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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公羊傳者,
孔子
《
春秋
》之傳也。與《
左氏
》、《
穀梁
》並為「春秋三傳」。後世咸以為解《
春秋
》大義之書。
孔子
作《
春秋
》,以記事為條貫,以
大義
微言
為經緯。其辭微而不顯,其義指深厚。其文為褒貶之辭,
諸侯
大夫
遂不可輕易聞而得也。故文簡而深,義晦而廣。
緣起
孔子
自衛返魯,修明文獻,本願述而不作。然西狩獲麟,端門授命,天降赤書,命曰:「趍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孔子感意,知己將歿而學恐無傳,乃發諸記注,得百三十國之寶書。乃據
魯
史,立新
經,筆則筆,削則削,文成數萬,其旨數千,為後世製法,曰《
春秋
》。而授之以
子夏,
子夏
授《春秋》予
齊
人
公羊子
名高,
公羊子
乃約聖賢意,為《春秋》作「傳」,以明大義微言,製作之法,遂成《
春秋公羊傳
》。
傳習
公羊子傳《春秋》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期間年月或久,若本《傳》中「子沈子」、「子司馬子」、「子北宮子」者,亦其傳授經師也,不盡必出於公羊子。至於當時大儒若
孟、
荀
者,亦有得其傳授。
漢
興,天下初定,至
景帝
時,公羊壽乃與
齊
人胡母子都著於竹帛,傳習天下。
董仲舒
者,亦從壽處得習經傳,
司馬遷
曾從之學《春秋》焉。
仲舒
上書
武帝,曰「天人三策」,言
天人感應、春秋孔子之法,武帝大喜,遂廢
百家,獨尊
儒
術,以公羊立於
學官,為最尊之經。又
公孫弘
學《春秋》說,以《公羊》之義為宗,干武帝,至於
丞相
。於是天下鄉風,公羊之學大盛,學之者,若
马宫、
左咸
之徒,至於卿相。天下咸以《春秋》大義為論事之據,以《春秋》為
孔子
為
漢
室製作之法。而
讖緯、
陰陽、
災異
之說遂興焉。
後漢,《公羊》仍為
顯學,傳習不絕。然《
左氏
》、《
榖梁
》並起,
馬
鄭
諸人,咸宗《
左氏
》,摒除《公羊》。而
何邵公
休者,獨有慧眼明智,以《公羊》為宗,閉門潛思數年,目不窺園,乃作《公羊傳注》,以救此經于萬一。然歷數至此,非人所能,漢亡,公羊遂微。至於
六朝
隋
唐,學者唯知有此經而已,俱不傳焉。
唯
唐
徐彥,能明經義,上承
邵公,作《春秋公羊傳注疏》。至於
宋
元
明
時,又微焉。
清
興,
考據之學
盛,
孔廣森、
陳立
相為《公羊》作注。至於清季,而
莊存與、
劉逢祿、
龔自珍、
魏源、
康有為、
崔適
諸大家並起,發明古學,力興《公羊》家法,為近世之公羊家焉。此諸人倡言變法,力呼維新,以
孔圣
之道為新世之法,
中華
學術,為之一改。至於今日,有
蔣慶
為言公羊學之宗,著《公羊學引論》,為使《公羊》與當今之世能有所合焉,亦為使「政治之儒學」所能重興也。
書義
公羊之傳,以明孔子大義微言為道也。有「改制」、「大一統」、「張三世」、「大復仇」、「辯夷夏」之說。其義,乃所謂「非常異議可怪之論」也,為昏君亂臣所不能容,故隱晦也。
「改制」者,「托古改制」之謂也。
孔子
作《春秋》,以誅滅亂臣賊子,撥亂反正,立一新朝,以「春秋」為號,以為「素王」、「文王」,於《春秋》中行天子之權。使一字之褒,榮于華袞;一字之貶,加于斧鉞。改
周
舊制,新
周、故
宋、據
魯,以《春秋》當新王,以明
孔子
之志。后
康有為
襲之,作《孔子改制考》,亦為變法之本。故
孔子
嘗謂:「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以《春秋》最能明
夫子
之志故也。
「大一統」者,言盛讚天下一統也。《春秋》以「元」為最大,「元」統「年」,「年」統「春」,「春」統「王」,「王」統「正月」。亦為天地之道,人文之法,盡在於此。故天下不可以不一統,不一統則大亂也。
「張三世」者,以世道運轉為「據亂」、「升平」、「太平」之世。人事之行,必從「據亂」至「升平」然後可得「太平」也。或曰,「升平」者,《
禮記
》所謂「小康」也,「太平」也者,《
禮記
》所謂「大同」也之世,其論可備一說。然三世漸替,是人事漸進之故爾。
「大復仇」者,《公羊》以為國家之仇,雖百世可復,亦為國家一體,萬民一心也,是愛國家之言。
漢武帝
以此為據,而伐
匈奴,曰:「復高祖白登之圍也。」「辯夷夏」者,以為文明、蠻野之際不可亂,華夏、夷狄之防不可無,不可使禮樂文章複歸於茹毛飲血也。
華夏
之國而行
夷狄
之禮,則書以貶絕之,
夷狄
之國而愿從
華夏
者,則稱之以義也。
它典
春秋公羊傳全文