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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岌，天水人也。姚興時當孝武太元九年歲在甲申，造三紀甲子元曆，其略曰：治曆之道，
必審日月之行，然後可以上考天時，下察地化。一失其本，則四時變移。故仲尼之作《春秋》，日以繼月，月以繼時，時以繼年，年以首事。明天時者人事之本，是以王者重之。自羲皇以降，暨于漢魏，各自制曆，以求厥中，考其疏密，惟交會薄蝕可以驗之。然書契所記，惟《春秋》著日蝕之變。自隱公訖于哀公，凡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有六。考其晦朔，不知用何曆也。班固以為
《春秋》因魯曆，魯曆不正，故置閏失其序。魯以閏餘一之歲為蔀首，檢《春秋》置閏不與此蔀相符也。《命曆序》曰：『孔子為治《春秋》之故，退修殷之故曆，使其數可傳于後。』如是《春秋》宜用殷曆正之。今考其交會，不與殷曆相應。以殷曆考《春秋》月朔，多不及其日。又以檢經率多一日，傳率少一日。但《公羊》經傳異朔，于理可從。而經有蝕朔之驗，傳為失之也。服虔解傳用太極上元。太極上元，乃三統曆劉歆所造元也，何緣施于《春秋》？于《春秋》而用漢曆，于義無乃遠乎！傳之遺失多矣，不惟斯事而已。襄公二十七年冬十有一月乙亥朔日有蝕之。傳曰：
『辰在申，司曆過，再失閏也。』考其去交分交會，應在此月，而不為再失閏也。案歆曆于春秋日蝕一朔，其餘多在二日，因附《五行傳》。著朓與側匿之說云，春秋時諸侯多失其政，故月行恒遲。歆不以曆失天而為之差說，日之蝕朔，此乃天驗也。而歆反以己曆非，此冤天而負時曆也。杜預又以為周衰世亂，學者莫得其真。今之所傳七曆，皆未必是時王之術也。今誠以七家之曆，以考古今交會，信無其驗也。皆由斗分疏之所致也。殷曆以四分一為斗分，三統以一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三百八十五為斗分，乾象以五百八十九分之一百四十五為斗分，今景初以一千八百四十三分之四百五十五為斗分。疏密不同，法數各異。殷曆斗分粗，故不施于今。乾象斗分細，故不得通于古。景初斗分雖在粗細之中，而日之所在乃差四度，日月虧已皆不及其次，假使日在東井而蝕，以月驗之，乃在參六度。差違乃爾，安可以考天時人事乎？今治新曆，以二千四百五十一分之六百五為斗分，日在斗十七度天正之首， 上可以考合于春秋，下可以取驗于今世。以之考春秋三十六，蝕正朔者二十有五，蝕二日者二，蝕晦者二，誤者五，凡三十三蝕。其餘蝕經元日諱之名，無以考其得失。圖緯皆云三百歲斗曆改憲，以今新曆施于春秋之世，日蝕多在朔。春秋之世，下至于今，凡一千餘歲，交會弦望，故進退于三蝕之間。此法乃可永載用之，豈三百歲斗曆改憲者乎？甲子上元以來，至魯隱公元年己未歲，凡八萬二千七百三十六。至孝武太元九年甲申歲，凡八萬三千八百四十一算上。紀法二千四百五十一，周天八十九萬五千二百二十，章月二百三十五，章歲十九。五星約法，據出見以為準，不于元本。然則算步究于元初，約法施于今用，曲求其趣，則各有其宜，故作者兩設其法也。岌以月蝕檢日宿度所在，為曆術者宗焉。又著《渾天論》，以步日于黃道，駁前儒之失，并得其中。其論曰：余以為子陽言天陽下降日下熱，束皙荇天體存于目則日大，頗近之矣。
渾天之體，圓周之徑，詳之于天度，驗之于晷影。而紛然之由人目也。參伐初出在旁則其間疎，
在上則其間數，以渾驗之，度則均也。旁之與上，理無有殊也。夫日者，純陽之精也。光明外曜以眩人目，故人視日如小。及其初出地，有遊氣以厭日光，不眩人目，即日赤而大也。無遊氣，則色白大不甚矣。地氣不及天，故一日之中，晨夕日色赤，而中時日色白。地氣上升，蒙蒙四合，與天連者，雖中時亦赤矣。日與火相類，火則體赤而炎黃，日赤宜矣。然日色赤者，猶火無炎也。光衰失常，則為異矣。
論曰：古人驗昏旦中星，非特紀時候，且以考日所在也。岌以月食極知日度，其所得更準切矣。西人言蒙氣差，能升卑為高，映小為大，與岌所稱正合。然則蒙氣反光之差，不待第谷而後始明其理也。《論天》一篇，《隋志》以為安岌之語。錢少詹大昕曰：『安岌』當為『姜岌』，字脫其半耳。其文即《渾天論》是也。此確不可易，故采掇《隋志》著于篇。
據
《書。
律曆志
》
《
隋書
·天文志》
《
疇人傳
》
姜岌一文似未成。宜善
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