮節略》。蓋二公於諸經，皆沉潛反覆，務究其所以云之意，而二書尤平生精力所專注，宜其可以逾遠而存也。李公早歲登甲科，五十以後，始開府於畿南，其在中朝，皆文學侍從之官，其於講學治經，固宜寬然有餘，而公自翰林出為縣令，遍歷煩劇，以晉大府，使眾人當之，宜無晷刻之暇，而能深探乎禮意若此。蓋公自承親事君以及治家交友，皆應乎《禮經》，「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故所得不可以恒情測也。
抑吾因此有感焉。自聖祖仁皇帝篤好《周易》《尚書》，竟世講誦不輟。聖上繼序，郊廟禮器，冠服差等，多依古《禮經》。制詔所頒，常引《周官》之法度，而二公各應期而以經學鳴。《記》有之。「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是以「生甫及申」，推本以為文、武之德。故余因序是書而並發斯義，俾後公而生者，益愾乎有志於諸經未發之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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